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陈立健：抗战时期东本格西的共同家园观念

【作者简介】王海燕，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立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西藏网。本文研究获得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招标课题重点项目“政治安全与西藏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号：XT-ZB202101）资助。

抗战时期，弘法的僧人东本格西结合历史和现实阐发边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顾念国家安危的意识积极奔走，以弘法利生的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东本格西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法名昂旺倾珠，青海玉树隆布族邦吉人。东本，藏语是“千户长”的意思，为表达格西僧徒众多，“故以东本称之”[1]。11岁时，东本在章德寺出家，师从班登月塞喇嘛。20岁，进入哲蚌寺，在邓玛洛曲门下学习五部大论。1915年，东本以三大寺第一名的成绩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同年参加考试、后来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喜饶嘉措位列第四名）。东本格西曾经担任拉萨密宗学院法师，大小五明融会贯通，品德学行僧俗景仰，当时被称为“继第二法王宗喀巴大师后之稀有高僧”[2]。

1940年，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期间，东本格西病重久治不愈，在藏医无法救治且卜卦不吉的危急关头，吴忠信的随行医生为东本格西诊疗，而后迅速康复。吴忠信后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赐赠东本格西厚礼，并向其表达国家礼遇贤达之意。东本格西在与蒙藏委员会接触交往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宗教界人士的优遇之情，从吴忠信主持活佛转世仪式理解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地方宗教事务的付出，心生依恋国家之念、为国付出之想。

次年，应重庆汉藏教理院和成都佛学社的邀请，东本格西决定前往当地讲法。期间，日军空袭不断，拉萨官民与弟子因忧虑东本格西安危，力劝其勿前往。但是，东本格西从佛教利益世间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当地民众苦难之际，作为僧人更应不惧危险，前往当地慰藉民众，以纾解战争造成的创伤与苦痛。1943年1月，东本格西从拉萨启程前往理化（今理塘），参加九世班禅灵童寻访测验事宜。4月，经由康定抵达成都，沿途受到各地政府官员与僧俗弟子的欢迎。东本格西应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邀请讲演“佛教与边疆”，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翻译[3]。讲演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详细叙述藏传佛教发展演变的历史，提出因于历代高僧与中央政府的大力维护与资助，藏传佛教发展的基础才得以奠定；其次，分析边疆佛教的分布与信仰状况；最后，分析佛教与边疆的关系[4]。他在讲到佛教昌盛与国家实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明确提出“西藏之佛教，必须国力保护，中国强盛，则藏传佛教得以发扬，藏传佛教兴盛，则中国亦可因而得到幸福”[5]。东本格西从历史和现实角度诠释西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角色，边疆不惟具体的地理概念和信仰文化差异的标签，而是中央政府长期支持发展的历史凝结，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一分子。

东本格西从历史长河发展的角度定位藏传佛教发展的过往，例证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发展依靠中央政府的政策与资助，依赖国家强盛的实力基础；从宗教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藏传佛教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能够利益国家久安稳定，而且是构建共同幸福家园的关键因素。东本格西抚慰陷入战争困境的民众，以哲蚌寺拉然巴格西的身份讲演，阐释边疆地区在国家建设上的积极作用，肯定认识西藏地方佛教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他的话语中饱含边疆民族依恋中央政府的情怀和共同面对危难重建共同家园的观念。

图为《康导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书影（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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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凌仓：《记东本大师》，《康导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4页。

[2]凌仓：《记东本大师》，《康导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4页。

[3]《东本大师讲演“佛教与边疆”》，《图书月刊》1944年2月，第3卷，第2期，第61页。

[4]《边疆通讯》1943年7月，第1卷，第9期，第19页。

[5]凌仓：《记东本大师》，《康导月刊》1943年7月，第5卷，第4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