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昭义、柳树：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赵尔丰察隅境域“护照”考释

【作者】吕昭义，1948年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教授；柳树，1979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宣统二年程凤翔率部入驻察隅，遵照赵尔丰指示采取多项措施巩固国防，发放“护照”即其中之一。“梭里村护照原件”及相关的中外文档表明：一方面是边地、边民治理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了赵尔丰结束以往边地“未经编籍”状况，以“彰显国徽”，杜绝外人觊觎的用意；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梭里村护照原件”与相关中外文档组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凿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对察隅境域，包括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下察隅、杜莱河谷地方在内的领土主权。

下图为宣统二年（1910）在察隅梭里村发放的“护照”原件(以下简称“梭里村护照原件”）之照片。

该“护照”以汉藏两种文字填写，汉文横排题头楷书“护照”两字。以下直排：

第一列宋体大字：钦命头品顶戴尚书衔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鲁赵为

（以下各列为楷书小字）

第二列：发给“护照”事今据梭里村头人格冗

第三列：保该处百姓梭里村伦巴全家男五丁女

第四列：五口甘愿投诚为此发给此照为据

第五列：宣统二年九月卄八日发给

其中，第二列之“梭里村”“格冗”，第三列之“梭里村伦巴”、数目“五”，第四列之数目“五”，第五列之年、月、日，均为预留空格，发放之际填写；日期“卄八”为红字，题头之“护照”加有红圈；加盖印章（字迹模糊难辨），并有签发的红色符号。可以看出，“护照”是统一格式印制，发放时加填预留空白，并经审核加盖图章而后签发。

“护照”中所记的发放者“钦命头品顶戴尚书衔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鲁赵”，就是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赵尔丰，字季和，以捐纳为官。在山西任职时得巡抚锡良赏识，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尔丰随锡良入川任建昌道。清季，国力衰落，川边失控。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川边动乱，驿传中断。为稳定川边，清廷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居中策划，应援西藏。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瞻对改土归流，限制寺院喇嘛人数，引发巴塘大规模动乱，凤全遭伏击而毙命。赵尔丰与四川提督马维骐奉命率兵镇压。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廷发谕旨奖励赵尔丰在收复乡城中的功劳，赏给勇武巴图鲁名号。暴乱平息后，赵尔丰受命为炉边善后督办。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锡良、绰哈布上奏提议设川滇边务大臣，清廷准奏，令赵尔丰担任该职。赵尔丰在川滇边大力推行改革，限制和打击封建领主，扫除土司割据，确立中央对川边的直接管辖。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清廷任赵尔丰为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赏尚书衔。由于西藏地方激烈反对和联豫从中作梗，赵尔丰未能赴藏履职。宣统元年（1909）正月清廷免除其驻藏大臣之职，专任川滇边务大臣。

“护照”中的“梭里村”，在宣统二年（1910）段鹏瑞奉命查勘桑昂曲宗、察隅时绘制的《杂瑜全境舆图》与《闷空全境舆图》中均载有其地，在他禀报的察隅地亩、户口普查情况表册中上察隅西岸一带项下也记有梭里村。“护照”中的梭里村头人“格冗”在程凤翔给赵尔丰关于察隅乡情民俗的禀报及赵尔丰的指示中均有提及。

综上，该“护照”真实性无可存疑，的确是在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驻察隅后，建设地方政权之时所发放。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何种背景下，因何缘由程凤翔进驻察隅？梭里村“护照”的发放是单一的孤立事件，还是一项制度性措施？“护照”属性如何？用意何在？

本文拟依据该份“护照”提供的信息，查考有关文档，钩稽故实，从其时的世界格局、英国在南亚殖民地体系局势，及中国与英国、英属印度关系演变的视角，梳理事件脉络，探寻因果关联，解析上述问题。

一、英属印度“战略边界”之酝酿与确定

赵尔丰派遣程凤翔进驻察隅的直接原因是英属印度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Noel Williamson）1910年初为谋划“战略边界”计划而非法潜入察隅刺探情报的活动。

“战略边界”计划是英属印度经过较长时间酝酿，于1910年提出，1911年得到批准，在其东北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的方案，其核心内容为将英属印度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北移至喜马拉雅山脊。

笔者曾研究英属印度“战略边界”计划，要点如下：

英国入主阿萨姆后，承袭原阿霍姆王国版图，其东北边界沿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行走。英属印度曾与山区部落民签订协议，规定某些地段的边界线，但并未改变沿坡脚延伸的边界线走向。1873年英属印度颁布的《有关和平及某些孟加拉东部边境县政府的法令》，在上述边界线之南又划出一条线，规定未经地方当局批准，英国臣民及外国人不得越过该线。新划出的线称为“内线”，沿坡脚行走的国际边界线相应称为“外线”。

改变边界走向的呼声首先来自阿萨姆木材商、茶园主，他们要求取消山地部落征收的“布萨”，关于山地部落征收的“布萨”，放宽限制，以扩大经营。1907年东孟加拉与阿萨姆省督哈雷（Lancelot Hare）顺应木材商、茶园主诉求，提议修改1873年的边界法令，将“内线”推移至“外线”，并派遣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威廉森到内外线间考察，为实施“内线”外移做准备。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利（John Morley）批准威廉森到内外线间考察。

威廉森接莫利批示后，擅自穿越“外线”，于1910年1—2月间溯洛希特河北上窜入察隅日马。在这里他搜集到赵尔丰部属程凤翔进兵桑昂曲宗的情报。其返回萨地亚后，5月间又从“密西米人”（即我国识别划分的僜人）头人那里得知，程凤翔军队进驻察隅，在当地征税，传令“密西米人”修筑边境道路，并在叶普克河河口叶普克河（Yepuk. R）河口，即汉文文献中的压必曲龚。竖立大清龙帜，标示国界。

哈雷接威廉森报告后致函英属印度总督明托（Gilbert Elliot Minto），提议将边界线溯洛希特河北上至瓦弄。明托在他即将离任之际，于1910年10月23日致电印度事务大臣莫利，提议将边界线北移至喜马拉雅山脊以构建战略边界：

由于中国在日马及邻近东北边境部落地区推进而产生的后果，致使当地对我们与这些部落的未来关系深为忧虑。军事当局鉴于中国的推进，认为现在的态势从战略上来说是极不稳固的，他们坚持我们的势力大体上应当从西藏领土的楔形地带，即人们熟知的插至乌代古里（Odalguri）英国边境以北的达旺地区东部，向东北方向行走至北纬29°东经94°处，再沿北纬29°行至东经96°，由此向东南方向行走进至察隅曲，再向东，在尽可能接近日马之处跨过察隅曲河谷，进至察隅曲与伊洛瓦底江分水岭。在这片地区，大部分部落民都被认为是独立的，其中一些已经处于我们的势力之下，一些正要处于我们的势力之下。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所要追寻的最好政策应当是尽量按照需要扩展“外线”，并做出整治，使该线以内的和以外的部落除我们之外不得与任何外国势力沟通或建立关系，以此获取一个缓冲地带。然而，现在还需要一些可以得到的更为详尽的信息，如,（1）各个部落属地的范围及种类，（2）这些部落是完全地或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中国或西藏的宗主权，以及（3）按照以上所述的原则施行管理的可能性及可能发生的费用。

英国内阁批示留待哈定（Charles Harding）接任后再做决定。哈定上任后召见哈雷征询意见，后者强调构建“战略边界”的政治、军事必要性与迫切性。哈定顾虑向处于英属印度实际控制之外的部落地区推进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如果不承担风险，他将下达进入部落地区探查的命令。

1911年1—2月间威廉森再次前往察隅边境探查，在压必曲龚见到程凤翔部队竖立的标示国界的旗帜，并查看边民出示的赵尔丰签发的“护照”，未敢再越界深入。3月威廉森越境探查，在珞巴族支系“阿波尔人”地区被杀。威廉森之死解除了哈定的顾虑，他于1911年9月21日致函印度事务部大臣克鲁（Marques of Crewe）宣称：“必须做出努力，尽快在中国（西藏）与从不丹到密西米地区（包括密西米地区在内）的部落地区间确定一条适宜的战略边界，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政策的主要目标。”

哈定建议利用讨伐“阿波尔人”的时机，派遣远征队进入部落地区，进行考察和勘测。英内阁批准哈定的提议，英属印度组织三支远征队非法越境进入“密西米人”“阿波尔人”和“米里人”部落地区，打着惩罚“阿波尔人”旗号，为落实战略边界计划勘测地形，搜集情报。三支远征队返回后提交了勘测考察报告，对若干地段“战略边界”的走向提出修改意见。随后又经多次勘测考察，反复修改。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麦克马洪非法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交涉，抛出经过修改的“战略边界”诱逼夏扎以换文方式接受，换文的附图所示的边界线即为后来人们所称的“麦克马洪线”。英属印度提出和实施“战略边界计划”的缘由主要为：一是阿萨姆茶园主、木材商放宽限制，扩大其经营范围的经济诉求。二是将英属印度东北边界走向与英国所主张的中缅边界北段走向相契合的边防需求。三是防范“中国威胁”的军事政治战略利益。

笔者曾考析中外史料，将英属印度“战略边界计划”的酝酿、确定置于其时世界格局、英国在南亚殖民统治局势的背景下，剖析所谓“中国威胁”与“战略边界计划”的实质所在。

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后，长期以来困扰英国的俄国对英属印度的威胁得以缓解，然而正当英国从亚洲收缩，全力备战欧洲之时，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沉重地冲击了其在南亚的殖民地体系。1905年至1910年印度人民反对分裂孟加拉的运动是英国在南亚殖民统治的转折点，自此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迭起，殖民统治危机频发，稳定和维护既有殖民体系成为英国在南亚的要务。中印两国民族主义者的相互声援、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相互激励、清末中国西藏和川滇边改革所焕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精神向喜马拉雅山南侧的辐射，均被英国殖民者视为动摇其南亚次大陆殖民体系的外部威胁。“战略边界”计划就是在英国从亚洲收缩之时，将英属印度东北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侧坡脚北移，沿山脊线构筑一道隔火墙，以阻隔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向英国在南亚殖民体系的辐射，其根本目的在于封锁和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喜马拉雅山南侧诸国抗英斗争。

“战略边界”计划大体上经历以下几个节点：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的萌动（以1907年哈雷合并内外线的提议为标志）、基于政治和军事战略利益的酝酿和提议（以1910年明托将边界线北移至山脊线的提议为标志）、确定与组织实施（以英内阁批准哈定将“战略边界”确定为当前政策的主要目标并进行勘测与考察为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威廉森1910年初窜犯察隅境内日马地方的活动是驱动事件演变的带有指向性意义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正是他此次越境所搜集到的情报促使英属印度从商业利益的考量转向军事政治战略利益的谋求，从维系英国在南亚殖民体系的高度来谋划在东北边境推行前进政策。另一方面，就中国巩固边防而言，威廉森此次越境侦探也促使赵尔丰将察隅列为防范外人侵占的重点区域。得知威廉森非法进入察隅侦探，赵尔丰立即派遣程凤翔火速进驻察隅。

这一组相互作用的事件揭示了英国为维护其南亚殖民地体系而在东北边境推行前进政策与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之间的博弈。以事实而论，威廉森越境窜犯在先，程凤翔进驻在后，这场博弈是英属印度挑起的。

二、程凤翔部队进驻察隅与段鹏瑞在察隅的查勘

威廉森1910年初窜犯察隅边境，正值赵尔丰为策应川军入藏派遣程凤翔率领边军后营南下桑昂曲宗。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日程凤翔率部进抵桑昂曲宗，得知威廉森的活动，初四日向赵尔丰禀报。

在清末诸多边疆大员中，赵尔丰堪称能臣、干臣，其功过均为显著。他的政治思想意识虽未摆脱忠君报国的窠臼，但也受到近现代民族主义关于国家、主权、领土思想的感染，对外来侵犯保有高度警惕。此前，针对英国在中缅边界北段交涉中提出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他与云贵总督李经羲、四川总督赵尔巽文电往返，筹商防范英国北上直插藏地的对策。接程凤翔禀报，他断定这是英属印度实施其直插藏地图谋之举，当即传令程凤翔进驻察隅。

程凤翔率队于宣统二年二月初九日启程，十四日抵达察隅，随即采取多项措施，巩固边防。本文着重查考发放“护照”，兼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户口土地税收普查。

户口土地税收普查是川滇边改土归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护照”发放的依据。程凤翔初至桑昂曲宗、察隅，即调查有关情形上报赵尔丰。为进一步查清情况，宣统二年三月初一日赵尔丰调令盐井盐局委员段鹏瑞“前往会同管带程凤翔查勘界址，清理户口，造册呈报”。

段鹏瑞三月二十七日行抵察隅与程凤翔会见商议查勘事宜，二十九日前往压必曲龚巡察边界及程凤翔树立旗帜处，然后返回查勘上下察隅，四月初十日结束对察隅的查勘。四月十七日段鹏瑞将查勘所得的诸项数据造册上报。

在给赵尔丰的禀报中，上察隅西岸一带项下记有“梭里”，此地即“梭里村护照原件”所填写的“梭里村”，段鹏瑞调查该村有居民六户。而下察隅情况如下：

下杂瑜西岸一带项下：松工十户，每年出产两季稞稻。洒马七户，娃隆一户。

以上共十八户，水田八十三块，籽种一百五十三克。旱地二块，籽种二克。男女雇工共一百二十六丁口。牛三十一条，马、羊无。

下杂渝东岸一带项下：竹阴五户，作姑一户，常思一户，足音一户，墨溪一户，呷荷三户，浪巴二户，得哩一户，褥妈十户，汤沐四户，热登八户。

以上共三十七户，水田九十三块，籽种二百五十六克四批。旱地九十七块，籽种一百六十克零四批。男女雇工共二百四十一丁口。牛一百三十八条，马三十六匹，羊无。

笔者将禀文中所记的下察隅东西两岸村落与段鹏瑞绘制的《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及1914年3月23日、24日麦克马洪与夏札换文之附图比对，其中能识别出被划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村落有以下数处：

麦夏换文附图之“Walong”,汉文多译为“瓦弄”，在段鹏瑞舆图中标为“窪隆”，在其户口税收普查禀报中记为“娃隆”。麦夏换文附图之“Tinai”，与瓦弄隔河相望，当为段鹏瑞舆图及户口税收普查禀报之“得哩”，在程凤翔等人的禀文中记为“德能”。麦夏换文附图之“Dong”,位处“Tinai”之北，考诸段鹏瑞舆图与户口税收普查禀报，当为“浪巴”或其附近。麦夏换文附图之“Kahao”，汉文多译为“喀耗”，位于德曲与察隅河汇合处南岸，当为段鹏瑞舆图与户口税收普查禀报之“呷荷”。

毋庸赘言，段鹏瑞的户口税收普查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对上下察隅，包括后来被非法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领土主权。

三、察隅境域“护照”之发放

程凤翔依据段鹏瑞禀报的户口清册，在上下察隅各村落发放护照。

（一）上察隅“护照”的发放

“梭里村护照原件”确证了上察隅“护照”的发放。“护照”中填写的梭里村，在段鹏瑞的《杂瑜全境舆图》与《闷空全境舆图》中位居罗楚河西岸，墨古之北，绒玉之南，与现今地图比照，当为米古之北，荣玉之南的松林。“护照”中填写的该村头人格冗与上察隅另一位头人犬噶翁姬，在程凤翔进驻察隅之际即来其营地会见。“护照”中称格冗“保该处百姓梭里村伦巴全家男五丁女五口甘愿投诚”，其中“保该处百姓”“甘愿投诚”均为“护照”格式中必有字词，是“护照”发放的规定前提条件。实际上，格冗与犬噶翁姬到程凤翔营中即为接洽“投诚”事宜。接见后，程凤翔禀报赵尔丰“现在远近百姓各皆恭顺悦服”。据此，可以肯定上察隅各村落也发放了与“梭里村护照原件”在格式、规定前提条件等方面完全相同的“护照”。

（二）下察隅“护照”的发放

下察隅，包括边界附近的诸村落也发放了“护照”。

1911年1—2月间，威廉森再度窜行至察隅南境，在压必曲龚看到程凤翔部属竖立的标示国界的旗帜，于是在中国旗帜的对面也竖立旗帜，随后又到附近村落探访。赵尔丰得知此事，指令程凤翔确查。程凤翔再次奔赴察隅，并派边军后营左哨哨长张绍武前往边境调查。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一日程凤翔将张绍武调查情形禀报赵尔丰：

惟据该弁复称：该洋人插旗之后，即于是日往密巴家再三讯问，是否投过汉人，有无凭据。密巴称:去岁汉人来到桑昂，我等即已投诚。又蒙汉官给予各家护照，以资保护。洋人索取护照，详细看过，始谓尔等投汉甚好，我等虽插旗，尚未奉有我国明文，所插之旗应即拔去，当将旗帜扯下收卷而去等语。查我兵未到桑昂之前，洋人来过数次，均系径到杂瑜，今见龙旗，即谓不宜入其境。

此段引文有两个问题须予以考核，其一“护照”发给何地居民；其二“护照”的内容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文中所说的“洋人”威廉森，他在压必曲龚插旗后当天即到“密巴”家中探询，“密巴”则当居于压必曲龚或附近。“密巴”为何人？程凤翔给赵尔丰的禀报说“密巴”是派往僜人地区的招抚使者扎噶的胞兄，扎噶“自称住近倮地界，能识倮语”。《夏瑚日记》记述得更为明白，其中七月初八日记：“逾夏木明山。七十里至压必曲龚，宿于扎噶家中。”札噶家住压必曲龚，其兄长“密巴”极有可能即居住在压必曲龚。

关于第二个问题，引文中“密巴”说：“去岁汉人来到桑昂，我等即投诚。”程凤翔进驻察隅之初，即于宣统二年（1910）二月十六日传召察隅两岸村落头人，下察隅头人阿登应召到营地，并报告桑昂曲宗的西藏地方官员为对抗边军在下察隅征集粮食的情况。大略就在那时，阿登即代表下察隅各村落表示“投诚”。引文中“密巴”说“又蒙汉官给予各家护照，以资保护”，威廉森看过“护照”后即称“尔等投汉甚好，我等虽插旗，尚未奉有我国明文，所插之旗，应即拔去，当将旗帜扯下收卷而去”。从其陈述的内容可推定：在下察隅及其边境地带也发放了与“梭里村护照原件”相同的确认该村纳入川滇边管辖的“护照”。

上、下察隅“护照”发放结束后，宣统二年十二月赵尔丰奏准清廷，将杂瑜改为察隅县，设官施治，颁发地方章程，宣布“以后同为国民”。

（三）僜人地区“护照”的发放

赵尔丰接程凤翔关于英人见龙旗和“护照”而折返的禀报，批示再下发千张“护照”，令程凤翔派员招抚“倮”，发放“护照”。

这里所说的“倮”即僜人，对僜人的招抚在程凤翔进抵察隅不久就派遣札噶进行，对此笔者有所论述。在僜人地区发放“护照”是在宣统三年（1911）夏秋分两个批次进行的。

一个批次在夏瑚宣抚僜人之时进行。宣统三年夏秋，时任科麦县委员的夏瑚奉命到僜人地区宣抚，其行程为：七月八日到压必曲龚，九日勘查洋人插旗处；十日沿江西南行进入僜人地界，十三日转向西行，越古里山，经纳的贡、马鲁，七月五日西北行70里至原梯龚拉，居留三日；十八日，西渡左曲河，北上经窝卡、垭土，十九日至甲穹，居留五日；二十四日，西北行经宗角，西越龚噶里山，二十六日至估宗界，在此居留近40日；九月初五日北行至且茹，居留四日；初九日启程，逾支拉山、拉噶米斯岭，东北行渡木都河，经松古，十四日抵妥坝，居留18日；十月初二日起程，初六日渡龚曲江入科麦境，初八日抵科麦县治。

在《夏瑚日记》中，上述宣抚诸地中明确记有发放“护照”字样的地方为甲穹。夏瑚一行抵达时，酋长朵甲公桑亲往迎接。夏瑚在此居留五日，其间朵甲公桑表示投诚，七月二十一日夏瑚“召集百姓训话，示以国家威德，以后同为国民”。“午后朵甲率小头目十余人来寓，面称情愿内附，并请主持一切。盖以此地无文字，以扎噶代书户口清册，共三百四十余户，当时发给投诚护照。”

此外，日记中虽未有发放“护照”字样，但已明确表示甘愿投诚，登记户口造册上报的有数处，按夏瑚所记日程分述如下：

1.原梯龚拉。札噶宣统二年招抚僜人时已内附，同年十二月赵尔丰上奏，请将原梯龚拉改土归流，设立原梯县，清廷准奏。夏瑚宣抚到此，土官觉根面见，并请示：“土官所辖附近三百余户，外属三百余户，月前程大人处投诚，今如何办理，盼示以便遵照等语。”夏瑚“遂将西康建省设治及国防各事详告，伊以为然”。夏瑚绘草图，拟在此设治，“以为西南之屏藩”。文中之“月前”，误。觉根投诚在宣统二年五六月间程凤翔进驻察隅时，当为“年前”。

2.估宗。酋长阿卜西扎“为西南之望族”，夏瑚在此居留40天，说服阿卜西扎，任阿卜西扎为安抚员，传召周边部落。来估宗向夏瑚投诚的有：僜人（270余家）、木牛甲卜（180余户）、仲夷（80余户）。扎噶代书僜人、木牛甲卜户口清册上报。

3.中宗。夏瑚尚在估宗时，其酋长翁真降马即来“会议数次，已明晰将来改土归流，同为国民，拟先回部，敬候编制”。从夏瑚到达估宗的行程及翁真降马描述中宗地界推断，阿卜西扎所管辖的估宗、翁真降马所管辖的中宗当在杜莱河谷下游。

4.且茹。夏瑚由估宗出发，北行一日至该地。女酋长降贞宜玛见夏瑚“面称前有阿卜西扎派人通知，我们地方将来同为国民，惟土官弗知规矩，敬候吩示，以便遵照办理”。夏瑚宣示：西康建省，“于此设治，统一各部，联络一志，以固国防”。扎噶代书户口清册，共300余户。夏瑚上书推荐降贞宜玛，后经边务大臣处保荐以把总袭职。

5.妥坝。其地土官朗甲朵结在程凤翔进驻察隅时即已投诚，并亲至程凤翔营。夏瑚在察隅时曾会见他，并商议决定在妥坝召集各部落会议。夏瑚至妥坝接程凤翔信，因波密爆发战事，“妥坝会议暂缓”。夏瑚在妥坝期间，朗甲朵结召集百姓听其训话，朗甲朵结当即表示：“其疆域北界波密，东以薄藏布江与桑昂曲宗界，东南连原梯龚拉，南以拉噶米斯岭与珞瑜界，西连白马岗，所辖百姓共一千四百七十余户，大小寺院十九所，情愿改土归流，同为国民，拱卫社稷。”以朗甲朵结所述之方位考核，妥坝当在杜莱河谷中上游。

上述诸地，《夏瑚日记》未直接记载“护照”的发放，既有可能已发放但日记未记，也有可能夏瑚所带“护照”数量不敷，待发。

另一个批次在程凤翔之部属奉命西征波密途中取道杜莱河谷之时进行。此事未见汉文史料，但在英属印度的文档中有明确的记载。哈定关于派遣远征队的提议得到批准后，英属印度组织了三支远征队分别进入“阿波尔人”“米里人”“密西米人”地区。继威廉森任萨地亚政治助理官员的邓达斯（W. C. M. Dundas）率领进入“密西米人”地区的远征队分为两队，哈德卡什特尔（Hardcastle）上尉带领分队前往杜莱河谷，他则率主队溯洛希特河而上抵达压必曲龚中国方面竖立龙旗之处，再折向杜莱河谷与哈德卡什特尔分队会合。

1911年10月，邓达斯率队快要进入“密西米人”地区时，收到邦工村的头人报告的两条信息。一条称：

大约一个月前，一位中国派出传召米朱头人到日马的西藏喇嘛访问了他的村子，他的目的是到村子后才显露出来的。米朱人担心会因此而要求他们卷入众所周知的中国正在筹划的对波密的征讨，拒绝了传召。

这条信息与上述夏瑚宣抚僜人之事相关。文中所说的西藏喇嘛即降巴喇嘛。降巴是妥坝土官朗甲朵结的舅父，曾在哲蚌寺学经12年，“熟谙藏情”。程凤翔进驻察隅，他到察隅探询情况，并通过当地头人昂错向程凤翔表示“妥坝土官甚愿投诚”。程凤翔接见降巴，厚给赏赐，命其回妥坝，促成投诚事宜，后朗甲朵结亲自来察隅正式投诚。如前所述，宣统三年夏瑚奉命宣抚僜人，曾在察隅与朗甲朵结等人商议，决定在妥坝传召僜人各部落，举行会议，宣布投诚。朗甲朵结先行回妥坝预为布置，迎候夏瑚。夏瑚在赴妥坝途中收到程凤翔信，告知因波密战事，妥坝会议暂缓。夏瑚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抵达妥坝，降巴来其寓所，与夏瑚、扎噶“互谈各部情形，详尽不遗，以及改土归流，俾使西南以夷化夏，同为国有，共谋地方，外以固边圉各端”。邓达斯收到的信息当为夏瑚未到之时降巴喇嘛到僜人其他部落劝说投诚的情形。

另一条信息则与程凤翔下属部队西征波密途中取道杜莱河谷相关。邦工村的头人称上一个雨季时，一队中国人进入杜莱河谷“密西米人”支系“塔罗安人”地区。邓达斯进入该地区后，从多位村庄头人得知：

中国人从北边穿过格勒—达克鲁（Glei Dakhru）山口进入密西米地区，并企图宣示中国对部落地区的权力。有关中国人访问最为详尽的陈述为1911年11月30日迪利河谷奇帕（Chipa）村塔罗安密西米人头人马札农（Mazanon）所讲述，他说：7个月前，一个叫做大佬（Ta Loh）的中国人，带领50名中国武装卫队和100名西藏苦力，翻越格勒—达克鲁山口，在奇帕附近停留了7天，派信使召唤他到中国人营地，他由于患病，派了他的儿子和数名村民代表前往。中国官员首先要求奇帕和其他塔罗安村寨开放下至迪利河谷的道路，并让他们自由通过。部落民回答说，这条道路太糟糕了，中国人应当使用洛希特道路，英国人也是使用那条道路的。后来，中国人给奇帕村民一张写有文字的纸，告诉他们可将它出示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看，但塔罗安人并没有要。随即中国人拿出一面旗帜，命令部落民将它竖立在迪利河与洛希特河的汇合处。他们也拒绝了，回答说如果中国人要竖立旗帜，他们必须自己去竖。中国人又拿出9驮食盐给村民，并说他们也应当吃中国的食盐。马札农说，他的村民拿回食盐，吃了一半，另一半由于害怕招惹我们恼怒，还保存在村里。西藏翻译唠唠叨叨地说“大佬”是位“大人”，并催促部落民给他合宜的礼物。塔罗安人予以拒绝，当将他们拒绝的话翻译给中国人听后，他们发怒了，威吓说要派300多士兵来。第二天，他们翻越格勒—达克鲁山口朝波密方向走了，并没有将他们的威吓付诸实行。

文中的迪利（Dili）或德累（Delei)河谷即杜莱河谷，格勒—达克鲁（Glei Dakhru）山口，即我国地图上标示的格勒山口。所说的“7个月前”翻越格勒山口进入杜莱河谷的中国军队则为一支西征波密的程凤翔下属部队。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钟颖率入藏川军经营波密，因驻藏大臣联豫掣肘，钟颖指挥无方，将领各行其是，钟军大败，联豫奏请朝廷调边军进剿波密。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赵尔丰奏准以凤山为波密督办，调边军彭日升前营、程凤翔后营西征波密。边军分路开拔，彭日升前营由硕板多攻上波密，程凤翔率后营由桑昂曲宗攻下波密。文中所说的“七个月前”，系从马札农向邓达斯讲述日起算，即1911年11月30日（阴历十月初十日）前推，该年阴历闰六月，以阴历而言，7个月前正为程凤翔部属开拔西征之时，可以肯定是驻扎察隅的程凤翔部属在赴波密途中翻越格勒山口进入杜莱河谷。从上述英国文档看，这支进入杜莱河谷的部队有三项任务，第一探寻经杜莱河谷前往波密的道路；第二在杜莱河流入洛希特河处竖立旗帜，标示国界；第三向当地居民发放让他们出示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看的证件。第一项因道路太艰难放弃了，而照上述英国文档所说第二项、第三项则被拒绝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哈德卡什特尔上尉在杜莱河谷的发现否定了以上说词。

哈德卡什特尔上尉率队于1911年12月间溯杜莱河而上，途中他发现了15份中国人分发的证件：

这些证件用中文和藏文书写，签署有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姓名，据查属于护照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保护证书。其目的是确认（个人，或以村庄的名义）已经呈献其归顺，（赵）大臣说：“经查询民情，有责任为保护其资产而发放保护证书。”证件盖有印章，署上与公历1911年相对应的中国日历的日期。

显然，这15份证件就是与“梭里村护照原件”同样的“护照”。哈德卡什特尔上尉在杜莱河谷还会见了三个“藏人”，收集到更多的情报：

据他们所说，当塔罗安头人来到中国营地时，那位姓张（Chang）或姓江（Chiang）的官员，其称呼为大老爷（Ta Lao-yeh），即马札农所说的大佬（Ta Loh），开始解释说他到这里来并不是要向民众征收任何赋税，但是以后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命令。他劝告部落民接受中国的护照，说当他们在西藏贸易时，向可能遇到的中国人出示这些证件，就很管用；任何英国官员进入部落地区，向他们出示这些证件，也是有用的。张大老爷显然是一个军官，他被描述为身着黑色制服，腰束皮带，在中国进驻察隅地区时与500驻防部队在鸡贡驻扎了一年。藏人指出他的中国卫队只有20人。

可见，塔罗安头人并非如上所说的称病未去会见中国军官，他是到了中国军队营地的，并且表示服从中国的命令，接受了下发的“护照”。

综上，程凤翔进驻察隅后，于1910—1911年间在整个察隅地域，包括上察隅、下察隅，及下察隅以南、杜莱河河谷均按规定条件发放了与“梭里村护照原件”同样版本的“护照”。

四、川滇边区域“护照”的发放

“护照”的发放并非察隅一地的孤立行为。笔者查阅《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2集）、《赵尔丰奏牍》、《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检索除察隅境域之外提及“护照”事宜的条文，共25条。综合考察，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护照”的制作及发放已形成定制，是川滇边改土归流的一项制度，施行于川滇边全境；其二“护照”的核心内容为规范川滇边政府与属地属民之间管治关系，使川滇边政府的治理制度化。

关于第一项结论，有以下事实可确证。

第一，“护照”的发放自启动以来即一以贯之。所收录史料条文中最早发放“护照”者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三日程凤翔带兵安抚盐井之时，最晚者为宣统三年（1911）七月二十五日或稍后一二天。也就是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即启动“护照”的发放，随后数年间，均有处理发放”护照”的记载，而在他离任后，继任者傅嵩炑仍予延续。

第二，“护照”的发放推行于川滇边改土归流各地。所载之发放“护照”地方有盐井、打箭炉、甘孜、瞻对、俄洛、德格、巴塘、察木多、桑昂、波密，几乎涉及改土归流各区域。

第三，“护照”按统一格式制作。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护照”均为统一制作。这里所说的个别情况是指凤山西征波密时，因未带有统一的“护照”式样，始自行制作。凤山为此向傅嵩炑专项报告。

第四，“护照”发放遵循规定程序。发放“护照”按照以下规定程序进行：投诚——普查户口土地税收并造册上报——按户填写“护照”——审核签发。

第二项结论蕴含在“梭里村护照原件”及有关“护照”发放文函中的两个关键词“投诚”与“保护”中。

所谓“投诚”是指脱离土司或西藏地方原有管辖，“甘愿”改土归流，接受川滇边地方政府管辖，这是“护照”发放必不可少的前提。几乎所有的有关文函都提及发放“护照”之前必须先由该地头领亲至指定的川滇边军政所在地会见指定负责人，代表当地民众表示“投诚”。

“保护”则为川滇边当局对领取“护照”的“投诚者”所承担的职责，包括维护地方安宁和法纪，禁止非法盘剥、欺凌，调解纠纷，昭雪冤屈，救济赈灾。打箭炉厅阿中等村百姓53家上禀控诉明正土司“向百姓寻仇”，“恳乞赏张护照，以后不准寻仇”。傅嵩炑批示：

所称土司及匡子邓登素向百姓寻仇一节。查土司、头人苛虐百姓，或用非刑挖目、剁手、抛河、抄家之事，各处土司皆然。从前无汉官管理，尔百姓受害不堪，无可控诉。现在大皇上知各处百姓遭土司、头人压制，有冤难伸，特改设流官，即系保护尔百姓之意。嗣后如有欺压尔等，准其据实控告，由地方官秉公讯断。

要以言之，“投诚”与“保护”就是作为“护照”的发放方的地方当局与“护照”申领方的下属百姓间职责与权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傅嵩炑对色达头人呈递“投诚”禀文的批示说得很明确：

本大臣望尔等投诚者，不在纳银之多少，而在开导尔等知大皇上法度，遵汉官章程，汉官自爱尔如子，上下亲睦。尔有过错，汉官为尔教训；尔有冤枉，汉官为尔申理；尔有饥寒，汉官为尔赈济；尔受欺凌，汉官为尔保护，尔可享受种种之利益。

文中的“汉官”并非字面上的含义，乃是指改土归流后的朝廷命官。就“护照”的申领方而言，“投诚”就是服从国家统一法律和各级地方政府行政管辖的义务，在履行这一义务的同时，也就获得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保护的权利；就“护照”的签发方而言，在行使管辖权力的同时，也就担负起了保护百姓的职责。“护照”用“投诚”与“保护”来规定被管治方与管治方的关系，将治理权的来源归诸民众接受的意愿，将“保护”作为政府行使权力的职责所在。当然，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投诚”，夹带着赵尔丰武力推行改土归流的暴力，但通过发放“护照”，用“投诚”与“保护”使治理纳入一定的规范和制度，表明了赵尔丰等人或多或少地在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思想的影响下，力求改革，更新边地治理的愿望与努力。

由此可见，发放“护照”是川滇边当局推行改土归流中贯彻始终、全面推行、规范化治理的一项制度。

五、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

在改土归流中发放“护照”，史无前例，是赵尔丰的制度创新。赵尔丰在派遣程凤翔率部入驻察隅的同时，向清廷上了一份奏折，从这份奏折可以探析他发放“护照”的用意所在。

在这份奏折开篇，赵尔丰总结以往，揭示中国边疆地区国土沦丧的一个沉痛教训：

中国幅员辽阔，凡于边地，非事羁縻，即成瓯脱。从前闭关自守，四境乂安，任其优游于化日光天之下，同蒙覆帱之深恩。乃自门户开放以来，强邻环伺，皆骎骎以辟地殖民为务，中国遂日受侵夺矣。所有从前属地而未经编籍者，外人即指为彼之所觅殖民地，强为占据。以现在局势而论，尺寸之土皆当早为经营，不可再落人后。

所谓未经编籍的属地，主要是指清王朝未设流官而由地方传统势力管理，或者虽有流官但地方传统势力仍具有较大管理权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川边的土司属地等。这些地区保留有奴隶制、农奴制之下超经济人身依附关系，地方传统势力既享有地方行政权，还占有领地，对属下民众有人身支配权，其地居民并未编入户籍清册。在这些边疆地区，管理边境与边界的组织机构、形式手段、法度规则各具地方传统特色。这样的治理体制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产生与演变，历史上对于抵御外敌、捍卫国家领土、维护边境和边界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进入近现代，这种治理体制过时落后了。在外来列强的冲击下，这种治理体制的缺陷，如国土意识与领地意识相混淆，对属民的人身支配等同于行政管理权，以及由此带来的处理与边界相关事宜的随意性、边境与边界管理的宽泛粗放，均暴露无遗，且为列强所利用。即就西藏地方而言，1890年的《中英藏印条约》将原西藏地方管辖之下日纳宗划入锡金；在后来的双方勘界中，英属印度制造事端，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这些领土的丧失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力衰落、王朝妥协所致，但也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对边地及边界管理的弊端与缺失相关。列强利用原有管治体制的弊端与缺失，曲解诡辩，强词夺理，逼迫清王朝一再退让，或者挑拨离间，制造事端，乘间而入，强占混占中国领土。

奏折继而警示英人侵占藏地的现实危险。入侵西藏是英国的既定政策，以英、俄争夺而言，英人视藏“有如卧榻之侧，岂肯令俄人占据，其不能一日忘藏者，情也，亦势也”；从其经济需求而言，“英人觊觎藏地已非朝夕，盖以其山川蓄积富厚，得之利将不赀”。

奏折对西藏地方政局现状与演变趋向深为忧虑。西藏地方政局险象环生：在英、俄交争的局势下，西藏地方上层试图附俄拒英；联豫主持藏务后，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矛盾加剧，西藏地方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供应，派兵拦路阻截川军；川军入藏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英人且优加礼待，该番亦恃英为助”。西藏地方政局一旦有变，英国必出面干预，“将来如有利益均沾之事，必将要索前后藏，凡属藏之地，皆将入其范围之内”，川滇边也将受其侵害。

对于威廉森窜入察隅活动，赵尔丰敏锐地察觉到这并非个人随意所为，而是英人实施侵藏计划的预定步骤：“此次既未深入，安必不复再至”，“英人若得杂瑜，亦与波密接壤，其谋取波密，必无疑义。若得波密，则由工布入藏，仅数日程即与印度联成一片”。

为预防英人故伎重演强占混占中国领土，赵尔丰提出两项对策：

一是扩大川滇边改土归流的范畴，将同治年间平定瞻对动乱后交给西藏地方管辖的地方收归川滇边务大臣，推行改土归流，改变未经编籍的状况。赵尔丰尤为强调将桑昂曲宗及察隅、波密收归川滇边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性、紧迫性。

二是抢占先机，宣示国家领土主权。赵尔丰以简练明确的语言指出派遣程凤翔进兵察隅的行动方针：“彰我国徽，以占先著。”“彰我国徽”，就是宣示中国领土主权之意，这一方针就是抢在英人侵占之先，宣示中国领土主权，杜绝其觊觎侵犯之谋图。

程凤翔进驻察隅后采取多项举措落实这一方针。派遣部队赴边境竖立旗帜，建立界牌，标示边界，是“彰我国徽”之举，而将“护照”作为“国徽”的标识，通过“护照”的发放来宣示中国领土主权之所在，也是落实这一方针的行动。

上引有关威廉森1911年1—2月间窜行至边境的中国方面文档充分表明发放“护照”宣示领土主权的重要意义。当威廉森到压必曲龚附近村落探访，阅看边民的“护照”后，当即自行撤离。赵尔丰接程凤翔禀报，极其重视“护照”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义，决定在僜人地区发放“护照”，批示程凤翔：

外人竖旗之后，因查讯居民业已投诚我朝，领有护照，即将旗帜拔去。兹由本大臣随批发下护照千张，仰该管带承领，购觅能与倮通气之人前往，说令投诚，给予护照，以允保护。

正是遵从赵尔丰这一指示，夏瑚与驻察隅部队到杜莱河谷发放“护照”，宣示国家领土主权。

结语

其一，川滇边“护照”的发放是在英属印度酝酿和确定“战略边界”计划之际，赵尔丰总结以往边地国土沦丧的教训，针对英国和英属印度对中国西南边疆造成的现实危害，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制度创新之举。“护照”具有双重意义与作用，一方面将边地、边民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宣示，体现了赵尔丰结束以往边地“未经编籍”状况，“彰显国徽”，杜绝外人觊觎的用意。

其二，“梭里村护照原件”与相关中外文档组成完整的证据链，确凿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对察隅境域，包括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下察隅、杜莱河谷所属地方在内的领土主权。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