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魏建东：从阐化王入贡谈清初卫藏朝贡体制的确立

2022年5月13日晚上7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魏建东博士以“从阐化王入贡谈清初卫藏朝贡体制的确立”为题发表了一场线上学术演讲。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大吉青年藏学家系列学术讲座”第四十六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宏博士主持。

一、研究缘起

讲座伊始，魏建东老师简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第一、“清承明制”一直是引发许多学者深思的议题，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仅是中原王朝发生了巨大变化，西藏也从明朝的“多封众建”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变为格鲁一派泰山压卵之局势，因此有关明清两朝对西藏教王、法王的制度、态度的延续和革新是值得探索的议题。第二、对文献足征的思考。前辈学者由于受文献查阅技术的限制和多语种文献应用不足的困扰，有关清朝的一些研究在档案材料上和多语种史料的运用上存在不足。现今由于文献查找技术的进步和多语种文献史料的出版，很多问题都因为有了新史料和新视角能够有新理解。本次讲座即源于魏老师在翻阅清初有关蒙古文和藏文的档案时的思考。

二、有关阐化王的研究

有关阐化王的研究，如史伯岭（Eillot Sperling）以《明实录》为基础梳理了三大法王、五大教王的历史；佐藤长的《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都是非常重要且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邓锐龄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敏锐地观察到清初阐化王入贡始末及其意义。最新的相关研究是石岩刚在内阁蒙古堂档中发现了一封册封第巴桑结嘉措的咨文里提及了阐化王的相关信息，可以对前面的研究有所补充。

接下来魏老师简要介绍了阐化王的世系。阐化王即指卫藏的王。佐藤长对此有详细的梳理。明朝永乐五年，初封王扎巴坚赞为阐化王，其后扎巴迥乃（Grags pa' byung gnas）嗣，随后为桑结坚赞（Sang rgyas rgyal mtshan）、衮噶雷(Kund ga legs)、阿吉汪波(Ngag gi dbang po），王札西乍巴(dBang bkra shis grags pa）。自王札西乍巴以后，由于汉藏文史料的匮乏，使得关于阐化王一系的记载的资料比较模糊。汉藏文史籍中记载的最后一任阐化王即为王札西乍巴，约于1512年受封为阐化王。根据《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王札西乍巴于1564年去世。其在位期间，帕竹政权己渐趋衰落（有关阐化王一系衰落的过程佐藤长也有相关研究）。

三、明末阐化王的入贡

有关明末以降阐化王入贡还要从俺答汗代三世达赖喇嘛求封说起。在这次代请中，不仅记载着三世达赖喇嘛向明朝请封之事，亦记载着阐化王及星吉藏卜向明廷请封之事。阐化王入贡请封为何重要？魏建东老师认为主要是由于其反映了明末清初卫藏地区的政教关系。近年来欧拉夫·扎雅（Ofla Czaja）在图齐（G·Tucci）及伯戴克（L·Petech）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藏文原始材料，对帕木竹巴政治及宗教的历史作了详细的研究。根据欧拉夫的研究，自帕竹第悉阿旺札西札巴之后，帕竹便分为两支，一支在觉莫陇，距离乃邬东很近，这一支其长子为索南扎巴坚参班藏卜，次子为南杰绕丹；另一支在贡嘎，这一支长子为阿旺扎巴，次子不详。

阐化王与达赖喇嘛一起前来请封，反映了当时西藏的格局。帕竹一系渐趋衰落，便与新兴的格鲁派结合，形成福田与施主的关系，而请封便是他们的策略之一（图1、图2）。此于《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亦有记载，当三世达赖喇嘛准备前往青海湖与蒙古汗王相会之时，曾多次与当时帕竹的王阿旺扎巴相会，讨论相会之事宜。至于为何汉文史籍中所载二位请封者之名号于藏文史籍中未曾找到相对应之名号，则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但可以明确渐趋衰落的帕木竹巴一系，希望通过三世达赖喇嘛与俺答汗的相会，来重新建立与明朝的请贡关系，从而来扭转衰退之气。

图1明末阐化王入贡相关记载，摘自《皇明嘉隆疏抄》，第160页

图2明末阐化王入贡所呈番本，摘自《皇明嘉隆疏抄》，第161页

此次请封并没有更多的文献记载，因此请封的过程和结果都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一是阐化王入贡过程中放弃旧例，由原来的由四川入，改为陕西入，且未携带印或敕书的原因如何；二是明朝所封名号“大觉禅师”是封给阐化王还是三世达赖喇嘛仍不明确。

总体来讲，明末阐化王入贡呈断断续续的特点，在《明实录》里记载到明末阐化王分别在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戊寅、万历十六年正月癸巳、万历二十五年八月甲子、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已未和万历四十六年五月戊申入贡。但这和当时阐化王本身势力的衰落、明朝对阐化王的不重视以及由藏入京的朝贡路线都有关系。

四、清初阐化王入贡

随着清朝势力的崛起，西藏地方注意到来自东方政治势力的改变，西藏各个地方教派的势力都想取得与中央的联系。卫藏、甘南、青海大量的寺庙很主动的去与中央联系，他们在为自己能够获得清朝的认可而进行努力。

其中清代阐化王的入贡，最早在《清实录》里有较为简略的记载：“辛丑乌斯藏阐化王王舒克等，遣使顾什（即国师）琐诺木必拉式表贡方物宴赉如例”。《大清会典·康熙朝》较为详细的记载了顺治五年的入贡的体例：“顺治五年，陕西巡抚奏称乌思藏阐化王，遣索讷木刺希喇嘛，率一千人进贡，缴送明季所给诰命三道，敕四道，镀金印一颗，奉旨换给。礼部题定，三年进贡一次，每次以百人进贡，准十五人到京，其余留边，著为定例。其回时，马匹车辆，及沿途食用火牌，兵部给发，仍行陕西布政司给予勘合，送部存案，俟再来时对照。礼部差通事序班，送至河州卫，交该抚护送至出境。”

此次阐化王入贡，阐化王一人为何缴送诰命三道、敕四道和印一颗，这些都是阐化王自己的吗？魏老师认为这些诰命、敕书并非全部都为阐化王的，而是也有封给阐化王下一级的小国师或者是禅师。而有关金印问题，一般来讲阐化王级别的法王在明朝应该是封给玉印，所以这个金印也可能并非封给阐化王本人的。

除此之外，在清朝内秘书院蒙古文的档案中发现了当时阐化王写给顺治皇帝的蒙古文信件（见图3），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这封信写于1645年，当时卫藏的政治形势已经趋于稳定，阐化王一系也在积极与五世达赖喇嘛势力靠拢。这一次阐化王请封的结果可以确定的是国师索南扎西获得敕书。

图3阐化王写给顺治帝的蒙文信件

阐化王第二次请封是在顺治七年。这次请封《清实录》记载较少。但《康熙朝会典》所载：“阐化王差喷错坚挫等喇嘛进贡。至京缴明季所给诰命六道，敕书五道，敕谕二道。镀金银印一颗。礼部题准，换给喷错坚挫等八人诰命八道。铳金银印一颗。”八道诰命皆保存于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中。此次入贡阐化王仍未获得敕封。

顺治十年，阐化王第三次入贡。《清实录》载：“丁未，乌斯藏阐化王望书（即旺楚克），遣索嫩里喇席等千人贡，物赏查如例”。

顺治十三年，阐化王第四次入贡（见图4、图5）。《内阁蒙古堂档》十二月为第巴事咨文中引顺治十四年礼部题奏：“今阐化王旧玉印一颗，嘉靖四十一年所给敕书一封，请与更换。从所请，将新印敕换给。今换给之敕书，交付内院缮写；印信仍制作玉印与之，由内库取玉，请由臣部雇匠打制，印文请由内院书写”。此次阐化王带旧印入贡，请求换印。换印之事兹事体大，为送此印，朝廷派遣归化城之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之席拉布喇嘛前往。席拉布喇嘛奏言影响了清廷的决定。其言：“此阐化王初为土伯特国之主，后藏巴汗出兵阐化王，夺其政道，国家俱降，为伊之属地。其后固始汗用兵藏巴汗，夺土伯特之政道，国家降服为伊属地。阐化王并土伯特之国交付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交付第巴。第巴亦为伊之所属，向阐化王授格隆之戒，乃成喇嘛。且出使达赖喇嘛而来之鄂木齐喇嘛额尼耶，现在阐化王身边，亦悉知此情由。达赖喇嘛、固始汗、第巴距阐化王所居有二宿之程。今送印敕而去时，因进入阐化王、达赖喇嘛、固始汗等属地而未告知，请在外请求送还。”因此，顺治帝质问达赖喇嘛：“朕自即位以来阐化王曾三遣人进贡，每次约千人，因其归化效力，诚悃可嘉，故两赐枚印以示奖劝。今复遣坚错那卜来贡，兼持旧玉印一颗，并故明所给牧书求换。及览该部奏，称阐化王，原系图白忒国主，后为图白忒藏巴汗所破，隶之孱下。明季藏巴汗又为厄鲁特国顾实汗所破，以阐化王给与达赖喇嘛转给第巴，阐化王逆于达赖喇嘛处，投格隆萨喜尔为喇嘛，第巴因有阐化王敕印，遂以边内安岛人，为阐化王入进之以来。及问来使坚错那卜等，言阐化王久隶第巴而此次奏章，复言皆为阐化王所奏，贡赋亦称阐化王。夫阐化王既属第巴而屡次进贡仍称阐化王原名，今番进贡请换敕印又不奏明，前后甚属不符可，将原委具实备书，付存问使人西喇布喇嘛，萨木坦格隆具奏”。这显现出在清朝关于西藏的朝贡体制的管理上，五世达赖喇嘛逐渐成为代名词。

图4阐化王第四次入贡记载

图5阐化王之印

由此，从清初阐化王的四次入贡来看，清朝建国之初，对卫藏的局势并不是很清楚，而且起初亦采取有明一朝的"多封众建"的原则，对于教众，不仅有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亦有大宝法王等，而于世俗领主，不仅对顾始汗进行敕封，亦尝试对阐化王进行敕封。而随着与卫藏地区的互动愈来愈多，清廷逐渐对卫藏局势有了更明析的了解，遂渐从众多的朝贡者中，选取了以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第巴、顾始汗为主的朝贡者，而舍弃掉了在西藏失势的朝贡者。在以后的档案资料中，我们基本看不到除他们之外的与中央的交流的信件，如是基本形成清初卫藏地区的朝贡体制。这一体制使得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为格鲁派在西藏以及中原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讲座结束后，魏建东老师与听众就有关“多封众建”在国内外学术界存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讨论，并耐心地解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二十一时整，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