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谭淑敏：中国边疆研究的扛鼎之作——《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读后

【作者】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邮编100101。谭淑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广袤的边疆地区。边疆治理是历代王朝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关乎王朝兴衰，亦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巩固和发展影响深远。清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疆域最终底定时期。清朝因革损益历代得失，在推进边疆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关于清代边疆治理的研究历来不乏学人关注，遗憾的是，尽管已经有不少相关著作出版，但至今尚无一部以清代边疆治理为整体考察对象的宏观性著作。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1年6月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采取“总—分—总”的谋篇原则，共设置了10章37节内容，总计52万余字。该书从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系统地梳理了清代边疆的发展态势，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呈现了清代边疆的治理历程，对丰富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构筑中国边疆学学科均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研究内容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用4章篇幅，以宏观视野审视了中国边疆治理的若干问题及清代前、后期边疆治理的整体面相。第一章“绪论”部分从阐述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概念入手，明确指出“认识当代边疆，首先要记住，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海洋国土千万不能忽略”，接着论述中国疆域从古至今的演进历程，而后总结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统一，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域、多样的民族、复杂的问题等四个历史特点。最后，该书系统地梳理了学界与清代边疆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也体现出该书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第二章论及清前期边疆统一历程和治理方式演变，兼顾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强调“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是清朝实现全国统一的重要时期，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来说，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完成其古代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开宗明义地指明将清代边疆治理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考察的重要意义。第三章结合近代边疆危机的背景，探讨清后期边防思想嬗变及边疆治理的近代化。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近代出现第一次边防危机，促使清朝不断调整边防政策，从“郅治保邦”战略思想提出到形成“海防与塞防”并重战略思想，再到确立“保藩固圉”边防方针，不仅反映了中国边疆整体形势的不断恶化，也体现出清朝治边思想已由传统“夷夏之防”转变为“中外之防”。原为屏藩而居于“天下”边缘的边疆地区陡然成为“中外之防”的前沿，给清后期的边疆治理带来极大挑战。为适应变局，清朝试图通过改变治边政策来缓解边疆危机和其统治危机，如编练新军，加强边防；发展边疆地区经济，开放边禁，移民开垦，允许边疆地区开矿，发展实业；改良边疆地区的交通和通信系统等。虽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未能收到较大成效，但反映出清朝对边疆治理的新认识，体现其边疆治理的近代化。因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是边疆治理研究深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该书第十章从清代边疆政策的内涵与特征、“新清史”对当代中国边疆历史认知的影响和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当代价值等方面论述清代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问题，个中真知灼见值得仔细领略体悟。

清朝历近300年经营而奠定的辽阔边疆地区是清代边疆治理的施政区域，也是该书的考察对象。该书将清代边疆地区分解为东北边疆、北部边疆、新疆、西藏、西南边疆和海疆等六个具体研究对象以做微观考察，并剖析其治理历程，评析其治理成效。第四章论述清代对东北边疆的治理，由清入关前的各项政策说起，包括清前期治理东北的行政体制与政策、清后期东北军政变革及清代对东北边境的管理。第五章述及北部边疆治理，清代的北部边疆是蒙古各部的居地，满蒙联盟曾在前者征讨明王朝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清朝入关后，经略北疆成为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章围绕“分而治之”“因俗而治”等治边思想出发，着重探讨清代北疆治理，值得一提的是，该章还从清代传统“明华夷之辨”观念发生质变的视角考察了清代北部边境的治理。第六章探讨清朝对新疆的治理，认为与历代王朝经略新疆采取的羁縻政策不同，清朝在统一新疆后以军府制度统辖天山南北。该章历叙清代的新疆治理，着重考察了清朝在新疆建省后的治理政策及近代边疆危机背景下的新疆边防及边境管理。第七章考察清代的西藏治理，早在清朝崛起时，便通过蒙古诸部经略西藏，逐步统一西藏。该章从治藏行政体制创设与实践、宗教制度制定和运行两方面考察清朝治藏历程，兼顾其施于西藏的经济、文化政策，并提炼了清朝在抵御外敌入侵和维护西藏边境安全方面的实践经验。第八章论述清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该章历叙清朝在西南边疆平定反清势力、戡定“三藩之乱”及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历程，考察清朝开发政策与西南边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从特殊的区位出发探讨西南边疆管理与边事政策。第九章关注清代对海疆的治理，从东北部沿海地区迤逦南下直到北部湾一线的广大地区，包括台湾列岛和南海诸岛在内的海岛是清朝广袤的海疆。该章主要论述了清前中期的海疆治理旨向、晚清海疆形势变化及晚清政府维护海疆主权行为。

该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出发，将清代边疆治理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视域之下，以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分叙陆疆和海疆的演进历程，考察中央和地方的边疆管理机构，探讨清朝的治边思想和边疆政策，宏观呈现清代边疆治理发展趋势的同时，微观勾勒出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历程，将时间与空间融会贯通于清代边疆治理历程之中。

二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特点  

全书框架设计严谨，论述详略得当，结构明晰，重点突出，是一部高水平的著述。现试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谋篇巧妙，脉络清晰。马大正先生十分强调“贯通”思维在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运用。“贯通”思维赋予该书宏观的研究视野，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探讨清代边疆治理的发展大势是该书架构的一大特点。从时间层面来看，一方面，中国边疆具有悠久的历史，古代边疆治理“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经隋、唐、元、明诸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到清朝形成了完整体系，清代治边政策可谓集中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政策之大成”，具有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该书结合历史背景和历史变局，聚焦有清一代的边疆治理历程，以清代前、后两个时期为研究时段，梳理清代的治边思想和边疆政策嬗变，厘清清前期中国边疆的奠定和清后期边疆危机背景下中国边疆的碰撞与底定。从空间层面看，历史上中国的周边虽时有收缩，“但其基本格局即今日之西北、东北、北方、西南、南方各省、自治区的辖地”，包括海疆，清朝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不仅体现着清代不同以往的治边思想的实践历程，也体现着清代边疆治理的多元化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任何边疆地区的经营都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时间与空间的合力既凸显了该书“贯通”的谋篇布局，又为该书注入鲜明的历史内涵。

依不同边疆地区的特殊性来看，清代边疆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群相，即使是以“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等治边思想为主旨的边疆政策，实施于不同的边疆地区也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成效，正如该书所言：“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发展史，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在宏观把握清代边疆治理历程，勾勒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微观地呈现清朝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历程，显然成为该书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该书依据历史、民族、文化等的不同特征，将清代边疆地区分解成若干研究对象，分别加以考察，谋篇布局可谓别出心裁，论述脉络清晰、枝干分明。总之，该书按照纵向时间轴对清代不同的边疆地区做了细致考察，探讨边疆治理思想的演变及其实践过程，并以此方式构筑起清代不同边疆地区治理模式的区域横轴，纵横呈现了有清一代边疆治理的整体面相，勾勒出清代边疆阶段性发展的清晰画卷，对阐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亦裨益良多。

第二，视野开阔，观点新颖。以往有关清代边疆治理的研究在横向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或是研究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与开发治理，或是聚焦清朝的边疆民族政策，或是关注清朝陆地边界交涉问题，抑或侧重海疆问题研究，即局部问题研究颇受学人重视，而缺少对整体的关注；在纵向上则表现为研究时段的割裂，未能从全局审视有清一代的边疆治理历程，“详于清代前期，而略于近代以降”，抑或反之的现象较为突出。与以往研究相比，该书阐释的清代边疆治理不仅在横向上涵盖上述各个层面，在纵向上亦一以贯之地以整个清代为研究时段，研究内容完整，视野开阔，近乎汇集了我国学界关于清代边疆治理研究之最，这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颇具典型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使该书拥有了广阔的视野，而基于对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状况的深刻把握也使该书有了从极具中国特色的两大历史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出发，探讨有清一代边疆治理历程的宏观高度。

该书充分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勇于提出新论断，观点新颖且具有逻辑性。如第四章在阐述清代对东北边境地区的管理时，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和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两次前往长白山地区勘察边界等两次事件之间的关系，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细致梳理和解读揭示两次事件的内在联系，认为《尼布楚条约》为清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通过主动划界解决人口流动和越界问题的样板，这也是清廷推动中朝查边定界的重要动因。再如，康熙皇帝的“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之语被视为清朝摒弃传统的“严华夷之辨”观念的标志之一，清朝以之为政策导向对漠北喀尔喀四部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被学界视为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成功典范。但在第五章反思清朝对漠北喀尔喀四部的统治政策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地方，指出清朝的兵役制度不仅违背了所谓对喀尔喀的“恩惠”之策，相反使其陷入困境，高压政策酝酿出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和民心涣散，成为其后喀尔喀蒙古走向分离的重要因素。指出这一治边思想与治边策略相悖的情况极具启示意义。

该书对学界关注不够的清后期边疆治理着墨颇多。近代边疆危机频仍，清前期创制的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走向破产，催生“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该书认为这是“在中国边防实现了由‘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转化后，清廷在边防政策上的根本性调整”，但因国内外“时”“势”变化，加之自身消极性，“保藩固圉”边防政策最终走向失败，这使清朝普遍的边疆危机演变为全面的边防危机。边防危机的爆发使边境地区成为抵抗列强入侵的前沿阵地，界务问题频出。在论述新疆边防时，该书以同治和光绪年间两次勘分西北边界为例，在爬梳、分析史料基础上，认为两次分界不仅使中国丧失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再次引发蒙古和哈萨克牧民因大量内迁而争夺牧地的矛盾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为西北边防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鸦片战争后，由海疆引发的边疆安全阴霾使清朝不得不将边疆治理的视线转向海洋，为挽救海疆危局，晚清政府在维护海洋权益方面实施了诸多举措，指出清朝对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是被动的应激式反应，严峻局势使其只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些举措对于维护中国历史性海域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针对清晚期的边疆政策，明确指出清代边疆政策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致使清后期边疆政策全面破产，成为导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是符合史实的，也更发人深省。

在论述中，该书还注重将个案研究融入整体研究中，用具体史例支撑研究论点，论证深入浅出，十分有力，这样精彩的例证在全书中俯拾皆是，不再赘述。

第三，史料丰富，旁征博引。该书征引资料较为全面和丰富，为全书相关论述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撑。一方面，该书注重从传统文献诸如编年体、典志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及实录、地理书和方志等史书中寻求论点支撑，这在探讨清前期边疆治理时有较为突出的体现。在阐述清后期边疆治理历程时，该书则注重对清季档案史料、报刊、函电等资料的挖掘和征引。该书征引档案资料诸如清代各朝《朱批奏折》《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海防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报刊资料诸如《申报》《外交报》《东方杂志》《新亚细亚》《禹贡》《边事研究》《边政公论》等。函电、信札诸如清季《收发电档》《汉密尔顿信函》等。另一方面，该书还十分注重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如第七章论述清代对西藏的治理时，即运用诸多国外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游历著述，如桑德伯格的《西藏的探险：历史与特点》、意大利人G·托马斯卡诺的《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葡萄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德·阿则维多的《从阿格拉赴西藏》手稿等。此外，还参考了意大利学者卢奇雅诺·比塔克的《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美国学者麦格雷格的《西藏探险》、英国学者阿拉斯太尔·蓝姆的《不列颠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等的研究著述，体现了该书的国际视野。

探讨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边疆治理历程，必然要辅以地方视角来反馈边疆治理的成效，那么，尽可能地征引边疆民族语言文字史料显得十分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十分注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献资料作为研究的参考，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的《满文老档》，辽宁档案馆等译编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蒙文老档》和《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以及畏兀体蒙古文手抄本《喀尔喀四部摊派各类差役档》等。这类史料无疑从不同层面及不同视角反映了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特定区域的历史发展情形，对汉文史料起到了补充作用。

第四，善集众力、代有新人。该书成于众人之手，但整体上从叙论到行文可称融为一体。固然有马大正先生总体把握、统稿定稿之功，但与每一位执笔人心有全局、认真注力密不可分。该书作者群体共有8位，除主编外，7位都是任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具有高级职称的历史学博士，与马大正先生均有颇深学术渊源的中青年才俊。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从该书“参考文献”所列可见一斑。在此次写作实践中，老中青结合形成的研究群体，师生之间、同人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默契配合、上下求索，圆满完成了著书立说的学术使命。

当我们将视野放远一些，组织研究共同体进行开放性研究，是马大正先生几十年研究生涯中屡获成功、值得总结的案例。同是马大正先生任主编，1999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都是集体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前者作者16位，后者作者14位，合作时年龄也都是在50—60岁，出成果、出人才，当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至今仍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专才，有些至今已成中国边疆研究大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现今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周伟洲先生就是当年合作者中突出的一例。

我们评议《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学术价值时，对该书主编马大正先生40年来在推动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上的有益探索与成功实践，当也值得认真总结和评议。

三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研究价值及微瑕

《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问题，探讨和归纳出清代边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边疆治理的历程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和发展大势。于学界而言，该书是中国边疆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有助于深化中国边疆研究。马大正先生曾撰文指出，在学人共同努力下，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研究边界问题的范围，开始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二是突破边疆史地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新状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显然是其中的代表之作。该书系统地论述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包括治边思想的守成创新，边疆政策的制定、实施及效果，剖析了其成败得失，总结了其中可资借鉴的有益成分。该书弥补了近年来清代边疆研究的不足，即局部问题研究较多、缺乏整体性、综合性考察和关注清前期较多、缺乏对清后期边疆地区的关注，体现了该书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化，也凸显了其学术价值。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边疆学构筑。中国边疆学既是一门探求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规律、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又是一门考察中国边疆历史发展轨迹，探求当代中国边疆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现实和未来极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性专门学科。长期以来，马大正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理论探索，《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的一次重要实践，代表了学界最新的学术水平。马大正先生指出，面对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边疆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客体加以研究并成为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取决于内涵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的发展历程有着基本的线索。而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多层面研究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有效切入口。这一认识是在对中国边疆研究做出全面系统总结基础上提出的，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该书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其研究客体是内涵丰富、内容庞杂的清代边疆治理，还表现为该书对清代边疆治理思想、政策及其变迁所做的梳理和阐释、对清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归纳和评价。此外，该书的出版还体现着编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凝结着编者对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历史担当。

第三，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经验。“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该书选题“清代边疆治理”即彰显了以史为鉴的研究目标。诚如书中所言，清前期的赫赫国威与清后期的屈辱挨打对清代疆域形成、变化均有直接影响，今天中国的疆域格局基本因袭自清代，认真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安定均有现实的借鉴作用。该书在论述中始终践行这一目标。如第七章论述清代对西藏的治理时指出，清朝在反抗英国入侵西藏的过程中表现出坚定的决心，虽不能阻止英国的侵略，但最后使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破产，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而其中闪耀着的誓死捍卫祖国“宁失千军，不失寸土”的精神光辉至今夺目。

第四，启迪学人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大正先生已步入杖朝之年，但仍关注着中国边疆学的前沿问题，时刻不忘在研究范式上给后辈学人以叮嘱。该书在充分解析“新清史”研究内容和基本特征基础上，直言“新清史”的一些理论与观点极具政治性和蛊惑性，不仅对我国传统的“大一统”和“多元一体”历史观形成挑战，更容易被国内外分裂势力利用，消解中国当今对非汉族地区统治的合法性，潜在的政治危害不容忽视，需要高度警惕。在如何应对“新清史”的学理挑战方面，该书又指出，应采取冷静审视的态度，认真对待、深化研究、妥善应对，有效“发声”，抢占舆论制高点，坚守国人的话语权；坚持将历史与现实分开，学术与政治分开的原则，提倡双向理解，有效沟通，在互相交流中增信释疑。谆谆嘱咐给了后辈学人诸多启迪。

作为一部多人合作且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存在一些瑕疵是难免的，《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也不例外。

其一，个别词语的使用似乎需要斟酌。该书“绪论”部分，在梳理中国疆域演进历程时，使用诸如“中央集权帝国”“汉帝国”“唐帝国”等词，但西方语境下的“帝国”更多指的是“殖民帝国”，具有掠夺、侵略、殖民、扩张之意，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似乎并不吻合，尽管国内有些学者也使用“帝国”来称呼中国历史上实现统一的王朝，但也有学者反对这一做法，所以“帝国”一词的使用需要斟酌。第二章中“统一边疆的四种模式”列有“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武力统一台湾”“喀尔喀蒙古部的归附——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对西藏地方的施政——由间接管辖到直接管辖”“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以武力统一西域”等，其中对台湾和西域的统一都是“武力”，似乎应该属于一种“模式”，而西藏模式所指是“施政”并非“统一”，如何确定“模式”的标准似需再斟酌。

其二，对研究综述的梳理有待进一步完善。综述是研究者掌握研究领域最新研究动态和学科前沿的重要部分，该书在论述时参考诸多国外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综述里却未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做分类梳理，这是一个缺憾，也与近年来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向难相适应。

其三，或是限于篇幅，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马大正先生曾指出学界对“历史上民族政策中的‘因俗而治’（主要是因俗过度造成的负面影响）”“边疆大吏的素质和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化。该书也论及清朝“因俗而治”边疆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和边疆大吏治边问题，但或许是多人合作的缘故，在书中也未能深入展开论述。

其四，资料收集和使用上存在瑕疵。《清实录》是清史研究的基本资料，但在叙述清代对西藏、海疆的治理时，分章作者引用相关资料却注明《清实录·藏族历史资料汇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等，这是不应出现的问题。此外，在论述清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时，参考的资料大多是今人的研究成果，一手史料的参考相对缺乏，也降低了该部分的学术价值。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代表着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奠定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多元化格局。《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总体上全面呈现了有清一代的边疆演进历程、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沿革及边疆政策和治边思想变迁，回顾和反思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得失，归纳了其当代启示，是一部集科学性、权威性和创新性于一体的中国边疆研究扛鼎之作。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