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增白云、夏格旺堆:西藏考古与艺术的新发现与新进展——2020年度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评述

发布时间:2022-11-15 22:52:00 | 来源:中国藏学 | 作者:中国藏学编辑部 | 责任编辑:

【内容摘要】近年,西藏自治区考古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进展,申扎县尼阿底遗址使青藏高原腹地的旧石器时代年代明确到了距今40000—30000年前;发掘和清理的夏达错、梅龙达普洞穴、皮央东嘎、日土宗、玛不错、曲贡等遗址,格布赛鲁、桑达隆果、觉莫林、色多、那龙、当雄等墓地,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金银器、玻璃珠、穿孔贝饰、玉箭镞、铁器残件、漆器残片、围棋子及鱼骨、动物骨骼、青稞等大量实物,发现的土洞墓、石室墓、石板墓、俯身直肢葬及以几何纹为主的赭红色涂绘岩画等文化现象,对探索青藏高原各地不同时代生产技术、丧葬文化、社会历史及其与高原内外其他人群的交往、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一些学者对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典型”和“非典型性”的“吐蕃大墓”、青海省乐都县裙子山石窟、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甲扎尔甲石窟、西藏阿里的石窟、寺院、古塔和吐蕃题刻等进行了调查和考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关键词】西藏考古;遗址;墓地;青藏高原

【作者简介】旦增白云,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助理馆员;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馆员、副所长。

【文章来源】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4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22)04-0038-13

2021年4月17—19日,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办的“2020年度西藏文物考古成果公众分享报告会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家研讨会”在拉萨举行。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浙江、西藏等地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30位学者基于各自近年来在青藏高原考古、艺术、文保等方面的最新研究与成果,作了大会发言与交流。会议发言与讨论涉及内容丰富,其中以阿里为主题的占一半之多,充分说明近年来阿里专题考古项目的成绩斐然;类型上仍以发掘类居多,其次是调查类,科技考古类、图像与文本研究类占比相当。现就这四个类型,对会议内容进行简要综述。

一、发掘类

近年来西藏考古以多机构合作、多学科研究形式开展了众多考古工作;另一方面,随着西藏区内考古力量的不断强化,亦独立完成了不少考古项目。本次大会汇报的发掘类题目,在区域上呈现出以藏西阿里为主、西藏中部为辅的特点,时间跨度广,从距今3—4万年的旧石器遗迹延续至元明清时期的建筑遗址。

1.西藏西部地区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红亮教授作了题为《班公错南部全新世早期的人类活动:夏达错遗址发掘与收获》的发言。该遗址于20世纪90年代由西藏文物普查队员李永宪、霍巍等人首次发现。后由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经2019年试掘,于2020年正式发掘,共发现遗迹10处,以小型动物为主的骨骼1300余件、石制品1835件,石器材料以当地的原生材料——硅质岩为主,其中5件骨针为青藏高原最早的磨制器。确认了夏达错遗址是一处距今8500—7500年左右的湖滨狩猎采集者遗址,是西藏首次确认的全新世早期营地遗址,也是目前西藏西部最早的考古遗址。该遗址以东亚地区常见的细石叶技术为主导,可能为中国境内细石叶技术分布的最西缘,充分说明西藏西部在8000年之前与祖国内地在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社江研究员汇报的题目为《西藏阿里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发掘收获》,对梅龙达普遗址3年来的发掘情况作了介绍。该遗址首次发现于2018年,为青藏高原首个开展科学发掘的史前洞穴遗址。截至2020年已清理3座洞穴,其中1号洞面积最大,是过去3个年度的重点发掘对象,出土物最丰富,还在壁面发现了以几何纹为主的赭红色涂绘岩画。1号洞共出土骨柄石刃刀、骨针、细石叶石核、陶片、鱼骨、青稞、动物骨骼等8000余件物品,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报告人认为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认识西藏西部早期洞穴类型史前遗址考古工作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对探讨青藏高原西部地区古人类生存活动、迁徙演变、人群互动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掌握细石器技术人群在高原腹地活动的时间和生计方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德吉央宗对《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2020年度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了汇报。1999年首次对该墓地进行了初步调查,并确认其为一处古代墓地。2017—2020年正式对该墓地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德吉央宗介绍格布赛鲁墓地是一处集建筑与墓地为一体的综合性遗址,4年来共清理墓葬21座、石构遗迹4处、石墙2处,发掘面积约1453平方米。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格布赛鲁墓地可分为两期,第一期为距今3600—3000年,是西藏西部迄今所发现最早的墓地,墓葬形制以石室墓为主;第二期为距今2600—2100年,以土洞墓为主。出土物有陶器、金属器、石制品、玻璃珠等。格布赛鲁遗址规模大、遗存类型多样、年代跨度长、文化内涵丰富的特点对于构建西藏史前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探讨等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拥措汇报的题目是《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考古发掘》,这是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她从墓葬类型、形制、葬具、葬姿、出土遗物、年代、科技检测结果、随葬习俗等方面系统介绍了桑达隆果墓地4个年度发掘工作概况与收获。桑达隆果墓地延用了近千年(公元前300—公元600年),墓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出土遗物丰富,体现出与中国新疆、中原及印度、尼泊尔等地区相似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桑达隆果墓地在近千年的延续时间里,表现出了3个不同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第一期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是复杂社会的初兴时期;第二期在富有阶层里出现了一小部分身份地位特殊的人群,掌握着除财富以外更多的权利,可能是政治实体形成初期;第三期在遗迹、遗物数量、种类上都有明显减少,墓地逐渐不再被使用。桑达隆果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对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构建西藏史前文化、探索西藏西部早期考古学文化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锋副教授以《西藏西部早期葬仪的千年演变:皮央东嘎早期遗存的发掘与收获》为题,对2018—2020年度在皮央东嘎遗址群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进行了介绍。3个年度内,在皮央东嘎遗址群内新发现了10处遗址,试掘了其中的6处遗址和2处居址,新发现了10处墓地,试掘清理了68座墓葬。经过碳十四测年,可将10处墓地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7世纪—前4世纪,以格林塘墓地为代表;第二阶段以吉翁墓地为代表,时间在公元前4世纪—前1世纪;第三阶段为公元1—6世纪、第四阶段是公元7—11世纪,这两个阶段均以却丹嘎琼墓地为代表。杨锋副教授认为结合墓葬形制的变化、出土的数百件陶器,可建立这一遗址群1700余年的年代与典型器形态演变序列。它是西藏西部目前已知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探讨西藏西部墓葬的演变提供了最新的考古材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何伟副研究员发表了《噶尔县觉莫林墓地发掘》的报告,这是一项抢救性发掘工作,共发掘8座墓葬,其中年代最早的M3为公元前700年,比其西南面的故如甲木墓地(年代为公元2—3世纪)早了800年。整体而言,觉莫林墓葬以土洞墓为主,另有一座竖穴石框墓。石框墓分为两层,第一层为不规则长方形,墓主葬于中部;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用大砾石铺陈分隔开,第二层平面也为长方形,壁砌石墙,为二次捡骨葬,是一座被两次使用的墓葬。觉莫林墓地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穿孔贝饰、青铜包金扣饰等。出土的鼓腹、高领陶罐与穿孔贝饰在西藏西部较为常见,体现出了与皮央东嘎、曲龙、桑达隆果等周围墓地较为相似的文化特征。青铜包金扣饰之上有凿刻的上羊下鸟图案,与曲踏墓地出土的金面饰头冠左侧的动物形态组合相似。另有3个回形几何纹的寰底陶罐,纹饰精美复杂,在藏西乃至整个西藏都较为罕见。何伟认为通过觉莫林墓地发掘,为进一步探索喜马拉雅西段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开展综合科学研究增加了丰富的材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李亚忠汇报的题目是《2020年阿里日土宗遗址清理工作及建筑空间研究》。通过对遗址的夏巴康、西宫、冬宫、夏宫、护法殿、龙王殿、荣康等区域的清理,将该遗址群大致划分为3个时期:最早期建筑当属顶部的夏巴康(贤巴么如孜),房间3间,占地面积约75平方米;中期建筑主要为分布于中部的冬宫和夏巴康以南临近夏巴康的区域,占地面积约185平方米,该区域主要为冬宫建筑和绒康、宗本居住的区域;晚期建筑分布在早期建筑的外围,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根据建筑的功能,有夏宫、西宫、护法殿、龙王殿、羌木托、监狱以及附属的库房等众多建筑房间。

2.西藏中部地区

西藏自治区文物研究所夏格旺堆研究馆员作了题为《2020年康马县玛不错遗址考古发掘》的发言,2019年在年楚河流域开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时,玛不错遗址被“人类活动历史及其影响科考”分队首次发现。位于康马县南部玛不错湖滨,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海拔4430—4450米。2020年度发掘2个探方2个探沟的文化层、4座墓葬,经测年获知玛不错遗址为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目前所知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文化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该遗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有别于目前所知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而是一种新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玛不错遗址的发掘将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及其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对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时间序列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的作用。遗址出土的石板墓、俯身直肢葬的文化现象,有助于探索西藏高原腹地与青藏高原东部史前考古文化和人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情况。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海伦博士作了《拉萨河谷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曲贡遗址新发掘及收获》发言,介绍了2020年度曲贡遗址的发掘情况。此次是曲贡遗址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掘后第一次系统发掘,本年度共布设探方/沟5个,分2区,发掘面积达306平方米。发现灰坑堆积单位45个,墓葬堆积单位2个,出土动物骨骼360余块、石器887个、陶片1600余片、玉箭簇1个,以及少量骨器。徐博士在报告时还提到此次发掘全面引入动植物、环境考古等科技手段,对遗址景观环境有了新的认识,为重建该遗址的复杂生业形态奠定了基础。此次发掘发现的大量石器及玉箭镞,为进一步研究曲贡文化及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旦增白云发表了《仁布县色多墓地抢救性文物考古发掘》报告,称该项目是一项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5座墓葬。碳十四测年显示该墓地的墓葬年代距今3100—1500年,从现有的数据推断,该墓地至少延续了1600年之久。年代早的墓葬均为圆角长方形石室墓,年代晚的墓葬为圆角方形小型石室墓,其中一处为火葬墓。墓室内出土大量火烧痕迹明显的骨渣。出土物主要有扁珠、陶珠、陶饰、铜铃、铜针、人骨、动物骨骸以及31件完残不一的陶器,陶器制作工艺较为成熟。色多墓地出土的遗物,为重建西藏腹心区域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及物质文化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该区域古代生产技术、丧葬文化、人群交流、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罗布扎西的报告题目是《浪卡子县那龙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首先对该墓地的早年工作进行了回顾:墓地最早发现于2002年,同年清理了一座墓葬,墓葬内除了一具完整的尸骨外,还出土了盘羊造型的金牌饰、圆形金头饰、弓状金耳坠、金戒指等遗物。经过对比研究,罗布扎西认为,那龙墓地出土的金饰与同样位于浪卡子县、羊卓雍湖南岸的查加沟古墓葬出土的金饰在形制、工艺、用途等方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2019年墓地受雨水冲蚀,断面暴露出部分遗物。2020年夏天,对浪卡子县那龙墓地暴露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木棺作为葬具,木馆部分结构已被冲蚀,棺顶垒石片封顶,木棺分东西两部分,东侧葬墓主,西侧随葬两副马头。受现场环境的制约,同时为了保证考古资料的完整提取,考古队采用套箱法对墓葬进行了整体打包提取。2020年秋天,在山南市博物馆对提取的墓葬进行室内清理,随葬品有纺织物、铜器、木器、铁器、料珠和一件完整的铜冠饰等。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墓地时间在公元6—7世纪,为吐蕃时期墓葬。吕红亮在《西藏浪卡子出土金器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西藏浪卡子发现的金器,显示出与鲜卑系统金器接近的技术传统和装饰风格”。此次发掘的出土物与该墓地早年出土的饰品,不仅反应出青藏高原腹心地带与中国北方草原区域的文化互动,还为研究吐蕃首饰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扎西次仁以《当雄墓地2020年考古发掘》为题,对重点清理的5座较大型(或中型)封土墓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封土平面大体呈近圆形或圆角梯形状,立面均呈覆斗状,边长在20—42米不等,高出地面2.7—6.2米不等。封土主要以夯土层筑起,层面较为平整光滑。封土内部均存在护坡墙结构,均围绕核心墓室所建,系防止水土流失所用。此外,部分封土内还发现石堆、灰坑等遗迹,可能系用作祭祀,或者晚期他用。墓葬形制主要包括穹窿顶石室墓和竖穴土坑石室墓两大类,均含墓道和甬道结构,有两室墓和三室墓。每座封土下均存在围绕核心墓室的外围结构,高度不等,平面大体呈梯形。5座墓葬均在封土部分发现了盗洞,表明早期盗扰严重,出土遗物普遍较少,仅结构保存较为完整。发掘出土金银器,狗头金,青金石,玛瑙、珊瑚、绿松石、玉石、珍珠等饰件,陶器(陶片),铜器,铁器残件,漆器残片,围棋子,贝类制品,骨制品等共约300件(套)。该墓地考古发掘是在吐蕃腹心区域内对结构较完整、体量较大的封土墓进行较为系统发掘的一项考古工作,对进一步研究西藏腹心地区吐蕃封土墓葬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唐代与吐蕃关系史,以及物质文化交流史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认识青藏高原在“丝绸之路”上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二、调查类

又可分为专题调查和综合调查两类。涉及专题调查的题目有4个、综合类调查项目3个。

1.专题调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报告题目是《柴达木盆地东南部中古大型墓葬的两种形制》,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青藏高原北部的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发掘的一批7—9世纪的吐蕃时期大中型墓葬,他将这批墓葬分为两种类型,以热水一号大墓为代表的一类墓葬归为“典型的吐蕃式大墓”;以2018血渭一号墓为代表的一类墓葬归入“非典型性的吐蕃大墓”。第一类平面呈梯形或方形的高大封土,封土中建造墓室及墓道,与卫藏地区的藏王陵、列山墓地、吉堆墓地、查木钦墓地等吐蕃大中型墓葬形制相似,这种类型被认为是吐蕃大墓中的最高等级。“2018血渭一号大墓”却表现出另一种不同的形制,即以矩形围墙围合成墓园,地面有祭祀功能的建筑,中间建造墓室、墓道,其上有低矮的封土。张建林研究员认为,柴达木盆地东南部出现的这两种类型的大中型墓葬,其中必然存在内在的原因,是等级的不同还是族属的不同?如典型大墓为吐蕃形制,非典型大墓属于吐谷浑形制?这些均是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罗文华研究员在《四川阿坝州马尔康甲扎尔甲石窟考察》报告中,对该石窟内的壁画进行解读。甲扎尔甲石窟是一座利用天然洞穴建造的“经堂窟”。石窟整体可分为4个区域,窟外1个、窟内3个,窟内外崖壁、隔墙、佛塔上均有壁画遗存,但残损较严重,布局不完整,其中第二区内容相对完整,为此次考察之重点。第二区正中有一佛塔,四面均有壁画。佛塔分为两层,题材有胜乐金刚、喜金刚、莲花生及空行母、具誓大黑天、双身大威德金刚、阎摩、吉祥天母、瞻巴拉、佛五尊、五方佛、四大天王等。佛塔背面的主铺绘有题材为17头76臂2足的胜乐空行海,是该石窟最重要的本尊。空行母与转法轮印的释迦牟尼像组合同时出现的现象具有阿坝地方特色。罗文华通过对壁画图像的深刻解读,提出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这样多民族、多教派的环境下形成的壁画题材,难以从单一教派的作品来理解。该看法为解读和理解这一区域的壁画题材提供了新的视角或方法。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国际岩画断代中心主任汤惠生发表《青海省乐都县裙子山晚唐石窟的开凿及其相关问题》的报告,围绕对西宁市乐都区城北2公里的裙子山石窟进行的调查,认为这些是青海省境内为数不多的吐蕃藏传佛教后弘期和唃厮啰时期的文物遗迹,这些石窟与吐蕃至唃厮啰时期藏传佛教中的禅宗传承相关。这是青海省或整个涉藏地区首次发现的禅宗遗迹,它们为历史上河湟地区禅宗的传播和流布,为那些传说中的高僧大德们传道护法时所作的贡献与事迹,同时也为语焉不详细节阙如的历史记载,提供了物质证据。

西藏大学藏学所夏吾卡先副教授发表题为《西藏阿里噶尔、日土县境内发现吐蕃题刻的调查与研究》报告,对于四川大学南亚廊道考古调查队近年对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扎西岗乡扎江,日土县日松乡岗岗玉聂、热邦乡热邦湖、芦布措和宗雄措岸先后发现的吐蕃时期题刻进行系统调查和记录,初步认为这些藏文题刻是一组吐蕃时期的文化遗存,对研究该区域的历史文化及其与周边区域交流交通的具体线路、吐蕃时期的社会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2.综合调查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熊文彬教授以《2020年阿里札达县佛教遗存的调查与主要收获》为题,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的调查收获进行汇报:在既往调查的基础上,对阿里地区札达县、日土县境内的18处石窟寺、3处古塔和4处寺院建筑遗址进行补测、补绘,同时对壁画及题记进行进一步的识读,对以往的资料有了一些补充与突破。另外,首次对皮央杜康大殿和洛当寺的佛教遗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基本确定2处遗书有吐蕃时期以来各个时代所译佛经残卷。这些经书遗存的保存从吐蕃时期到后弘期再到萨迦时代再到清代,形成了完整的序列。在皮央杜康大殿遗书中发现了保存有元代圣旨的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在洛当寺发现一件元代源自内地的佛幡残片,三角形幡首、长方形幡身、残幡足,其上写有藏文愿文,其形制与敦煌保存的佛幡相似。这2件文物的发现对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首次基本弄清和确认了洛当寺经书彩绘插图和版画的年代、内容、艺术和文化价值,为研究后弘期初期阿里地区藏传佛教和卫藏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席琳发表题为《2020年度西藏阿里曲龙遗址与南亚廊道普兰段考古工作收获》的发言,对2020年度札达县曲龙遗址和2019年普兰县境内南亚廊道普兰段开展的考古工作作了汇报。曲龙遗址群工作重点是对卡尔恩地点、曲米色布地点、嘎尊地点开展的全面考古调查,以及嘎尊地点的3座房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卡尔恩遗址、曲米色布岩画点的调查是迄今最为系统、全面的调查工作,嘎尊地点的发掘对该遗址的性质、功能判断有了进一步认识。以上3处地点开展的调查工作,丰富了曲龙遗址早期遗存的数量与内涵,为汉晋时期高原丝绸之路与象雄考古研究提供了更多资料支撑。

2019年,对孔雀河流域及神山圣湖周边的相关文物遗存及文化线路开展了田野考古调查。2020年,对孔雀河流域及神山圣湖周围新发现的5处墓葬地点及2条文化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着重调查了内转线路上印度信众朝圣遗留的相关遗存。通过2个年度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对普兰县境内和南亚廊道相关的文物考古遗存、民俗宗教遗存、自然人文景观有了一个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收集并积累了丰富的实物、文本、图像资料,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凌的发言题目是《近年来西藏旧石器考古工作汇报》,对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文研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开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发现的近30处具有不同技术特点的史前遗迹情况,以及对其中3处重点遗址进行的发掘情况作了汇报。认为史前高原开发者采用复杂技术来适应极端环境,石叶技术和细石叶技术在流动性、适应性、可维护性和效率上都是各类工具中最优的,这类石器技术为古人类在高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技术装备。

三、专题研究类

涉及植物学研究(生业经济研究)、冶金考古、体质人类学、材料及其工艺、艺术史、遗产保护等。

1.植物考古学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王彦人博士基于林芝地区缺少确切年代的遗址,以及考古研究相对匮乏的事实,作了《藏东南林芝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新证据》的发言。通过2018年开展的青藏高原第二次科考工作中调查到的15处遗址及其样品的检测,对林芝地区史前人类活动进行全新研究,认为林芝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三千纪,并且在距今2700—2000年出现了较强人类活动。浮选样品中发现了大麦、小麦、豌豆等,结合网坠等工具的发现,认为麦类—豌豆种植和渔猎都是林芝地区史前生业的重要组成;这些西亚起源作物在林芝境内的发现也为高原丝绸之路以及早期东西方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后高玉作的题为《史前高原丝绸之路的新证据——拉萨曲贡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发言认为,曲贡遗址植物考古学(生业经济)的新进展是,遗址中存在青稞、大麦、小麦、粟、黍、荞麦、豌豆、燕麦,应当为麦作/粟作农业经济模式。曲贡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以家养牦牛(Bos grunniens)、绵羊(Ovis aries)和野生鹿(Cervus sp.)为主;但该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空白的。经对曲贡遗址残存的文化堆积浮选土样的鉴定和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在公元前两千纪晚期,曲贡遗址既有起源于东亚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又有起源于西亚的大麦(Hordeum vulgare)、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var.nudum),同时并存的可能还有起源于中国西南的荞麦(Fagopyrum tataricum)生产。多品种的作物种植、动物饲养和狩猎共同支撑了曲贡的定居活动。另外,该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也表现出与高原东部和西部的联系。多重证据显示在新石器晚期东西方文化都抵达了高原腹地,这不仅繁荣了当地的史前文化,也为后世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2.冶金考古学研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曹昆在《格布赛鲁遗址和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冶金遗物的科学分析》报告中认为,格布赛鲁墓地早期(距今3600—3000年)铜器有工具和装饰品两类,分红铜、青铜、砷铜3种材质,砷铜数量最多,成形技术以锻打为主、铸造为辅,其铜冶金技术可能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桑达隆果铜器有装饰品与容器两类,分红铜和青铜两种材质,成形技术以锻打为主,铸造为辅,并出现高锡青铜淬火处理技术。检测分析的格布赛鲁晚期铁器均为铸铁脱碳钢制品,桑达隆果铁器既有块炼渗碳钢制品,又有铸铁脱碳钢制品。块炼渗碳钢与铸铁脱碳钢分属块炼铁技术体系与生铁技术体系的产物,前者是欧亚大陆早期常见的冶铁技术,后者在14世纪以前仅在中国和周边区域用于规模化生产,这表明西藏西部的铸铁脱碳钢制品具有浓厚的中原技术特征。

3.人体骨骼学研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陈靓的《2017年格布赛鲁遗址出土人骨的研究》发言,以2017年度出土的距今3600—3200年前的11具人骨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种系特征研究。从面部测量数据比较,格布赛鲁男性组与近代西藏A组最接近,具有纤细的“武士”型面部特征。与古代组的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格布赛鲁组与所选对比组均出现了疏离的关系,可能暗示格布赛鲁先民来源的多元性。格布赛鲁女性组具有中等的颅形、中等的长高比例和较小的宽高比例,很窄的面宽和较短的上面高,结合方凸的额鼻颌缝走向等特征,暗示女性组与其北部塔里木盆地南缘人群存在相对接近的关系。

4.材料科学研究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睿教授的《西藏格布赛鲁遗址出土釉砂的工艺与成分分析》发言,以格布赛鲁早期墓地M7(距今3400—3200年)的釉砂为对象研究其工艺、成分特点及来源。分析结果显示,釉砂为内芯—模具法成型,包埋法施釉。成分体系上属于富钠釉砂,其中着色剂可能是较为纯净的自然铜、孔雀石或冶炼后的红铜,相似的釉料配方和质量暗示这批样品可能来自同一区域。格布赛鲁釉砂属于典型的富钠釉砂,可能来自埃及或某一受埃及富钠釉砂生产技术影响的区域,同时高加索地区的西亚富钠釉砂为这项远距离传播提供了中程证据。格布赛鲁釉砂是中国境内最早的釉砂之一,天山南北两麓是混合碱釉砂,与格布赛鲁不一样。这意味着在距今3000年以前,西藏西部已融入了亚欧大陆人工料珠的交流路网之中。

5.艺术史与图像学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长虹的报告题目为《图像的转变:从藏东石刻到藏西壁画》,对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川、藏、青、甘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佛教石刻,以及藏西的壁画分别进行了讨论,认为藏东、藏西图像存在一定的延续和传承的关系。通过对藏东摩崖造像的研究,发现大日如来是最为常见的题材,一般以单尊或与观音、金刚手组合,与八大菩萨组合出现,其中后者组合分布最广。在造像中可看出将赞普等同于大日如来,有帝王是佛陀在世间的代言人之意,表现的是一种佛教政治。在古格王朝早期的阿里,同样发现了大日如来与观音、金刚手的组合造像,这是对吐蕃时期流行的佛教题材的继续。随着以仁钦桑布为代表的译师译出大量新译密典,大日如来三部组合的题材被五部为核心的金刚界曼荼罗、法界语自在曼荼罗等所取代。但将益西沃比作天喇嘛,视其为菩萨的化身,这种观念同样也是吐蕃时期佛教政治的延续。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王瑞雷教授题为《观音救济与亡灵超荐——托林寺迦萨殿东北角T50号佛塔壁画研究》的发言,以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古格王家寺院托林寺迦萨殿东北角T50号佛塔的发掘材料为基础,对塔内壁画内容及图像构成进行进一步分析。T50号佛塔图像题材主要以各类观音传承为主,共同构筑了“观音道场”这一神圣的私密空间。佛教常见佛事中的众姓道场,主要为追荐亡灵的道场。他认为T50号佛塔壁画内容正是反映了普度孤魂、济度六道苦难这一“观音救度与超荐亡灵”的主旨思想。另外让人深思的是佛塔正壁出现的坐姿千手千眼观音,在现存的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中,早期无一例千手千眼观音遗存,而在其后的古格王国中晚期出现的千手千眼观音也皆为站姿。所以,他提出疑问:这是否受到丝绸之路佛教造像样式的影响?同时他认为狮子和大象作为吐蕃与古格王权与军权的象征,在佛塔甬道两侧绘狮子和大象替代佛教中的护法神这一现象说明了该佛塔的高规格,很可能是为一位古格国王所建的灵塔。最后,通过对壁画题材与造像样式的比对分析,认为T50号佛塔更突显出与拉达克地区阿齐寺之间的紧密关联。T50号佛塔壁画的整理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在11世纪中晚期至12世纪初,以阿齐寺为中心、带有浓郁中亚元素的风格样式对古格佛教艺术的辐射与影响。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博士骆如菲题为《西藏阿里札达县夏石窟甬道生死轮回图图像流变考》的发言,认为西藏的生死轮回图主要集中在14世纪之后,而夏石窟甬道西侧的生死轮回图绘制于公元11—12世纪,是迄今所知西藏地区所见最早的生死轮回图个案。首先,她从生死轮回图的藏文文本、五道与六道、十二缘起等方面探讨了各类生死轮回图的共性与差异。通过对夏石窟的抱轮女神形象的解读,她认为这类形象并未在仪轨及其他地方发现,它的流传范围或许仅在西藏西部,这种象征女性掌管生死的形象与西藏西部地区女性的地位有关。其次,她还分析了夏石窟生死轮回图与汉藏地区佛教文本的关系。她根据夏石窟生死轮回图的筒车及其图像粉本,认为筒车元素应与中阴思想有关,这一图像粉本的流传与敦煌汉地的地藏十王信仰可以构成关联。再次,对夏石窟生死轮回图与甬道图像的配置关系进行了探讨,她根据甬道东侧绘制的六臂观音与七蛇头神像,分析出其形象与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的金刚界密教系统迥然不同,代表着救度众生的唐代密教不空羂索观音像,由此认为不空羂索神变中的蛇头冠神像揭示着夏石窟生死轮回图及其配置图像对敦煌图像系统存在吸收借鉴。最后,她认为夏石窟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融汇显教与密教、汉地佛教图像系统,以及西部喜马拉雅地方佛教美术特色的一个重要见证。

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王宗慧博士题为《拉达克地区早期佛教石刻造像研究——以弥勒题材为中心》的发言,在回顾了拉达克迄今有关佛教艺术的研究情况后认为,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佛教寺庙与石窟艺术,如以塔波寺、阿齐寺为中心的系列研究。而早期以石刻为载体的佛教遗迹所得到的学术关注远逊于前者。所以,发言者基于已刊发的考古报告及早期调查研究,聚焦于拉达克地区的佛教石刻造像遗存,在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背景下,讨论了佛教石刻造像的传播路径、艺术风格及题材背后的民众信仰等问题。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永宪教授发言题目为《西藏牦牛博物馆藏有柄铜镜的初步分析》,围绕西藏牦牛博物馆藏的一件带有牦牛图案的带柄铜镜与曲贡墓地M203所出铜镜、传世收藏于德国的“德国镜”、收藏于法国的“法国镜”进行对比,认为这4面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曲贡镜的柄部同样有牦牛图案,在本质上也属于“牦牛镜”;而纹饰方面牦牛镜与德国镜最相近,形制上牦牛镜与法国镜几乎完全一致。这4面镜的共同点还在于镜背面有中凸、镜面和镜柄以焊接的形式拼接、镜柄的长度与镜面长度几乎相等,而整体的尺寸也远大于西藏发现的其他铜镜。李教授还从装柄手法、工艺方式、图像要素等方面将这4面铜镜与中国西南、巴基斯坦等地出土的铜镜进行比对后,认为剪影式的牦牛图案与岩画上的牦牛图案几乎一致,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是最原始的本土象征,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与技术共同体。同时他认为在距今约2700年之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已发展出具有本地工艺特色和形制特点的制铜手工业,而“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牧业文化对高原早期金属器制造业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化区域上,青藏高原应是联系中国西南山地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中介地带,具有跨地理单元文化廊道的研究意义。

6.文物保护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图旦次朗的汇报题目为《阿里石窟遗产保护的反思和策略》,他在对阿里地区各类石窟的选址、布局、建筑形态、空间结构、保护现状、面临的主要险情等方面作了初步统计与分析后,得出要尽快加强阿里地区石窟寺保护的结论。他认为,在方法上,一是可采取数字化保护,建立石窟寺档案,为后续的保护修复留下重要的历史资料;二是在石窟外搭建保护性建筑,创造一个将文物本体与其所在环境相对隔开的并可人工调控的小环境,从而达到降低自然破坏、提高文物古迹可延续性等保护目标;三是锚杆加固,通过将石窟寺中的危岩体与后壁稳定的山体相连,通过依靠稳定的岩体,来提高石窟寺岩体的稳定性。四是裂缝灌浆,通过石窟保护需求,调取对应的浆材,对石窟裂缝进行填缝处理,提高石窟的稳定性,防止裂缝的进一步恶化。他认为以目前阿里地区石窟寺的现状,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四、小结

通过此次业务分享会,充分证明了科学的田野工作是所有考古研究工作的基础。随着国家和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近几年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尤其是西藏考古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后,西藏考古工作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1.新的考古发现,使西藏的史前“历史世界”变得更加悠久与丰富

最近十年来,西藏考古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的发现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突破,新的发现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史前西藏历史文化的认识。2018年公布藏北申扎县尼阿底遗址成果以来,青藏高原腹地的旧石器时代年代,可明确到距今40000—30000年前,彻底改变了过去学界仅通过石器的技术、风格特征等来推测西藏旧石器年代的不科学性状况,填补了1万年之前人类在青藏高原腹地曾经繁衍生息的历史空白。

日土县夏达错遗址最新的研究成果,为重建10000—5000年前人类在西藏高原的活动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科学资料。以往的考古资料中,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最早仅可追溯到距今5000—4000年前的藏东卡若遗址,高原上是否会有距今10000—5000年的史前文化遗址一直是个不能确定的难题。夏达错遗址的发现,首先,解决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在高原西部高海拔湖滨区域活动的问题;其次,该遗址出土的磨制石针成为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最早的磨制石器;再次,该遗址发现的细石叶成为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最早的细石叶,可能暗示着青藏高原西部细石叶与东亚细石叶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藏中部的拉萨、山南和日喀则等区域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环节。2019年发现并后经考古发掘的康马县玛不错遗址,不仅成为藏南宽谷湖盆区域或西藏中部地区超过4000年以上的首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而且是不同于已知的卡若和曲贡文化遗存的另外一种新类型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玛不错文化遗存。为重建西藏中部乃至西藏史前文化发展和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成为西藏中部迄今所知最早的历史文化源头。仁布县色多墓地的发现,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日喀则和山南地区在距今3000—2000年时,在相对大范围内存在一种相同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

当雄墓地是西藏自治区境内迄今为止较为系统、较为全面地开展考古发掘的吐蕃墓地,尽管大型封土墓葬早年已被盗,但该墓地的发掘为了解吐蕃时期中小型封土墓葬的形制、布局和建筑技术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更多科学技术手段参与到西藏考古,扩展了西藏史前考古的“视域”和解读视角

科学技术手段参与到考古工作,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为考古学研究工作注入了更大的活力。近年以来,西藏考古工作中采取了多学科结合的田野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为更深入认识考古遗存和遗迹,进一步扩展了阐释考古学文化的解读视角,扩大了认识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视域。植物考古、冶金考古、材料学分析等技术手段,为我们理解西藏史前社会的生计方式、生产技术、制作工艺等方面获得了全新的认识。传统藏文古文献的记载,以及以往的考古学材料中,我们较难发现有关早期历史更多的农作物资料。随着技术、方法的多样化和多学科研究的强化,我们对于西藏史前生计方式和农作物的种植历史,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的认识。西藏史前社会不仅呈现出作物种植的多元化,而且呈现出区域生计方式的多元化特征。

本次分享会中介绍了对于曲贡遗址农作物的新认识,由于该遗址发掘时的技术方法所限,以往的研究中并不知道该遗址会有起源于东亚的粟、黍和起源于西亚的小麦、青稞,以及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荞麦等作物。这些农作物在曲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理解距今3000年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西藏中部地区史前农作物种植历史和生业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了史前时代的高原腹心区域并不是“孤岛一片”,而是与其周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互动。这样的事例,同样反映于和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年代相当的西部阿里格布赛鲁墓地发现的考古材料中。该墓地发现的砷青铜、铸铁技术、富钠釉砂同样反映了高原西部在距今3000年前与欧亚草原和东亚地区的充分交流。

3.旧材料、新解读对了解文物考古和艺术作品的历史与背景有了新的认识

此次分享会上,旧材料、新解读方面,比较典型的实例是对曲贡遗址出土的有柄铜镜的新认识。发言者以西藏牦牛博物馆收藏的有柄铜镜为线索,重新解读了包括拉萨曲贡遗址晚期遗存出土的等此类有柄铜镜4枚,从装柄手法、工艺方式、图像要素等方面与周边地区的同类有柄铜镜比对后,认为剪影式的牦牛图案与岩画上的牦牛图案几乎一致,具有明显的游牧文化特征,代表一个文化共同体与技术共同体。这样一种认识的获得,得益于西藏牦牛博物馆征集到的这件有柄“牦牛铜镜”,使对旧材料的新解读成为一种可能。

另外一个实例是,札达县夏石窟甬道生死轮回图案的重新解读。尽管该石窟发现早,对于石窟的千佛题材学者们有过讨论,但之前对于甬道壁画“生死轮回图案”无人问津。通过骆如菲博士的重新解读,认为夏石窟甬道的生死轮回图案是迄今所知西藏地区所见最早的,而且将生死轮回图案放在整体佛教历史背景进行考察,认为它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融汇显教与密教、汉地佛教图像系统以及西部喜马拉雅地方佛教美术特色的一个重要见证。

4.西藏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不仅为重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而且对于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佐证

近十年西藏史前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为重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是在西藏史前历史的年代方面,突破了以往的认知,将西藏高原史前“历史轴线”拉到了距今40000—3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仅改变了以往被认为的西藏史前历史不会超过万年以上的推测,而且更加丰富了距今10000年以来西藏史前历史的内涵;二是在史前文化的空间分布上,不仅仅是大家熟知的距今5000—4000年的藏东卡若和小恩达、距今4000—3000年前的拉萨曲贡和贡嘎昌果沟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还有新发现的藏北羌塘高原距今40000—3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尼阿底遗址、藏西的距今9000年以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夏达错遗址、藏中的距今4500年以来的玛不错遗址,大量分布于藏西象泉河流域距今3000年以来早期金属时代的墓葬,以及零散发现于西藏中部河谷的墓葬等诸多遗存,为构建丰富而多元的西藏史前历史文化与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同时,在不同时间、不同区域内西藏高原各区域发现的众多考古遗存和综合研究显示,自史前时代开始到历史时期,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多元的、开放的和丰富的。这些重要的发现,均为深刻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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