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曈：民国时期蒙藏学校对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及其影响

【作者简介】潘晓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边疆教育以凝聚和增强蒙藏等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1930年起，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及蒙藏学校，专门招收和培育蒙藏地区学生。蒙藏学校通过课程设置、名人演讲与升国旗、纪念日仪式等，使学生从知识与观念层面认知蒙藏等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整体，并通过军事化管理与校园活动规训学生的行为习惯，促动其中华民族意识的萌发与主动认同。毕业学生通过《新青海》《康藏前锋》《蒙古前途》等刊物，以本位视角书写与宣传蒙藏等民族与中华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的关系，并在抗战期间组织团体进行抗战宣传和募捐，激发蒙藏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一些学生学成返归蒙藏地方后，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从思想文化上促进国家统合各民族的进程。文章依据档案及报刊等资料，探讨蒙藏学校的设立、培养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举措及其影响。

【关键词】民国；蒙藏学校;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明确提出将“团结汉满蒙回藏苗夷各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作为处理边疆事务的基本理念，并通过实施边疆教育推动“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1929年提出在首都设立蒙藏学校的计划，最初的蒙藏班逐步扩大为蒙藏学校，力图培养蒙藏学生作为开发和建设蒙藏地区的主要力量，从而促动蒙藏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目前，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从清末以来的衍生和演变已有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华民族”概念裨益良多。但既有研究对蒙藏学校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关系研究不多。本文依据档案及报刊等资料，探讨国民政府对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及其影响，以期为我们认识近代统一“中华民族”观念在蒙藏民众中的传播与认同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蒙藏学校的设立

近代以来，列强不断侵略和蚕食中国边疆，致使边疆局势危机迭起。辛亥革命之际，中国北方有沙俄策动外蒙古“自治”，西南则英国觊觎西藏，不断唆使藏兵东侵，试图掠取川康，并在武力入侵的同时，从文化等方面操控西藏。在此危急时刻，巩固和建设边疆，凝聚边疆各民族使其产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向心力至关重要。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意识到，“蒙藏接邻强国，兴办教育，最关重要”，但因各方面的原因实际落实有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进一步强化对蒙藏边疆的整合与建设，先从边疆教育入手，推进民族国家认同。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正式提出六项实施蒙藏事务之决议。其中三、四两条分别指出：“于首都设立蒙藏学校，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在首都及其他适宜之地点设立收容蒙藏青年之预备学校”，并由行政院负责实施。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由蒙藏委员会制定的《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作为学生投考和政府招收优待蒙藏学生的主要依据。此外，蒙藏委员会先后公布了奖励和保送蒙藏学生的各项办法，意图通过设学与优待，鼓励并扶持蒙藏地区学生赴内地求学。

1930年11月，在中央训练部协助下，中央政治学校筹设蒙藏班，“专门招收蒙、藏、青海、新疆各地学生”，以“养成边地实用人才”为目标，分教育行政和农业行政两组。在戴季陶“蒙藏教育关系重大”的建议下，1934年8月，蒙藏班正式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以“养成边地实用人才及预备蒙藏学生升学”为主要目标。改组后的蒙藏学校成为内地招收蒙藏学生的主要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及补习班。高中部分设普通科、师范科、畜牧科、卫生科。所聘教职员共70人，其中国内外大学毕业者达28人、国内外专科毕业者25人。所招学生均来自蒙古、青海、西康等边省各地。1935年，在校学生291人中，青海籍116人、西康籍48人，其次是绥远、热河、察哈尔、新疆、西藏籍学生。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沦陷，为确保学生安全，蒙藏学校不得不随中央政治学校迁往湖南芷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学校又迁往重庆界石场。1939年7月22日，鉴于“蒙藏学校现时所收学生除蒙藏子弟外，尚有回族子弟，用蒙藏学校名称不足以概括其他民族”，故改为边疆学校。1941年8月，该校由教育部接管，并改为国立边疆学校。1942年增设五年制师范专修科，以培养边疆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行政人员。抗战结束后，国立边疆学校东迁，于无锡梅园复课。1947年9月，在南京光华门外新建校址。1948年秋，该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占50%以上。1949年8月，国立边疆学校办学正式结束，原有师生相继转入国内其他大学。

为培育蒙藏人才，实现“大中华民族”建设，中央在经费、师资等方面为蒙藏学校办学提供优厚条件。在当时国内各高校教育经费普遍紧缺的情况下，蒙藏学校的经费由中央党部拨发，学生一律免学费并供给膳宿杂费。希望培育蒙藏学生并使其返归边疆地方，为推进“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发挥教育和宣传作用。蒙藏学校的开设亦得到时人认可，被视为“团结中华民族的一种办法”。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丁惟汾也指出，蒙藏学校“是复兴中华大民族的基础”。显然，在国民政府看来，对蒙藏学生的教育和培养是凝聚蒙藏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重要途径。蒙藏学校也针对蒙藏学生实施培育和管理，凝聚和强化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培养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举措

蒙藏学校的学生均来自蒙古、西康、青海、西藏等边远地区，肩负建设蒙藏之重任，蒙藏学校对其培养尤为重视，并有针对性地施以教育和管理。学校通过课程、课外读书、名人演讲、升国旗仪式与各类纪念日仪式，通过日常军事化管理，对个人加以规训，促动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萌发与认同，意图通过多方面的培养，使蒙藏学生在蒙藏民众中发挥宣传和影响作用，推动一体化的“大中华民族”理念。需要指出的是，蒙藏学校的课程、演讲等场合中，也使用“中国民族”“大中华民族”及“复兴民族”等概念，在措辞和表述上虽略有不同，但其要旨仍是视国内各民族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

（一）从知识层面认知“中华民族”：课程设置与课外阅读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乎学生认知体系的培养。蒙藏学校通过课程中知识的传授以及课外阅读，使学生了解并认识到从历史、地理上蒙藏均属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巩固和强化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蒙藏学校的课程设置，在遵循教育部颁布的中学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又做了针对性调整。蒙藏学校初中部、高中部各科除所开专业知识外，共同课程有：国文、公民、党义、军事训练、英文、蒙古文或藏文等。其中，国文、历史、地理课程对于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尤为重要。

国文是蒙藏学校中所占课时数最多的课程。通过语言、文字的统一，可以增进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而参与、创作和享有共同的文化，是促进共同体认知的重要途径。教授国文可以培养学生阅读、书写能力，从而“了解固有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国文教材为朱剑芒所著《高中国文》，该书选取记事文、叙事文等各类文章，如《水经注》《欧阳文忠公集》等古代经典名著，有助于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华传统文化。1940年，边疆学校还专门添设“国语注音符号”为必修课，并在全校范围推广国语，要求国语使用日常化，并通过开展演讲比赛等方式提高国语水平。

历史课程也在传播民族观念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明确提出中学历史课程以“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为目标。蒙藏学校就专门开设“蒙藏史”一课，讲义由教师刘继宣参考《卫藏图识》《西藏图考》《新元史》《蒙兀儿史》编写而成。该课程实际是从历史的维度将蒙藏地方史整合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如《卫藏图识》的“西藏源流考”指出，“西藏唐古忒即图伯特国，部落繁多，明统称为乌斯藏，然溯其源，盖古三苗种者，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西藏图考》中亦有此类记述，意在阐明西藏在古代即为中华始祖之后裔，从而说明蒙藏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民族实体的历史事实。

地理知识的讲授与此类似。地理课程教材为王谟编著的《高中世界地理》，尤重“地与人类生活关系”，使学生明了世界范围的地理知识与人类活动，有助于“明了本国地位及国际形势，以养成其爱护并发展民族利益之观念”。地理课程参考书为陶履恭《中外地理大全》，该书“合中、外二部编制成”，书中中国地理版图囊括了内地各省、关东三省、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六部分。能够使学生从地域和空间上构筑起蒙藏等各族为一个共同体的认同。

蒙藏学校中还开设有“公民”一课，通过公民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充分认识并具备成为现代合格公民的条件。《初级中学课程标准》将公民课程之目标分为三个层次，第三是“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道德之意义，确立复兴民族之道德的基础”。对蒙藏学生授以公民课程，意图在于使其从“边民”转变为“国民”。其中既有国家意识，又有民族观念。

除了课程的讲授，蒙藏学校“每年指定中文古书一种，限期阅读，惟不缴纳笔记”。1933年指定的阅读书目有《曾氏家书》，该书历来被封为治世真经，其中饱含中国传统观念及文化。对其研读可使学生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进而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此外，学生也根据个人喜好阅读课外书籍，时人调查蒙藏学校124名同学的学科兴趣发现，学生对《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萍踪寄语》《励志哲学》《总理全集》等书比较感兴趣。通过阅读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塑造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

（二）从观念层面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名人演讲与升旗仪式、纪念日仪式

蒙藏学校将中华民族意识的培养也深入到各类校园活动中。学校的课外训练“分指定课外读书及敦请学者及名人讲演两种”。何玉书任蒙藏学校主任后，每月邀请名人赴蒙藏学校演讲数次，成为学校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演讲的主要内容涉及国家及民族观念，如“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大团结”“民族团结与民族复兴”“复兴民族与统一国家”等。从各个角度强调蒙藏与中华民族同属一体、不可分割，以加深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时任南京市宣传部部长赖琏在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大团结”中指出，“蒙古、西藏为中华民国疆域中绝对不可分离之一部”“我蒙藏同胞，同属中国民族”，并呼吁蒙藏学生“努力于中国民族大团结运动之完成”。他虽用“中国民族”一词，其核心仍是团结国内各个民族为一个民族的观念。戴季陶向蒙藏学生发表的训词中强调，“我们要想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就要从国族的团结做起，国族的团结，要以种族的团结为基础，才能做到一个国族的国”“有了正当的人，才能有正正当当的族，合若干正正当当的族，才能成一个有力量的国族国家”。各族应当团结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意义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大中华民族国家”。1935年，国民政府宣传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在考察西北后，在蒙藏学校作题为《民族团结与民族复兴》的演讲，“要尽大家的力量，要彼此划除私见，在大中华民族共生之下，来争我们的光荣”“只要以整个国家为前提，以整个的民族为目标，大家和衷共济，统一思想，这个问题，不难容易解决”。演讲者均强调各民族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阐释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一体性，希望打破蒙藏各民族间的畛域之分，团结蒙藏等国内各民族，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学生的中华民族观念。

国旗被视为国家的神圣标志，升国旗仪式是藉由对神圣图像的尊重，表达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观念。与这一时期大多数学校一样，升国旗仪式也是蒙藏学校一项日常仪式。学校还专门制定“升降国旗规则”十一条，明确升降国旗是为“提倡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升旗仪式在每日早操后举行，将国旗升起后，全体学生要统一呼喊“中华民族复兴万岁!”等口号。除雨天外，升旗为学生每日必行仪式。

与升国旗仪式功能类似的是蒙藏学校设置的各种纪念日仪式，如烈士殉国纪念日、总理第一次起义纪念日、国庆纪念日、总理伦敦蒙难纪念日、总理诞辰纪念日、总理逝世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等，均被正式写进学校校历，作为一项固定活动。每到纪念日，学校会停课放假并举行一系列活动，要求学生集体参加。如1936年9月8日举行“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仪式，全校师生于凌晨4时集合，由主任领导全体教职员学生“向东北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后致辞，“首述纪念的意义及认识与努力，末谓爱国青年今后所负之使命。语句异常沉痛，听者莫不为之动容”。之后由校职员报告事变前后情况，讲述国难期间师生应有之奋勉。会后，由军训队部吴队长引导举右手高呼口号，使学生“勿忘国耻”。这些纪念日仪式，成为国家建构宣传抗日、民族复兴教育的时间场域，意在唤起蒙藏学生共同的荣辱观和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三）培养集体意识与服从意识：日常管理与校园生活

除了知识的传授和观念的强化，蒙藏学校也通过对学生日常生活与行为习惯的规训，使复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个人身上得以实现。首先，蒙藏学校遵循中央政治学校军事化管理，对学生在校内的穿着与外在形象要求统一，使学生习惯简单朴素的生活，养成服从要求的意识。对统一与服从的要求也延伸至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学生早晚要站队点名，吃饭用餐均需听候指令，每日进行内务整理，每周定期检查。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日复一日的训练，规范其日常行为习惯，使服从精神和纪律化的效果在国家民族生存上获得体现。

蒙藏学校亦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将“造成体格坚强、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与行为积极、能为民族牺牲、为国家奋斗的国民；造就态度庄严、操作勤敏、负责任、守纪律、明礼仪、知廉耻的国民；造成思想统一、精神团结、爱国爱君、共同奋发，以复兴中华民族完成国民革命责任的忠勇国民”的目标灌注其中。学校设军事训练队长、区队长、助教，以指导军事训练。1935年7月15日—8月28日暑期间，组织蒙藏班学生进行童子军训练。以“训练蒙藏青年，养成德智体健全之公民，能复兴中华民族、巩固边防”为宗旨，在强健身体、培养军事素养的同时，使学生养成服从意识、集体意识与统一之精神，肩负起民族国家存亡的责任。

规训和服从的意识在“新生活运动”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中华民族复兴”论兴起，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中国最响亮的政治口号。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新生活运动”在此背景下开始推行，且最初是从规矩、清洁运动开始。蒙藏学校积极响应校长之号召，在全校推行校园卫生及个人生活卫生习惯之运动。每学期组织全校师生进行卫生大扫除和清洁检查，并组织卫生队，队长负有督促队员遵守卫生信条、处理急救、视察校园环境之清洁及宣传卫生常识之责。而队员需遵守卫生信条，如有违反则需受劝告。通过规劝和强制的方式，蒙藏学生遵守特定的行为和习惯，养成清洁习惯。学生亦强调，“使我全中华民族，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礼义廉耻，为生活之中心，进而做到勇敢、勤恳、沉毅、坚决、诚实、刻苦、耐劳等，绝不负提倡者之苦心，而民族复兴亦斯赖焉”。

可以看到，蒙藏学校是国民政府积极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符号认同的重要场域，融入了学校教学、日常管理及校园生活的诸多方面，从而激发学生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最终意图在于使蒙藏学生发挥促进蒙藏等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的作用。

三、蒙藏学生“中华民族”意识的表现及其影响

蒙藏学校的教育与训练增强了蒙藏学生的中华民族意识，既体现在他们的言论中，也落实于建设边疆的实践上。他们兼具两种知识背景，且具备一定书写能力，在中央支持下创办了《新青海》《康藏前锋》《蒙古前途》等刊物，面向全国发行。蒙藏学生担任主要撰稿人，以本位视角书写与介绍蒙藏社会实情，打通内地与蒙藏地方的隔阂，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同时，他们强调蒙藏与中华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的关系，也极大地促进了蒙藏民众的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

1932年10月，蒙藏学校青海籍学生穆建业、刘宗基等创办了《新青海》月刊（1937年停刊，共发行51期），有志于成为“青海各民族间之调和者”“文化学术之须竭诚输入者”与“青海实况之须研讨者”，将内地新文化输入青海，以达到共同融化之目的。设有“时事评述”“新青论坛”“论著”“调查”“青海风俗”“文艺”“一月来之青海”等栏目。认为青海是“中华民族发祥之地”“青海人民，即为中华民族”。有意构筑青海与中华民族的紧密关系。

1933年9月，西康籍学生马裕恒、华崇俊等组织成立康藏前锋社，发行《康藏前锋》月刊（1939年8月停刊，共发行63期）。以“联络汉藏感情、沟通康藏文化”为宗旨。1936年，《康藏前锋》专门增设“藏文”栏目，刊登《团结民众共御外辱》等文章，向康藏民众介绍抗战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以期增强地方民众对民族国家的了解与认同。他们认为各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应超越地域限制，同属一个整体。“当今在这国家统一民族平等的意义之下，凡系中华民族同系一家，并无畛域之分。”强调国内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华民族因受帝国主义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而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形成整个中华民族之危机，吾人欲此危机之平安度过，首在国内各民族作根本之团结”。以向康藏民众传播“中华民族”观念为己任，“要使西藏每个同胞，都要有确切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并明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其与中国内地，关系至为密切，无论如何是不可分离，至于在民族观点上，西藏同胞与内地同胞，完全系整个中华民族，至有悠久历史关系，血统都是相同的”。

1933年，蒙古学生杨润霖（热河籍）、云耀辰等创办蒙汉合璧月刊《蒙古前途》（1936年停刊，期数不详），以“本三民主义，以研究学术唤起蒙古民众及探讨蒙古实况，促进蒙古建设”为宗旨。并致力于唤起蒙古民众复兴中华民族的意识，“我蒙古为今之计，谋本身的健强，拥护整个中华民族健强，蒙古亦未有不健强者，则中华民族必健强；中华民族健强，蒙古亦未有不健强者，这一来，我们蒙古与中华民族，不但可以复兴，并可以雄飞大地之上!”表达蒙古与中华民族共同命运的关系。

蒙藏学生书写与介绍康藏、青海、蒙古等地的文化、历史及社会现状，有助于消除蒙藏等地区在国人眼中“风气闭塞、文化落后”的形象，加强了国内各民族间的了解与沟通，引起时人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当时有人称《康藏前锋》“为康藏前途开新径”。同时，在外辱日深的局势下，蒙藏学生代表蒙藏民众发声，主动将蒙藏地方民众纳入整个中华民族，表达蒙藏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极力唤起蒙藏民众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些叙事本身也是构成近代中华民族观念认知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家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中华民族”的论述得到空前强化，在蒙藏学生中的号召力进一步增强。蒙藏学生视抗战为“民族生死存亡战”，号召全国民众共赴国难，“争取我们民族抗战，担负神圣的责任，增强抗战的实力，参加神圣的民族最后的胜利”。亦亲身投入抗战募捐、慰问前线将士等活动中。1937年8月，蒙藏学校中的西康学生还联合成立了“康藏民众抗敌后援会”，公开发表宣言称：“国难日深、敌气日炽，在此最后关头，惟有我每个中华民族同胞都必须肩荷起这一个伟大艰苦的抗战责任，准备牺牲。”他们将自身视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民族危亡面前表现出团结御辱的决心与勇气。除了在言论上支持抗战、认同中华民族，蒙藏学生学成返归蒙藏各地后，实际参与教育、党政等各类事务，发挥了整合和建设地方社会的作用。

1934年5月，蒙藏班毕业学生在戴季陶、罗家伦等人组织下，分赴康定、西宁、包头三地设立分校，“以便渐次推广深入边地，务期边地人民同受教育之化力而趋于民族意志之统一”。所设各校均为公费性质且由蒙藏学生担任教员，吸纳了大量地方蒙古、藏、汉、回等民族的学生就读。相较于地方办学，其课程内容与日常活动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注重国文的培养，并开设藏文、边事等课程。学生也以“唤起大多数落伍之人民，使他们都站在民族之最前线，而打破彼此间之隔阂”为目标。康定学生张世勋回忆，“在课堂历数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许多生动的抗日事迹，深深叩击着心灵”。学校师生排演反映绥蒙地带蒙汉民众抗日斗争故事的话剧《凤凰城》等，“演出时家长、社会人士都去观看，叫人十分感动。同学们爱唱抗日歌曲，教师们都支持”。这些学校不仅是教育机构，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凝聚和强化了学生与地方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传递共同的民族命运观念。抗战期间，国立西宁师范学校宣传学生踊跃参军，参与抗日救国，并为地方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不少人在解放以后都已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对地方社会影响深远。

四、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从民初开始中央政府就将“中华民族”概念用于强化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更加积极致力于多方“整合”大中华民族。关于边务的实施中，多以“团结各民族、扶植各民族为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既贯穿于国民政府的政治话语中，也落实于成立蒙藏学校、培养蒙藏学生的实际行动中。

蒙藏学校通过课程、校园活动及日常管理，强化了学生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意识。蒙藏学生通过《新青海》《康藏前锋》《蒙古前途》等刊物，强化蒙藏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的关系，表达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意愿，极大地增进了蒙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他们学成毕业后返回蒙藏地方，参与地方教育、党政等事务，为团结和建设边疆，深化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考察也进一步说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国内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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