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利：从吐蕃人在唐朝的活动看汉藏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摘要】在唐蕃交流互动的二百多年中，吐蕃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原文化，先后选拔酋豪子弟入唐求学，学习儒家文化和典章制度；派出使臣出使唐朝，加强唐蕃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动。另外，一批到唐的吐蕃边将长期在唐出仕为官，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吐蕃人在唐朝的这些活动，不仅加强了汉藏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唐蕃交往；和同一家；多元一体；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杨胜利，陕西渭南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象征文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藏族文化象征符号及其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研究”（项目号：19BZJ057）；西藏自治区党委重大委托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子课题“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唐蕃关系史实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号：WT-ZD20200402）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注释从略。

从公元634年唐蕃使者第一次交往开始，到公元842年吐蕃王朝的瓦解，唐蕃之间交往交流、往来互动共计二百余年。其间，唐蕃先后通婚两次，会盟十次，互派使者二百九十多次，这些交往形式加强了藏汉民族之间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吐蕃社会的传播，推动了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以往研究多着眼于中原人士在吐蕃社会的活动，比如把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蕃通婚、使臣往来、没蕃汉人活动、中原佛教僧侣入蕃译经传法、各种能工巧匠入蕃传授技艺等，作为藏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进行研究。石硕、邹立波等指出，各类入蕃人士对中原汉族文化在吐蕃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从8世纪后期到9世纪中叶，河西、陇右等地没蕃汉人处在吐蕃的直接统治之下，与吐蕃及西北各民族发生大规模的互动交往和文化融合。......大量中原汉人流入吐蕃辖境之内，其与吐蕃各族的互动交往关系，是吐蕃文明接触和吸纳中原文化因素的主要途径和渠道，也是认知中原文化对吐蕃文明影响的重要起点。”中原人士在吐蕃的活动无疑是促进中原文化在吐蕃传播的主要力量。但文化的交流互动、民族的交往交融往往是双向的。在唐蕃的往来互动中，不仅有大批唐人到吐蕃，也有大量吐蕃人到中原，他们共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吐蕃人入唐求学、出使、为官、取经、学法等活动，也从另一个切面说明了吐蕃人学习中原文化的主动性和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积极性，丰富了藏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

一、吐蕃人入唐国学求取文化典籍和佛教经典，促进了中原文化、典章制度及佛教在吐蕃的传播

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繁荣的时代，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恢宏大气、包容开放的气象，这种文化背景为吐蕃人入唐学习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唐王朝最重要的官学教育机构国子监，不仅担负着传承正统思想、教育士子的责任，而且还承担着培养当时内附唐朝少数民族政权酋豪子弟的任务。《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二月丁丑条载：

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入唐国子监的酋豪子弟人数规模和人员构成相当壮观，不仅有唐宗室及达官贵族子弟，亦有来自高丽、百济、新罗、高昌乃至吐蕃等周边民族政权的子弟。对唐朝来说，其目的就是要“质其种裔，习我华风”。希望他们学习中原文化回到自己原籍后，继得大统能够与李唐王朝关系更加融洽。林冠群指出，这些质子“若能得继大统，其与中原关系自会拉近，平时居处行事自会沾染华风，所谓‘风行草偃’，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对其本族造成风潮，而趋向中原。”石硕也指出，“唐朝周边的民族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乃成为学习唐朝先进思想文化技术和双方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处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也不例外。”

文成公主入蕃和亲，掀起了吐蕃酋豪子弟入唐国学学习中原文化的热潮。《旧唐书·吐蕃传》载，松赞干布“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汉藏史集》载，文成公主入蕃后，松赞干布曾说：“我已按照教法制定了世间法，能够使吐蕃臣民走上善业之道，但是，作为使世人消除疑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法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定有益。”于是挑选了宗达丹、措多勒、甲迦冬衮、达米达卡等四人，赐给每人一个金盘，八个银币，一个金币，路上使用的金沙半升，对他们说：“你们到汉地去，学习对我们吐蕃有益的学问。”这些入唐学习的吐蕃人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多次入唐的吐蕃重臣噶尔·禄东赞之子论钦陵，以及后来入唐的仲琮。《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载，“万岁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其后竟为边害。”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后，唐蕃保持了大概十多年的和平蜜月期，但松赞干布去世后，芒松芒赞幼年嗣立，“国事皆委禄东赞。......及东赞死，钦陵兄弟复专其国。”禄东赞父子把持吐蕃政权近50年，对唐王朝造成极大威胁。论钦陵的智慧谋略及在唐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才能，与其在唐长安“遍观中国兵威礼乐”、“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是分不开的。

大非川之役后，吐蕃派仲琮出使长安。仲琮是曾求学于长安的吐蕃酋豪子弟。《新唐书·吐蕃传》载：“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其在长安求学时得到老师“敏情持锐，善学不回”的赞誉。当时唐高宗问仲琮，吐谷浑与吐蕃本来是甥舅之国，素和贵背叛了本国主上，吐蕃却利用他，夺取了吐谷浑的土地。薛仁贵等人前去安定慕容氏，吐蕃又设伏攻打他们，而且侵犯凉州，这是为什么？仲琮回答说：“臣奉命来献，它非所闻。”此一回答十分巧妙，表明仲琮颇通外交辞令，高宗很是赞赏，“韪其答”。

此外，入唐吐蕃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吐蕃重臣名悉猎（汉文史籍也作名悉腊、明悉腊）。名悉猎是迎娶金城公主入蕃和亲的吐蕃官员之一，也是曾在长安求学的吐蕃酋豪子弟之一。“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就在名悉猎来唐迎娶金城公主期间，唐中宗李显与群臣及吐蕃使者进行了一次唱和柏梁体诗的盛会，会上名悉猎对唐朝的柏梁体不仅通晓，而且唱和得体，得到唐中宗李显的赏识。《唐诗纪事》载：“时上疑窦从一、宗晋卿素不属文，未即令续，二人固请，许之。吐蕃舍人明悉猎请令授笔，与之。悉猎云云。上大悦，赐予衣服。”柏梁体是一种即兴唱和的押韵古诗，它不求句数，也不要求前后句意相属，在唐时颇为流行，唐中宗多次与群臣进行柏梁体联句。明悉猎最后一句“玉醴由来献寿觞”，不仅将柏梁体联句推向高潮，而且也非常应景。袁书会指出，“此句显得非常得体，既符合内地春节过年喜庆的时节，又表达了吐蕃赞普对唐中宗的敬意。”故而得到中宗的赏识，“上大悦，赐予衣服。”这说明名悉猎在长安入国子学学习，不仅“认真学习过唐诗，并能娴熟地运用唐诗文化进行创作。”名悉猎不仅通晓唐诗文化，而且对唐与吐蕃的政治礼节也颇为谙熟。开元年间，名悉猎为唐蕃之间的约和事宜再次出使唐朝，得到玄宗帝的赏识并赐予紫服金鱼，但名悉猎却受服辞鱼，理由是“国无是，不敢当”，说明其深谙紫服金鱼的政治象征意义。

无论是论钦陵的能征善战，还是仲琮的善于辞令，名悉猎的颇晓书记和柏梁体，都与他们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分不开的，说明吐蕃遣酋豪子弟入唐朝国学，确实培养了一批“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的人才。《册府元龟》载：“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叨殊奖。或执戟丹墀，册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这表明入唐学习的酋豪子弟，不仅得到唐王朝的高度重视，而且在语言、服饰上都表现出了慕华倾向，同时对历史兴衰和山川险易都能了然于胸。到中宗朝，再次颁发敕令，准蕃人读书国子学。“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这些入唐求学的吐蕃酋豪子弟，学成后将《诗》《书》等文化典籍和典章制度传入吐蕃，对中原文化在吐蕃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后，继续派人求取中原文化典籍，吐蕃上层对中原文化典籍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氛围进一步高涨。赤德祖赞时期，看到赤松德赞小时候喜欢佛法，便派桑西等人前往李唐求取经书，学习佛法，“为了王子，父王墀德祖赞授以箱箧，派遣桑西（sang-shi）等四人作为求取汉地经典之使者。”桑西等人到唐长安后，受到李唐王室的高度重视，不仅赐予他们佛教典籍，而且也给予丰厚赏赐。“随即赏赐金写佛经一千部，复又赐以其他大量礼物。”桑西等人在取得经书后，还到五台山求取样图。“桑喜听和尚说真桑佛堂被拆毁了，心里非常难过。为了将来重修佛寺，五位使臣便到五台山圣文殊菩萨的佛殿去求取图样。”《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在长庆四年，“遣使求《五台山图》。”《册府元龟》记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吐蕃遣使求取经书和《五台山图》等活动，推动了中原佛教典籍和寺庙建筑艺术在吐蕃社会的传播，为吐蕃佛教中国化注入了中原文化因子。

入唐求学的吐蕃酋豪子弟除了学习儒家的礼乐文化，还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渐慕华风之气日隆。“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由于唐王朝是当时亚洲的政治军事强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酋豪子弟在渐慕华风的基础上，还将唐朝律法、告身制度以及相权制度应用于吐蕃社会的政治构建，形成了具有吐蕃特色的告身制、众相制。在吐蕃历史上，告身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吐蕃王朝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告身制度是吐蕃时期颁行的一类褒奖措施，通过赞普授予本部或被征服地区各级官吏和平民写有文字的饰章，用来划分官阶的高低。林冠群通过对唐朝官府纹饰的分析，认为吐蕃告身制度就是师自唐朝，“吐蕃师法李唐官阶分辨之法，但并未全盘接受，而是作了部分修改。”可见，吐蕃在吸收效法唐朝告身制度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创新和发挥。

唐王朝的政治制度对吐蕃影响最大的是众相制。吐蕃宰相制度在与唐王朝的接触过程中，相应地发生了许多变化。松赞干布时期，实行的是独相制。松赞干布去世后，噶尔家族专权，控制吐蕃政权将近五十年之久。尤其是在论钦陵时代，更是达到了顶峰。“吐蕃自论钦陵兄弟专统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器弩悉弄赞普年长后，在母后赤玛蕾、大臣论岩等人的谋划下，成功剪除了论钦陵及其党羽。为防止一相独大，吐蕃开始学习唐朝宰相制度，实行众相制。“虽然吐蕃王朝任命了大论，为防止宰相专权，分散相权，开始同时任命多人担纲宰相职务，赋予宰相同平章事头衔，以分其权，从而形成由大论，即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藏文“chab srid kyi blon po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即“宰相同平章事”，其意为由大相召集群相共同议政，商讨军政大事。而当时唐朝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或以三省长官为相，或以他官为相，宰相以集体行事方式辅佐皇帝行使职权。其中三省中的门下省，掌有对皇帝的封驳权，对皇权具有制衡作用。“李唐的这套体制，正适合吐蕃的国情需求，因为吐蕃贵族集团在属性上与赞普同为统治阶层，同为神的后代，是以赞普权力不可过度扩张。”故而，吐蕃在学习唐制上，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文化，其中唐朝的典章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吐蕃之所以能够对李唐王朝的告身制和众相制进行科学合理的引进创新，与酋豪子弟入唐学习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在唐长安多年的学习，“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故而对唐朝的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见解。石泰安指出：“吐蕃在七世纪时已相当熟悉中国中原的经典文献和传统法制。”他们回蕃后不遗余力地将唐王朝一套先进的政治制度创新改造后用于吐蕃社会的政治构建。“唐朝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正是唐蕃文化相互交融的切面，推进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二、吐蕃使臣出使唐朝，推动了唐蕃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

在唐蕃交往的二百多年中，双方互派使臣290余次，其中，唐派往吐蕃的使臣100余次，吐蕃派往唐朝的使臣190余次。使臣是唐蕃之间交往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对促进藏汉民族的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入唐吐蕃使臣，推动了吐蕃物质文化在中原的传播。到唐朝来出使的使臣，无论是上贡、求婚、迎娶，还是答谢、议和、会盟、报丧等，都向唐皇贡献有一定数量金银器、宝玩、毛织品、马匹等。仅贞观八年，吐蕃就接连遣使入唐，贡品几乎都是以金为主。701年，吐蕃再次求婚时，“又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则天许之。”金城公主于开元四年八月（716年），“谨献金盏、羚羊衫叚、青长毛毯各一。”开元六年十一月（718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又“奉金胡瓶一，玛瑙杯一。”开元十七年（729年）赞普赤德祖赞遣使通和并表“合同为一家”之际，“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开元二十三年二月（735），吐蕃赞普“遣其臣悉诺勃藏来贺正，贡献方物，兼以银器遗宰臣。”汉文史籍中记录贡献方物较多，此不一一赘列。但在这些方物中，有几件典型器物，最引人注目。一是太宗于644年伐辽东而还，禄东赞来贺时奉献的金鹅，“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此次奉献的金鹅寓意深刻，既代表了吐蕃社会高超的金器制作工艺，又表达了赞普作为子婿对岳丈太宗的赞赏之情。二是在高宗显庆二年和显庆三年所贡献的方物。显庆二年十二月（657年），“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显庆三年三月冬（658年），“吐蕃赞普遣使来请婚，仍献金球罽及牦牛尾。”这两次献奉中有两个物件比较有意思，一个是金颇罗，一个是金球罽。王尧认为，金颇罗“就是金球，颇罗只能是藏语polo的译音，不是其他。”金球罽作何解？先看“罽”字的含义，其意思是羊毛织物。而马球是用质轻而又坚韧的木材制成中间镂空，外面涂上各种颜色，加上雕饰，也被称为“彩球”，或者“七宝球”。从材质上看起来金球罽并不是马球。但如果和蹴鞠比较起来，它更可能是蹴鞠。蹴鞠就是“以皮为之，中实以毛”。由此看来，金球罽也是一种球类，只不过是以金作装饰而已。当时马球不仅在唐朝受到士大夫乃至皇帝的喜爱，而且吐蕃的马球技术也是一流的。通过进献金颇罗、金球罽使彼此热爱的运动通过使臣而带动起来，促进唐朝在球类制作技艺上的不断提升。三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这些金银器玩为何形制奇异？原因抑或有二：一是印度佛教尤其密宗开始在吐蕃社会传播，这对器物的制作影响较大。二是说明吐蕃社会在融合佛教文化因素的同时，也融合了自身苯教文化因素。唐皇把吐蕃这些形制奇异的器物展示于百僚的同时，也促进了吐蕃器物制作技艺在唐的传播和发展。通过以上贡献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唐蕃关系的不断发展，吐蕃向唐朝贡献方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制上，都不断变化，而这些形制各异的器物造型与工艺，无不影响唐朝宫廷饰物的变化，使吐蕃的物质文化不断在唐朝推广和传播。

其次，入唐吐蕃使者，推动了吐蕃竞技文化在唐朝的传播。吐蕃竞技文化对唐朝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球运动。上述吐蕃向唐王朝进献的贡物就有金颇罗即马球。马球是从汉朝就兴起的一种宫廷体育运动。关于马球的起源，大概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吐蕃说”，认为马球起源于吐蕃，其证据是马球一词是“polo”，而polo则是从藏语中借来的。一种是“外来说”，即马球发源于欧洲或者波斯。这两种学说王尧先生认为，不管是“吐蕃说”还是“波斯说”，虽然起源不同，但“路线相同，方向相反”。在唐蕃交往过程中，马球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在唐蕃交往关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唐蕃使臣、王侯将相交往礼节中的重要活动。封演在他的《封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吐蕃人在长安打马球时候的内心活动，一代明君把对这些奢靡活动的不经意笑容转为不露声色的心态描述了出来。“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曾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可见，尽管唐太宗也非常爱好打毬，但作为一代明君，不希望自己玩物丧志，也不愿社会上形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风气。而至中宗年间，迎娶金城公主的吐蕃官员到长安后，则以马球比赛为娱乐活动之一。“中宗宴之于苑内毬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毬，中宗率侍臣观之。”此次比赛中，不仅有驸马都尉杨慎交，还有以后的玄宗李隆基。“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毬。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这段史料把玄宗在马球场上的潇洒英姿描述得惟妙惟肖。纵观太宗、中宗和玄宗朝，马球比赛都受到了极大重视，而且有关比赛记载中都有吐蕃使者的身影，说明唐蕃之间的马球比赛由来已久。由此可见，吐蕃人对马球的推崇以及精湛的球技都对唐朝竞技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三，入唐吐蕃使者，推动了藏汉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吐蕃使者来到当时世界大都市长安，除了完成求婚、会盟、议和、吊唁、会丧、答谢等政治任务外，顺带还要进行一下必要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是把自己从吐蕃带来的土特产在长安销售，另一方面，也会采购一批货物带回逻些。“吐蕃的使者与商人入唐时带来的土特产及其他货物在内地出售得到中原钱币，再以这些钱币购物回吐蕃出售，有时也将钱币带回，于是有许多中原钱币被沿途带到各地和吐蕃。”这些活动，不仅促使唐朝货币在唐蕃之间自由流通，而且也促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经济交流。

第四，入唐吐蕃使者，影响了唐朝的审美文化。《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后，“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松赞干布能够迎娶大唐公主，对其来说既喜悦又荣幸。“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既然松赞干布因迎娶大唐公主而喜悦有加，其对文成公主提出的某些意见会酌情而定了。因此，当文成公主看到吐蕃民众以赭色之物涂面而不符合中原审美文化时，松赞干布即令全吐蕃权且罢之。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互动的，不仅唐文化影响着吐蕃文化，同时吐蕃文化也影响着唐文化。吐蕃赭面妆容随着使者的往来，也逐渐地被唐人所接受。以至唐中期，吐蕃“元和妆梳”成为一种时尚。白居易在《时世妆》中写道，“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由于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到中唐时期，汉族已改变原来“恶赭面”的态度，继而纷纷仿效吐蕃的赭面妆容了。

三、吐蕃将领在唐出仕为官，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大唐的开放性，不仅在经济文化上与周边民族政权互通往来，最为关键是唐朝当时能够吸收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或者外国人到唐出仕为官。据史料载，最多时有吐蕃人、突厥人、契丹人、奚族人、南诏人、高句丽人、新罗人、日本人等上千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任唐朝官员。在唐任要职的周边少数民族将领有突厥将领阿史那道真、哥舒翰，铁勒人契芘何力、仆固怀恩、浑瑊，吐蕃将领赞婆、论弓人等。据统计，唐朝宰相369人中，胡人出身的就有3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唐出仕为官的降唐吐蕃边将，除上述699年的禄东赞之子赞婆和其孙论弓仁外，还有794年的吐蕃渠帅论乞髯汤没藏悉诺硉、849年吐蕃宰相论恐热等。在这些入唐的吐蕃将领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赞婆和论弓仁，他们是噶尔·禄东赞的子孙，从论弓仁、论诚节到惟贞、惟贤、惟明，乃至论博言、论从礼，噶尔家族在唐活动大概二百余年，他们对唐朝边境的安定以及政局的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现以噶尔家族在唐的事迹为例。

噶尔家族入唐为官，增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噶尔·禄东赞曾多次出使唐朝。他首先于贞观十五年来唐迎娶文成公主，后又于贞观十八年出使唐朝，奉表贺太宗李世民伐辽东还。从他在李唐的活动，不仅能看到吐蕃赞普以子婿之礼来贺唐太宗的伐辽之捷，而且也能看到禄东赞语言得体，使得唐王李世民也对他投之以赏识的目光。《旧唐书·吐蕃传》对禄东赞的评价是“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病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鉴于禄东赞在吐蕃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其能力的赏识，太宗帝在出嫁文成公主入蕃之际，“又以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妻子。”但禄东赞称自己在吐蕃已有妻子，而且是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同时指出“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取”，以此拒绝。但太宗帝“欲抚以厚恩，虽奇其答而不遂其请。”继禄东赞之后，其子赞婆、其孙论弓仁相继投唐而来，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拜论弓仁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优赐甚厚。禄东赞曾孙论诚节、玄孙惟贞、惟明、惟贤等，在唐朝为官期间，都相继娶汉族女子为正房妻子，繁衍子嗣。比如吕元膺在为惟贤写的《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中说，“故夫人太原王氏祔焉。”徐浩为惟贞撰的墓志《唐赠灵州大都督论公墓志铭》中也说，“夫人凉国夫人李氏，分庆国系，叶雍壶风，楚心俟亡，理奉遗业。”到了禄东赞六世孙论博言，娶防御军使、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为妻，咸通六年（865）病故，其子从礼为幽州节度牙门将，将父论博言与母刘氏合茔。博言“咸通乙酉，重五，聘东垣回暍疾于路，迄秋分永逝於蓟城南郭析津坊，寿六十一。夫人防御军使、检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刘騽长女，先于公殁十余年，墓於幽都之西三十里新安原。至是嗣子幽州节度牙门将从礼，卜以其年孟冬廿五日合祔故室茔。”从699年赞婆与论弓仁投唐到论博言去世865年以及其子论从礼在唐的活动来看，噶尔家族后裔在唐二百余年，先后出仕为官，与唐人通婚生子，藏汉民族情感不断加深，使原来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通婚和亲的政治意义在噶尔家族后代中却成为藏汉民族融合的普遍事例，这不仅是藏汉民族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华夷无间思想的真实体现。

噶尔家族在唐出仕为官，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禄东赞的儿子论钦陵于公元699年被赞普器弩悉弄剪除后，三子赞婆及论钦陵之子莽布支（论弓仁）降唐，受到武则天的优待。“钦陵未战而溃，遂自杀，其亲信左右同日自杀者百余人。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则天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仍令其部兵于洪源谷讨击。寻卒，赐特进、安西大都护。”《资治通鉴》圣历二年条记载“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普为特进，归德郡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弓仁和莽布支属同一人，按照唐朝张说奉敕撰的《拨川郡王碑》中所说，“拨川王论弓仁者，源出于疋未城，吐蕃赞普之王族也。曾祖赞，祖尊，父陵，代相蕃国，号为东赞，戎言谓宰曰论，因而氏焉。”这里张说把禄东赞当成论弓仁之曾祖，与史实不符。《旧唐书·吐蕃传》中说，“禄东赞有子五人：长曰赞悉若，早死；次钦陵，次赞婆，次悉多干，次勃论。”但论弓仁作为论钦陵之子当属不虚。罗广武也认为论弓仁与莽布支应为同一人，莽布支是钦陵之子的藏名，弓仁是其汉名。作为禄东赞后人的论弓仁到唐以后，在中原生活达24年之久，是李唐王朝中最早的藏族高级将领，被授予左玉钤卫将军，封酒泉郡开国公。其在任期间“耀国威武”，为唐朝西北边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论弓仁对唐朝的边防可谓忠心耿耿，“雨毕而成师，冰泮而休卒，寒风入于肌骨，夜霜出于须髯，人不堪其勤，公不改其节。”由于论弓仁的长期征战，致使积战多疮，劳累生疹，于开元十一年四月去世，死后谥曰“忠”，下诏葬于唐长安城南郊，“太常鼓吹，介士龙旆，虎帐貔裘，封牦殉马，吉凶之义举，夷夏之物备。长安令总徒以护事，鸿胪卿序宾以观礼，哀荣之道极矣，君臣之义厚矣。”从此描述可以看出唐廷对其葬礼的重视，从葬礼的隆重也可反观他对唐廷的贡献。

论弓仁死后，其子孙依然为唐朝的稳定事业做着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贡献。天宝末年，爆发了影响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之后，又有仆固怀恩之叛，朱泚之乱，由此唐王朝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所谓疾风知劲草，危难见英雄，在肃宗、代宗、德宗几位皇帝在任期间，论弓仁之后代们一代又一代为唐王朝尽心尽力，无一叛节，泣血入荼，存无改之义。论弓仁之子论诚节，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巨大贡献。“天宝季年，安禄山作逆，尘起山东，上皇省方于巴蜀，肃宗巡狩于朔陲，危乱之时，见其臣节。帅子弟及家僮，以牧马千驷，罄其财用，以奉禁旅。”论诚节官至朔方节度副大使、开府仪同三司、右金吾卫大将军、知阶州事、武威郡王，赐太子太傅。论弓仁之孙、论诚节之子惟贤、惟贞、惟明等人更是与父一起，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尤其是论惟贤在唐肃宗至德二年，“授寿府典军，次授左卫郎将，赐紫金鱼袋，俄转左监门率，又迁左领军卫将军，又特进右领军卫大将军西平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在唐代宗任天下元帅之时，与兄惟真（惟贞）同为先锋讨击使，披坚执锐，一月三捷。到唐代宗大历年间，“受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国，进封成国，食邑三千户。”到唐德宗时，“授骠骑大将军行左武威卫将军上柱国公。”惟贤之兄惟真、之弟惟明，都是一世英豪，为唐王朝社稷的稳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都“仗义讨逆，催殄凶徒，勋彰险艰，谋著忠益。”惟贤之子也是在各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惟贤长子辅鼎，任同州白水县丞；二儿子论倜，任常州江阴县尉；三子论俶，右领军卫骑曹参军。而论惟明在朱泚之乱中，唐德宗“乃命公以五千劲甲，出定众心，于是执律受旗，结诚叶气，出入交命，前无正锋，乘势纵师，大溃凶逆，戮尸获丑，全虏不遗，再坚河阳，由此一战，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寿昌开国伯。”为了表彰论惟明在平定朱泚之乱中的功绩，唐德宗于贞元二年授论惟明为鄜坊、丹延等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噶尔氏后裔长期在唐为官，基本活动范围在西北和华北，他们往往以少数民族将领身份劝阻民族分裂，避免流血，在抵御突厥侵扰、平定安史之乱、南诏侵唐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在唐蕃二百余年的交往中，除和亲通使、会盟贺正等友好往来外，还有多年的战争侵伐，许多被俘的吐蕃人，有的被安置在唐蕃边境，有的被送往长江以南等地。“德宗以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八月，命太常少卿韦伦持节，使吐蕃，统蕃俘五百人归之。”“宪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十人；诏给递乘，放归其归。”从这些数字来看，被安置到各地的吐蕃人为数不少，而这些人与当地人共同生产生活，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吐蕃人在唐朝的活动，一方面说明唐朝先进的生产力、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身所具有的兼容并蓄、大气恢宏的政治格局和天下国家的政治视野，无不对包括吐蕃在内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构成极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吐蕃在与周边其他文化诸如印度文明、西亚文明、李唐文明等接触后，发现只有李唐文明才与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同质同构，在学习李唐文明的过程中，也逐渐的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中。王尧先生就曾指出，“中华文化向来是多元的，在历史长河中，许多异民族文化流入这一主流中，汇成浩浩荡荡的绚丽多彩的场面。”唐蕃之间从早期的翁婿关系到甥舅关系，从“华夷无间”到“和同为一家”，都充分说明了藏汉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