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尼玛、邱熠华：民国时期拉萨测候所的建立及历史意义

【内容摘要】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是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奠基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有所改善的背景下，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首倡，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青年地理气象学者徐近之等随同1934年入藏的黎丹“西藏巡礼团”赴藏，建立拉萨测候所。1949年“七八”事件发生，测候所成员被迫与国民政府驻藏官员一同撤离。1934—1949年的15年间，拉萨测候所对西藏中部地区的气象情况进行了监测、记录，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章侧重利用当事人的电函、日记等档案资料，对拉萨测候所建立、运行的史事进行梳理，有助于学界对西藏科技史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气象科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有助于认识老一辈科学家精忠报国，以赤子之心为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所作的贡献；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之关系。

【关键词】拉萨测候所；竺可桢；徐近之；近代科技史；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

【作者简介】喜饶尼玛，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二级教授；邱熠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世界屋脊”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它的天气、气候及其演变对东亚，特别是对长江流域的天气、气候及其演变有重大的影响”。1934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开始在西藏拉萨设立测候所，其宗旨是观测、收集拉萨地区的气象数据，研究东亚季风及高原气候，准备建立全国天气预报网等。自1934年成立至1949年“七八”事件被迫撤离拉萨的15年间（除短暂时期外），拉萨测候所对西藏的气象情况进行监测、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为进行全国天气预报及西藏和青藏高原地区气象研究等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从政治方面看，拉萨测候所的建立及运行，清楚地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有关民国时期建立拉萨测候所的情形及影响，以往的西藏历史研究著述中较少涉及，只在《中国近代气象史资料》《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西藏自治区志·气象志》等有关气象史的书籍中简要提及。近来，喜饶尼玛发表了《竺可桢与拉萨测候所》《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徐近之与拉萨测候所》等短文，引起学界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竺可桢、徐近之等人的电函、日记等档案史料，梳理、记述拉萨测候所建立、运行15年间的史事，探讨其在中国近现代气象史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上的影响及意义。

一、创建拉萨测候所的背景

拉萨测候所的创建，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先生（1890—1974）提出的，也得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及国民政府高层的支持。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呢？

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基本结束了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的乱象，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政治局面。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首先派代表前往南京祝贺，并与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了联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也希望“藉由向南京方面释出善意，换取蒋介石政府运用其对西南中国军阀的影响力”，以减轻康藏边界的军事压力，而且西藏地方还亟盼藉由政治关系的改善，促成西藏的羊毛、皮货、药材等销售至中国内地广大的市场，以利于改善西藏地方政府因一系列革新计划的实施及用兵康藏而日益窘困的财政状况。1929年年初，西藏地方派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拜访蒋介石，并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回藏。1929年8、9月，西藏派驻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等奉命先后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见面，声明达赖喇嘛“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贡觉仲尼还表示愿意受中央派遣回藏联络。1929年11月，贡觉仲尼作为国民政府“赴藏慰问专员”入藏，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认可。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贡觉仲尼为西藏驻京总代表，并同意在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力图加强对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治权，改善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因此，计划于1930年召开蒙藏会议，专题讨论蒙藏地区的治理、开发等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意派西藏代表参加蒙藏会议。由此可见，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西藏地方与民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改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方面开始提出在西藏地方设立气象测候所。

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对边疆地区的地理和气象研究高度重视，正是他最早提出了在拉萨设立测候所的建议。当时，中国气象学界正在研究东亚季风的形成及与汛期降水的关系，涉及青藏高原地理、气候等，必须以现代科学方法对这一区域的气象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才能准确深入地研究东亚季风及其对整个区域的影响。早在清末，英国人借两次侵略西藏之机，已在西藏亚东、江孜设立气象测候点。这些测候点的“观测不正规，记录零散，也难得到”。而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理应建立中国人自己开创的气象观测站，这正是促使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竺可桢提出在拉萨建立气象测候所的重要原因。

1933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青年学者徐近之（1908—1982）被任命为全国资源委员会青康藏调查员后，竺可桢即请其入藏，在拉萨建立测候所，徐表示同意。在拉萨设立测候所，看似气象观测之事，实则与政治紧密关联。徐近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欧风美雨，觊觎侵入，由来以久，不观乎扼雅鲁藏布江中游之江孜，已有英人测候所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拉萨设所，职是故耳。”为了反对英人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中国理应在拉萨设立测候所。由此可见，竺可桢、徐近之等科学家作为现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从一开始就秉持着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思考而在拉萨设立测候所。

在西藏拉萨设立测候所的提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而促成这一提议付诸行动的契机出现在1933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圆寂，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大员入藏致祭，疏通关系，“恢复情感”，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坚定立场，倾心内向。1934年4月，国民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作为专使，取道西康前往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也是辛亥革命以来首位入藏的民国中央政府大员。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青海省政府委员黎丹（又名黎雨民），为沟通汉藏关系，进一步充实其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的内容，提出“去西藏巡礼朝圣，访师学经，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更深一步进行研究”，得到国民政府批准，有了经费支持，其于1934年成立“西藏巡礼团”，由西宁出发赴拉萨。

得知国民政府派遣专使黄慕松入藏致祭，又有“西藏巡礼团”入藏，竺可桢决定借此机会派人入藏建立拉萨测候所。他立即电告在成都的徐近之，另派气象研究所测候员王廷璋协同前往。竺可桢在给黎丹的函电中写道：“由敝所派测候员王廷璋携带仪器随台从出发，定于本月十五日乘欧亚飞机赴兰，赶趋西宁会同赴藏，”“拟抵拉萨后，觅定相当地址，实施测候工作，为期至少一年，至多两年。谨此专达，切望随时指导。”

1934年6月23日，黎丹率领杨质夫、欧阳鸷（即欧阳无畏）等人以“西藏巡礼团”名义由青海西宁出发，启程赴藏。30日，受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派遣，随同入藏的徐近之、王廷璋与巡礼团成员会合，同行入藏。

二、1934—1936年徐近之主持创建拉萨测候所

徐近之，原名念庄，字希朗，1908年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理文献学和历史气候学的重要开拓者。

1927年，徐近之考入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地学系。1931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需要中方的气象人才参加。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决定派徐近之加入考察团，负责气象观测，徐近之为此休学一年，随团前往戈壁沙漠。在西北科考团的14个月中，徐近之每日观测记录气象，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研究之门。

1932年，徐近之从中央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34年5月，徐近之接到随同黎丹“西藏巡礼团”由青海西宁入藏的任务后，于5月22日出发，乘车至绵阳，随后“单骑独行，经碧口、武都、岷县、临洮”，到达兰州，与测候员王廷璋会合。王廷璋是西宁人，当时是中央气象研究所的测候员，他受派携带仪器由南京出发，于5月15日乘机抵达兰州。6月30日，徐、王二人由西宁启程追赶黎丹巡礼团，策马西行。在途中顺利与黎丹一行会合，并于9月20日到达拉萨。

初到拉萨，徐近之和王廷璋即在巡礼团的住处楼顶安置仪器，实施观测。1935年3月1日起，徐和王携带气象仪器正式迁至致祭专使行署留藏人员住所吉堆巴院内，以两间房为场地，实施气象观测。他们将百叶箱安放在屋顶，每天观测14次。次日即分上下午将气象报告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拍发至南京中央气象台，作为全国天气预报填图的重要资料，并逐月整理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记录，编成月报表、年报表。但由于运输困难，拉萨测候所设立时未配备水银气压表和自记风速仪。

测候所初创之际，由于西藏噶厦对其职能不甚了解，疑虑渐生。1935年3月底，噶厦突然要求撤回测候所。中央气象研究所通过蒙藏委员会请驻藏参议蒋致余疏解西藏地方当局对测候所的疑虑。4月10日，蒋致余致电蒙藏委员会，电文称：“查此案职奉令向噶厦解释……各噶布伦确无异议，迄今工作月余，藏官民亦无疑虑，其所以突有撤销之请者，据调查所得，想系因中央飞机行将入藏之谣言甚炽，噶厦恐测候与飞航有关所致。”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也于4月底致函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请其向西藏地方政府说明气象测候之意义，函电写道：“鉴于西藏气候与内地各省极不相同，曾经呈准中央成立测候所，现已开始工作。闻因藏中官民不明测候音旨，颇多疑虑。查测候所任务仅系用科学方法测量天空现象，如晴雨风向等之变化，对于地方上有百利无一弊用。特函请兄等电答噶厦详为解释，对于该所工作人员随时协助，予以便利。”此后，始有转机。

正因有此交涉过程，关于拉萨测候所正式成立的时间，史料中出现了不同记载。如竺可桢曾在1935年3月3日致张其昀（南京中央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的信函中称：“拉萨测候所近已正式（所谓正式，乃指已得西藏方面之谅解）成立，自日昨每天通电矣（电迟一二日始到）。”竺可桢的依据是他“顷已得拉萨测候员徐、王两君电告，业于三月一日迁入行署正式观测，并自二日起按日通电矣”。徐近之则记为：“来藏忽忽经年，以政治关系，测候所之成立，迟至本年（即1935年）五月中旬，始告实现……举国多故，科学建设殊夥，自迪化测候停顿，拉萨新所，殆全国纬度最西之所也。”也就是说，虽然3月1日起徐、王已迁至专使行署办公处吉堆巴院内正式实施观测，但不久后噶厦就要求撤销测候所，经过蒙藏委员会与西藏地方政府一番交涉，到5月时拉萨测候所才得到西藏地方政府认可，宣告正式成立。这一史实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在西藏建立测候所的困难情形。当时，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测候所的工作陷于停顿，而拉萨测候所就成为全国最西边的气象测候所。这对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特别是宣示中央对边疆治权的意义不言而喻。

1935年12月，徐近之应中国气象学会之邀，利用观测结果在《气象杂志》第11卷第6期发表《拉萨今年之雨季》；1937年1月又在《气象杂志》第13卷第1期发表《拉萨旱涝说》。之后，在《英国皇家气象学会季刊》第65卷、《美国气象学报》第22卷等相继发表了《拉萨气候简况》《拉萨气象一般》等文章。徐近之在藏工作期间，还前往纳木错，骑马绕湖20余天，进行水系、成因、流域、水生资源、气候特征乃至当地人文风情的全方位考察，写下了《西藏之大天湖》等多篇文章。

1936年年底，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发来电报，要求徐近之回校任教。徐近之离开西藏，返回南京，王廷璋继续驻留拉萨测候所。

三、1936—1939年王廷璋主持测候所工作

王廷璋在徐近之离开后，继续在拉萨测候所开展气象观测。

竺可桢一直重视拉萨的气象观测工作，他多次与拉萨的王廷璋通电通信，内容既有工作上的安排，也有生活上的关怀。如当时其他地方测候所的经费“每月只限用二十元”，而拉萨测候所因地处偏远、物价颇高等缘由，“在藏用途月以六十元为限”。而且，拉萨测候所还“由公家供膳，已属额外优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廷璋思乡心切，多次提出离藏请示。有鉴于此，竺可桢屡有派人进藏接替王廷璋的打算，但因时局多变、意外频发，未能实现。如他曾举荐秦雨民（曾用名秦化行、秦毅）随九世班禅一行进藏。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英国的干涉，九世班禅返藏受阻，于青海玉树圆寂。秦雨民未能入藏，后驻留西宁。竺可桢还曾考虑派懂藏语的甘肃省立气象测候所测候员李兴西去拉萨测候所工作，也未能如愿。

1939年10月23日，中央气象研究所致电拉萨哲蚌寺碧松法师，电文写道：“拉萨测候所观测员王廷璋君旅藏已久，急思返乡，该所观测工作仁者愿接替否，每日只需观测3次，观测项目只需温度、雨量，每次所需时间不过数分钟，自明年元旦开始，每月津贴法币40元。”对于入藏学法的汉僧而言，每月能增加40元法币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碧松自然同意。

1940年1月1日起，气象观测工作改由碧松法师担任，王廷璋候资返川，暂留拉萨整理气象资料。

碧松法师曾在《雪域求法记》中写道：“跟随考察团来到西藏的气象学家王廷璋则没有和黎丹一起回到内地，却留在了拉萨，成为当地气象研究所的所长，多年测量和研究西藏的气候，对于以后西藏的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竺可桢对王廷璋独自在拉萨工作期间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他认为：“王廷璋一人担任拉萨所工作，结果贻误公事。”竺可桢曾多次在信函中指出王使用办公经费存在问题，要求其改正：“私人用途如糖果、纸烟不能报销，应在薪俸下扣。电报邮费须有单据，剔除私人邮电，在藏用途月以六十元为限”；“一切用途务宜极力撙节，勿得浪费”。竺可桢对王廷璋尤为不满的是他“贻误公事”：“迄今已逾半载，未见片函只字，甚以为异。自中央气象局成立后，为念足下服务边疆，多年辛苦，闻已调派足下为宁所主任，至以为慰。惟是气象纪录贵乎完整，俾有参研之价值。现拉萨所纪录断缺不全，殊失该所创设之初衷。用特函达，即希迅将该所纪录寄碚，是为至盼。”正如竺可桢在信函中指出的“气象纪录贵乎完整，俾有参研之价值”，而王廷璋负责拉萨测候所期间，出现了“纪录断缺不全”等情况。因此，竺可桢特别要求他“迅将该所纪录寄碚（今重庆北碚，时为国民政府主要部门所在地——引者注）”。

四、1940年11月—1949年7月，曹巽负责拉萨测候所工作

中央气象研究所批准王廷璋内返后，虽暂时由碧松法师代理气象观测工作，但非长久之计，拉萨测候所的工作必须由专人接替。经各方推荐，竺可桢在经过充分考虑后，提出“西藏拉萨测候所王廷璋早届瓜代之期，现有曹巽、邓明渊二人可以继任，自可前往任职。惟渠二人赴藏以前，对于观测方面必须经过精密之检考，以免日后所作记录有种种错误。邓君未谋面，不可知，曹君观测，桢已考查数次，知其错误次数甚多［有数（次）所差至五六度或拾枆之多］，故二人之工作必须经详细之考核，不然则等于虚糜国帑自欺欺人也”。尽管这样，竺可桢苦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也只能如此。1940年7月1日，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任命曹巽、邓明渊为拉萨测候所测候生，曹巽因熟悉藏情，兼主任，主持工作。

1940年11月29日，曹、邓二人抵达拉萨，与王廷璋交接工作。王随后离开拉萨，返回内地。

竺可桢一直关注着拉萨测候所的运行，不但花费大量经费，而且付出了大量精力。1941年3月13日，他在致曹巽、邓明渊的信函中写道：

心田、明渊二位同学足下：

顷阅去岁十二月廿日足下致所中同人函，藉知去藏旅途艰苦情形，但终于平安抵达，欣慰何如。此间于去岁十二月七日寄奉一函达否？关山万里，通信为难，以后贵处收到本所及同人函件，均希于来信中告知收到日期，俾有稽考。关于贵处经费问题，前奉之国币八百五十七元三角七分，合英金五十镑十八先令，充贵所公费（据来电已收到）。刻又请总处汇壹仟余元，在洽汇中，何日汇出，当即电闻。一、二月份气象电报刻已收到，藏中一切情形，均希随时详告为企。此颂

刻安

友生竺○○拜启

为使曹巽和邓明渊两人安心在藏工作，竺多次为曹、邓二人提高薪金和生活补助。如竺在1941年6月致曹巽的信中写道：“薪金原定为八十元，本年（1941）一月起各加廿元，生活补助费原定为廿元，去年（1940）十月起另加卅元，即每人每月可得补助费五十元。”竺还在信中嘱咐道：“此次派足下等入藏继替，即有二人偕行，俾可收相顾相扶持之效。今后并希足下等在藏热切合作，以任务为重，无负于本所之企望也。”明确表达了希望曹、邓二人和衷共济、履行职责的殷切希望。该信末尾，竺还就具体的工作方法提出要求：“所中应用仪器均须保持清洁，蒸发器宜就地自购白铁仿制，图样及观测说明附奉。”

不久后，曹巽与邓明渊因故发生矛盾。竺可桢得知后寄信劝解，希望他们和睦相处做好边疆测候工作。他在致邓明渊的信函中写道：

明渊同学足下：

久未接来札，念念。所中前以曹君熟悉藏情，旅运堪作向导，故定其主持拉萨所，与足下结伴西行。惟主任名义虽属曹君，但俸额与足下比，并无高下，其间不分轩轾之义，亦可知矣。以间关万里，曾共甘苦之良伴，抵藏后除照章分任工作外，自宜相友相助，勿宜互生猜疑。乃今阅足下等以往来札，似于旧日小嫌犹有未释然者，桢甚以为非是。爰为一言，至希念及边地建置匪易，和衷相处，以免失坠为荷。此颂

近绥

友生竺○○

竺可桢这位大学者对晚辈的关怀和谆谆教导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1月1日起，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拉萨测候所不再隶属于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而移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气象局直接管理。这一隶属关系的变化既是政府部门总的考虑，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重视。1941年10月，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气象局，直属于行政院，管辖全国的气象、地震观测业务。拉萨测候所因其地理和政治上的特殊重要性，交由中央气象局直接管辖。如前所述，青藏高原气候与东亚季风的形成及长江流域的降水，以及整个区域的气候变化相关，这是关系长远的重大问题，须由国家层面监管。从短期来看，当时正值“二战”期间，1940年7月起，英国封锁滇缅公路，中国获得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被关闭，必须另谋出路。国民政府一方面与美国合作，共同开辟了连接中印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中央气象局成立后的工作无疑为美国援华空军提供了气象信息，为援华物资快捷运送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计划与英国合作，建设途经西藏东南部的中印公路，这就需要加强对西藏的气象观测，为筑路工程提供必要的气象数据支持。因此，拉萨测候所直属中央气象局，管理更为顺畅。而且，从政治方面看，1941年起，达扎活佛担任摄政后，西藏地方的分离主义倾向反弹并有所增强，出现了阻挠修建中印公路、设置“外交局”等事件。因此，拉萨测候所直接隶属于中央气象局，实际上也有着进一步宣示和加强对藏治权等政治意义。

曹巽等人在拉萨测候所工作期间，与竺可桢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拉萨曹巽来函，并附达赖喇嘛宫（即布达拉宫）、珍珠林（罗布林卡）、龙王潭等照片数张。他在1941年9月致曹巽的信函中回复说，“接阅五月廿八日、七月十七日及廿一日手札，均悉一一。此间六月十八日所寄一函已蒙鉴及，至为欣慰。但六月卅日及八月十四日此间又先后寄上两函，未知亦邀察及否。”可见，双方信函往来频繁。而且，竺可桢的这封信很长，内容包括提高生活补助费，暂缓在后藏设立气象测候所，昌都测候所或将于明年停办，以及不应与邓明渊互存意见等诸多事宜，可谓用心良苦。

曹巽任职拉萨测候所期间，还参与救助了在西藏遇险的美军飞行员。1944年秋，“驼峰航线”上的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搭载援华物资由印度加尔各答起飞，进入缅北后迷航，飞至西北方向西藏地方桑耶宗（“宗”意译为县）时，因油料将燃尽坠毁，机上两名驾驶员和机械师、报务员共4人跳伞，落在山沟中。桑耶宗政府得知后立即向噶厦报告。噶厦请求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派人赴桑耶调查并做好安排。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遂派懂英语也粗通藏语的测候所主任曹巽为代表赴桑耶宗接洽处理。曹巽一行携带噶厦信件及烟、酒、糖果等慰问品启程。10天后，4位美军人员在曹巽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拉萨，居住休养一段时间后，离开拉萨，取道亚东返回印度。

邓明渊早年就读于重庆汉藏教理院，1939年由重庆汉藏教理院专修科第一届毕业，得到中央气象所资助进藏，此后在拉萨测候所工作。1946年后，邓明渊离开拉萨返回内地，由当时在拉萨学经的汉僧善化接替其工作。

善化此前也就读于重庆汉藏教理院，1944年受蒙藏委员会等资助入藏学经。同年8月到达拉萨后入色拉寺。1946年年初，善化因生活困难，放弃原定学习机会，开始寻找工作。由于他与邓明渊是汉藏教理院的同学，得到邓的推荐，又经中央气象局局长吕炯帮助，得以参加测候所工作。档案显示，1947年2月20日制作的“中央气象局各台所职员清册”和1948年11月22日中央气象局呈交通部的“职员动态登记表”中，拉萨测候所的职员均为技士兼主任曹巽、技佐善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邓明渊、善化就读的重庆汉藏教理院于1939年起曾开设气象学课程，每周由中央气象所派人来校义务讲授两小时（所长为竺可桢，讲授人为中央气象所副所长吕炯）。增设这门课程是竺可桢等考虑到汉藏教理院的学生多数是来自高山古刹的僧人，为使他们获得气象知识，毕业回去以后便于在高山上设立气象测候站。而邓明渊、善化“赴西藏学法，机缘巧合从事气象事业，在拉萨测候所工作”。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驻藏代表”英国人黎吉生（Hugh E.Richardson）等唆使下，发动“七八”事件，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等所有驻藏机关人员及眷属。拉萨测候所人员曹巽和善化被迫撤离拉萨。测候所工作随之终止，观测记录至1949年6月。

五、余论

民国时期拉萨测候所的建立和运行，既是中国近现代气象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对这一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有着重要意义。

（一）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是中国近现代气象事业发展的壮举，对现代西藏气象事业而言具有开创意义。西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之一的历算学包含有观测天象、天气预报等内容，主要根据物候及天象变化规律推测天气。1916年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设立门孜康（藏医历算院），出版藏历、预报气象是其主要内容。然而，以现代科学方法观测、记录西藏高原的气象，研究这一区域的气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拉萨测候所自1934年秋至1949年夏的15年（除短暂时期外）里，气象数据记录基本完整，为研究西藏及青藏高原气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拉萨测候所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气象观测网络初步成型的关键节点，更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无论是筹建并长期支持拉萨测候所的竺可桢先生，还是入藏开创气象测候所的徐近之、王廷璋，以及在测候所工作的气象员曹巽、邓明渊等，其功绩都应受到后人的尊敬。

竺可桢对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有首倡之功，且他始终关心和支持拉萨测候所的工作，对该所的创建和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前文所述，他尽可能地为测候所提供资金支持、为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待遇，这在当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十分注意人才的培养，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关怀青年，谆谆教导。因此，有后人评价“拉萨测候所之建立是竺可桢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中的一桩重要贡献”。

拉萨测候所最重要的创建者徐近之，被誉为“内地科学工作者入藏第一人”“中国高原科学开拓者”。徐近之在拉萨期间即应中国气象学会之邀，利用观测结果并全力搜寻资料，写出《拉萨今年之雨季》《拉萨旱涝说》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至今仍对了解拉萨及西藏中部地区的天气概况有重要参考价值。之后，他利用对历史文献和方志的熟悉，整理出20卷的中国历史气候资料。同时，徐近之致力于地理文献学，辑成《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共录有英、法、德、俄等5000多种文献。他还将青藏高原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质、水文、气候、植物也辑成4册，相继出版。这是徐近之地理文献学的代表作，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为此后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竺可桢、徐近之这些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深切的爱国之情。他们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创建拉萨测候所，为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拉萨测候所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首先，中央政府设立的测候所在西藏观测、收集气象资料这一史实本身，即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明证，是中央对藏主权的重要体现。实际上，这一工作如果没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也是难以想象的。其次，拉萨测候所工作人员长期在藏工作、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拉萨测候所的工作人员，如曹巽、邓明渊、碧松（邢肃芝）、善化等，大都懂藏语，当时就在国民政府在西藏开办的“国立拉萨小学”兼职。拉萨小学自开办起即注重国家观念的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热爱祖国的思想”，其中不少教职员和学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参加了新西藏的建设工作。

拉萨测候所的曹巽、邓明渊日后都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及新西藏的建设事业。西藏和平解放后，曹巽再次入藏，从事西藏气象工作，曾参与创建林周唐古气候服务站等，为新西藏的气象事业作出了贡献。邓明渊则加入了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担任政治部秘书科翻译，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西藏工作、生活，为西藏和平解放及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善化从印度回国后，自1952年起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其间除在玛曲县工作一段时间外，一直在学校图书馆藏文部工作，利用其精通藏汉语文的特长，为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拉萨测候所的建立不仅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突出事例，更体现了汉藏各民族团结合作为祖国统一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