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先加：从多向度探析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作者简介】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当前开展藏传佛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围绕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党政相关部门和宗教界作出了积极响应，在具体工作中推动了实践探索。学术界把这一政策作为重要的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形成了热议。文章主要从政策、理论、历史、实践四个层面展开讨论，在政策层面总结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出后藏传佛教工作领域呈现的两大特点，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合理性以及“化”的指向性、方向性等问题，在历史层面总结了佛教传入西藏实现的本土化、佛教在西藏传播发展中的中华文化底色、藏传佛教的三次自我大变革、政教合一制度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等经验，在实践层面根据近年来藏传佛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加强和创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

【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多向度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22）05-0042-09 

本文编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2020年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成为了藏传佛教工作领域中的头等大事，在政界、学界、宗教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结合各自领域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纷纷贯彻落实。纵观两年多的推进经验，可以从政策的提出、理论的研究、历史的总结、实践的探索四个向度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出现的一些问题作出相应的分析与研究，能够为更好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持。

一、政策层面：中国化的提出

回顾历史会发现，虽然每一次党和国家提出一个重大决策，其形成或来源是由下而上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但最终制定、发布和执行是由上而下的，需要经历聚光、辐射、覆盖的一个过程。正如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样重要的政策，经历了提出、制定、强调、部署、贯彻、落实等各个环节，形成了党中央政令的形成和制定、贯彻执行的全过程。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部署藏传佛教要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工作任务之后，笔者考察两年多的贯彻落实情况，总结出了藏传佛教工作领域中对这一政策的提出，作出反应方面呈现的两大特点。

(一）政策的提出与贯彻落实出现了“时间差”

2020年之前，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的宗教工作中虽然多有提及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要求，但尚未成为全局性和统领性的工作任务。早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之后在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2020年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21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重要的会议精神里，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这一论断。具体到藏传佛教工作领域，这一要求任务明确下来是在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从2015年到2020年的五年时间里，在藏传佛教工作领域中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和引导、藏传佛教界的响应与领会、学术理论界的研究与考察尚处在工作的初步阶段。虽然，在具体的实践中，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藏传佛教工作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这几年藏传佛教界自身也推进教规教义的阐释活动、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优良传统；管理部门也在不断深化寺庙爱国主义和法治教育，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建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培养爱国爱教的代表人士等工作，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但是，都没能完全做到以“中国化”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统领性、指向性的概念来引领工作，对以“中国化”名义开展的具体工作没能清楚有效地赋予其“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意义。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化”政策的提出与藏传佛教工作中的实际贯彻落实之间的一个“时间差”。这种工作局面，到了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有了巨大转变，在宗教工作领域中全面贯彻落实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要求。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是做好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力量的指示精神，这三支队伍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在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工作中发挥着作用：党政干部队伍在引导、指导，宗教学研究队伍在辅助、支持，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在具体承担和贯彻落实，正在实现稳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工作目标。

(二）政策的领会与实践的推进出现了“矫正期”

2015年，首次提出“中国化”的概念，到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升为新的论断，再到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为宗教工作的根本方向，这一政策经历了一个初步提出、丰富内涵、强调引领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广大基层宗教管理工作者和宗教界、学术界对“中国化”的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也经历了从学术术语到政策术语的转变过程，也经历了传达、学习、讨论、领会、探索、贯彻等过程，难免存在一些理解不到位、领会不全面的情况。例如，这一政策刚刚提出时，有人认为这只是针对当时有些宗教领域中出现的未能完全按照我国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对我国所有宗教提出的政治要求；有些宗教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一政策，认为自己本身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通过自我排除法的方式，不去关注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字面上歪曲这一政策，认为“中国化”是把各大宗教进一步“汉化”，从而挑拨我国宗教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质疑这一政策。藏传佛教界曾受上述情况的影响，对“中国化”概念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矫正期”，尤其是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要求后，掀起了一股对这一政策的宣讲、学习、领会、研究、实践等浪潮，使得广大宗教界人士认识到这一政策的丰富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对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成果经验、现实需求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对工作实践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最重大的原创性思想之一，是新时代宗教工作最鲜明的主题、最亮眼的特色、最明确的方向、最重要的目标、最重大的举措。”对藏传佛教而言，提出要坚持中国化方向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今后开展藏传佛教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西藏、涉藏工作重点省及涉藏州县的宗教工作明确了重要任务。

二、理论层面：学理依据的论证

众所周知，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除了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之外，也需要依靠学术界提供有力的学理依据作为其支撑，需要从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进行解读、阐释、宣讲，提高政策在受众层面的认可度和执行层面的效率。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要求后，学术界掀起了热议和研究，纷纷为这一创新性论断从学理依据的角度进行了解读和阐释。撰写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对两个不正确的论调进行针对性的驳斥：一是驳斥“藏传佛教已经是中国化的产物，不需要再中国化”的论调；另一个是驳斥“藏传佛教要保持本色，不能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相互借鉴学习”的论调。为了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论调进行批判矫正，学术界的研究主要以藏传佛教领域提出中国化的合理性、必要性作为重点，以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关系作为重点，以此来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学理依据。

(一）合理性的讨论与论证

这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话题，其中最主要的探讨点是“中国化”是一个具有固化含义的概念，还是具有动态含义的概念。为了矫正“藏传佛教已经是中国化的产物，不需要再中国化”的论调，对“中国化”概念本身进行了研究和剖析，结合史料支撑和史实论证，强调“中国化”是一个具有动态含义的词汇，而非具有固化含义的词汇。因此，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不断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从来不会停滞，一直处于动态的适应过程中，这本身就是本土化、中国化，从而构成了“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动态含义。为此，藏传佛教虽然是中国化的产物，但仍需为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合理性不断提供学理依据。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以班班多杰教授的观点较为鲜明，成果较为丰富。他先后发表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中国西藏》2021年第5期）、《藏传佛教般若中观中国化的诠释学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等文章，深入探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班班多杰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主要运用了西方哲学和中国经典中的诠释学理论，从藏传佛教的经典文本、语言文字及其翻译的实例，揭示了佛教传入西藏后就开始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以及这一进程从未停止过的事实。班班多杰用了诠释学理论中的一个观点，即“经典文本只有当被表现、被理解、被诠释、被应用的时候，才有意义和价值，其意义和价值才会得以实现”，还有“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不同时空条件下诠释者的诠释之意，三者互动融合的结果必然导致此经典文本的时代化与本土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合理合法且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过程”；谈到语言文字与翻译时，提到“从佛教经论翻译的角度看，历史上我们的先贤智者将印度佛教的经、论、律经典文本从印度梵文翻译转化为中国的汉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这种话语转换，意义转换从更深层次、更广意义上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通过上述这些观点，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的事情，且进一步论证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在西藏和祖国内地实现的本土化，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本土化和中国化是佛教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体现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如何正确去理解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讨论方面，陈宗荣也提出了较为鲜明的逻辑思路，他在《正确认识和把握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宗教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有着自身产生、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宗教本土化就是其中一条重要规律，蕴藏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逻辑，体现了政治性与规律性相契合、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他从四个方面归纳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逻辑认识问题，即理论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科学性、价值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先进性、历史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必然性、实践逻辑中理解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等。如此归纳，为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合理性论证提供了更高的理论视野。

(二）“化”的讨论与论证

随着佛教经典和教义所依附的语言载体的转化和所传播的区域空间的拓展，以及所融合的文化种类的丰富，出现了佛教自身变异或失去佛教本真的一些忧虑，这样的质疑或忧虑一直伴随着佛教逐渐成为世界宗教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提出后，围绕“化”的指向性和方向性也有了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在严格意义上也是上述质疑或忧虑在“中国化”语境下的延伸。有些人提出了“藏传佛教要保持本色，不能与其他文化和宗教相互借鉴学习”的论调，这是一种缺乏对佛教在青藏高原繁衍扎根的历史脉络的细致了解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论断，更是由于缺乏对文化核心和外延的理论认知而出现的一种提法。为此，也可以用诠释学的理论作出合理的矫正，即“回到文本本身的原则，文本尽管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可做不同的理解，但它仍然是同一文本，因为它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没有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佛教传播过程虽然会出现语言转化、传播区域变化、文化底色变化，但其核心的教义理念会一直保持，所以不必有过多的顾虑。

回到“化”的指向性和方向性的讨论，学界一直纠结如何处理藏传佛教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年多来，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具体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中出现了一些情况，例如，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指藏传佛教要学习和接受汉传佛教，大到汉传佛教的经典教义翻译成藏文，小到汉传佛教的衣食住行等，这是“化”的主要方向；将中华文化浸润藏传佛教生硬地理解成要求藏传佛教僧人学习儒家论语；强调藏传佛教时代化的要求时，过多地提倡世俗化。这些都是在探索和创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路径和举措时出现的情况，也是对“化”的具体指向和方向的一种讨论或实践。

实际上，任何一个抽象概念要具体化或细节化，都是比较复杂的事情。藏传佛教中国化，本身是一个学理层面较为抽象的概念，对它的具体内涵和具体指向的讨论都需要一个与概念本身的范畴相符合的解构。探讨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但大部分聚焦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的关系层面，通过探讨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联系与区别，进一步明确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方向。例如，郑堆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联系与区别》一文中提到了“中国三大语系佛教义理相同，佛法不二，均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其中，佛教从境外和祖国内地传入西藏之后，经过在西藏及附近地区的本土化发展，推进了其中国化进程，最终形成具有我国地域性特征、民族性特点、中华文化色彩、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同属北传佛教的主要流派，二者同源共生，既联系密切，又有区别”，同时强调了“我国三大语系佛教根脉一体，和而不同，但血浓于水，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历来就有文化交流的传统，不仅使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而且使二者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当今，我国三大语系佛教交往交流交融迅速，共同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文章中的观点十分明确，历史上汉藏佛教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虽然有具体的差异性，但其最大的共同点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涉及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李德成在其《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提到“藏传佛教是我国本土的宗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在当今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背景下，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藏传佛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另外，沈卫荣教授在谈到藏传佛教中国化时提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无疑是要更好地整合和圆融汉、藏佛教这两种佛教传统，把汉藏佛教( Sino-Tibetan Buddhism)树立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身份认同。”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有学者提到“……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如理如法、契理契机是佛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基本义理所在，也是自古至今中国佛教传承、弘扬和践行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这就决定了，作为一个宗教信徒必须立足中国本土，植根中国文化，融入中华民族，适应中国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宗教教义教规要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上述观点表明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化”的具体内涵和方向，有助于我们理清在具体的实践探索方面的思路。纵观学界的理论研究，结合相关政策要求的具体内容，我们对“化”的指向性和方向性可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梳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解构这一问题。

一是“化”表达着一种动态层面的要求，是历史的、纵向的，即与时俱进的，这是任何事物发展的自身历史规律所决定的。佛教自2500年前诞生起，随着其教义教规的日益完善和丰富，随着信徒数量的增长和传播区域的扩大，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所处的时代之间完成了同步和同频，不管时代怎么更迭，佛教作出了相应的改变，保持一种动态的发展姿态，一直在曲折中存续下来，这样的事实表明了与时俱进是佛教在历史长河中安身立命的最根本保证。另外，宗教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表明：是时代在引领宗教，而不是宗教在引领时代。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方向性和指向性，首先要聚焦于与时俱进这一主题。在历史上，藏传佛教完成了本土化、民族化，并在西藏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做到了与时俱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藏传佛教都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作出了相应的变革。这些事实表明，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藏传佛教也要保持其一贯的与时俱进的姿态，进一步与这个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这就是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化”的方向性和指向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无论是政界的政策实施，还是宗教界的自我改变，或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关于“化”的方向性或指向性的探索和讨论，可以在“与时俱进”这一大的概念下进行统筹谋划和梳理。如此，分歧就会少，争议就会小。

二是“化”表达着一种静态层面的要求，是现实的、横向的，即“相适应”，这是宗教与所处社会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如果“与时俱进”是一个总的方向或指向，那么“相适应”更多地体现了“化”的具体内容、细节和状态；如果“与时俱进”是从抽象层面讨论的，那么“相适应”可以从具象层面去讨论；如果“与时俱进”是总要求，那么“相适应”是这一总要求的具体体现。藏传佛教要与时俱进，在静态或状态层面需要体现在它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方面，这种相适应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例如，与社会制度、政治主张、文化观念等抽象层面的相适应，与当下的衣食住行的客观条件和物质生活等具象层面的相适应等。这种相适应自然而然地涉及藏传佛教与其他各个领域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的理论问题，从而构成了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化”的具体内涵和要求。具体而言，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有些要求是硬性的，有些要求是软性的，比如涉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接受，属于政治上的要求，是硬性的，是必须的，不容商量的；比如与社会世俗和时代变革中一些内容的相适应，是软性的，循序渐进的。

总之，藏传佛教要存续和发展，就要与时俱进，就要不断改变与当下社会不相适应的一些因素，要消除宗教的消极因素，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化”的方向性和指向性以及其具体内涵的讨论、探索和创新，也应该围绕“与时俱进”与“相适应”两个方面去展开。

三、历史层面：经验的总结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到目前为止，公开发表在相关学术刊物上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术论文有4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展开的，虽然这类研究的视角、史料和内容等存在多样性，但无一例外地论证着同一个主题，即藏传佛教是中国化的产物这一客观事实。从本质上而言，学术界的类似研究属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证研究，也是间接或直接地在对现阶段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合理性提供历史依据，为消除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认识误区和创新探索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方面提供理论基础、实践经验、逻辑思路。

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研究涉及很多领域，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单纯地从宗教自身的构成要素看，佛教传入西藏之后，其教义、教规、文献、语言、建筑、服饰、饮食、艺术、文化、习俗、观念等多方面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二是从佛教在青藏高原发展的历史脉络看，经过了吐蕃时期莲花生的改革、宋代的阿底峡改革以及明代的宗喀巴改革，这些改革体现了佛教在青藏高原与时俱进的历史事实；三是从佛教在青藏高原实现政教合一制度后，与历代中央政府之间的往来关系看，彰显了藏传佛教的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体现了不断与所处时代相适应的历史脉络。其中，第一个方面属于横向的历史内容，贯穿于整个佛教在青藏高原发展的历史全过程，第二和第三属于纵向的历史发展范畴。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去挖掘、整理、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史料和史实，有力地论证了藏传佛教是中国化的产物这一客观事实。

（一）佛教传入西藏，实现了本土化

梳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首先要研究佛教传入西藏后如何实现本土化的这一问题，这是研究的第一步，是讨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初级层面或基础层面。从总体上看，佛教在西藏本土化的历史，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佛教如何顺应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完成其在西藏社会中的相应变革；二是佛教如何融入西藏的人文民俗，完成了本土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原因是这类实证研究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和学术积累，例如，在研究青藏高原佛教的教义、教规、文献、语言、建筑、服饰、饮食、艺术、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如何融入了本土特点时，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备相应领域的知识和比较研究的能力。另外，比较研究是这类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通过比较历史上的南亚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异同点，揭示出佛教在西藏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及主要方法途径。虽然这类研究的数量较少，但也有学者已经涉足这一领域，例如前述班班多杰撰写的《藏传佛教般若中观中国化的诠释学解读》一文中，讨论了藏族本土佛教学者如何进一步对佛教原始经典文献进行语言转换和理论升华，论述了在教义、经典方面具备本土特点的事实。

（二）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具备了中华文化底色

在研究本土化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聚焦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如何具备了中华文化底色的历史事实，这是研究的第二步，是讨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更深层面。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把藏传佛教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切入点，对于藏传佛教形成过程中吸收的本土文化因素，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吸收、学习、借鉴的其他文化因素等情况做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方面，能够论证任何宗教或文化系统的形成，不是由单一的因素促成的，而是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的；另一方面，能够对藏传佛教如何在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其中华文化底色方面，提供典型的个案依据。例如，在藏传佛教建筑形态方面，有些专家挖掘和整理、研究了跨区域、跨文化互动交流下形成的多民族建筑艺术融为一体的建筑特色。除此之外，藏传佛教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中华文化底色的史料和个案研究是十分丰富的，仅仅从布达拉宫的建造历史而言，布达拉宫的最初修建有文成公主的因素，后期红宫的修建过程中也有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工匠参与，还有在布达拉宫中供有乾隆皇帝画像和清朝皇帝牌位等反映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管辖的历史文物等；西藏神灵体系中有诸多源自祖国内地的神灵；藏传佛教艺术造像中也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等等。总之，对这些历史进行研究，总结经验，能够对藏传佛教研究从本土化进一步走向中国化提供强有力的学术依据。

（三）佛教在西藏经过三次大的自我改革，与时俱进地推进了其中国化的进程

当下学术界对佛教在西藏的历史发展脉络，习惯性地以断代划分其发展的各个时期，例如前弘期、后弘期、再弘期；又如吐蕃时期的佛教、教派时期的藏传佛教；再如以各个朝代作为分期的标准来划分藏传佛教的历史发展阶段等。这些划分方法，从不同的侧面对佛教在青藏高原如何与时俱进地与不同的时代相适应的历史提供清晰的时间维度和脉络。虽然学术界对上述历史分段的专题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围绕佛教在西藏经过的三次大改革，以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视角去研究的相对较少。其实，在1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所经历的三次改革，使得佛教逐渐适应了西藏社会，即佛教初传时期的莲花生改革（8世纪）、藏传佛教形成期的阿底峡改革（11世纪）、藏传佛教发展期的宗喀巴改革（14世纪），通过对这三次自我改革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郑堆、索朗卓玛在《试论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而且他们从历史的维度，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几个历史阶段进行了全面回溯。

(四）政教合一制度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史，是藏传佛教在政治上实现中国化的历史基础

张云在其《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基础、主要挑战和实现路径》中总结说“西藏地方的政教制度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并通过对元明清等历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各大教派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论证其观点，类似的研究成果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中占着一定的比重。实际上，纵观西藏历史，我们发现藏传佛教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文化交流史、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史、拥护祖国统一的政治史。从公元8世纪的“顿渐之争”，到凉州会盟，再到后来的“三法王”觐见明朝皇帝、五世达赖进京等，都是藏传佛教界在行动上主动与祖国内地进行友好交往，在文化上自觉与内地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在政治上主动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与管理的鲜活事例。这些事例能够充分证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爱国统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根本前提是强调宗教界的政治认同。

总之，通过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历史进行研究，能够为当下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丰富的养料，在充分论证藏传佛教是中国化的产物的同时，能够纠正我们当下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认识误区，以史为鉴，在历史个案和实证研究的经验总结中，为进一步开展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探索提供更多的思路和借鉴。

四、实践层面：路径举措的探索

上述三个层面，即政策提出、理论论证、历史总结，最终的落脚点是实践层面，即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路径举措的探索与创新。自2020年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以来，目前基本上完成了政策的传达和学习，理论的研究与总结，现在如何在实践层面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就成了当务之急，是基层宗教管理部门和广大的宗教界人士所面临的难题。诚然，政策制定重要，贯彻执行更重要；理论创新重要，实践探索更重要，故此，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的路径与举措的探索，是目前摆在这一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关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路径与举措方面，管理部门虽然尚未出台相关的意见建议或条例办法，但学术界的相关文章中涉及这方面的对策建议比较多，归纳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笼统或偏向于原则性的建议，大部分是围绕藏传佛教工作领域中的重点问题提出来的，比如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创新完善寺庙管理制度、引导教育理念、消除消极影响、发挥积极作用、培养代表人士、治理突出问题等方面的建议，很少有从具体操作性层面入手的；二是针对性比较明显的建议，大部分是针对党和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管理或引导工作提出来的，很少有针对宗教界自身如何推进中国化的建议。这种局面的出现，关系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体问题，不解决这一理论认识问题，在具体路径举措的创新方面，很容易走向片面。

实际上，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属于宗教工作的“导”的范畴，党和政府提出这个政策，也是在引导宗教界做出自身的相应变革，与时俱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藏传佛教健康发展，这一工作的主体一直是藏传佛教界自身，而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只是这一工作的引导者。如此一来，问题显而易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的探索与创新，事关宗教管理部门和宗教界自身两个方面。

首先，笔者结合基层调研认为，在宗教管理部门贯彻落实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工作中，探索或创新路径举措方面存在以下现象:

1.指标化现象趋于严重

基层宗教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工作需要从政策到落实、文件到执行、抽象到具体、原则到操作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工作计划的规定要指标化，工作成果的评价要量化。这样的工作特点决定了基层宗教工作中贯彻落实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方面，常常出现制定具体指标的现象，年度工作考核中工作成果以量化的形式得以体现。虽然有些引导管理工作的成效完全可以指标化或量化，但“中国化”本身的内涵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不可能全部变成指标，更不可能以量化的标准去判断这一工作的全部成效。所以，基层宗教管理部门在探索创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举措时，要深刻理解这一政策的精神内涵，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2.形式化现象有待解决

由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实践工作中往往容易变成指标化的工作任务，很多基层的宗教管理工作中，藏传佛教中国化变成形式化的做法也时有发生，比如变成“符号化”“标志化”“标语化”“形象化”等。虽然，具体的工作需要以显现的工作为抓手，推动藏传佛教要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变革，但凡事都以外在形式代替内在变化的做法，也会导致工作成效达不到理想效果。这些现象，都是没有处理和掌握好宗教工作中的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的关系，在宗教工作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由此可见，基层宗教管理工作者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贯彻落实中处于重要的环节，这支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智慧是政策得到有效落实的基本保障。基于上述情况，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伍，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

其次，作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体，藏传佛教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例如，积极参加这一政策的宣传学习活动，有些高僧大德和活佛带头倡议藏传佛教界要推动中国化方向的变革，通过对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阐释，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主动作为主动发声等。但总体上看，广大的藏传佛教界对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各项要求方面还没有形成很广泛的共识，也还没能做到深入的领会。为此，从政府管理部门引导工作到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带头表率的工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

(二）创新探索路径举措的建议

由于西藏及其他涉藏州县藏传佛教的情况各具特点，所以创新探索路径举措，也应紧紧围绕这一事实，相应地引导好这一工作。

1.要充分利用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基础。要继承好千年发展历程中积累下来的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些优良传统，例如汉藏佛教之间的友好往来、爱国爱教的传统等，这些构成了藏传佛教在新时代进一步中国化的历史基础。

2.要巩固好建国以来藏传佛教工作方面的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宗教界开展民主改革，除旧立新，结束了长期以来束缚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宗教与世俗政治分离，正本清源，实行了既符合佛教教义，又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管理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流亡集团和反华势力不断利用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党和政府适时在藏传佛教界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让广大僧尼明白只有坚持爱国爱教，方能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保证宗教的健康发展。2008年“3• 14”事件表明在宗教界开展公民教育和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党和政府及时在藏传佛教界开展了法治教育。自2011年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庙管理方式、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藏传佛教事务的领导权、管理权、主动权，进一步打牢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基础。近年来，党和政府对藏传佛教界提出了对教义教规进行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挖掘藏传佛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使藏传佛教在更深的层面与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工作成果，必须要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工作中巩固好，继承好，发扬好。

3.要充分总结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经验教训。经验的总结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工作中的片面做法或不正确的举措，不仅来自对现实情况没有深入了解，更来自对历史经验教训没有做好总结。历史经验证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必须要认识到这一工作的规律，即方向性、系统性、长期性；要认识到“中国化”是一种具有引领意义的方向性的政策，要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工作并提升引导能力；要认识到“中国化”是一种全方位推进的系统性工作，要做好藏传佛教各个领域各层面的具体工作；要认识到“中国化”是一种需要长期坚持推进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短期的成效代替长期的目标。

4.要积极调动宗教界的响应意识。藏传佛教界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主体，是所有工作的落脚点，通过培养宗教界代表人士，帮助他们引导藏传佛教进行顺应时代的变革，消除宗教在西藏社会和信教群众中的消极影响，尽量减少宗教与社会不相适应的部分，调动好宗教界主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性。（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