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唐以前西藏地区和祖国内地的内在联系、密切交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培根筑基

【内容摘要】本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出发，在充分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汉文、藏文文献资料，特别是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考察了唐朝以前西藏地区与祖国内地间业已存在的人种、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双方频繁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宗教与文化交流，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若干特点与规律。

【关键词】唐以前；西藏地区；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张云，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正文

先秦时代的人既承认华夏文明的多种来源，又着力构建一脉相传的正统体系。作为中华文明初祖的“三皇五帝”，本身说法就多种多样，有所谓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女娲氏等，他们都是由不同部落群体构成的，又始终伴随着密切的相互交往、持续交流与深度融合，在古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五方之民”共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培根筑基。

一、交往交流熔铸中华一体

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原之外，有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划分，包含区域、民族和文化差异，但是他们既与中原或者华夏有密切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其相互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如东夷主要在今山东一带，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孔孟之乡。作为北狄的匈奴人，依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作为南蛮的三苗，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带，同样是华夏文化的腹心地区。而且在古人看来，西羌（西戎）还是三苗的后裔，夏商周三代以后居住在河西、赐支河和湟河之间地区，其活动范围波及今陕西西部、甘肃、青海、四川、西藏和新疆南部等广阔范围。今天的羌族、藏族就是古代西羌的后裔，汉族和西南、西北诸多民族都与西羌有着密切的血缘和文化联系，他们曾经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建立过许多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区域性的政权，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重要组成部分。秦汉的政治大一统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华民族从“五方之民”走向凝聚认同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谭其骧先生指出，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藏族聚居的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地区。尽管唐朝时期的吐蕃王朝不在唐朝的管辖之下，却是唐代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属于唐代中国版图。因为，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1981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到温暖的祖国大家庭》一文中也说道：“西藏统一于中国，是历史上逐步发展而来的。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吐蕃与唐朝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名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不仅是一段佳话，而且体现了吐蕃与唐朝政治上的接近，并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汉藏经济文化的交流。稍后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树立于拉萨大昭寺前。公元九世纪中期，从康区开始，发生了遍及藏族地区的大规模奴隶平民大起义，结束了藏王聂赤赞普的世袭统治，西藏变成了四分五裂的部落割据。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四百年……。直到七百多年前，元朝派兵统一了西藏，西藏正式纳入了祖国版图。……七百多年来，西藏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这里指的主要是行政管辖概念，也就是行政版图，并不否认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史实。依据谭其骧与其他前辈学者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疆域的理论，以及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说，西藏地区藏族和其他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即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内容，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

交往交流交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规律，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巨大动力。中国悠久的历史延绵不断，中华灿烂文化蓬勃发展与此有关，中国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社会持续进步同样与此有关。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一部中华文化史，都是一部中国辽阔区域、众多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以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为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边疆与内地、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之间多层次、多领域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是这部宏大史诗的一个篇章，而唐以前西藏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是其中的序章。

二、高原与内地间的民族迁徙

（一）分子生物学与民族迁徙脉络

由于历史久远和可信资料的缺乏，上古时期西藏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特别面临着直接客观证据匮乏的困难。近些年来，不同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相互借鉴，交叉学科的不断兴起，给作为传统学科的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医学分子生物学的基因研究对早期人类活动、迁徙，以及物质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考察带来新的启示。根据复旦大学金力团队采集到的国内各民族近2万个DNA样本数据，中国人的先祖约在5万年前从非洲东北角出发，经过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约在3万年前来到了今天的中国云南、广西境内，又经数万年演化产生了56个民族，其中汉族与藏族是最晚分支的，所以血缘关系最近，这为“汉藏同源”提供了有力依据。关于人类起源地问题学术界依然还存在争论，但是汉藏在族源上的紧密联系却得到多个学科研究成果的集体认同。1984年以来，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与北京儿科研究所白细胞抗原（HLA）实验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医疗研究室等单位协作，分别对西藏拉萨市和日喀则市的藏族人进行了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而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居民有极大差异，这为藏民族的起源，以及汉藏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美国哈佛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科学家团队通过对中国22个省市的汉族人群以及云南、西藏、青海等地藏族人群的男性Y染色体类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汉族人群和藏族人群具有相同的特异性Y染色体类型，进一步为汉藏民族同源提供了有力证据。科学家们还进一步发现，藏缅语族人群和汉语人群大约在10000—6000年前在中国北方相分离，藏缅语族的祖先从黄河中上游向南迁移，其中一部分进入云南、西藏南部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现在当地汉藏语系人群的祖先，而另一部分在与中亚人群混合后，则成为现代藏族人的祖先。项目主要负责人金力教授说：“这从分子遗传学角度充分说明了现代汉族人和现代藏族人的祖先属于同一起源。”说明汉藏同源得到了基因学证据的有力支持，两族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对于研究青藏高原地区民族来源和存在状况，考察早期汉藏语族的形成历史，特别是汉族与藏族及同一语系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青藏高原的史前人类活动有两个特别繁盛的时期。最近一期发生在距今7500—3000年，系全新世（距今10000年开始，也叫冰后期）以来“气候最适宜期”。世界上以几条大河为中心的古代文明，如青藏高原邻近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和恒河流域文明均于此时发展起来。它们以发达的农业为标志，定居村落、石器（包括打制、磨制和细石器）工业、制陶、纺织、墓地等成为该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位于藏东澜沧江河谷的昌都卡若遗址是高原上时该期文化的典型代表。

昌都卡若文化除了浓厚的区域特点外，还在许多方面与远在数千公里之遥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出土的房屋，特别是早期半地穴、地面红烧土房屋，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极为相似。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无论器形，还是纹饰，如出一辙。特别是彩陶与马家窑同祖同宗，最早可上溯到仰韶文化。卡若遗址出土的小米和家猪同样如此。小米，在黄河流域至少有8000年的人工栽培史。多数专家认为小米的故乡就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猪的人工驯养历史在黄河流域也有近8000年的历史，而且是这一区域最早、最普遍的人工饲养的家畜之一（除猪以外，还有狗）。另外，卡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锛、石刀等在黄河流域也有迹可寻。出土的玉璜，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甚至直到商周、战国至秦，都有使用。早期的玉璜，可能是装饰品，晚期还可能作为礼器。“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玄璜礼北方。”如此之多的相同文物及其内在文化联系并非偶然，关涉的已不仅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而是直接的承接关系。从时间上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最早可以早到距今8000年以上，最晚可以晚到距今5000—4000年，与卡若文化上下衔接。据此，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卡若文化源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来自黄河流域，卡若人是从黄河走来的。也就是说，考古资料证明西藏东部的卡若人应该是来自黄河流域，其从源头就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有着紧密的血缘和族源联系，是同一个古代民族随着时间推移和区域变化而逐渐分开的。

（二）羌人与吐蕃的亲缘关系

祖国内地与青藏高原地区的早期联系在政治文化中已有充分体现，且为学术界所熟知，这便是众多有关羌人是华夏初祖的诸多说法。《补史记·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称“神农氏姜姓。”建立夏朝的大禹兴于西羌，周朝国王多位与羌人女子结婚，如周太王正妻太姜、周武王正妻邑姜、周康王正妻王姜、周穆王正妻王俎姜、周懿王正妻王伯姜、周厉王正妻申姜等。傅斯年《姜原》称“姜羌为一字”。徐中舒指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足以说明羌人即是炎黄传承的重要源头之一。

中国西部新疆、甘肃等地区，早期活动的人群种类繁多，来源多样。汉文史书记载中包括原住在中国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塞种人（Saka，萨迦），约在公元前160年前后受大月氏人驱赶，向南迁徙进入南亚次大陆。匈奴崛起以前居于河西走廊、祁连山的古代游牧民族月氏（“月支”“禺知”）人，在公元前2世纪为匈奴所败，西迁伊犁河一带，后又败于匈奴支持下的乌孙，遂西击大夏，占领妫水（阿姆河）两岸，建立大月氏王国。还有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后裔嚈哒人（汉文记载中的滑国，西方文献称作“白匈奴”），都是属于印欧语系的白种人。除了迁徙境外者，他们都成为汉代中国人的组成部分，并在后来不断迁徙融合到不断扩大的汉族或今天中国境内的其他兄弟民族之中，展现了中华民族来源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与古代新疆、甘肃等地区一样，青藏高原地区也存在人种多样化的情况，而且与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活动与迁徙相互关联。除了雅利安人南下经过青藏高原西沿地区，并有一部分人群在高原西部、西南部、北部等地定居下来之外，考古资料也显示出早期青藏高原人种的多样性特征。汉文史料更记载了一部分活动在河西走廊、属于今印欧人种的人群迁徙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情况，如史载：“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后来又有鲜卑慕容部、拓跋部相继进入青藏高原地区与当地羌人等相互杂居、相互通婚、相互融合的事实。但是，根据大量的汉文史料记载来看，活动在包括今西藏地区的青藏高原，并在融合许多其他民族成分后形成藏族的人群，主要成分则是古羌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藏族先民的主体部分。

《后汉书》记载，“自（无弋）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94），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107），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108），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从这里的记载看，当时分布在青藏高原，即今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众多部落中，最大的群体是古羌部落，他们又分化组合成不同部落，各自为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羌人部落迁徙到内地，归属东汉政权并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相互杂居，进行更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人数众多，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上述史料只是记载了今四川地区羌部等内属的情况，西北的青海、甘肃等地的情况应与此相类，大批的人口迁徙成为不同地区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

《后汉书》中还记载，永元五年（93），护羌校尉贯友遣兵攻击迷唐于大小榆谷（在今青海贵德东河曲一带），“获酋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渡河击迷唐，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约在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黄河一段）曲。”汉朝在该地区的开拓经营和用兵，导致一部分羌部越过黄河向更南、更西迁徙，被认为有部分到了今西藏中部地区，说明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民族的迁徙是复杂的，有从高原向内地的迁徙，也有从内地及高原边缘向青藏高原腹地的迁徙活动。

《隋书·附国传》中突出强调了从西南到西北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的众多邦国部落，作者称他们或者是羌部，或者与羌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谓：“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硖，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女国”是羌部邦国，《旧唐书·东女国传》：“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旧唐书》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吐蕃强盛后，“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多弥国，《新唐书·西域传》载：“多弥，亦西羌族，役属吐蕃，号难磨，滨牦牛河。”白兰是西羌的一支，又作白狼。史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上述在党项和吐谷浑两者之间的白兰、婢药等众多小邦国都是羌人建立的政权，吐谷浑虽然王族是鲜卑人，但是其属民主要为从事牧业和农业的羌人，这就是吐蕃崛起前青藏高原地区民族分布的现实状况。

古代中国西部地区羌人部落、拓跋鲜卑部落的迁徙，被后世史学家与吐蕃的兴起关联起来。《旧唐书》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窣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后子孙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吐蕃活动的地区原本是汉代羌人活动的地区，说明羌与吐蕃之间在活动的地理空间上存在密切联系；二是吐蕃的族源当时就存在两种说法，即或者不知道来自何部，或者说来自拓跋鲜卑（即秃发鲜卑）樊尼的后裔，而且因为“秃发”语讹称为“吐蕃”。

（三）吐蕃起源与民族交往

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青藏高原上分布着许多大小部落，主要包括：羊同（象雄），在今西藏自治区西部和北部；苏毗（孙波），在羊同以东，今西藏自治区北部那曲市、东部昌都市到青海省南部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多弥（南磨），在苏毗东部金沙江上游；党项，在今甘肃省、青海省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西山八国，即东女国等，在今四川省西部茂汶、雅安一带；雅隆吐蕃，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吐谷浑（阿柴、阿夏），为鲜卑族联合西羌部落建立的政权，在今青海省北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活动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些政权，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交往与联系，同时都与中原地区存在紧密的联系，大多被崛起的吐蕃王朝所吞并，成为藏族的主要来源，还有相当一部分则迁徙内地，或者散布青藏高原地区及相邻地区，融合到汉族及中国西南西北各兄弟民族之中。

三、中原王朝与高原政权的政治关系

（一）众羌部朝觐周显王

《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原先出自三苗，是姜姓的另外一支。原来西羌国靠近南岳。到舜流放四位凶顽之人的时候，将他们放逐到三危，就是河关西南的羌人地区，这里在赐支河边，一直到赐支河首，绵延千里。羌人居地南部和蜀、汉边界外面的蛮夷接壤，西北和鄯善、车师等国接壤。西羌人没有固定的住所，他们跟着水草迁徙。土地很少种有五谷，他们主要以畜牧为业。西羌的习俗是氏族不固定，有的氏族用父亲的名字和母亲的姓作为自己部族的称号。

天子朝政清明，四夷就臣服；天子失去德政和教化，四夷就入侵作乱。周文王曾统率西戎，征讨背叛殷商的国家来事奉纣王。到周武王攻打商时，羌人、掌人率领军队在牧野会师。到平王末年，周朝最终衰弱。戎人迫近华夏，从陇山向东直到伊水、洛水，处处都有戎人。在春秋时代，戎人偶尔进入中原，参与华夏各国的盟会。西羌不仅受中原地区政权兴衰的影响，不断在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往来迁徙，而且与中原政权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在古代史学家眼中，这与中原天子是否能实施德政和教化有密切的关系。

位于西陲之地的秦朝，在早期经营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并与西羌建立联系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周显王（前368—前321）26年（前343），封秦孝公赵渠梁为一方霸主，诸侯之长，各诸侯国向秦国祝贺。秦孝公（前381—前338）差遣儿子赵少官统帅大军，与各诸侯会于逢泽，一同觐见周显王。当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秦孝公派太子驷率戎狄92国朝周显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42年，它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也体现了秦朝在联系西羌与中原周王朝之间关系中的作用。跟随秦国太子朝觐的就有羌人首领研，他的部落兵强马壮，后来出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研种羌。

（二）王莽设立西海郡

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掌握了朝中大权。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来到西海（今青海湖）地区，以金钱财物，利诱卑禾羌首领良愿献地内属。良愿等人慑于西汉武力，又贪图财币，于是率领本部落12000人迁出鲜水海（今青海湖）、允谷（即大允谷，今共和县等地区）、盐池（今茶卡盐池）等地，将环湖地区献给了汉朝，自居高山险阻处为汉藩蔽。王莽诱使卑禾羌献地，羌人又一次被迫到自然条件更差的地区去放牧。王莽得西海、盐池后，奏报临朝的太后王政君，谓当时全国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请在良愿等所献的地区设西海郡。准奏后，于元始四年冬设置了西海郡，治龙夷（又名龙耆，在今青海省海晏县三角城），并在环湖地区设置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五县归西海郡管辖。西海郡的设置，使汉帝国西部疆域深入到了青海西部的草原。王莽建立西海郡后，在国内增立新法50条，凡有违犯者，强行迁徙到西海地区。被迫迁徙的内地百姓数以万计，引起了内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王莽还命怀羌子王福说：“汧陇之阻，西当戎狄。女（你）作五威右关将军，成固据守，怀羌于右。”这既有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治理，又有向该地区的移民，尽管王莽的这些做法饱受争议，但是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海郡设置两年后，即王莽居摄元年（公元6年），西羌豪酋庞恬、傅幡等兴兵攻打西海郡，企图夺回水草丰美的环湖地区。西海太守程永弃城逃走，后被王莽所杀。羌人遂即占领西海郡。次年，王莽遣护羌校尉窦况等击破西羌，收复了西海郡。王莽篡位称帝后，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新莽政权无力顾及边疆郡县，卑禾遂又趁机夺回了故土，西海郡也随之废弃。

西海郡设五城，一是今青海海晏县三角城，二是今青海海晏县甘子河乡尕海古城，三是今青海刚察县吉尔孟乡的王莽北向阳古城，四是今青海共和县曲沟乡的曹多隆古城，五是今青海兴海县河卡乡宁曲村的支东加拉古城。

（三）“白狼歌”的故事

青藏高原的羌部还与汉朝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为数众多的羌人首领率部归附东汉政权的背景下，出现了有名的“白狼歌”三首（又称《白狼王歌》），保留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之中，被认为是使用今天藏缅语族语言写作的、现存反映藏语族语言特点最早的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当时，其王唐菆与百余国600余人奉贡称臣，并献《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首，歌颂东汉中原王朝的统一领导。这首诗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译其辞语，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永元十二年（100），复率种人17万归，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归附东汉并接受册封。“白狼歌”不仅时代久远，而且反映了内地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四川西部地区兄弟民族间相互联系，内涵颇为丰富。

（四）附国朝隋

附国是隋唐时期分布于今四川西部甘孜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的政权。《隋书·附国传》记载：“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字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南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609），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以修职贡。（隋）炀帝以劳人不许。”唐初附国为吐蕃所吞并。

四、经济交往促成了物质上的相互依存

（一）昌都卡若的粟米

作物的传播与人群的迁徙有着密切的关系。2015年，中国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研究论文，提出3600年前农业技术革新促使人类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观点，其中耐寒作物大麦和家畜羊的引进和利用是最关键的因素。考古学证据表明，距今约5200—3600年前，在大麦农业人群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之前，粟黍农业人群已在青藏高原东北河谷低海拔地区大规模定居。在此阶段后期，该区域出现了粟黍、大麦混作现象。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是粟黍农业人群在低海拔地区采纳了大麦农业后，进一步把它带入到高海拔地区。科研人员发现，距今3600年前，由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迁徙导致大麦农业向青藏高原扩散，这个群体的遗传贡献显著影响了现今藏族人群基因库的形成。通过深入分析8277份现代藏族，以及58514份周边人群样本的线粒体DNA（mtDNA）遗传变异数据，结合不同海拔地区作物遗存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和人骨碳同位素值数据，最终鉴定出两个单倍群（A11a1a和M9a1a1c1b1a），其起源迁徙与粟黍农业的起源、强化以及向西传播的年代均有很好的对应。同时，这两种遗传组份在中国北方新石器遗址（作物遗存以粟黍为主）出土人骨的DNA中也有发现，进一步显示其很可能代表了藏族人群中尚存的源于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份，证实了藏族人群中存在大量源自中国北方粟黍农业人群的遗传组份，而粟黍农业人群在到达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区后，采用了耐寒的大麦农业并向高海拔地区迁徙，最终大规模永久定居青藏高原地区。这些研究成果与上述多学科的研究可以互相印证，并形成一条可靠的证据链，证明青藏高原地区人群和黄河流域人群及其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自然联系。

2018年，中国学者从西藏和邻近的青海、云南等区域选择了能代表现在西藏大麦遗传多样性的69个青稞地方品种、35个青稞育成品种以及10个西藏半野生大麦进行全基因组重测序，结合已经发表的260份全球野生和地方品种的外显子测序数据，共437个大麦材料一起分析，发现青稞起源于东方栽培大麦，在4500年前到3500年前，通过巴基斯坦北部、印度和尼泊尔进入西藏南部。关于西亚新月沃地驯化的小麦和大麦如何进入东亚，至今有很多说法。一种说法是途经内亚山地走廊绕过青藏高原北部进入中国北部和东部。其中的一支在黄土高原向南，于4000年前到达青藏高原的东北和东南部。这个说法有大量的考古证据支持。上述最新成果将该课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但是在汉藏文资料记载中没有南亚地区人群大规模迁徙到青藏高原的证据，最多反映的只是物质文化上的交流关系，不会改变青藏高原主体人群构成的状况。

与此同时，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还在深入。例如，2020年10月30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了中国考古界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即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遗址所保存的丰富的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人类活动遗存中，成功获取丹尼索瓦洞以外的首个丹尼索瓦人线粒体基因序列，揭示了丹尼索瓦人在距今约10万—6万年前，甚至有可能到4.5万年间，曾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该成果为该遗址丹尼索瓦人的活动提供了可靠的地层学、考古学、年代学和分子学证据，为进一步理解丹尼索瓦人的时空分布、遗传特征、文化特征、环境适应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并且对重建青藏高原古人类活动历史和厘清东亚古人类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位于中原文化与青藏高原文化的结合地区，包含着远古时代人类活动的丰富内容。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古遗址被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被披露出来，从而更加有利于深化对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早期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了解青藏高原地区人类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地区人类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包括高原农作物的传播历史和路线。

（二）交通与贸易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夏（Tokhgra，Tochar）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加之，当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虽然汉朝试图打通从今四川通往天竺的官方通道未能如愿，但是也并不妨碍环绕青藏高原东部、东南部前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存在和持续畅通。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归降、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经印度入大夏。

张骞通西域的建议与抱负正好契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开疆拓土、沟通殊域远方的宏图。汉武帝设立酒泉郡（今甘肃酒泉市），以确保河西走廊的畅通。相继派使者抵达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中西方交通主干道的繁荣促进了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西南地区的商人经缅道至天竺。西北丝路南道越葱岭，经贵霜（Kushan）从开伯尔（Khyber）山口进入印度河谷，越过山口后，经过印度河平原，再经过缅甸进入巴蜀，环绕青藏高原地区的古代贸易通道由此形成。

裴矩《西域图志》序中说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这里清楚地说明，从丝绸之路主干道到青藏高原地区（如东女国）存在着通达的交通联系，而丝绸之路南道、青海道都穿过青藏高原北沿地带。

更为重要的是，吐蕃崛起以前在青藏高原地区先后存在有慕容鲜卑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和长期在青藏高原东北和北部地区称雄一方的党项政权，他们先后控制丝绸之路南道，从中获利。“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焉。多牦牛，饶铜、铁、朱砂。”吐谷浑以养马闻名，还有丰富的矿藏，“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北与蒙古草原，西与西域、中亚，南与西藏高原、印度，东与黄河、长江流域，均有贸易交往，商业十分发达，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吐谷浑的国都最后迁至青海西十五里的伏俟城，于鄯州置兵戍守，采取与北朝、南朝各政权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接受封号，不断朝贡，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抽取富室、商人赋税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无一不与其加强和发挥在中西交通上的作用有关。”

党项“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蒋公梁睿既平王谦，请因还师以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归化。五年（585），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596），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值得重视的是，隋朝将领曾主张对党项用兵，隋文帝没有同意。党项首领归附隋朝后，最后隋文帝还对党项归而复叛，随后复归的党项首领晓之以理，赢得了党项部落的归心。地处“葱岭之南”，也就是今青藏高原的女国，“出鍮石（黄铜矿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在青藏高原地区较有影响的这几个政权都以方物土产参与了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贸易，吐谷浑和党项后来更大批融入汉族和西北地区其他兄弟民族之中。

（三）汉字“王侯”织锦

西藏西北部阿里地区过去曾经出现过显赫一时的象雄王国和古格文明，人们只是从远离西藏腹心地区的角度来理解它的内涵和特点。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该地区的考古发掘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现它与祖国内地存在着悠久而密切的文化联系。

2005年，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故如甲木寺庙门前一个深洞意外被发现，里面收藏有大量的文物，包括丝绸和青铜器等。其中的丝绸经过专家分析鉴定，既是西藏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出土丝绸，又是距今1800年前的文物，极为珍贵。考古学者注意到，这件珍贵的织锦与新疆尉犁县的营盘墓地出土的织锦风格非常一致，年代非常接近，图案结构也极为类似，甚至中间龙纹、树的造型都相同。更令人叹奇的是这件织锦上不仅有汉字“王侯”的纹饰，还有新疆当时流行的佉卢文“王侯”纹饰。“西藏‘王侯’织锦的纹理结构属于平纹经锦，是经线显花的组织结构，是典型的中原内地从商周以来主流的纺织技术，也是中国丝绸最早的传统技术”。除了织锦之外，墓葬里还出土了小型的黄金面具，典型的汉式一字格铁剑，还有玻璃珠、各种饰片，墓葬里的出土文物很典型地体现了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交融。应该指出的是，阿里地区发现的“王侯”汉字织锦，尽管与新疆同时期出土织锦图案相近或者相同，但是其来源地只能是中国内地，而不是今新疆地区，“汉字”王侯就是最直接的证据，也许只是因为它们共同来源于祖国内地才有图案上的类同。

在与故如甲木墓地年代相当、墓葬形制完全一致的曲踏墓地一区也发现了形制相似、五官刻画非常精致的黄金面具，冠部有一些非常神秘的图案，周边有很多小圆孔，缝制在丝绸上面。丝绸经过检测也是来自中原内地的平纹经锦。美国学者在距离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地理距离非常近、文化可能一致的尼泊尔穆斯塘（Mustang）地区发掘了萨木宗墓地，其中也发现一些大片的丝绸和丝绸做的小饰珠，经过分析同样也是来自中国内地典型的平纹经锦。此系在尼泊尔首次发现中国内地丝绸，说明中国丝绸通过东西丝绸之路或者高原丝绸之路辗转输入到尼泊尔地区的事实。不同地区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不仅印证了古代高原丝绸之路的真实存在，更印证了唐朝以前中国内地经济和文化巨大而深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历史上的尼泊尔北部地区、印度西北部地区不仅是中国藏族长期活动的范围和文化互动的前沿区域，更是中国西北民族陆续南迁南亚并在文化上影响南亚的重要渠道。

（四）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茶叶

阿里故如甲木墓葬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即茶叶。当时，是在一种比较大型的铜器底部发现这些残留的类似于绿茶的残渣的。考古学者把样品提交给中科院地理所的专家，经过分析检测，检测报告发表在《科学报告》上，检测到这些残渣里包含有茶氨酸、咖啡因，更重要的是检测到一种茶叶特有的植钙体，通过这三方面互相印证可以确定这些残渣就是当时的茶叶。与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调查获取的公元二三世纪的茶叶样本年代基本一致。更早的是陕西汉景帝阳陵出土的汉代茶叶。通过这些发现，可以大致勾勒出西藏西部茶叶来源的路线：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输入到新疆的南部，再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输入到西藏的阿里地区。除此之外，通过游牧民从藏东北到藏西北的往来迁徙活动将茶叶传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此外，蚀花玛瑙珠（俗称“天珠”）首次在西藏地区科学发掘中被发现。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个区域跟周边地区，尤其是印度河上游地区之间的联系。但是究竟是中国藏西北古代文化通过印度河源头狮泉河沿线的外溢传播，还是印度河文明通过交流上传中国阿里地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五）扎达县桑达龙果墓地的木俑和青铜器

202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果之一的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墓葬分为土洞墓、石丘墓两类。葬具可分石板、草编器、木板和箱式木棺四类。出土有陶器、铜器、木器、扣器、石器、铁器、草编器、纺织物、金面饰、金挂饰、料珠、木俑、动物骨、人骨、木棺等。

经碳十四测年得知，桑达隆果墓地从公元前366年一直沿用到公元668年，时间长达1000年之久。该墓地大致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公元前200年之前，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是复杂社会的初兴时期；第二期为公元前200到公元600年，这一时期在富有阶层里出现了一小部分身份地位特殊的人群，掌握着除财富以外更多的权利，可能是政治实体形成初期；第三期为公元600年以后，基本继承上一期，但在遗迹、遗物数量、种类上都有明显减少，初步推测是洪水泛滥，造成了人群大规模外迁。

该墓地出土的木俑（AD600），是青藏高原的首次发现，与新疆吐鲁番一带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特征相同。此外还有墓地中出土的带柄铜镜，也与新疆伊犁一带墓地出土的铜镜形制特征类似。3座墓葬中分别出土了7份（6件）金、银面饰，形制与其临近的曲踏墓地、故如甲木墓地，以及在印度西北部的马拉里墓地、尼泊尔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银面饰形制相同或相近。在EM29中出土的两件青铜无足匜，则与四川、湖北一带的形制相似。桑达隆果墓地中出土的单耳鸭嘴流寰底壶，与西藏中部拉萨曲贡遗址的陶器形制相似。从约公元前300余年开始，人群在此地出现大规模聚集，这期间经历了政治实体萌芽，生产生活大力发展，来自其周围，包括新疆、尼泊尔北部、印度北部、西藏拉萨、山南腹地以及内地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汇合，公元600年以后，桑达龙果墓地不再被使用，结束了人群在此地的活动。事实上，尼泊尔北部、印度北部等地的文化恰恰与古代中国新疆、甘肃等地民族西迁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桑达龙果墓地文化从本质上看反映出的是古代中国西部地区民族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五、文化与宗教上的密切关联孕育着无法割舍的命运一体

（一）“汉藏语系”源自黄河流域

汉藏语系起源于何时何地，学术界主要的假说有两种：一是“北方起源假说”，认为汉藏语系起源于大约4000—6000年前的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二是“西南起源假说”，认为起源于至少9000年前的东亚西南部某个地区。复旦大学分子生物学专家和汉藏语言学专家，针对109种汉藏语系语言词汇中词语的字根意义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认为汉藏语系下的两大语族——汉语语族、藏缅语族，其分流时间在5900年前。这正好对应中国北方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和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该结论支持了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假说”，即随着两条不同的人口迁徙路径，汉藏语系也因此分成两个语族。该发现符合语言随农业扩散的观点，而且扩散的时间点与考古证据相符——此前的考古证据揭示出独特建筑形式和陶器类型向南扩散的特征。

这些研究充分印证了汉藏语言研究学者关于“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中所得出的结论，也为“汉藏同源”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有研究者试图以吐蕃文字的创制所借鉴的字母来自李域（li-yul），即所谓的吐火罗文字来否定汉藏语系说法，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字母只是表象，借用了拉丁字母标注的汉语还是汉语，而不会是拉丁语系。使用藏语言的人群和使用汉语言的人群归属那个系属，他们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才是其中的关键。

（二）中原医药历算传入吐蕃

杜佑《通典》记载：“大羊同，……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牸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641），遣使来朝。”羊同国就是藏文史书的象雄（zhang-zhung），上述所在羊同国的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即是象雄苯教社会和苯教文化习俗的真实写照，阿里曲踏墓葬和故如甲木出土的黄金面具，印证了汉文史书有关羊同丧葬习俗的记载，也形象地诠释了古象雄的苯教文化内涵。

《唐会要》对唐朝与大羊同的关系又有补充，文称：“贞观五年（631）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641），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隙地。”《旧唐书》记载，“是岁（647），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远夷十九国，并遣使朝贡”。“招慰羊同及吐蕃使之印”应该是唐太宗派遣冯德遐前往羊同、吐蕃的信物，时间应该是贞观八年（643）。

《贤者喜宴》记载，囊日松赞时期，“自汉地（rgya-nag-yul）取得历算及医药（rtsis-dang-sman-dpyad）”。《汉藏史集》记载，“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医疗、讲论饮食利益和危害的保养方法，由印度传入十二缘起支和六日轮转等，这是吐蕃最初的医药和历算。当时吐蕃还没有文字，也没有会翻译的人，所以除了师徒口授传授外，这些知识没有广泛传播”。“朗日伦赞时期还曾征服汉人和突厥人，将娘氏、韦氏、农氏纳入统治之下，据说将十八头骡子驮的玉石运到吐蕃也是在这一时期。”在松赞干布父亲时代，西藏雅隆吐蕃政权不仅从祖国内地借鉴了历算和医药知识，还从今新疆和田地区获得用作告身和护身符的玉石。

（三）苯教与萨满教

根据藏文史书《韦协》记载，象雄、吐蕃、吐谷浑、森波等邦国都信奉苯教，而汉文资料则明确记载了这些邦国信仰原始巫术，崇拜、祭祀山、川、日、月和英雄祖先，和北方地区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属于同一类型。苯教徒以主持或参与祭祀日月山川生灵、赞普丧葬仪式、会盟立誓、祈福纳祥、驱鬼禳灾、占卜吉凶等活动为职责，职能同样类似萨满。

（四）苯教与道教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在《土观宗教源流》一书中，谈到道教的源流时说道：“道教之始祖为老君，有人老君、神老君之分。神老君名为太上老君，译藏文为最胜至上之主的意思。这个老君，依汉人说法，是天地初成时就出世的。……据说老子在山洞中得到七十二章天书，精勤研习，遂创出道士教一派。先师汤吉勤巴（thams-cad-mkhyen-pa，意为一切智）说：‘老君与苯教的教主敦巴辛饶（ston-pa-gshen-rab）为一人’，余意‘辛’（gshen）字可能就是汉语对圣贤称为神仙的‘仙’字，藏人读音错讹遂呼为‘辛’。”道教兴起和早期发展的四川地区与西藏地理上临近，通过古代西南丝绸之路发生过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出现道教与苯教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既是一种学术观点，也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诞生于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该书作者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的沟通者。他于1755年赴卫藏，晋见了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师从章嘉国师若贝多杰和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学法。1759年，其被西藏噶厦任命为夏鲁寺堪布。又随章嘉国师若必多吉进京朝觐，并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被乾隆皇帝赐给“静悟禅师”名号，还参与了章嘉国师主持编译的《五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等大型文化工程，学识渊博，往来多鸿儒，其有关道教与苯教的见解并非轻下结论、空穴来风。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研究早期西藏与内地间的内在联系，既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命题，也能为促进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历史借鉴，更是明辨是非，增进历史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六、结语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从中国整体史观和中华民族全局视角来研究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必须从联系和发展的立场来考察大一统中国曲折演进的过程，只有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实，揭示其思想内涵与理论逻辑，才能准确抓住本质、把握规律。通过对唐朝以前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内在联系与密切交往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六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第一，唐以前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藏彝走廊）、北部（河西走廊）和西部（开伯尔山口）都存在一个交通要道，是相关关联民族迁徙的走廊，而且民族群体迁徙的总趋势是从东向西，从北向南，这与唐朝以前古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及其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相适应，中原地区的政策影响和政局变动，往往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或者动力源泉。

第二，在汉藏历史文献中，唐以前有大量中国内地人群大规模迁徙到青藏高原地区的记载，也有青藏高原地区人群大规模迁入内地（通过西北、西南），两者展开全方位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而与之形成对照的却是既没有南亚地区人群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也没有青藏高原地区人群大规模进入南亚地区的记载。这与自然地理环境及引发的人类适应能力有关，也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持续发展，以及青藏高原和祖国内地间政治经济文化关联度高、影响力大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试图建立与印度的关系。以在大夏看到蜀布、邛竹杖的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从四川经过今缅甸、印度到达大夏即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商贸通道，说明当时业已存在的围绕青藏高原的人流物流的古代贸易之路，这一状况延续到隋唐之际不仅没有削弱，还有不断加强之势，只是贯通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更为繁荣和影响巨大。尽管促成这种贸易循环的因素多样和多元，但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是推动这种围绕青藏高原进行循环贸易的最持久的一个因素。

第四，在青藏高原地区的民族迁徙和经济贸易领域同样有着众多的线索，比如连接南北的藏北牧区与西藏南部一江两河流域农牧兼营地区之间的传统贸易，以及食盐之路贸易。贯通东西的游牧民迁徙路线，特别是所谓自今藏西北到藏东、川西之间相互关联的象雄文明，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已经存在，而且东西两边都与中原地区发生过密切的联系，阿里地区发现的1800多年前的汉字织锦和茶叶，即是明证。

第五，在吐蕃崛起之前，青藏高原北部、东北部地区诸多政权，特别是吐谷浑、党项等政权在内地与青藏高原地区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同样在中西交通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种长期持续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联系既为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产生影响，更对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给予助力。

第六，唐以前西藏地区与内地之间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多种形式，包括最为常见的由大规模民族迁徙引起的大规模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由战争引起以及掀起的连锁反应造成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由普遍存在的下层百姓相互杂居联姻、结亲引起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由经济贸易引起的民族间多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由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学习借鉴引起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与中原政权建立朝贡关系引起的多种方式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造就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值得从源头上进行挖掘，从联系中进行把握，并从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整体上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