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茂青、格勒：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以《康藏前锋》所载文艺作品为例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重要阶段，而传播的重要媒介为汉文报刊。其中，康藏地区三大报刊之一的《康藏前锋》刊载了不少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中，康藏地区的知识青年以“中国青年”“中国康藏青年”之名，熟练运用汉语写作方式，一方面向内地介绍康藏地区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又向康藏地区民众介绍抗战及国内外形势，开启民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促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康藏前锋》中的汉语写作和作品流布，是在康藏地区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表现，也是康藏地区深度融入国家的重要象征。

【关键词】康藏地区；文艺作品；国家通用语言；中华民族

【作者简介】朱茂青，四川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格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藏族历史与文化。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部分注释从略。

【项目基金】四川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康文艺创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过程研究”（SC21EZD030）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1-0016-07

20世纪30年代，康藏地区开始有了现代报刊，到20世纪40年代约有30多种，影响较大的有《康藏前锋》①《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其中，《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延续时间较长，刊载有大量汉语书写的文章，内容涉及地方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域外社会文化信息等。文章体裁多样，既有政论，也有各类文艺作品。目前，学界对《康藏前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和刊物的学术价值等方面。②对以专栏形式刊载的文艺作品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因此，探讨抗战时期康藏地区文艺作品的汉语写作方式以及所载内容在民族国家建设和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中的作用，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基础[1]（P.3），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③

以报刊及文艺作品来讨论民族国家的建设，已有诸多经典著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Anderson）指出，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提供了手段。民族最初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感受到的。[2]（P.26）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使人们有了统一的交流领域。[2]（P.52-53）王德威借鉴此研究思路，对中国晚清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3]之后，国内学者对文学作品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④但有学者认为，西方新颖的理论虽然为报纸副刊研究打开了新天地，却越来越脱离实际历史情境，未带来更多有价值的突破。[4]（P.140）在研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时，应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及悠久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去理解，并对较长时段人群接触和交往的媒介给予充分重视。⑤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重要阶段。本文将《康藏前锋》所载文艺作品放置于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及抗战救亡背景下，深入考察近现代康藏地区知识青年的精神品格、思想观念、国家意识和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同时梳理汉语写作的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及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接受过程。 

一、《康藏前锋》的创办背景和栏目设置

康藏地区是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重要区域之一。一方面，康藏地区的安全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治藏安康”成为宝贵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康藏纠纷、英人干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康藏地区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5]，催生了当时国内认识和研究康藏社会文化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康藏民众也须强化国家认同意识，了解现代知识和理念，推进社会转型。在此背景下，1933年，前往内地求学的康藏知识青年在南京创办了《康藏前锋》。

《康藏前锋》属综合性月刊，设有时论、论著、专载、文艺、通讯、藏文等栏目；共6卷，其中1至5卷每卷12期，第6卷为3期。《康藏前锋》专门开设“文艺”一栏，每期刊发一定数量的文艺作品。在63期中，每期的文艺栏目刊载2至4篇用汉语写作的作品。其中，第一卷有20篇，第二卷有16篇，第三卷有19篇，第四卷有20篇，第五卷有20篇。另外尚有未归入文艺栏目的时评、游记、书信、通讯报告类作品。

《康藏前锋》杂志社于乱世中力克万难，积极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发挥宣传作用。在编者按、杂志社报告及通知中，显示了康藏知识青年坚定的国家民族立场。“我们的国家是处于怎样严重时期？而边疆是站在如何重要的地位，绝不是让我们来唱高调，争权利，营私利己的时候，而是应足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时候，我们康藏的先进们大都是经过绝大的困苦，和自身实际观察到现在边疆形势，尤其是康藏的危机是不容再因循的，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他们会诚恳来指导一个康藏的唯一刊物，那么光明的路灯正照应着本刊的前途”[6]（P.1546），“印刷经费，无法负担，现在我们因为债务而合刊”[6]（P.1545），“关于稿件一层，仍多由编辑股向外征求稿件，关于采访股同志的工作。因大多数同志离开本地，故康消息，只好由编辑股另外想法收集”[6]（P.1868）。这些宣传和解释都显示出康藏知识青年为传播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争取国家民族自由复兴所付出的担当与努力。

二、作者的身份定位及多重文化视野

《康藏前锋》的创建者及作者主要为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求学的康藏青年学生。作者们在期刊中常将自我身份明确为“青年”“康巴青年”“新青年”“中国青年”。20世纪30年代，旅外求学的康藏青年以知识分子身份和时代担当，借助《康藏前锋》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以实现救亡图存、社会变革、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和建设民族国家之目的。

（一）启蒙与被启蒙的身份定位

康藏知识青年远赴内地求学，接受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观念；之后，再用现代报刊及汉语写作的作品为载体，将这些理念传递到康藏地区。同时，他们也通过文艺作品，形象具体地将康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介绍给全国读者，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康藏地区以及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康藏民众。

然而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由于缺乏现代交通与媒介，康藏地区相对封闭，社会发展滞后，与中国其他民族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不同民族的民众认同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也缺乏更多媒介和手段。龙邦俊在蒙藏学校讲演时，将康藏地区的情况归纳为地广人稀、文化闭塞和经济落后，为中古游牧时代的生活阶段。[6]（P.1337-1338）阳昌伯指出，我们要建设明日的新西康，当前的急务非减少文盲不可。文盲为整个中国的问题！不仅西康一部分，但是要知道西康一切现仍滞阻的原因：有交通的影响，而文化的不发达，文盲的过多也算结症所在了。在西康全省的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全是文盲。全康共三十一县，无小学之县份已达三分之一。康民什九未受教育，不独不识汉字，即藏文字母尚多不知。[6]（P.1277-1278）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康藏民众对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观念了解不多。

基于此，旅外求学的康藏知识青年利用报刊及所载作品，将沟通内地与边疆、启蒙民众作为第一要务。《康藏前锋》第一期开篇即宣告，要以公正的立场，冷静的态度，集中我们的言论，森严我们的壁垒，实践我们的主张，上则监督政府勿再随便措置。唤启民众，提高智识，以期促进社会进展。共同团结，以期应付未来的国际狂澜，作为《康藏前锋》责无旁贷之使命。[6]（P.8）仲馥在《到康藏去》一文中，明确提出康藏青年的任务，首条即提高康藏同胞的智识，唤起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的觉醒。[6]（P.54）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康藏知识青年以汉语写作的文艺作品为载体，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现代知识开启民智，号召康藏民众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力量。

与“五四”之后内地青年精英眼光向下的意识不同，这批来自边疆的青年既自觉成为康藏地区民众的启蒙者，同时也有强烈的接受启蒙的意识。笑棠在《国难声中边疆青年应有的觉悟》中呼吁，目前受教育的时候，就应该下死功夫，磨炼青年的体魂，健全青年的人格，充实青年的能力。[6]（P.49）《敬告康藏青年》中也明确表示，康藏青年负有重大之使命，欲图进取，首先需健全体魄。先臻本身痼疾。首先求知，若无运用知的技能，则将何以谈建设。[6]（P.712）在办刊一年的回顾中，《康藏前锋》号召康藏青年要以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创造，踏入复兴中华民族之途。[6]（P.773）

（二）多重文化视野

旅外求学的康藏知识青年从边疆到内地，接受现代教育，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形成多重文化视野。作者将“他者”和“自我”表述相结合，进行文艺创作。《康藏前锋》第三卷第三期直接用英文推介了165部国外名著，第三卷第五期又开设了藏文增刊，每期刊发2到3篇藏文文章。汉、藏、英多种语言的作品同刊，在当时较为罕见，其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现代观念意义重大。胡翼成在《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中比较东西方文化的联系和差异，特别强调中国发展与世界的关系。[6]（P.1325）《康藏前锋》卷头语就将康藏问题放置于世界背景之中考察，近代经济关系及交通工具之发达，已冲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结全世界为一家，中国问题乃世界问题之一环，而康藏问题乃整个中国问题之一面。康藏问题之发展，唯有在整个中国革命问题发展之中，始有可能。康藏问题之解决，亦唯有在未来世界必然的演化趋势下，始有其前途。[6]（P.5）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虽来自偏远的康藏地区，但他们的地方视角、国家立场与国际视野确是康藏地区现代转型所急需的条件。

三、“救亡”与“认同”主题

虽然《康藏前锋》的办刊时间并不长，但所载的文艺作品中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革命和抗战三个主题，融入了“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等现代理念。

《康藏前锋》的创办宗旨为联络汉藏感情，沟通汉藏文化，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为开发建设康藏发挥先导作用。[6]（P.8）因此，该刊所载文艺作品既内含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五四”精神，同时也密切服务于抗战救亡主题。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观念之于当时的康藏文艺而言不只是观念和意识，更是为了应对国家危亡旦夕现实处境的重要精神武器。深入民间，先被人化，然后我才化人。[6]（P.825）从康藏文艺作品看，无论是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后来学者们认为的“革命拯救了启蒙”[7]，都反映在康藏文艺作品由启蒙、革命到抗战救亡的阶段性主题转换过程中。

（一）时评类作品中的“中华民族”

《康藏前锋》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一样，将向民众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和历史贯穿在办刊全过程和栏目中。文章中时时会强调康藏地区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系[6]（P.6），常会提及中华民族及各民族共同的渊源，“我中华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伟大之文化……黄帝为我华族之祖先，今之所谓汉满蒙回藏当时同源也”[6]（P.1247）。各民族之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因此，各民族间要发生共信、互信，充实中华民族的生存。[6]（P.2792）

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学相比较，《康藏前锋》的文艺作品更多强调边疆与中心的关系及认同中华民族的意识。一方面，作品中反复出现“整个中华民族”“我中华”等称呼。同时，面对抗战的严峻形势和人们的切肤感受，康藏知识青年致力于强调边地与中心的关系，意图唤起康人的主人翁意识与国民意识。“东北的土地变色，康藏的纠纷未已，年来天灾人祸，军阀的割据，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敌人既已占领我们东北！而康藏问题又有如此严重！要知道康藏落在敌之手，四川青海必继续而丧失，唇亡齿者，凡长江流域之省区又能苟安？……愿全国同胞起来救中国，救康藏！我们康藏的同志就站在最前线。”[6]（P.53）文中还号召康藏同胞要有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心思，对民族国家尽个人责任，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坚。[6]（P.53-54）我中华民族将为生存而发动扩大的持久的反抗帝国主义之民族战争。近代航空战术的进展使中国东部沿江沿海任何区域皆无建立政治中心之可能，而西北陕甘又以经济力量薄弱，故舍川康而莫属。康藏为中国之西部前线，亦即未来政治中心之外防，且康藏雄踞西南高原之中心，右扼英帝国主义者向我东北侵略之咽喉，左控青新宁甘等省之背肘，进可以促成印缅民族之独立，退可以谋滇青宁之共同发展。在未来对欧亚之交通上，成为总的枢纽。康藏矿藏之富，甲于全国，铁煤金矿随地皆是。康藏同胞有强悍英勇之精神、赴汤蹈火之气概。在他日反帝斗争中，康藏同胞之热血，后必结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鲜果。[6]（P.5-6）随着形势日益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日渐增强，《康藏前锋》刊发了大量反映抗战形势和日寇在东北暴行的作品。这些文章的写作和传播，是康藏知识青年认同国家的重要表征，也反映了康藏地区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和步骤。[8]（P.25）对普通民众而言，在抗战艰难的时局中看到这些激昂和略带悲壮的文字，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自“九一八”开始至抗战完全胜利，藏族民众参与抗日活动长达14年之久……藏族民众通过抗日宣传、祈祷胜利、经济支援乃至直接参军杀敌，无一不展现了藏族与其他各族人民同仇敌忾、舍身抗日的历史场面。而经历这一过程，藏族人民的国家观念也进一步得到了强化。[9]（P.75）各地藏族民众踊跃参军，上前线抗日杀敌。其中有不少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考入各级军校，接受军事训练，时刻准备上战场。据记载，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就有藏族战士⑥。

（二）游记类作品中的康藏形势

《康藏前锋》中写到，因为抗日战争，未来中国的中心舍川康而莫属，需要重新审视边地、中心及两者关系。要将边疆化为腹地，成为对民族国家有重要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高上佑翻译的《西藏东部旅行记》《贡嘎各寺探奇记》以及写作的《西康雅江风情记》《西藏巡礼团游记》等作品中，力陈康藏地区地广物丰，展示康藏地区成为抗战建国物质保障基地的潜力。

此外，康藏社会发展整体落后，如何让内地民众和政府了解实情，将康藏地区纳入有效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之中，也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要内容。《我的家乡》写泸定由桃源变成灾区的惨景，《康雅道上及到康后的一点印象》将康定过去的脏、乱、匪患严重和眼前的新变化作对比，作者翁须在文章中申明该篇是文艺作品，但在文末仍然“中肯”地建言献策[6]（P.2877-2883）。马俊荣在《康东考察记》中写了回康途中所见的四川百年未遇的灾难，指出边疆“事日急，图救之策兴，开拓富源，查考之风著”，但过去的策略言论及所谓的考察报告多有谬误。同时，又因为“外人固多履其地也，然而以彼邦人叙此邦事，当不免误解偏激之见”，于是号召“康藏旅外学子，念国难之严重，感乡事之艰危，正海内人士之谬见，促国家民众之觉醒”。[6]（P.2710）此类文章以游记来展示环境物产、风俗民情，以增强外界对康藏地区的认识了解，主要目的是为抗战、康藏与国家建设提供翔实材料。此类作品也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康藏民众受现代观念的影响程度，提供了基于主位视角的感性材料。

（三）小说类作品中的“抗战救亡”主题

承接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反映边塞战争的传统，抗战爆发后，《康藏前锋》中小说类作品的主要内容多与战争有关，以此唤醒康藏民众的爱国热情。《塞兵》描绘了边疆空旷萧瑟的景象以及塞兵生活的单调艰苦。《就这样的死吗？》讲述被日寇打败后，仅剩的4名士兵竭尽全力用躯体撞开堤坝淹没日军的故事。《光荣的胜利》中的一家人，从父亲到儿女、主人到佣人、男人到女人，为了锄奸不断牺牲和战斗。这些作者多是在校学生和基层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战争的直接体验，所以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亦显不足。尤其是在表达战时苦难和民族灾难时，往往作简单情绪宣泄和直线顺叙。但在战时状态下，艺术让位于政治，康藏知识青年的文艺创作表达了对侵略者强烈的声讨痛斥，记录了抗日战争的伟大壮举，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抗日激情，强化了民众的国家意识以及对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追求。

（四）抒情类作品中的“家国同构”思想

抒情类作品直抒胸臆，数量较多，感染力较强，容易引起读者共鸣。这些作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热爱家乡、报效家国的主题。《特别人儿的相会》写蒙藏学校的学生从各边区共聚一堂。全文大量篇幅借众多学子之口，表达自己报效国家的宏图大志。《月夜》较详细地写出抗战时漂泊在外学子的痛苦失意，最后直白呼喊：“吃苦吧，继续总理未完的革命。耐劳吧，来求故乡理想的繁荣，这才是我责任——向上的真表。”[6]（P.144）《到边地去》则采用古体诗“如此江山兮，胡忍沦亡，爰执干戈兮，卫我家邦”作直白的表情达意。[6]（P.236）二是号召家乡同胞发奋图强、报国为民。《秋夜》中疾呼：“东北呀，已被日奴侵占，边疆的同胞们呀！醒来吧，醒来吧，荷着枪儿，骑着马儿，重振旗鼓再战。”[6]（P.73）另外，也有大量针对青年的号召，如《青年的病相》《敬告康藏青年》。在诗歌《白》中，作者提醒青年应拒绝金钱和美女的诱惑，努力实现民族复兴。[6]（P.952）针对妇女问题，《我的家乡》反映了康藏女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呼吁女同胞团结起来，担负应有的责任。[6]（P.2813-2814）《寄给故乡的姐妹们》叙写战地姐妹们在民族生存的前哨，用生命承担繁重危险的工作，寄语家乡姐妹锻炼好自己，为家乡多作贡献。[6]（P.2937-2938）此外，《康藏前锋》还刊载了为数不少的悼亡类作品，如《悼定西》《追忆已死了的文光》《悼亡友》《写给死后的英子》等等，均为康藏知识青年艰辛求学，在恶劣环境中依然勤奋，最终抱病身亡的描写。文章既缅怀死者，更激励生者奋发图强，为国效力。正如沈从文所言，中国方面较深一点的文学作品，表现着这个民族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较浅一点，如二十年来的白话文，则煽起这个民族的热情，表现这个民族进步的情形。[10]（P.313-314）

总体而言，《康藏前锋》中的游记类文艺作品，具体描写康藏见闻，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便于向国人介绍真实的康藏，为内地民众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提供了新途径。其他的小说、散文、诗歌等都不追求地域特色，其题材、主题与“五四”文化精英的创作类似，主要表现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关注人的价值、命运和尊严，伦理道德的重建、国民性的探讨和改造等，目的在于向康藏民众传播现代意识。《康藏前锋》除刊载少量的文言文作品外，主要为现代汉语白话作品，方便不同民族民众的阅读和交流。从被启蒙层面看，康藏知识青年的作品在创作主题、情节设置、人物形象等方面受到“五四”文学影响，以图促进康藏地区建设，为中华民族观念传播打下基础。

另外，作为和现代中国社会紧密相关的地方报刊，《康藏前锋》所载文艺作品真实细腻地表现了边疆知识青年为凝聚民心，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所作的努力。这些作品贴近历史现场，反映了近现代康藏社会文化变迁。正如朱晓进提出“非文学的世纪”的命题，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文学的政治化趋向几乎是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其最为显性的文学发展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文学现象时，首先应关注的也许倒不是纯美学、纯艺术层面的东西。[11]（P.157）

总之，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康藏地区，虽有其他报刊也在传播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观念，但基于报刊的作者和潜在读者的差异，在不同的报刊中，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对定位康藏，康藏与国家关系等问题的认识有不同之处，传播措施也不尽相同。对康藏地区是眼光向下式的书写还是基于主位视角的客观呈现，中华民族观念是用感性传播还是干瘪说教的方式，其效果也有差异。《康藏前锋》中的文艺作品从当地民众和地方层面出发，反映了康藏内外的社会现实，民众的生活状况、内心世界和情感精神，使不同民族的读者通过直觉体验去感知远方的战争、远方的同胞和更高层面的中华民族。

四、余论

《康藏前锋》文艺作品的汉语写作、传播与民族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观念密切相关。⑦这些作品生动体现了抗战时期康藏知识青年的思想情感、心路历程和家国情怀，也是边疆民众为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见证。

文艺作品在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及引导民众认同国家方面，有其感性、感人和润物无声的效果。而在同一时期官办的《康导月刊》，时人多主张用教材，在各阶段教育中对青少年进行宣传，这种方式就稍显干瘪和空泛。如“教材应包含……畜牧之科学知识，现代新文化，中国古代圣贤，古代康藏民族地域外侮之事实，近代建国史实，帝国主义侵略之事实，汉人文化和风俗，职业技能之灌输，各民族平等及民族团结互助等”[6]（P.4327），“西康教育应针对抗战建国需要，审度各民族特殊情形，以民族主义为中心，培养边区人民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6]（P.4685）。而《康藏前锋》中的文艺创作则能从个人层面呈现社会现实，使读者感知到史书中无法呈现的当地人的内心世界。

康藏地区汉语写作的文艺作品传播过程，是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观念在康藏地区传播的重要阶段，在康藏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康藏前锋》出版一年的回顾中，编者写到，本刊出世以来……是唤醒了康藏的民众。[6]（P.772）在第二卷第五期的编后语中，编者认为，康藏新局面的展开，是该刊呐喊的结果，是该刊言论的成功。[6]（P.1109）在第二卷第七期编后记中写到，西康当地人一改过去的抗粮抗差，开始自觉上粮。[6]（P.1233）在《康藏前锋》办刊两周年的回顾中，又提到强悍的冷卡石人被唤醒，自觉纳粮上税之事。[6]（P.1477）当然，相较于抗战时期“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的宣传和实际举措，《康藏前锋》等报刊所达到的效果还不那么显著。⑧

由于康藏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民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较低等多种因素，中华民族等观念在康藏地区多限于知识精英阶层的传播，各方呐喊多于行动。《康藏前锋》编者曾反省他们的工作，呐喊和理论的东西多，而埋头苦干的少。[6]（P.1478）西康百政待举，则要治理而实非宣传可望收效。[6]（P.1240）如何治理，有人主张，要增加人们的爱国情绪与观念，就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6]（P.983）；要开发交通事业，普及教育，发展经济[6]（P.1260-1262）；需要有“技术政府”，把社会治理好，把地方发展好[6]（P.1264）；推进民众教育，减少文盲。[6]（P.1279）当时有人估计，一万康民中，能识汉字者，最高限度不超过10人。如何推进民众认识汉字？有人认为，用系统的组织法登记不识字人数，收罗能“开启民智”的人，先易后难地开展全民教育，设立成人夜校、文化及教育集团、图书馆、通俗演讲组织、博物馆、民众读书处、民众俱乐处、民众集会所、民众戏场、平民问字代笔处及书籍贩卖处等。采取办新闻社、给予露天识字奖励、设立各类学校等手段，让民众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6]（P.1399）当然，上述主张在当时也是较为普遍的看法。1939年，顾颉刚也建议，青年要团结国内各种各族，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不怕艰苦，学会边地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埋头服务。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递内地的消息。[12]（P.43）

启蒙和开启民智，实现康藏地区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康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康藏地区的全面现代化，又是民众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的现实基础和民意基础。然而光靠报刊宣传和青年们呐喊，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这一历史重任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1950年后，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各族民众当家作主人，一批批不同民族的知识青年扎根基层，服务社会。经过基层群众、党员干部、知识青年和人民军队等多方共同的努力，四川涉藏地区在交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四川涉藏地区社会的跨越发展中，普通民众生活得到巨大改善，文化素质普遍提升，基于“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理念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四川涉藏地区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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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康导月刊》主要由西康省政府拨款补贴，刊登的文章主要体现政府的施政思想，官方气息浓厚。《康藏前锋》的创办者及作者群主要为前往内地求学的康藏知识青年，其创作相对客观反映当地民众的想法和社会现实。

②对《康藏前锋》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学人与西康教育之关系，代表文章有姚乐野、秦慧《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西藏研究》2010年第3期；秦慧《〈康藏前锋〉作者群与西康地区教育研究》，《贵族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曲珍《〈康藏前锋〉：联络汉藏感情沟通康藏文化》，《中国民族报》2013年11月15日第7版。对于《康藏前锋》学术价值的研究，代表文章有：石硕、姚乐野《我国现代藏学的发轫:民国时期康藏研究三种学术期刊及其价值——〈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王川《〈《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刍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赵心愚《嘉惠学界的民国康藏研究期刊集成——评〈《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中国西藏》2015年第1期。

③费孝通曾说，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学者应尽的责任。参见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8页。

④相关文章有何云涛《清末民初民族国家建构与汉语书面变革之关系》《贵族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余来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观念的兴起》《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杨红伟、袁梓岚《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⑤费孝通批评过去的民族研究突出局部、割裂整体，看不到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也看不到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关系。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页。

⑥当代藏族作家达真的小说《命定》，以康巴地区青年土尔吉和贡布参加远征军的经历，既展示了他们作为藏族士兵的成长史，也展示了整个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中成长的历史。

⑦汉语白话文在报刊中大量使用，是开启民智、传播和培育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媒介。通过报刊所载的汉语白话文作品，现代国家和中华民族观念传入康藏地区并开始对民众产生影响。

⑧1937年8月，在上海组建了由格桑泽仁、刘曼卿任正副团长的“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主要任务是到康藏地区进行抗战动员与物资募集。为唤起康藏民众注意，宣传团将每日所得与抗战相关的消息翻译成藏文播送原籍，使边疆同胞明了敌人的凶暴情形。1939年11月，该团从上海出发，先到云南中甸，以藏语宣讲抗战情形，陈列相关画图照片，分发汉藏文传单；后到巴塘、白玉、邓科、石渠、甘孜、炉霍、道孚各县宣传。该团在西康地区的宣讲动员不仅募集了物资，还促使西康民众推选僧民代表相子翁堆、青攮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札巴活佛、江安西等12人，组成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与“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一起，赴抗战前线慰劳将士。参见《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5-6期，附录第1-4页；《蒙藏月报》1938年第8卷第4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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