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以史鉴今 深入研究阐释西藏历史人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发布时间:2022-07-07 09:46:30 |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 | 作者:达瓦 | 责任编辑:刘怿艺

【内容摘要】文章基于我国大一统的基本国情和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规律,围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题主线,着眼于继承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西藏历代杰出爱国进步代表人物为对象,提出了深入研究阐释西藏各族历史人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历史贡献的三个维度内容,并以典型列举等形式,阐述了在多元一体国家形成过程中、在西藏地方历史的关键节点,西藏各族爱国志士引领时代潮流、架起中央与西藏地方桥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性贡献。

【作者简介】达瓦,男,藏族,西藏山南人,西藏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总第149期),原文部分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是2021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西藏宗教代表人士的历史贡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号:2021-GMG-039。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1]公民对于国家历史的科学认知、对于我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是增进国家认同、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总结、提升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国家统一的新进程中,坚持立场、保持定力、攻坚克难、突破创新,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新时代的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强调:“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12个必须。其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2]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是我国自秦汉以来就基本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这一格局的形成,是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从西藏地方历史来看,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无数爱国志士、时代英才,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在促进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统一格局形成和发展、密切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我们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研究、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继承和弘扬西藏历史人物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维度做好研究阐释。

一、深入研究和阐释西藏历史人物为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发展与整合之中,国家统一发展始终是主流方向。在这一过程中,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杰出代表人士,顺应历史发展主流,把握时代方向,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受命于危难之际,完成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完成了吐蕃几代人的宏伟愿望,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形成进程,建立起了坚固的西南边疆安全屏障,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进一步交往、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藏王统记》对吐蕃时期历史做了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在讲述松赞干布历史时,不惜笔墨,连着用“雪域众生从苦难中救赎”“偏远蒙昧黑暗之地点亮文明之灯”[3]等褒扬之词来称赞其历史贡献。《旧唐书•吐蕃传》载:“太宗伐辽东还,(松赞干布)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度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其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松赞干布把唐朝奉为“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之地,十分钦佩和称赞唐朝皇帝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所取得的成绩,并对其接连取得的统一周边小王国之胜利,将自己比作为家庭成员般的皇帝之女婿而“喜百常夷”。特别是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7年),王玄策以正使的身份前往天竺(今印度)时,因其国内发生政权更迭,阿罗那顺成为中天竺的新国王,一改往日双方友好关系,派军队劫掠王玄策使团。在“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往西域,为中天竺所掠”的紧急关头,松赞干布当机立断,迅速“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随后“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松赞干布还特别向司徒长孙无忌致信表示:“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宾王,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之下。充分体现了松赞干布对于支持和维护唐朝皇帝的权威,消除唐朝与吐蕃不安定因素,巩固边境安全,促进西藏与中原各民族历史性深度交流方面的担当精神和载入史册的贡献。

同时,唐高宗授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称号,封为“西海郡王”,应请派出酿酒、造纸、养蚕、制墨、石匠等方面手工艺人,并把松赞干布的形象刻在石头上放置于唐太宗陵墓旁等充分说明了对这一吐蕃杰出赞普的高度认可。

又如:公元9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也即赞普朗达玛被弑后吐蕃政权解体到萨迦地方政权建立的三百余年,西藏长期处于分散混乱的“分裂割据”之中。随着北方蒙古汗国的崛起,统一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在西藏各地民众和各教派势力中具有崇高地位的萨班·贡噶坚赞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为了结束西藏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长期的内部征伐造成的生灵涂炭,年近古稀的萨班·贡噶坚赞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前往凉州会晤蒙古上层,主动表达归附之意,同时为整个西藏和平归顺蒙古,以及后来蒙元统一中国,建立多民族国家起到了划时代的开拓性作用。在萨班·贡噶坚赞的努力之下,整个西藏和平归顺蒙古汗国,随后纳入元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为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萨迦班智达在收到阔端的召请信后,虽已63岁高龄,但毅然决然携两位幼侄,于1244年从萨迦寺启程远赴凉州。途中,萨迦班智达多次会晤西藏卫、藏、阿里等地的政教高层人士,与大家讨论、分析当时的形势,解释其远赴凉州的缘由。1246年8月,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1247年1月,参加蒙古大汗继任大会的阔端从蒙古返回凉州,两人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史称“凉州会谈”。会谈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著名的《致蕃人书》,最终促成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致蕃人书》中亦说:“吾本人将要所遇者,勿论是福是祸,绝无半点悔意!”[4]指出:“吾所去,唯愿能饶益众生有情,能否确实有益,吾亦不能保证。然,若有益于有情众生,即使丧命捐躯,吾亦无惧矣!”[5]充分体现了萨迦班智达宽广的历史视野,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胸怀以及为国家统一、地区安宁、民族团结、人民幸福不惜生命代价,殚精竭虑,奉献一切的家国情怀,成为西藏爱国爱教高僧大德的杰出典范。

二、深入研究和阐释西藏历史人物为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经过南征北战,兼并了契丹政权建立的辽朝、赵氏家族建立的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段氏家族的大理国和其他零零散散的小政权,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中央政府,结束了中国大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出生在西藏萨迦昆氏家族的八思巴(1235年-1280年)正是生活于这一时期。他幼年丧父,从此由伯父萨班·贡噶坚赞照料他的生活与学习,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三世纪四十年代,63岁高龄的萨班·贡噶坚赞带着自己的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来到阔端的中心领地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八思巴见证了阔端与萨班·贡噶坚赞的历史性会晤。萨班·贡噶坚赞去世之后,八思巴受到蒙古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当时总领漠南军事的忽必烈邀请八思巴相谈于六盘山,其高深的佛学修为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渊博知识令忽必烈十分钦佩,甚至在两年后携王后皈依了藏传佛教。忽必烈成为元朝皇帝后,先后敕封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命其创制蒙古文字,统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事务。元朝皇帝如此信赖八思巴并委以重任的根本原因在于,认为“八思巴说的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所说的典故,经过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6]“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建成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驿站。保障了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畅通。”[7]“八思巴为元朝中央创制新文字,为元朝皇帝授予神圣灌顶。”[8]总之,对于元朝皇帝具体施政及统治整个藏族地区和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从元世祖授予八思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9]之无上荣誉也可见一斑。另外,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知道,“忽必烈和八思巴绝不仅仅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八思巴视作为皇帝的主要施政顾问。”[10]正如著名藏学家陈庆英所说:“八思巴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用他毕生的精力,促使广大藏区归附元朝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而不懈努力,他所开创的中原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的宗教、政治关系的格局,在元明清三朝共计70余年间得以不断延续。八思巴支持元朝统一中国,反对分裂,把自己教派、家族的命运与元朝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主持或参与元朝在藏区建立的军政机构、地方的行政体制、驿站、清查户籍、推行法律等种种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于西藏地方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藏汉、藏蒙民族关系的发展,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1]

又如:第四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却吉坚赞生活于17世纪国内明清政权更迭、西藏地方战乱不断的特殊时期。在这一纷繁复杂的局势下,当时已成为格鲁派实际领袖的四世班禅抛开各教派之间的偏见,调节西藏地方各势力之间的矛盾,以超高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在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之前就筹划与正在东北新崛起的清初政权取得联系。1640年,凭借其在西藏各地、各教派中的影响力,在四世班禅的倡导和撮合下,派其弟子色钦曲杰前往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与新兴的清朝主动建立关系,让他们带了给博格达汗(蒙古人对皇太极的尊称)书信和礼品,并协调和说服当时掌握西藏地方政权的第悉藏巴汗以及萨迦、噶玛噶举、达隆噶举、主巴噶举等派首领的书信和礼品,实现了西藏方面首次派遣使者与清朝政府联系。1648年,顺治皇帝派遣喇嘛席喇布格隆前往西藏,敦请五世达赖喇嘛、四世班禅进京朝觐,同时敦请四世班禅对五世达赖喇嘛给予劝说。此时西藏地方时局动荡,各地经常发生叛乱,许多官员并不同意五世达赖此时进京朝觐。由于四世班禅年已八十,虽不能亲自前往,但积极劝说其亲传弟子五世达赖进京朝觐。1652年2月,五世达赖喇嘛启程前往北京朝觐顺治帝。四世班禅离开扎什伦布寺,到达达木(今当雄),会晤五世达赖喇嘛并为其送行,与五世达赖同住了七天,相互就进京朝觐进行认真商议、达成共识。清朝中央也深知四世班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曾多次从北京派专人给四世班禅送来亲笔信函和各类物品,在四世班禅圆寂时,皇帝还派官员参加祭奠、赠送供品。总之,直至其圆寂始终保持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在其运筹帷幄、英明决策之下,实现了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顺治帝这一重要的历史盛事,为后来清中央政府有效经营和管理西藏地方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深入研究和阐释西藏历史人物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统一格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与威胁,但中华各民族凝心聚力、爱国团结,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政权。这是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演进历史中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更是密切了西藏同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联系。唐蕃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推动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中,一代代各族爱国进步人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文成公主入藏之时,带了大量精美的手工艺品、生产技术与医学专著、佛教经典以及各种谷物种子。此外,随文成公主前来吐蕃的还有大量精通手工业、建筑、历算、医药等知识的能人巧匠。在文成公主入藏以后,松赞干布还请求唐朝赐予育蚕、造酒、造纸、制墨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唐王朝也予以答应。自从文成公主入藏后,汉藏间的商贸往来络绎不绝。鉴于文成公主对吐蕃经济、文化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在西藏民间文学中有关赞颂她的作品俯拾皆是,西藏各地都有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流传。藏戏《文成公主》中有一段唐太宗送别文成公主时的唱词:“我的娇爱公主哟,父王钦赐释佛像,保你积福又安康,此像金银十宝铸,天王帝师是施主,比夏嘎玛精工作,佛祖亲自来开光。……我的亲生爱女哟,又赠佛经三百六。金银珠宝无数种,送你御膳与佳饮。再送金鞍玉缰绳,鞍垫绣狮画风绫,也作女儿的嫁妆。赐你绫罗与绸缎,包你一生穿不完。寡人送你五行术,典籍一共三百卷。识别善恶镜一面,还有技工六十部,医治百病的配方,草药四百二十四,五种诊断六净法,以作百姓疗病用……”[12]足以看出文成公主对推动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促进西藏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金城公主是西藏历史上又一位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她受命于赞普赤德祖丹年幼,大臣弄权,唐蕃之间冲突不断,边境人民苦不堪言的特殊时期。肩负着汉藏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尚未成年的金城公主远嫁数千里外的吐蕃,在吐蕃生活长达30年。当初,应吐蕃请婚,唐中宗“乃厚其尽仪而赐之。帝颇钟念公主,遂偕王公宰臣送行,至城垣高耸之始平县,设大帐殿,宴诸蕃使。帝悲泣款款久之。又为公主谆谆垂训。大赦始平县所有罪囚,诏免其一年兵役与赋税,并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复遣二大臣率兵护送公主,前往吐蕃”。[13]可见唐皇帝对金城公主入藏的高度重视,唐中宗不仅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赐予大批能工巧匠,并携带大量生产技术书籍,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加深了吐蕃对中原地区的了解,增强了汉藏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表友好,吐蕃几乎连年上贡,并派遣贵族子弟前往中原学习儒学等。同时,吐蕃还以金城公主名义请求互市。如,712年(景龙六年),唐蕃会盟,决定开展双方之间以丝绸和茶叶换取马匹的互市贸易,同时商定以赤岭(今青海省境内)为丝、茶交换马匹的地点,定甘松岭(今四川省境内)为双方互市之地。可以说,自金城公主入藏以后,汉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不断加强和深化。尤其是自金城公主入藏始,竭尽全力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致力于汉藏间的和平与友好,实现了唐蕃间数十年无战事,边境安定,贸易往来互通有无。

又如,大慈法王·释迦益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八大弟子之一,为明朝在藏族地区所封三大法王之一。他自幼学习刻苦,深受宗喀巴大师赏识和器重。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听闻宗喀巴佛法精深并创立藏传佛教格鲁派,遂多次派遣使者下诏邀请他进京。宗喀巴大师因身体病弱未能亲临,但特派遣“与法王无别之国师”的佛学造诣高深的得力弟子释迦益西代表他进京,朝觐明朝天子。深入明朝内地前后长达10多年期间,释迦益西奉命于山西五台山、南京、蒙古等地传教说法,在各地建寺立宗,习经收徒,进一步广泛传播格鲁派佛法。长期奔波在西藏与内地讲经传法的道路上,将藏地与汉地通过佛法交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效建立起了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友好关系。释迦益西多次亲身进京觐见明朝皇帝,不只是先后与两任皇帝建立了亲密友好的私人关系,更是向蒙古、青海、山西等地广为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法,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明朝中央建立关系的第一人。同时,他还以佛教文化交流带动汉藏民族团结关系的友好发展,成为促进汉藏民族关系走向团结的重要推动者,为汉藏之间民族友好关系的历史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又如,开拓汉藏友好的西藏杰出政治家禄东赞,清朝第一次册封的西藏宗教领袖五世达赖,汉藏文化交流使者法尊法师等等,都是促进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使者,其名垂青史的丰功伟绩注定将永为后人所铭记。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各族人民,尤其是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时代前进步伐、具有进步思想和开阔眼界的西藏僧俗代表人士,为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巩固西南边疆安全、密切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培育了维护国家统一、崇尚民族团结、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站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推进新时代西藏工作“四件大事”,主攻“四个创建”,争创“四个走在前列”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更需要铭记历史上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的卓越功绩,汲取和弘扬他们的家国情怀,提高各族群众对西藏历史的科学认知,增强对我国大一统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为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西藏日报,2021-08-29(1)

[3]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64.

[4][5]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41-44.

[6][7][8][10]恰白·次旦平措.西藏简明通史(精编本)[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1:99.

[9]多杰才旦.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46.

[11]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198.

[12]赤列曲扎,平措顿珠.文成公主赤尊公主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62-63.

[13]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8.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