朱靖江:从《羌戎考察记》到《丹巴调查报告》——庄学本嘉绒藏族民族志调研考(1934—1938)

发布时间:2022-12-30 21:58:00 | 来源:中国藏学 | 作者:朱靖江 | 责任编辑:

【作者简介】朱靖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国内有关嘉绒藏族的调查与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学者、摄影家庄学本也是早期参与者之一。他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社会,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他先后发表《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等文,在嘉绒藏族的族称与民族源流、土司制度、苯教信仰等多个领域皆有所开拓。庄学本在嘉绒藏族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对嘉绒社会实地调查时间较早,调研地域广泛且相对细致深入;其次,庄学本对嘉绒社会的考察,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主要领域均进行了系统性学术表述,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基本规范;最后,庄学本与嘉绒藏族诸多代表人物的交往,提供了地方历史建构的一些重要细节。除此之外,庄学本作为一名有人类学素养的摄影师,在考察期间先后拍摄数百幅嘉绒藏族照片,留存了珍贵的影像文献。庄学本在嘉绒社会的民族志考察活动,体现了20世纪前半叶一位文化工作者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艰难过程,其先驱式的调查工作与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仍值得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再评价。

【关键词】庄学本;嘉绒藏族;丹巴;民族志;影像人类学

庄学本(1909—1984年)因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持续考察与影像、文字记录,近20年间研究者日众。作为一位被“追谥”的摄影大师以及一名“夭折”的民族学家,庄氏复杂的人生履历与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串连起影像艺术、民族文化、历史、边疆学与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既内涵厚重,又颇具传奇色彩与时代意义,代表了民国时期的部分知识精英“在国疆边缘扮演知识的发掘者与沟通者的角色,将国族知识带入边疆,并将边疆的落后情况带给国人”。有关庄学本的研究始自中国摄影界对其早期影像作品的重新发现,此后陆续有传播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人拓宽研究领域,以庄学本之人生与作品为核心,探讨中国西部民族与边疆社会变迁、国族身份建构等更为复杂、专门的议题,其中亦包括庄氏对羌族、彝族、藏族、土族、蒙古族等民族实地调查成果的再评价。

在庄学本考察的诸多西部少数民族及民族支系当中,他相处最久、了解最多乃至情谊最深者,笔者以为是嘉绒藏族。对嘉绒藏族的调查、拍摄与研究,构成了庄氏较为持久的兴趣,也催生出不少开创性的图文记录与考察报告,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古昆夷之遗族:西戎风物》(刊载于《良友》杂志1935年10月之总第110期)、《羌戎考察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出版)、《丹巴调查报告》(刊载于《康导月刊》1939年第7期)、《西康丹巴调查》(刊载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内容与《丹巴调查报告》基本一致)等。尽管从学理层面,庄学本的嘉绒藏族研究成就或未达到同时代大家如马长寿、林耀华等人的学术高度,但他作出的贡献依然不可磨灭,曾现江在《嘉绒研究综述》一文中即认为“庄学本是较早关注嘉绒的学者之一,在30年代,他先后根据实地调查发表了《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等文……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庄学本在嘉绒藏族研究领域的具体成绩如何,却一直少有系统介绍与分析,本文试作述评,以备征询。

一、庄学本对“松理懋茂汶”嘉绒藏族的考察(1934—1935年)

1934年5月,庄学本因追随“十三世达赖致祭使团”入西藏考察之计划未果,旋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身份,试图自灌县(今都江堰市)上溯岷江,经汶川、茂县、理番、阿坝草地而进廓落克(又称俄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通过实地考察,“略尽国民之责”,这也开启了他在川甘青“藏羌彝走廊”近7年往复穿行的漫漫长旅。值得一提的是,庄学本在成都遇到的第一个“蛮子”(当时四川汉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通用蔑称),便是一位名叫索囊仁青(汉名杨青云)的嘉绒藏族男子,后者作为向导和翻译,陪伴庄学本走完了这趟艰苦、险恶的行程。在《羌戎考察记》中,庄学本为索囊仁青专设一节,介绍其生平,并称“在我们决定了到廓落克路线的时候,他决然的宣示执鞭相从……在以后几个月中,经过不少的艰难困苦,他并没有二心,直到我们这一次旅行告终。这是戎人忠实美德的表现”。在索囊仁青的带领下,庄学本在嘉绒藏族世居地区的旅行可谓平安顺遂,获得了很多内部文化信息。

(一)“嘉戎”汉名的首次提出与解释偏差

1935年10月,庄学本在《良友》杂志发表题为《古昆夷之遗族:西戎风物》的图文报道,介绍他考察所见的“戎人”社会文化景观,也是第一次将“嘉戎”之族称与基本状况发表于内地主流刊物上:“西戎,在秦汉以前,是一强盛之民族,藏人称之作‘嘉戎’,现在散居于川边理番及茂县以西,西康丹巴以东之大小金川两岸,与什谷淖河上游之崇山叠嶂间,即蜀省所称‘五屯’‘四土’之地,占地万余方里,人口达五万人。除在理番、懋功一带戎民业已改土归流外,余仍沿用封建土司制,统治权永属贵族所世袭。阶级观念极深,平民与贵族婚姻不稍紊乱,故贵属男子恒以娶寡嫂婺婶为常,而多夫制亦流行于四土一带。一般生活,尚为半牧半耕时代,性情诚朴。唯梭磨土司之黑水一部较于旷悍,衣饰及饮食与藏人无大异,文字亦用藏文,语言则自成一系。建筑形式奇异,住所计分三层:下层畜牛羊,中层供住食,上层为佛龛经堂,顶层平坦,收获庄稼时便做农场之用。宗教完全受西藏之影响,红教、黄教并行其地。尊喇嘛为特殊阶级,凡生有二子者必以一送寺出家。西藏三大寺中戎族占其一,势力与西藏、蒙古喇嘛鼎足而三。戎人嗜酒,遇佳节吉期,以饮酒为乐,半酣即男女挽手歌舞,名‘跳锅庄’。跳锅庄有大小之别,大锅庄适于欢迎贵宾等,所歌多祝颂之辞,小锅庄适于家庭喜庆,所歌多属男女调情之辞,为该族中特异之风尚。”除上述文字介绍之外,庄学本还发表了“戎人”住屋、服饰、饮酒、采药、吹奏口琴、跳锅庄以及戎汉合璧之家和边民小学等图片十余幅,以展示其传统生活与社会变迁的视觉形象。

雀丹在《嘉绒藏族史志》一书中指出:“汉文史籍和报刊首次出现‘嘉绒’之称,始自民国年间学者庄学本,是他首次以汉字写用‘嘉绒’名称。”考庄学本最早以“嘉戎”指称川西北地区的“戎人”,应见于《良友》之《西戎风物》一文,此后,他又在《羌戎考察记》中设《西戎的名称》一节,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戎’,藏语称作‘嘉戎’(Gyarong),他们自称也是‘嘉戎’,意思是‘邻近汉人的民族’。当地的汉人,统称他们为‘蛮子’‘夷人’或‘番子’……西戎在周代曾与中原发生过很多次的激战,‘嘉戎’也许就是当时被征而流窜在山间的一支……‘夷人’‘蛮子’的名称含有若干藐视的性质,我们再不能这样称呼他们。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起见,并就共‘嘉戎’之音,应保存其古称‘西戎’为妥。”

庄学本认为“西戎”是“嘉戎”的古称,故应以此称谓命名这一边疆民族。这一方面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在民族问题上对“历史民族关系”的重视,正如王明珂所言:“其主要关怀,首先是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与传播关系,建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关联,及血缘与文化关联”,庄氏对“戎”的追古溯今,便是这一“从历史根源来根基化民族”的思维具现。藏学家任乃强认为“‘戎’是古人用于‘西夷’之通称,并非专指一族”,即否认嘉绒为“西戎”的说法;而在藏语中,“绒即指农区,‘嘉绒’一词的确切含义,似乎应归纳为东部川藏地区中以墨尔多山为中心,地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大渡河流域地区和鲜水河、岷江流域少部地区广大高山峡谷农业地区”,故庄学本虽然率先在汉文书刊中使用了“嘉戎”一词,但其所持“西戎”即“嘉戎”之说,却因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牵强关联历史记载,且不知藏语之“绒”与汉语之“戎”并无关系,故而产生了相当的误解。当然,庄学本也认为“这些都是历史上和人文地理上的问题,留待将来作专门的讨论。总之,他们界于汉藏两大民族之间,而自有他不与他族雷同之特点”。另一方面,庄学本从民族平等的立场出发,反对将“嘉戎”蔑称为“蛮子”“夷人”或“番子”,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

(二)对嘉绒村落的民族志考察:以八石脑村为个案

在《羌戎考察记》中,以庄学本对“戎民”的描写最为细致,主因或为嘉绒藏族的服饰、性情、习俗以及宗教信仰均迥异于汉、羌两族,有较为强烈的“他者”色彩,故庄学本的好奇心与创作欲较早先在羌族聚居地考察时更为热烈;此外,他的向导索囊仁青身为嘉绒藏族,也为他的考察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撑。庄学本在索囊仁青的家乡理番县八石脑村(今理县八什闹村)驻留多日,展开了一次对嘉绒村寨的民族志调查,并著述于《八石脑所见的戎民景象》一节当中。除了对“西戎的名称”“西戎的领域”进行简要介绍之外,他还记录并讨论了一些有价值的民族志材料。

1.关于嘉绒藏族“寓兵于农的屯制”调查庄学本记述了所谓的“五屯”——什谷屯、乾堡屯、上孟屯、下孟屯、九子屯在清朝的官兵额员、饷银与战绩等信息。民国时期屯制取消,“但屯制遗传下来的封建势力,还继续的存在”。他随同索囊仁青拜访了乾堡屯守备“桑君”,发现属民仍须“匍匐进去叩见”,而“屯上所有人事纠纷,皆取决于守备,如有不服,再讼于县”。这一观察也成为庄学本后续探访嘉绒守备、土司政权的起点。

2.关于嘉绒藏族的“衣食住行”调查庄学本将戎人男子宽大而束有红色腰带的服装,视作“披发左衽,夷狄之服”的“西戎”服制,仍在寻找古史遗族的蛛丝马迹。对于嘉绒少女服饰,庄学本尤其描摹细致:“用红、紫、蓝各色的绸缎做成宽衣博袖的大褂,四边绽着相称的花边……金的、银的、珊瑚的锁片,挂在她们胸前”,并称“她们的装束有很多种刺目的彩色,几乎像一群艳丽的花蝴蝶一样”。他还为身着盛装的嘉绒少女们拍了许多美照。

在饮食方面,庄学本对当地人自酿的“咂酒”尤有兴趣,将其称为“戎人唯一的恩物”:“咂酒:戎语为Chea,是一种青稞做的,用开水煮熟以后,装在酒坛中,加一种曲,涂上瓮头泥,隔二三天以后,就可以吃了。”戎人用空心竹枝插入酒坛,围饮数轮,以助歌舞乐事,是社交的重要媒介。关于嘉绒藏族的家屋,在八石脑,庄学本借宿于索囊仁青家中,观察到这种乱石砌成的房屋每层都有一定的功能和意义:“底下的一层是牲口的圈栏,中层是厨房和卧室……三层是一个经堂,里面供着佛像。他们的住宅布置,带着很浓厚的宗教意味,最下层是畜生道,中间是人,上面是神。”这些有关嘉绒藏族日常生活的描述,虽然缺少民族学学术范式的严格规训,却富于烟火气和人情味,体现出调查者在社区之中交流互动、构建理解津梁的文化努力。

3.对嘉绒藏族信仰与仪式的调查庄学本曾在八石脑村参观寨庙,在正殿中看到“释迦摩尼如来佛在正中的壁上,两边是观音菩萨莲花佛,同时一幕一幕的拉萨和日喀则神地之画,在黑暗中看来,更引起佛教的神秘和肃穆之意境”,这段描述得以初窥嘉绒藏族的佛教信仰。他于农历四月三十日参加了八石脑的山神祭祀仪式,写道:“山神是每个西戎寨落的护山之神,据说须仰仗他的神力呵护,才能五谷丰登,家宅太平。”庄学本穿过树木葱茏的“神林”,来到祭祀现场,“前面一个尖头型的乱石堆,堆中冒着青烟,在树林中缭绕……破屋里面坐着昨夜耍狮子的两人,都在高声诵经,一个前面挂一面鼓,一个手中执一副铜钹,诵经时敲着鼓钹。神树底下每月两次的热闹,直至午后才止”。由于庄氏初入涉藏地区时,对于藏传佛教、苯教及其神山信仰均缺乏知识储备,故考察记述多为表象描写,尚未触及这些信仰的精神内涵。但这些独具特色的民族表征,显然激发了庄学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当他于1936年追随九世班禅返回西藏时,在青海、甘肃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已然深谙其中的宗教系统和仪式细节。

(三)对嘉绒土司政权的考察

庄学本进入嘉绒地区的1930年代,正是土司制度在这一地区最后的维持阶段。大大小小的土司们虽然仍掌控着下属的土地与民众,却不得不被时代的车轮逐渐碾压到历史的尘埃里。庄氏之羌戎与果洛地区考察,原本便具有“丢失东北,开发西北”的边政目的,又有“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半官方身份,因此,在嘉绒土司辖地多能与这些地方豪强当面会晤,他又有摄影、冲印的才能,更可借此拉近与土司们的距离。在嘉绒地区的政治中心,庄学本陆续拜访了什谷脑守备杨继祖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这两位“土皇帝”都是在川西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前者被庄氏称为“什谷脑的林肯”,既解放了守备衙门中的奴仆,还开办了平民学校与夜校,试图使当地民众受到现代化的洗礼。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则是威风凛凛的“土皇帝”,所到之处,人民皆须匍匐下跪。庄学本曾多次慨叹:“他的威容真和皇帝一般。”杨继祖与索观瀛在嘉绒藏族土司当中,均为谙知汉文、顺应时势的一时豪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继祖曾任阿坝藏族自治州州政府副秘书长,索观瀛任阿坝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在《羌戎考察记》中,庄学本还介绍了嘉绒“四土”中“梭磨”“松冈”“党坝”三地的概况,特别是梭磨土司辖下的马塘,他用“马塘口岸的衰盛”“马塘焚毁的经过”“开辟马塘口岸的周折”“赎罪银子四千两”等多个章节,较为细致地讲述了因土司夺权与金矿纷争而引发的马塘商埠焚毁事变,从中可知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地方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出生于马塘的嘉绒藏族作家阿来在为《羌戎考察记》(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作序时写道:“当我把这本书稿打开,关于当年马塘如何被焚毁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个清晰而客观的说法。这些客观的描述与故乡那些似是而非的传说结合起来,也许会使我某一天用小说的方式,为故乡那个曾经繁荣一时,而最终因为时代变迁而沉陷于时间深处的驿站立传。”

庄学本1934—1935年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考察,一方面为嘉绒藏族留下了较早的影像与文字史料,其中不少都可成为“大传统”的历史佐证或“小传统”的民族志材料,按照为《羌戎考察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作序的考古学家陈志良所言:“本书取材,悉系实地考察所得,一无虚伪之言。”他进而认为:“至其(嘉绒藏族)风俗方面,奇特之咂酒、与康藏相同之跳锅庄、跳神、独木梯、汤水浴、奴隶制度与部落制度之遗留、多夫制、阶级制、喇嘛权威之高于一切、名贵的语言材料、神话传说,均系民俗学上之重要材料,可资研究者也。”直到今日,这些材料仍具有重要的边疆史地与民族文献意义,为我们认知那个时代嘉绒藏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视角。

二、庄学本对丹巴嘉绒藏族的调查(1938年6—7月)

1937年年末至1938年年初,庄学本遭遇人生又一困厄,他追随九世班禅入藏的计划因班禅大师在青海玉树圆寂而告失败,留在上海的家人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失去音讯。庄学本困在成都,既无家可归,报考航空机械学校投笔从戎的愿望也落了空。三月初,老友即首次入廓落克的翻译索囊仁青邀请他故地重游,以遣烦绪,庄学本便顺着灌县—茂县—理番的老路又走了一遭,沿途询问了些羌族以狗、羊、牦牛还愿的民俗,但并无太多的新成果。

此时恰逢刘文辉主导的西康建省进入筹备阶段,庄学本因任乃强先生之举荐,受聘担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并兼任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既得安顿与职司,他便继续游历与考察,特别是1938年6月来到丹巴,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考察了世居于大金川流域的嘉绒藏族。庄学本亲撰的《丹巴调查报告》亦先后于1939年的《西南边疆》《康导月刊》发表,以“总论”“经济”“民族”3章、近万字的篇幅,对这个极为偏远的土司辖地作了概要描述,该报告既显示出庄氏日益专业的调查水准,文本的书写风格也经历了从随笔式的旅行文学向民族学调查报告、科学民族志转变的过程。

(一)考察路线及田野见闻

庄学本于1938年6月19日自康定启程,靠步行和骑马,在丹巴境内的中路、大寨、莫洛、巴底、巴旺、革什咱、东谷等地做实地调查,至7月21日离开丹巴,考察时长4周。庄氏在丹巴的调查活动应是受西康省政府的官方指派,故得到了当地县长、土司们的协助,且有“乌拉娃”“乌拉马”等供其差遣。沿途土司、喇嘛、村长等还多赠送礼物如香猪腿等,庄学本言皆坚拒不受。

1.墨尔多山神庙在去往中路的途中,庄学本参观了墨尔多神山脚下的墨尔多山神庙,并在日记中写道:“这庙子的历史在乾隆时平定金川之乱,十三年不得平,清将战死于懋功一带者又数人,迨岳钟琪帅兵,兵至墨尔多山,迷道山中数日不得出,旋遇一番人骑黑骡为之向导,大军随之行乃得出山,一战而平金川后,惟此引道者为墨尔多山神,遂为之建庙塑像而祀焉。”庄学本所引用的这一民间传说,象征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有了达成共识,相互认同的空间和可能。而嘉绒‘神山’在此成为沟通双方的桥梁,对于中原王朝的‘效灵助顺’,使得地方神明获得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同时皇权也藉此与嘉绒地方社会建立起更加紧密、有效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对墨尔多神山的“春秋致祭”已告终结,庄学本所行经的墨尔多山神庙,“庙也只三间,庙中供的一个骑骡子的蛮菩萨定触,右边供的欢喜佛,上面多蒙着缎袍”,显示出嘉绒藏族苯教与藏传佛教杂糅信仰的文化传统仍存,它既是过往时代的一处遗迹,也依然是嘉绒社会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2.丹巴碉楼庄学本在丹巴考察一月有余,所居多在嘉绒藏族的村寨,而寨中高高矗立的碉楼无疑最为醒目,遂成为其考察测量的项目之一。1938年6月26日,庄氏抵达第一个主要调查点——中路村,由于大雨阻路,他在中路滞留5日,对当地碉楼作了较为详细的勘察。他攀上村长杨正元家的碉楼:“上午参观碉楼,由直径四五寸的独木梯上爬到顶巅……到了顶上,我们用绳索测量它的高度,共85尺(应为英尺,作者注);再自顶上统计,四周所见中路的碉楼共87个,但是中路面积不过数方里,尚有在山脚边未见的还不只廿个,总计碉楼超过一百个以上……碉多作方形,只有西边山坡上一个八角形,还有已残的两个,最高的碉在一百五十尺左右,中间只有少数的三四块到这个高度。”29日,庄学本勘测中路村的八角碉:“我们在碉顶上测量碉高适五十英尺,横径廿七英尺,碉的外形是八角,但是内部还是四方。”他还为杨正元家的碉楼与八角碉各拍摄了两幅照片,或为丹巴碉楼最早的存照。在其调查报告中,庄学本指出:“碉楼在大小金川特别多,东迄岷江,相连如林,尤以丹巴为最。据汉人云,系乾隆平金川之造物,查其分布路线颇为近似。但丹巴土人则以为尚在平金川以前,总之碉楼密集,实经过一严重军事时期,可断言者。”

3.土司群体庄学本在丹巴的一月期间,会见了当地嘉绒藏族的多名土司、头人,并判断丹巴之“土司千户制度,名亡实存。土人与讼,先通土司衙门,对土头等并有上粮、当差义务,总保村长依然世袭,其机构及权力与关外土司相同”。他先后拜访了巴底土司王寿昌(藏名尼玛汪登,1917—1990)、革什咱头人(总保)巴登与姜甲布、巴旺土司夫人登凤太(庄学本记为登凤台)等土官,了解民情风俗、物产生计诸项事宜。其中与庄学本往来较为密切者为王寿昌,庄氏初抵丹巴即与之结识,后又得其协助,在巴底调查造纸、婚俗与苯教历史等资料。在丹巴近现代史上,王寿昌为一不可忽视的风云人物。他于1929年以12岁稚龄继任巴底土司之位,却颇有威信。1936年,王氏曾在“亲信部众的怂恿下,纠集地方武装近千人,袭击黄经寺红军部队,致使百多名红军战士遭到不幸,从此,王和红军的关系完全破裂”。王寿昌此后亦成为国民党在丹巴的要员之一。然而,1949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后,王寿昌却是积极的响应者之一,起而拥护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参与剿匪平叛,并于1953年担任丹巴县县长,更主动申请“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土司制度,交出土地、枪支弹药”,成为丹巴土司制度最彻底的掘墓人。庄学本为时年21岁的王寿昌拍摄了两幅肖像照片,其一为全身像,王寿昌盘发蓄短髭,着藏袍配嘎乌盒,站立于江边一处玛尼堆旁;另一幅为王氏近景特写,头戴礼帽,目光炯炯,神色内敛而决断。

在巴旺,庄学本拜访了松安寺的堪布哲央丹增,这位曾到过南京、上海的藏族僧人,“态度很镇静。他也有一部留音机”,甚至还有几张庄氏也没听过的“新的留声片”。哲央丹增或是丹巴本土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之一,他开明进步,提倡教育,曾在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并于1951年担任了丹巴县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此外,庄学本在革什咱目睹了双“总保”并立且彼此敌视的情形:其一为原“总保”格绒汪登的妻舅姜甲布,另一为原加拉布头人世系的巴登,其父曾在丹巴“三土司之乱”后,被时任川边镇守使的陈遐龄委任为代理总保,再传位于他。“现姜洽与年老的人,而年轻的多反对他。”庄学本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他与王寿昌、哲央丹增、巴登等人的交往,也反映出西康筹备建省期间,“省府”特派人员与丹巴县内政治势力的试探、博弈关系,系嘉绒土司史研究的一种补充材料。

(二)《丹巴调查报告》内容概述

庄学本于1938年7月21日返回康定,并撰写《丹巴调查报告》。该报告完成后,先发表于《康导月刊》第7期(1939年3月出版),复以《西康丹巴调查》之名,发表于《西南边疆》第6期(1939年5月出版)。《康导月刊》为西康省属刊物,办刊目的在于提供康区的情况素材作为政府施政参考,具有官方气息浓厚、现实性强的特点,符合庄学本以“参议”身份衔命调查的咨政初衷;而《西南边疆》则是一本学术同人刊物,其主要作者多为知名学者,如楚图南、方国瑜、陶云逵、马学良等,庄学本撰述的《西康丹巴调查》入刊,也可说明其摄影师之外的学术身份逐渐获得主流学界的认知。

《丹巴调查报告》分“总论”“经济”与“民族”3章,洋洋近万言,并附丹巴县全图、杨正元碉房图、丹巴语言分布图与丹巴土司辖境图4幅手绘示意图——考其1925年曾在上海远东测绘洋行做练习生和职员,其绘图能力或由此习得。庄学本在丹巴拍摄照片数十幅,但并未随《丹巴调查报告》发表(《西南边疆》杂志则刊发了他的4张照片:丹巴县治、巴底黑教大寺、巴底甲龙娃男子、甲龙娃盛装妇女,以为文章的补充)。

在调查报告的“总论”部分,庄学本称丹巴“境内河流纵错,山脉复杂,致形成陡峻之峡谷……人民赋性驯良,且聪明活泼,汉化程度较其余番人为高,但土司制度尚未彻底废除,不免为政治设施之窒障”。由于丹巴兵燹连绵,他建议西康当局施政应以休养生息为重。

1.“经济”的量化调查庄学本在“经济”一章中,列举了丹巴地区农业、工业、商业、矿业、牧业、药材、林业、猎业等主要项目与产值、特色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条目下,均有较为翔实的数字,可做量化统计,如在“商业”之“输入品类”,计有“布:四八〇〇匹,每匹价三元五角”等;“输出品类”计有“麝香六〇〇个,每个八元,虫草二八〇斤,每斤四元,贝母一〇〇〇斤,每斤三元”等,他对于城中较大的商号也一一列举了名称、资本数额与客商来源。又如“农业”,在列举丹巴主要农作物的产量与价格之外,庄学本还着重记录了土司治下农田的特殊性质:“本县农田,多数差地,而为公有性质,只可押当,不能买卖。土地分配,河谷地每户一份,山坡地倍之,差徭负担则相等”,而“乌拉差”的负担数亦有详细列表,如“巴旺:四九〇户,牛差:四九头,马差:二〇匹。巴底:六七八户,牛差:六七头,马差:三〇匹……共计:三二六八户,牛差:一〇八八头,马差:二五〇匹”等。定性与定量的调研方法被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庄学本对于丹巴的主要产业亦有着重介绍,如在“矿业”之中,他指出“矿以云母为最著,境内如革什咱、巴旺、中路、约咱等地随处皆有”。他亲询长年在丹巴采矿的矿业商人熊禹卿,对云母矿脉的分布、走向、规模、矿质、产量等均有记述。1939年,丹巴云母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展出,一举成名。“丹巴白云母含铁量低,耐热性能好,质量超过印度云母,居世界首位。”云母曾是丹巴唯一的世界级产业,开采期历百年。而“猎业”一项,他认为“禽类以鹦鹉为大宗特产,年产约一千羽……雏鸟约值每羽藏洋二三元”。在考察日记里,庄学本还记述其在丹巴花费35元,买了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能背诗3首及其他,包括“你是大林鸟,身穿绿棉袄。能说几句话,就是无价宝”、“拥护蒋委员长,中华民国万岁!”据《丹巴县志》记载:“丹巴鹦鹉以学舌快,会话率高而享誉国内外。”仅举云母与鹦鹉两项物产,便可见庄学本在地方经济领域的洞察力。

庄学本以一人之力在丹巴获取的调研数据,虽然看似枯燥繁琐,却是在交通阻绝、信息闭塞的时代了解当地经济环境、制定施政措施的基础资料。由于传统的民族学范式通常以质性研究为主,因此,经济、社会、产业、行业等数据信息往往少见于主流的民族志报告。庄学本在青年时代曾是上海、南京等地的洋行职员,对营商事务、数据分析等实务操作竟或训练有素,故在《丹巴调查报告》中,其长于数据采集与整理的特点便凸显出来,使得该报告的利用价值显著提升。此后,庄学本前往西康境内大凉山腹地,调研彝族社会,撰写的《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亦如《丹巴调查报告》前例,数字列举详尽,论述皆有实据,被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称誉“识鉴精到,叙述详瞻,循览既周,巨细毕见”。

2.“民族”的系统表述庄学本撰写的《丹巴调查报告》中,对“民族”的书写无疑更符合他的个人兴趣。从1934年最初进入川西的高山峡谷,嘉绒人就是他的向导和伙伴,而在丹巴这个嘉绒腹地,庄学本的民族调查经验得到了更好地展现,其科学、客观的学术性表述超越了前作《羌戎考察记》,提供了对丹巴嘉绒藏族较为完整的民族志描写。

庄学本曾于1935年经丁文江介绍,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相关知识,随后受其委托在青海、甘肃等地进行少数民族体质测量与文物收集,可以说,这才是摄影师庄学本踏上民族学、人类学道路的关键节点。在《丹巴调查报告》之“民族”一章,庄学本依据人类学诸分支的不同侧重,对丹巴土著居民的语言、体质、生活、文化、风俗诸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这一学术训练可见成果。他先以“语言之自然区域”为分类法,将丹巴境内的“蛮家”分为“西康语族”“道坞(道孚)语族”与“西戎语族”3类语言群体,分别对应当代通称的康巴、尔龚、嘉绒方言区域,较此前当地俗称的“绒密娃”与“甲龙(嘉绒)娃”之说,有了更为科学的认定。他继而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在巴底、巴旺等地测量壮丁21人,得出“与东西接壤之懋、抚、绥、崇、五屯、四土之西戎,及道孚娃同属一系,具金川民族之特征”的大概结论,也就是说,就体质特征而言,丹巴本土居民仍以嘉绒支系为主流,有别于同在西康境内的康巴人。

庄学本通过“衣、食、住、行”4个方面,展现丹巴嘉绒藏族的“生活”内容。他较为详细地描写了女性服饰特征,如“妇女头上覆布帕一方,辫子一条绕帕上,帕多黑色。短衣。处女胯前束围腰长与膝齐,材料以布或羊皮充之,臀后束布或毛布‘勾子’一幅,自后围至腿之左右,适与围腰相覆合。妇人穿有褶短裙,裙长逾膝下,亦有与上身之马甲相连者,俗称套裙。巴底巴旺女子盛装时披‘zon’(披单)一件……处女胯前不穿围腰而吊毛线一束,名Tsatsa,巴底白线红须,巴旺则白线白须,此风现已渐次淘汰矣”。他在巴底、二十四村、革什咱等地拍摄了多幅丹巴女性着装照片,与今日丹巴的女子盛装相对照,除了较少珠光宝气之外,其形制大体相仿,唯“Tsatsa”一物早已失传,甚至在《丹巴县志》中都没有记载。庄学本于当地所见的“食”与“行”皆无特殊之处,前者无非玉米、毛猪膘与咂酒,后者基本靠徒步,甚至因长年赤足,足面较他族人更为宽阔。至于居所,庄氏将多地观测的碉楼作为地方文化的表现。在发表于《西南边疆》的《西康丹巴调查》一文中,他进而总结道:“密集的碉楼不只是他们居处的防御设备,还含有一村或一族的军事意义。”

关于丹巴民族之“文化”,庄学本侧重介绍了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如砌墙、陶业、造纸、绘画、雕塑、铸铜佛以及刺绣等。他发现“刺绣为丹巴妇女的普遍工艺。在巴底、巴旺妇女的头帕上,常见到用几种五色线绣的花纹做边缘,其花纹有狗牙纹、品字纹、星宿纹、万字纹、连环纹(原文附纹样),裙边上和勾子上亦可见到”。至当代,丹巴的制陶、造纸、铸铜佛等传统工艺基本消失,刺绣技艺仍有传承,甚至成为当地妇女增收的一项来源。

在“风俗”一节,庄学本讨论了嘉绒女性在生育期间的换裙仪式;自由婚与掠夺婚等婚姻形式的不同流程;水葬、土葬、火葬等丧葬习俗,以及匮乏的医药条件和单调的娱乐方式(只有跳锅庄一种)等。他更注意到此地戎人信仰黑教(苯教),“丹巴除黄教、红教外,还保存古代的黑教Bombu,其势力尚相当广大,黑教寺院散布于二十四村、革什咱、巴底等村,但规模较小,最大寺院,亦不过喇嘛三五十人,多数均建筑在高山绝壁上”。他曾在巴底请教多位苯教僧人,获知“黑教第一辈祖师名‘更达桑布’,第二辈祖师名‘喜饶沃尔加’,第三辈祖师名‘丹巴喜饶’。黑教主要的经典由丹巴喜饶讲述的共三百五十部,娘梅佛著作的四十部,真言咒语,转经方向恰与普通转经者相反,俗称黑教为‘倒教’。黑教喇嘛用的法器是Tsalu响盘,上殿时戴红白色的褶帽,和其他喇嘛有显著区别。夏天挡冰雹和求雨,为黑教喇嘛之专门职业。凡未出家而通经典者,通称道士,专替占卜禳祓、择日,丹巴各村中占有相当势力”。

苯教在丹巴等嘉绒地区的传承源远流长,为当地民众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文化之一,如任乃强所言:“土人曾藉黑教力凝结了人心,故不为吐蕃所彻底征服,而能保存其故有之语言与习俗”,是丹巴乃至整个嘉绒社会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在该学术领域有开创之功的马长寿先生系于1942年在绰斯甲土司处观察苯教徒的宗教仪式,后完成《钵教源流》一文,被学界认为“第一次对苯教进行了粗略的考察,简单地勾勒了苯教的轮廓,有其一定的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然庄学本在《丹巴调查报告》中对苯教的考察与勾勒,虽亦显粗略,然躬身调查却更早于马氏,且拍摄有十余幅苯教寺院、僧人、塑像、神画等照片,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影像文献,其开创意义与学术价值同样值得肯定。

结语

庄学本于1934年、1938年两度考察嘉绒地区,并陆续出版或发表了《羌戎考察记》与《丹巴调查报告》等实地调研成果,成为对嘉绒藏族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庄学本撰写的《羌戎考察记》在体例风格上与现代学术型的民族志作品差异较大,更侧重沿途的见闻与观感,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游记体作品,有些类似于黎光明在1928—1929年考察同一区域后完成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王明珂认为:“在民族考察方面,由典范的民族学、人类学观点看,黎光明等人此趟川西田野之旅可说是成果乏善可陈……黎光明并不具备民族学或人类学知识,其川西之行的主要动机乃在政治方面——为国家及国族认同而探索、认识边疆,也让边疆之人认识今日的中国。同时我们也可由此体认这些志切革命的青年心目中的国家蓝图:一个政治统一、社会有序、经济科学进步的中国。”

这一评价似也可适用于《羌戎考察记》。庄学本之考察川边与果洛,最初使命也不在学术,而是基于“开发西北,抗战救国”的家国情怀。但《羌戎考察记》较之强调规范、格式、数据的典范民族志,却因作者的亲身代入与主体性参与,提供了生动的现场情境与文化交往经验,超越了学术文本缺乏日常生活细节表述的局限。因此当时的学界虽对本书的学术价值颇有非议,倒也承认:“庄君虽则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路终究是走过了的,所以我们对于书中的话愿意表示相当的信任。”特别是随着时代变迁,这些一手资料的历史语境与文献价值愈显珍贵,对于我们理解1930年代中期的嘉绒藏族社会,反而有着更为真切的具身感受。

庄学本在丹巴所做的调查工作及其书面报告,体现了一个文化工作者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学术过程。他从《羌戎考察记》的感性描写与行程叙事,转入一种更符合当时学术规范的体系化调查与条目式写作范式,这或与他自1935年后与中国民族学、边疆学界日益紧密的交往关系密切关联。据当时媒体报道,庄学本自丹巴归来后,在成都“与当地各大学教授及边疆问题专家相探讨者又月余”,则《丹巴调查报告》的叙事体例与表述方式也未必是庄学本的个人选择,而是凝聚了当时一批民族学者的共识性意见。

庄学本在嘉绒研究领域作出的学术贡献,依笔者之见解,或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嘉绒地区实地调查时间较早,前行者寥寥无几,如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虽派遣助理员黎光明赴川西作民族调查,惜其调查报告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规范,未予出版;故《羌戎考察记》虽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本,也能在《西南边疆》这样的学术刊物上得到学者评论,认为在研究成绩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为弥补缺憾计,庄君这个通俗的描写,也未始没有他的意义”。而庄学本在丹巴的民族调查同样属于先驱式的工作,此前唯任乃强所著《康区视察报告第三号:丹巴县》价值较高,而庄氏在撰写《丹巴调查报告》时亦有参研。

其次,庄学本对丹巴嘉绒社会的考察,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民族调查方法,即以中国民族学会制定的体系:“(一)依据物质生活;(二)依据精神生活;(三)依据婚姻与家庭生活;(四)依据社会生活;(五)依据体质;(六)依据时令;(七)依据地方;(八)其他”进行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民族志调研、体质测量和报告写作,与任乃强等人的早期报告相比,更具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规范性。

最后,庄学本在1930年代因缘际会,与嘉绒地区的多位地方头面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如什谷脑守备杨继祖、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巴底土司王寿昌、松安寺堪布哲央丹增等,皆是嘉绒藏族在20世纪的代表人物,并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了有关嘉绒历史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多种资料,故《羌戎考察记》《丹巴调查报告》及“庄学本”日记的相关部分,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梳理、研究。

除此之外,庄学本作为一名有人类学素养的摄影师,先后拍摄了数百幅嘉绒藏族在1930年代的影像作品,按照其既有的规划,这些照片应作为“西番”摄影的一部分,按照A.地理环境,B.体质,C.物质生活,D.精神生活,E.家庭生活,F.社会生活的序列,收录于他的《庄学本边地摄影集》当中。但是这一宏篇巨制式的影像民族志架构,因为时代命运的跌宕,最终未能梦想成真。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够从其传世的一幅幅照片当中,看到嘉绒社会在近一个世纪前山川、社会及人物的真实样貌,弥足珍贵。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5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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