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考古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使命——访著名考古学家霍巍教授

【内容摘要】霍巍先生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他兼任香港城市大学、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的客座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霍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等，曾多次赴日本、美国、德国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先后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民族研究》《文物》以及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东方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等学术著作多部，先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项荣誉。他主讲的《考古学导论》被评为四川省级精品课程，并两次荣获四川省教学一等奖。文章从霍巍教授的学术成果等出发，围绕西藏考古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对其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霍巍教授；西藏考古；历史；现状；使命

【作者简介】夏吾卡先，男，藏族，青海黄南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考古与艺术史。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本文系2021年度西藏大学校级培育计划项目“吐蕃丧葬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ZDTSJH-10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22）01-001-011

霍巍先生现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兼职有：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吉林大学中国边疆考古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西藏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等。兼任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2011年被教育部聘为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年被国家社科规划办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2015年受聘为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并任考古学召集人之一。

霍巍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等。他和他的研究团队曾多次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霍巍教授先后在国内权威学术期刊《考古学报》《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文物》《考古》《中国藏学》以及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东方学报》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西藏皮央·东嘎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学术著作多部，其学术成果先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二等奖，全国青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两次获得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两次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7年荣获中国藏学研究最高奖“珠峰奖”一等奖、第七届吴玉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霍巍教授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2007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9年被教育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模范教师”。霍巍教授主讲的《考古学与文明史》2013年入选为国家级视频教学精品课程。主讲的《考古学导论》被评为四川省级精品课程，并两次荣获四川省教学一等奖。

笔者：霍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向您请教有关西藏考古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使命等方面的问题。首先，请您简要介绍川大考古如何与西藏结缘及其在西藏考古领域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和未来的工作目标。

霍巍教授：四川大学的藏学研究，有辉煌的历史。早在20世纪上半叶，老一辈学者李安宅、于式玉、任乃强等都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文化、宗教进行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大考古的奠基人冯汉骥教授开始关注并参与羌区和西藏地区石棺葬的考古调查工作。到了川大考古第二代，童恩正先生和张勋燎先生就直接进入了西藏研究领域的诸多方面。童恩正先生于1979年主持发掘了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从此揭开了西藏史前文化的神秘面纱，让西藏的历史第一次从实物证据上追溯到距今5500年左右。继童恩正先生之后的川大考古第三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一方面秉承了前辈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遇到了新的历史机遇。1990年，国家文物局、西藏文物局组织了西藏自治区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我和李永宪教授有幸参与了普查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同西藏文物考古部门的联系与合作。经过我们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西藏考古成为四川大学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川大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

曲贡遗址的发掘是由我们川大的校友，社科院考古所史前研究室的王仁湘先生主持的，我们的李永宪教授也参与了曲贡遗址的发掘工作。这也是除卡若遗址之外另一处非常重要的西藏史前遗址。

随后，我们连续在西藏西部地区开展了很多次考古调查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以阿里皮央东嘎为代表的佛教石窟艺术。这些佛教石窟群的发现，弥补了过去中国佛教艺术传播链条上的空白，也开启了西藏西部佛教考古的新阶段。皮央东嘎石窟发现后，我们川大考古队还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现了近百处佛教遗址，其中包括佛寺、佛塔以及大量散见于这些遗址当中的经卷、佛像、泥塑、壁画等。几乎跟石窟发现同时，我们在西藏西部地区还发现了更早时期的史前墓葬，如皮央格林塘和萨松塘墓地，还发现了以丁东遗址为代表的史前人们的居住遗址。近年来，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新发现了七处史前墓地。这些墓葬从史前时代一直延续到到历史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西藏西部连绵不绝地有人类活动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让西藏西部的考古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还在高原丝绸沿线的调查上有重要发现。根据文献记载，唐代初年从吐蕃前往天竺，有一条重要的国际性通道，即吉隆道。在吉隆道上，我们不仅发现了唐代著名使节王玄策镌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而且在古道沿线还发现了一批具有梵式风格的寺院建筑和具有早期印度、尼波罗风格的佛塔和摩崖造像。在这条古道上，我们还发现了像贡当王城、卓玛拉康等唐宋以来分布在西藏西南部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些调查发现可以跟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从而重构西藏古代对外交流的交通路线。

在西藏的东部地区，我们还发现了一批可能属于早期金属时代的石棺葬。石棺葬出土的青铜小刀、采用的葬式等特征与川西北高原、滇西北高原具有很多共性。这些发现对于梳理整个石棺葬文化的分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藏东南地区，我们发现了一批石砌的碉楼。碉楼在《后汉书》《隋书》等文献中记载为穹窿。而“穹”字在西藏古老的历史传说当中，常与大鹏鸟、穹鸟联系在一起。这些碉楼跟我们在四川岷江上游一带发现的古代羌族的碉楼存在密切联系。这为我们认识和研究“羌藏文化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们在西藏的东部地区也开展了很多佛教考古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在“西藏芒康-青海玉树-四川石渠-甘肃扁都口”一线上，以益西央高僧为代表的工匠集团镌刻的大量吐蕃时期摩崖造像。这些摩崖造像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初年，也就是吐蕃最强盛的时期。造像的团队中既有藏族的高僧、祖师、工匠，同时又有汉族的工匠。他们使用了藏语、汉语和梵文三种文字来刻写《心经》。这些重要的考古材料，反映出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汇、相互借鉴的一种历史面貌。

今天，在西藏文物部门工作的主要业务骨干和许多走上领导岗位的藏族精英，多是由四川大学培养出来的。可见，四川大学在西藏考古或者青藏高原考古领域已经明显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就是目前我们川大在西藏考古领域的基本现状。

西藏考古意义非常重大，未来既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好西藏故事。因为西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又具有自身文化上的很多特点。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文化自身发展的脉络，深刻理解包括藏族在内各民族所创造的西藏文明丰富的内涵、表达方式和外部特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讲好西藏故事。在今后的工作中，川大考古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和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用考古人的语言来讲好考古的故事，讲好西藏的故事，这既是我们面临的时代期望，也是川大考古人应该承担的时代责任和担当。

笔者：《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是您在西藏考古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请您介绍一下当时撰写该书的缘由和背景。

霍巍教授：对于西藏古代丧葬制度的关注开始于我的研究生阶段，我在当时已经注意到西藏的一些独特丧葬风俗，比如天葬制度、佛教高僧的灵塔埋葬制度等。在曲贡遗址发掘的当年，我主持发掘了西藏的昂仁布玛墓地，那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发现。我们试掘了其中的1、2号两座墓葬，墓葬有圆形的封土，墓穴埋葬人骨不止一具。除了墓主人，还有一些殉葬的人，也有动物随葬。在殉葬的人当中，一具颅骨带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即“环锯头骨”。在中亚铁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当中，曾有过相似的发现。昂仁布玛墓地的发掘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提示，过去我们了解的西藏陵墓制度，主要是琼结藏王陵的墓葬分布和墓葬形式，而昂仁布玛墓葬显然与之有异。无论是从他们的年代，还是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各个方面来看，二者都有所不同。

从那以后，我们又陆陆续续在西藏调查发现了一大批带有方形或梯形封土，跟藏王陵的形制特别接近的吐蕃时期墓葬。这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藏王陵不是一个孤立。除了藏王陵的这种最高统治阶级的陵墓外，还有像列山墓地等一些与藏王陵布局、营建方式都很接近的墓地。在加查县，我们还试掘了其中的一座梯形封土墓。墓葬封土呈九宫格式，九宫格的中央是墓穴所在，顶部为穹窿顶。虽然墓葬早年经过盗掘，人骨和随葬品荡然无存，但墓葬形态保存得非常完整。在穹窿顶的中心有一个通气口，上面压了一块石板。这与后来我们在吐蕃棺板画上看到的生前所居住的帐篷的形式非常接近，应该是仿生人居室的现象。

上述考古文化现象预示着西藏存在着一套具有制度性的埋葬方式或墓葬制度。此前，西藏墓葬制度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对文献记载的藏王陵的探讨，没有人结合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材料展开研究。因此，我想尝试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就是后来成书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一书撰写的初衷。这部书的撰写实际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这本书的重点是对土葬在西藏兴起、发展、消亡的整个历史链条的梳理，但我希望能够找出它们中间的转折点，也需要把一些专题研究的成果融汇进来，比方说对于天葬、塔葬等葬俗的讨论。从等级秩序上讲，最高统治者的藏王陵有必要视作一个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加以剖析。过去有像杜齐这样优秀的西方学者做过藏王陵研究，国内的王毅先生也曾经对藏王陵陵区的分布情况做过一些调查。但我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待解决，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当中讲的最多的东西，即两个陵区并列的现象。另外，我还关注到藏王陵采用的石碑、石狮跟唐陵的形制非常接近。在我们后来调查的级别低于藏王陵的墓地中，也采用了石碑、石狮制度，表明这套制度并不是孤立的。文献中的记载在考古材料上得到印证，证明了西藏古代的确存在过一套从上到下等级分明的墓葬制度。所以我从藏王陵入手，结合考古调查发现的吐蕃时期墓葬所反映的陵区建构、配置、封土的形态、动物殉葬痕迹以及文献当中记载的陵墓装饰、分布、随葬的各种物品等方面对西藏墓葬制度展开讨论。与此同时，青年藏学家褚俊杰译介了伯希和带走的敦煌写本P.T.1042，写本内容说明了吐蕃时期曾经流行过苯教法师主持承担的丧葬仪轨。其中动物殉葬仪轨能在考古出土的材料当中找到一些相互呼应的线索，这一点也成为我关注的一个重心。再联系到昂仁布玛墓地“环锯头骨”乃至更早的曲贡墓地也有对人头骨的特殊处理，这些又涉及到写本中对厌生、镇魔、巫术性质的解读。此外还囊括了西藏大规模的土葬结束以后开始流行的天葬、水葬，甚至包括崖洞葬，乃至其他一些特殊葬俗等议题，最终写成了《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一书。

以上就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框架。现在回过头看，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进一步的深化。但是其中的基本推论、基本框架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所以这部著作出版以后，成为我们研究西藏地区墓葬考古、埋葬习俗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出版之后很快就脱销。我想现在还有修订再版的必要，今后会拿出一些精力来做这项工作。

笔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您所带领的四川大学青藏高原考古队主攻西藏西部考古发掘与调查。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区域开展考古工作？

霍巍教授：广袤的西藏高原可以分成几个区域，这既是自然地理形成的轮廓板块，也是人地关系的真实反映。西藏地理板块可以分为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的三个阶梯。第一阶梯就是西藏西部地区，包括西藏北部的羌塘高原。第二个阶梯是西藏中部地区，即水网密布的雅（鲁藏布）江、拉萨河流域。第三个阶梯是西藏东部地区，高山峡谷是其重要的地理风貌。由于人地关系或人对高原的适应，西藏高原在文化上也可以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板块。西部地区在地缘上讲，正好处在我们与南亚、中亚比邻的重要地带。环喜马拉雅山脉中有若干处山口，都分布在西藏西部地区。所以，西藏西部地区是全面认识西藏古代文明和高原先民适应自然、创造文明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从历史传说上看，西藏西部地区被认为是苯教的发源地，历史记载当中的象雄是汉文史书记载的羊同地区。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除了经由东面的大唐，南面的尼波罗之外，还有一支可能是通过西藏西部传入。所以从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西藏西部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关注西藏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开展的工作最初是从宗教入手的。我们希望了解佛教在西藏西部地区的传播，传播过程中留下的实物证据，以及是否能在此地找到像西方学者推测的公元五世纪前后佛教传入高原的证据。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佛教遗存还不能早到公元五世纪，但佛教后弘期早期阶段的证据极为丰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是我们在这里调查发掘了一批佛教文化兴起之前的史前墓葬和人类居址，这些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最新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距今8000年到1万年间，西藏西部已经是高原人类定居的重要区域。这对于重新认识早期人类对高原的适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西藏西部地区跟其他各个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一样，经历了从石器时代到早期金属时代的过程。这一时段的考古遗存非常丰富，墓葬中已经出现了多种文化交汇的现象，既受到来自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影响，也包含来自中亚、南亚等地区的一些文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丝绸、茶叶的发现，这些发现证明了该地早在汉晋时代就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在藏文还是汉文史料中，象雄和羊同只有一些非常模糊、概括的记载，缺乏细节。这些年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是极大地补充了过去史料记载的不足，逐渐地揭开了西藏西部史前文明的面貌，这部分工作也成为考古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川大以外，国内多家大学、考古机构也在这里开展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工作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笔者：从近年来藏西阿里地区考古工作成果来看，吐蕃政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这一区域可能有自成一体的考古学文化，我们该如何界定其文化性质？可否将其视为象雄文化？

霍巍教授：在历史学或民族学的研究中，用特定的地域时代去对应特定的族群或者早期国家，是有过先例的，比如巴蜀文化、楚文化、滇文化等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在面对“象雄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用一些考古材料去和它对应呢？我认为，象雄地域辽阔，部族众多，它的统治中心不断变化，族群时分时合，情况较为复杂。它也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慎地分析“象雄文化”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上来说，今天在西藏西部发现的一系列吐蕃兴起之前的重要考古发现，与藏文文献记载的象雄，汉文献所记载的大、小羊同在地理位置上大致是对应的。但是这些考古材料，是否统统属于象雄文化？它们跟历史文献、传说当中的象雄和象雄文化之间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还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也不排除文献记载的象雄时代或者象雄王国包含大量考古学文化的可能。所以，未来的工作是要进一步地细化和梳理，除了对文献记载的象雄文化本身的形成、发展、衰亡全过程进行整理之外，对考古学文化本身也要进行系统梳理。目前西藏西部的考古学文化显得相当复杂，在不同地区发现的墓葬，它的文化面貌也不完全相近。这可能跟不同的人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有一定关系。只有对考古学文化进一步细致、系统的梳理，才最终有可能看到它跟文献记载的“象雄”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对待象雄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是我本人对待象雄文化的一个基本态度。

笔者：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西藏阿里地区发掘了一批早期金属时代墓葬，其中发现有黄金面具和箱式木棺。这与吐蕃墓葬中出土的黄金覆面和彩绘棺板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

霍巍教授：阿里发现的黄金面具跟青海地区发现的覆面之间是有联系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论述过这个关系（《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3期），不过它的地域性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在青海发现的黄金面具中，没有用金银薄片制作面部轮廓的例子，主要是用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等金银五官来构成覆面，这些金银五官很可能是由丝绸连缀在一起。而阿里地区是在金银面具上用涂描、彩绘的办法来表现五官，二者显然有所区别。

西藏西部地区发现的箱式木棺跟青海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我认为吐蕃棺板画比较多地继承了过去鲜卑民族相对比较原始粗犷的样式，用大块的棺板来制作而成。而目前看来，西藏西部地区的箱式木棺比较细碎，并没有利用棺板来绘制有叙事程序和固定组群的图像，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这一变化可能跟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群对丧葬习俗的理解和具体运作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的文化体系就是在大体的特点上具有共性，例如使用贵重金属制作覆面、木棺作为葬具等。但在具体制作、装饰等方面，还是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差别。

笔者：您谈到青海出土的金银覆面可能是由丝绸连缀而成。我们知道在吐蕃墓葬的发掘过程中，常常会有丝绸的发现，这些丝绸制作精良、纹样精美，是吐蕃王公贵族极为喜爱的物品。您认为吐蕃自己会不会生产和制作丝绸？

霍巍教授：很显然，吐蕃人自己不生产丝绸。原因很简单，其一是吐蕃没有原料。因为丝绸的制作，首先需要养蚕，才能够产生蚕丝，再用蚕丝来织造。这个原料只能在海拔比较低的农业区域完成。其二，丝绸在吐蕃的使用，主要不是作为整体的衣服材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装饰，比方说将丝绸剪贴在袖口、衣领等部位。完全把丝绸做成成衣的情况比较少见，因为以丝绸为质地制作的衣服显然不如皮毛等原料的衣服防寒御沙，不符合在西藏高原生活的实际需求。所以，丝绸在吐蕃是作为一种奢侈品和装饰品来使用。

吐蕃的丝绸主要是通过战争掠夺、赔偿，或者从中原王朝获得赏赐等方式来获取。吐蕃人占领敦煌以后，也曾组织过丝锦部落，使其治下的工匠结合起来，专门为其制作丝绸。但这也是对内地丝绸制作的借鉴，不是本民族直接制作。我认为目前发现的很多吐蕃墓葬出土的丝绸，很可能跟益州有关系。益州即今天的蜀域，在唐代是主要丝绸的产地和制造中心。从丝绸纹样和交通道路等方面来看，益州产的丝绸都具备传入吐蕃的条件。

笔者：请您介绍近年来在吐蕃考古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及未来的着力点。

霍巍教授：吐蕃考古是西藏考古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吐蕃是西藏古代文明发展阶段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吐蕃时期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非常发达，已经形成了很多条具有国际意义的通道，我把这些通道都叫做“高原丝绸之路”。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吐蕃一方面不断向东发展，通过对敦煌在内的安西四镇的掌控，与中原地区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与北面的突厥、回鹘，西面的大食，南面的天竺有着密切联系。近些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吐蕃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进展。在今天青海东南地区的都兰、乌兰等地，都有吐蕃墓葬或吐蕃属墓葬的发现，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器、丝绸等随葬品。在西藏腹心地带，除了调查发现的大量吐蕃墓葬之外，还对一些比较大型的墓葬进行发掘，如今年在当雄县进行的试掘工作。这些重要的墓葬考古极大地丰富了西藏古代墓葬的材料，其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尤其是以金银器、丝绸为代表。这些发现反映出吐蕃对外扩张，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的历史背景。

二是对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这些新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主要集中在今天汉藏交界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带，恰好位于我们过去讲的“唐蕃古道”或今天所提的“一带一路”的南亚通道上。通过这些吐蕃时期摩崖造像，我们发现外来的波罗艺术风格被吐蕃上层统治阶级吸纳，形成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实现了本土化。另一面，我们也能看到在吐蕃国力强盛的时期，诸摩崖造像的开凿上的确吸纳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熔为一炉，开拓出新。这些摩崖造像很可能与当时吐蕃运用佛教的力量，来推动唐蕃之间的和平友好和会盟有密切联系。所以，摩崖造像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吐蕃时期考古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三是对传世或流散的吐蕃碑刻进一步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西方学者和我们的前辈学者都曾关注过这些吐蕃碑刻，但是不够系统，缺乏对近些年一些考古新发现的补充和完善。以藏王陵赤德松赞墓碑为例，过去包括杜齐在内的一些外国学者，只看到墓碑上半部分残存的碑文。1985年，通过考古学发掘，暴露出墓碑残存的下半部分碑文和碑座，还发现一些其他墓葬的碑刻，这些材料过去完全没有见诸论述。比方说，洛扎得乌穷门当石刻与墓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过去就没有发现。吐蕃金石学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资料、考定碑文，对于整个吐蕃时代考古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笔者：最近几年，吐蕃墓葬考古陆续有重要发现，比较重要的有青海海西乌兰泉沟一号墓的发掘，成为201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请问这一发现对现阶段吐蕃考古有什么重要意义？

霍巍教授：我认为泉沟墓地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吐蕃占领下的青海地区文化面貌的多样性。泉沟一号墓跟都兰热水发现的墓葬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它既有都兰热水吐蕃墓葬的元素，如使用大型柏木来砌建墓室的做法；也有热水墓地未出现的新因素，如墓室后室和甬道绘制的壁画，壁画出现的人物形象，很多都跟汉族、鲜卑族的形象有密切联系。所以我认为乌兰泉沟墓虽是深受吐蕃文化影响的墓葬，但墓主人未必就是吐蕃人。从墓葬壁画反映出的情况看，它的确有很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比方说壁画中很多身穿汉式服装的人物形象和梁架结构的建筑。但当中也有毡帐，其形象与在郭里木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上的毡帐形象完全一致。泉沟一号墓最重要的发现是椁外的暗格，暗格木箱内出土了一具保存得非常完整的鎏金银冠和一件四曲金鋬指杯，说明墓主人的身份较高。冠饰是带冕旒的，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冠饰更接近中原系统的冠饰，与我们过去发现的匈奴、突厥系的金银冠饰并不相同，应是经过了自己的改造。扳指杯从器型上讲是外来器，但也经过了适当的改造。它上面的纹样，又具备了唐、粟特、萨珊银器的特点。这件金杯和冠饰被非常慎重地放置在暗格之中进行加密处理，很显然是墓主人生前非常喜爱的器物。两件器物的出土再次证明许多流传于世的金银器确属吐蕃系统。

总之，泉沟一号墓反映的是吐蕃占领下多元文化交融，多民族共存的历史现象。这个和我们文献记载中吐蕃占领吐谷浑故地以后，采取的一系列分化统治，如鼓励民众按照本民族的习惯聚族而居，进行有效管理和统治的基本政策是相互吻合的。乌兰泉沟墓地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墓地，目前只发掘了一座墓葬，至于墓主人的确切身份和该墓地的性质等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予以解答。

笔者：大昭寺藏鎏金银瓶是西藏境内现存吐蕃时期的重要文物，一经发现就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请问这件器物的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有何特点？

霍巍教授：大昭寺的鎏金银瓶是近些年吐蕃金银器考古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它应该是吐蕃金银器当中的代表性作品。对于这一件鎏金银瓶的研究，国外学者黎吉生和国内学者宿白先生都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件鎏金银瓶的样式，尤其是上面的纹饰，具有非常强烈的中亚一带金银器的影响。比方银瓶上面几组人物形象，头戴日月徽记，须发浓密，身穿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身上腰间系着蹀躞带，这些都是从北朝到唐代以来服饰上非常重要的特点。有的人物做反弹琵琶状，有的酩酊大醉，被人搀扶，暗示着这件器物是用于某种仪式上，可能是在举行一些重大仪式的时候当做酒器使用。在吐蕃棺板画上面，也出现搀扶醉汉的形象，这是在丧葬仪式上面大量饮酒过后的场景。最近有学者提出，中亚地区粟特人崇拜的酒神的形象与这很相像。所以银瓶跟酒有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是不是一定用在丧葬仪式上，我觉得依现有材料来看是不一定的。银瓶可以使用在一切重大仪式当中，所以它也一直被视为一件重器，被珍贵地保藏到现在。晚期文献记录这件银瓶为伏藏品，这一说法至少在大昭寺寺志中有记载，说明它的来历非常久远。从整体形式造型上看，我认为它的时代不会晚到有些人推测的11世纪，甚至更晚。因为银瓶上的人物形象跟中亚一带，尤其是伊朗的波斯萨珊风格非常接近，所以当时宿白先生推测它的产地，或者说它的文样来源，主要是中亚的呼罗珊一带。我认为这一推论大致是可行的。从工艺上讲，它具有非常广普的工艺传统，以锤揲、剪裁、铆接等工艺来构建纹饰图样。实际上，从中亚地区一直到我们的青藏高原这种金银工艺都比较流行。所以，关于它的产地，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一件舶来品，源于中亚地区；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在西藏本土制造，但是受到了来自中亚地区金银器皿工艺的影响。我比较主张本土制造，其中吸纳了中亚的金银工艺和装饰纹样，还带有吐蕃文化的特点。

笔者：关于吐蕃金银器研究，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多是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其中所包含的吐蕃自身的风格与特征？

霍巍教授：金银器的制作是吐蕃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在唐史中有大量记载。吐蕃通过朝贡、纳贡的方式，向唐代中央王朝送了很多制作精美的金银器。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金银器也是吐蕃墓葬随葬品当中的大宗器物。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出土的金银器，是一个多元的体系。我认为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了吐蕃金银器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吐蕃自己创造的金银器，主要反映在纹饰方面。以现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三件银器为例，纹饰当中有头戴花冠、身穿三角形大翻领长袍的半人半兽形象。这样的形象既不见于东边的唐王朝，也不见于西方的波斯金银器上，这就是吐蕃自己创造的纹饰。在吐蕃金银器的纹饰当中，还有一些身穿吐蕃服装的武士形象和头戴高巾的贵族形象，这些都是吐蕃人对自己本民族所熟悉的事物的真实写照，不可能是外来的。

吐蕃金银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到中原地区影响的产物。比方一些器物饰有中原地区流行的花草图案，还有花草纹与域外的忍冬纹、葡萄纹混合之后形成的装饰带。另外，还有一些吐蕃金银器的器型带有比较浓厚的外来文化风格。比方当中的胡瓶、扳指杯和一些大型的银盘等，我们在萨珊和粟特银器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器型。但是完全的舶来品比较少见，因为吐蕃是自身具备制作金银器能力的民族，吐蕃更多的是采取了“吸纳众家之所长，融吐蕃风格为一体”的制作理念。所以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器物都应该是吐蕃自身制作的，只有极少数是直接的舶来品。不过也有这样的例子，一件是流散在日本的年代较早的银盘，虽然底部有铭文，但盘上饰有很多希腊风格的人物和动物，一看就知道不是吐蕃自己的纹样。我们在辨别这些器物是，应该用一个客观的、平和的态度去分析它的基本器型，分析当中的文化因素。以扳指杯为例，在西方和吐蕃都有这种器型，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判断它是纯粹的是舶来品还是本地作品？其实我们经过比对就可以看到，吐蕃人在吸纳这些器型的时候，有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本民族的使用习惯和审美情趣。再如，吐蕃金银器当中有相当数量的有翼神兽形象，这种纹样在欧亚草原金银器上比较流行。吐蕃作为一个游动能力很强的骑马民族，对草原风格的喜爱跟其他游牧民族是一样的，这种纹饰也就是在欧亚草原金银器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去分析和认识吐蕃金银器，应该秉持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既不将其完全视为外来器皿，也不否定外来文化带来的重要影响，充分肯定吐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自主能动性，要对外来器型、纹饰有自我鉴别、改造的能力。

笔者：您在刚才的讲述过程中提到了“高原丝绸之路”，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概念？“高原丝绸之路”考古在中国传统丝路考古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又有哪些考古材料可作为这一概念的支撑依据？

霍巍教授：高原丝绸之路的确是我近年来倡导的概念。首先，高原丝绸之路不是确定的指代某一时期、某条具体的道路，而指代形成于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从狭义上讲，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李希霍芬对汉代中国和印度、中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体的交通路线提出的一个推想。张骞通西域以后，开通了这条陆上交通线，并且在这条陆上交通线路上，丝绸贸易和丝绸作为货币的使用是其重要特征，所以把它叫做丝绸之路是有道理的。如果从广义上讲，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域外或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其中不仅仅是丝绸，早期的青铜器和食盐，略晚的陶瓷都是交流的物品。我提到的高原丝绸之路强调的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现有资料而言，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称为“前吐蕃时期”，主要指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形成以前考古学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若干迹象，这个时期可以划归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始期。史前时代的青藏高原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单元，高原定居的人群和域外很早就开始了频繁的交往，它跟黄河上游和黄河中下游、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等地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小米在西藏的种植，麦类作物的传入，彩陶文化在西藏的卡若遗址的出现等证明了高原的人群吸纳了上述地区的文化因素。拉萨曲贡遗址当中出土的带柄铜镜，则是一件具有西方戴柄镜系统特征的器物。我们在阿里地区考古工作中出土的茶叶、丝绸以及各种各样的珠饰无一不是交流贸易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吐蕃时期，这个时期随着吐蕃势力的不断扩张、所控版图的不断拓展，其与外界的交流范围更为广阔，形成的交通路线和网络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更为成型，也更为复杂，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更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路线是吉隆道，之前提到过的王玄策使团遗留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实了这条道路是真实存在的。从后来《吴船录》的记载来看，吉隆道到了宋代仍然是官道，宋代僧人出访求法也在利用吉隆道。吐蕃时期形成的另一条重要道路在青海，这条路线与丝绸之路南线、北线基本平行。我们发现的都兰热水、乌兰泉沟诸墓地，都位于高原丝绸之路的一些重要支线上，这些支线大多可以跟北面的沙漠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我还比较关注一条路线，即经由西藏西部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的大陆。西藏西部地区通过印度河上游、班公湖附近地区，有若干条山路可以通向中亚。吐蕃几次对大小勃律、吉尔吉特的用兵都利用了这些道路。虽然这个道路比较难行，估计使用起来比较困难，但这个路线是存在的。近年来我们川大考古队在这些地区的调查当中，通过岩刻上面的一些藏文题记，也发现了他们跟域外的印度河上游地区、巴基斯坦等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文献记载中，除了王玄策以外，还有一位高僧玄照走的路线也包括了吉隆道，还利用了传统丝绸之路，经过今天西藏西部地区进入到尼泊罗。吐蕃时期从北面、南面、西面三个方向通向境外的路网已经基本定型，而且在吐蕃强有力的控制之下，这些道路的利用程度很高，所以吐蕃时期是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定型期和发展期。

第三个阶段是吐蕃灭亡之后的“后吐蕃时期”。当吐蕃灭亡之后，这些交通路线有些仍在继续发挥其作用，有些则逐渐走向衰落，以后被融入到13世纪新兴的元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之中。元代在西藏设立了很多驿站，这些驿站都是在吐蕃时期形成的若干道路的基础上设立的。明清两代，很多官道差不多也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的强化和利用，这方面的文献例证就更多了。

以往我们在研究丝绸之路的时候，关注点集中在北面的陆上交通网络和南面海上交通的网络，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高原曾经存在的这些道路。高原这些路线正好与北面和南面的这些路网联通起来，形成一个环线，扩大和完善了我们中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交往的路线。这些路线彼此衔接，从路上到海上，通过不同的地理景观，有沙漠和高原，也有海洋和草原，让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步履更加坚定，道路也更加丰富。我们在在今天“一带一路”的视野下审视高原丝绸之路，会发现它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将来有必要从考古与政治等方面对它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让它更加完善起来。

笔者：近年来您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西藏考古是中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您是如何看待？

霍巍教授：关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我最近的确有些思考。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解答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中国考古学具有自身传统，完全套用西方考古学理论来评估和预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迁与未来走向，难以贴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考古工作者要充分关照祖国各地历史发展的考古学谱系与特征，通过与文献记载体系相互印证，构建准确反映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理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研究，应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在实践过程中要承担起探寻中华文明连续不断、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考古学证据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便提出要建立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我们今天更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一学术目标，为建构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西藏考古而言，除了前面我说的构建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的一般要求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西藏地区在自然环境上与一般内陆地区不同，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以藏语藏文为主体，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从事西藏考古，需要正确梳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西藏与中原、中亚、西亚等地的关系，要看到西藏的考古学文化跟中原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共性与个性；还要正确认识在西藏文化和西藏文明形成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受中原化影响形成的底色，哪些是受周边地区影响而存在。只有把这些问题梳理好，我们才能真正地达到研究目标，讲好西藏故事。

笔者：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新形势下中华民族交流、融合过程中，考古学研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霍巍教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为我们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工作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和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才能够深刻地认识藏族和中国其他各兄弟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引导西藏各族群众正本清源，从历史走向未来。

通过考古发掘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的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在各个时期，西藏和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这些不仅对吐蕃社会文化的进步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也促成了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代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藏文化当中，不仅仅有藏族的贡献，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贡献。各民族有史以来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任何力量也从未让他们分开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所以总书记用四句话概括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考古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高度来看待西藏考古，它能够很好地贯彻总书记所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形成体系过程中认识西藏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我认为我们西藏考古的工作者应该深刻领会总书记这两次讲话的重要精神，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实践，让西藏考古切实地为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笔者：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仅有许多考古新发现接连涌现，一批批“新鲜血液”也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西藏考古研究领域之中。在这样的新背景、新机遇和新挑战之下，未来您对我们年轻学人有什么期待和叮嘱？

霍巍教授：第一，从事藏学研究，首先需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包括汉语、藏语和外语能力。因为藏学研究与敦煌学一样，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我们的前辈，包括西方学者，已经做过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我们要充分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要奢谈创新。只有充分地理解消化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推进我们现在的工作。因此，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在语言上得到很好的训练。

第二，要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学研究涉及到的学科领域和文献典籍非常丰富，我们应该以一个广阔的学术视野，将我们发现的考古材料放置到它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观察和思索。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理清这些考古遗物、考古遗存的功能和作用。

第三，要敢于吃苦，要有吃苦精神、冒险精神和团队精神。要敢于吃一般人不能吃的苦，去战胜严酷的自然条件的挑战。希望大家要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开朗的心态。同时要善于与团队协作，因为在西藏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一个人很难长期坚持，所以要善于跟团队成员互相帮助、协同创新，把藏学研究作为一个大家共同去追求的目标，才可能把它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