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顺、李俊清：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论

【内容摘要】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族际关系的变化使茶马互市迅速发展。明朝“以茶驭番”，将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茶马互市逐渐转型。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扩大；改善了交通，为族际交往交流创造了客观条件；促进了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加深了族际互信与交融。茶马互市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茶马互市；族际交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简介】李天顺（1983-），男，云南双柏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普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研究；李俊清（1958-），男，山西大同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研究。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研究阐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研究”（21ZDA116）。

【中图分类号】K289；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22）01-0035-06

茶马互市是我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兴起于唐代，宋代快速发展，明朝时主要由政府垄断，清朝中叶之后逐渐转型。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拉动了边疆和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加深了族际互信，对当前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对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进行梳理，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析茶马互市对当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一、族际交往与茶马互市的兴起

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马互市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族际交往是茶马互市兴起的根本原因。历史上，我国北部、西部等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一直以牧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马匹的饲养和驯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地区常年干燥少雨，当地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乳为主，对具有消腻、助消化、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存在潜在需求。我国南方地区茶树种植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到唐代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产茶区域大为扩大，临近青藏地区的夷陵、巴东等地有贡茶出产，茶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对于古代的农耕民族来说，马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畜力，同时也是交通运输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马的数量和质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因此，我国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马政，但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内地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合养马。茶叶生产的发展、游牧民族对茶叶的潜在需求以及农耕民族对马的特殊需求，为茶马互市的兴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本不产茶，饮茶也并非人们固有的传统生活习惯。茶叶传入这些地区之前，当地居民虽然在客观上对茶叶具有潜在需求，但主观上并未认识到这一需求的存在。茶叶的传入、饮茶习惯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茶马互市的兴起都是族际交往的结果。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农耕民族和边地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隋朝已经设有专门管理互市的机构——互市监。随着族际交往的增多，茶叶不断流入游牧民族地区，游牧民族逐渐认识到了茶叶的特殊功效，茶马互市随之兴起。在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有饮茶风俗“流于塞外”，“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1]（52）之说。

二、族际关系变化与茶马互市的发展

茶叶传入游牧民族地区的初期，仅社会上层可以享用，饮茶还没有成为普通民众普遍性的生活习惯，因此茶马互市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五代以后，随着族际交往交流的发展，茶叶大量流入游牧民族地区，普通民众饮茶之风日盛，茶叶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北宋建国，北方已被契丹占据。随后，党项人兴起，建立西夏政权。北宋疆域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宋廷与契丹、西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战马的需求量又很大。此时，吐蕃政权早已瓦解，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用茶叶和吐蕃诸部交换马匹，不但可以降低成本，节省开支，还能作为政治、军事之外的手段对其进行笼络和控制，因此，宋廷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除吐蕃外，北宋与契丹、西夏等也进行过茶马交易，但汉藏茶马互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115年，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建立金政权，灭辽后挥师南下，腐败软弱的北宋政权被迅速摧毁。“靖康之变”中漏网的赵构仓皇逃到南方，建立南宋。北方大多地域为金人所占，南宋统治的地域范围在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此后，宋廷又在“绍兴合议”中割让了本已收复的大片土地，“关陕买马之路不通，‘西马’来源枯竭”[2]。宋廷虽长期称臣纳贡，但金人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保证战马供应，同时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进而稳定后方。因此，南宋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茶马互市的范围，不但在西部地区开办茶马交易市场，还在西南地区购买战马。此后，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迅速崛起，灭金后不断进攻南宋，并最终消灭了南宋。终宋一朝，因为茶叶已经成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宋廷也一直面临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战马，因此茶马互市的范围和规模大大扩展，交易活动也十分频繁。

与唐代的茶马互市相比，宋代的茶马互市已经明显政治化。唐代的茶马互市多是自愿互利的贸易活动。进入宋代后，宋廷为了得到战马，不断加强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和控制。北宋初年，四川已经是全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宋廷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茶叶与吐蕃诸部进行互市，“在东南榷茶，禁止蜀茶出境，堵死了蜀茶销往东南的门路”[3]。此后，又在很多地方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茶马司。宋王朝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禁止商贩私自贩茶出境，也不允许游牧民族从官方互市场所之外购买茶叶。同时，加强物价管理，禁止在交易过程中欺夺蕃商货物。南宋时，茶叶虽由官营改为商营，但政府还是对整个运销过程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宋朝的茶马互市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些制度一直沿用至清代。

三、“以茶驭番”与茶马互市的鼎盛时期

灭金、西夏、南宋，降吐蕃、大理，元朝的幅员空前辽阔，草原牧场尽在掌控之中，也就不需要用茶叶来交换马匹，但为了获得巨额的税收，仍然设立榷场，严格控制茶叶的买卖。百年之后，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元朝的统治被推翻，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明朝建立后，退居塞外的蒙古势力是明廷的最大威胁、心腹大患，被称为“北虏”。生活在现今青海、甘肃、新疆一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在当时被称为“西番”。为了防止“北虏”和“西番”诸部联合，明朝建立之初就数次派军西征，降服“西番”诸部，并设立了大量的羁縻卫所进行控制。明初频繁的战争使明廷对战马的需求量剧增，而“西番”诸部畜牧业发达，出产的马匹数量多、质量高，同时，他们对茶叶的需求也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4]（955）的程度。和“西番”诸部进行茶马互市不但可以得到战马，而且还能实现“联番制虏”的目的。明朝刚建立就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地设立茶马司，与“西番”诸部进行茶马交易。此后，茶马互市一直被明廷奉为“驭番”和“联番制虏”的一项重要政策。

明王朝将茶马互市视为军国大政，对其管理和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超前代。首先，建立并完善了组织机构。建立了一套以茶马司为主，包括茶课司、转运司等在内的茶马互市组织机构体系，从茶叶的种植、征收、加工、存储到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其次，严厉防范和打击茶叶走私。明朝在临近“西番”诸部的地区实行榷茶制度，严禁私商贩运。不但私人贩茶出境要被处死、妻小入官，“关隘不觉察者”也要处以极刑。朱元璋时期，就连驸马欧阳伦也因走私茶叶而被处死。后来，明廷甚至规定，私贩茶叶出境，犯人和守关头目都要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5]（165）。在中原地区，实行茶引制度，商人可以通过“纳钱请引”贩茶，有茶无引或多余夹带都要按私茶治罪。再次，不断强化监督制度。朱元璋时期，明廷就建立了巡茶制度，每年定期派人到河州、洮州、雅州、碉门等地进行巡查，后又增加巡查人员，提升其品秩，再后来，设置巡茶御史。此外，明代的茶马互市还实行差发马、朝贡互市以及金牌信符等制度。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茶马互市在明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四、清朝民族政策与茶马互市的转型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入关。清军入关后，为了消灭农民起义军、明朝残存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反清力量，战争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在入关的次年就在洮州、西宁、河州等地恢复茶马互市。清朝初年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只是略微有所调整，仍然设置茶马司和茶马互市监察御史，实行茶引制度，对茶叶走私进行严厉打击。清朝并没有恢复明朝的金牌信符制度，对茶叶的控制也较明朝宽松。清代的茶马互市整体上不如明代发达，清初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较为活跃。康熙时期，经达赖喇嘛奏请，清廷批准在云南北胜州（治今永胜）、中甸等地开办滇藏茶马互市。后来，互市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金沙江等处[6]。清朝后期，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中茶叶的集散地”[7]（242）。

清代，国家统一格局日渐巩固，稳定的族际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通过频繁的政治联姻等方式，建立并巩固与蒙古各部的联盟关系。与此同时，利用蒙古诸部信仰“黄教”的特点，通过尊崇“黄教”拉近心理距离，进一步巩固满蒙联盟。清兵入关前，蒙古各部多已相继归附清廷。入关后，清廷进一步笼络、安抚蒙古各部，淡化和拆解蒙藏关系，剿抚并用平定准噶尔叛乱，通过各种措施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和控制。经过多年的努力，清王朝逐渐将蒙古置于其有效统治之下。清军入关之前，清廷利用和蒙古的特殊关系以及藏传佛教与西藏进行联系。入关之初，清廷多次派人迎请五世达赖入京，并对达赖和当时统治西藏的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进行册封。此后，清廷根据西藏形势的变化，通过扶植格鲁派限制和硕特蒙古势力，册封班禅、驻军、设置驻藏大臣以及建立金瓶掣签制度掌控活佛认定权等方式，逐渐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统治。

宋朝重视茶马互市主要是因为缺少战马，明朝把茶马互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为了“以茶驭番”和“联番制虏”。清代将“西番”和“北虏”均置于其有效控制之下，草原牧场广阔，马匹充足，既不需要通过茶马互市获得战马，也无须再“以茶驭番”和“联番制虏”，因此对茶马互市的控制逐渐放松。乾隆时期，清廷正式罢中马之制，“改征折色”[8]（3656）。随着国家统一格局的巩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族际交往不断增多，茶马互市这种以茶和马为主要交易对象、长期由国家控制、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逐渐转变为物品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的贸易形式。

五、茶马互市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与启示

（一）茶马互市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作用

1.茶马互市带动了族际贸易发展，推动了族际交往交流。在茶马互市兴起以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就已经长期存在，但无论是范围、规模还是物品种类都较为有限。例如，汉藏之间的贸易往来虽然很早就开始了，“交易数百年”，但结果还是“康不知有成都，汉不明打箭炉”[9]。茶马互市兴起后，政府设立贸易机构，兴修贸易通道，完善流通市场，这些措施不但促进了贸易，而且带动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除了茶叶和马匹这两种主要的商品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商人不断增多，少数民族商人也大量进入内地，他们不但带去了令对方眼前一亮的各种商品，也带去了不同的文化，推动了族际交流与互鉴。

2.茶马互市推动了交通改善，促进了族际广泛交往。茶马互市兴起后，为了方便茶叶等物资的运输，政府和民间不断兴修道路，改善交通条件。宋朝时，政府出资修建了大量的车铺，少数民族政权也不断修路置驿。明朝不但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还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茶马商道“东北从女真、蒙古兀良哈地区到喜峰口等处，北部从土默川到大同、宣府等处，西北从甘、青及西藏到今天水、临夏、雅安等处”[10]。在西南的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纵横，地理环境异常复杂，虽然存在博南道等通道，但地势险峻，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再加上瘴疠严重，匪患横行，各族之间的往来极为不便，交往交流困难重重。滇藏茶马互市兴起后，交通条件不断改善，“藏族对茶的依赖使马帮穿越横断山成为常年的必要行为”[11]，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商人不畏艰险，奔走于高山峡谷、险滩恶浪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民族交往交流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民族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

3.茶马互市促进了语言相通，加深了族际交流互信。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大量出现。与此同时，不少汉族人口逐渐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内地，民族混居不断增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语言互通，到明朝，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懂得汉语的情况已不少见。此外，茶马互市还带动了一些民族混居型城镇的兴起。例如，四川康定原称“打箭炉”，最初只是一个拥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由于茶马互市逐渐发展成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语言互通和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族际交流，族际互信不断增加，族际通婚现象越来越多。早在宋代，西北地区汉族与蕃族通婚就已经“屡禁不止”，“成为一种趋势”[12]（160）。

（二）茶马互市对当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启示

1.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强劲的物质动力。茶马互市本身是一种经济活动，它在满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带动了族际交往交流的发展。封建王朝出于政治目的，垄断茶马互市，控制茶马比价，无节制征调茶叶，不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茶叶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也严重束缚了族际交往。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市场化，促进族际经济交往，不但可以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差距，而且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针对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等现状，仍需通过政府的作用推进市场化进程，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一是要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提高民族地区市场的发育程度；二是要打破地区封锁，维护市场秩序，为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三是要始终明确政府的作用是完善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政府应尽量避免介入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并视市场成熟程度逐渐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

2.加快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稳固的物质基础。封建王朝为了方便茶叶和马匹的运输，兴修道路，改善交通条件，不但加强和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族际交往。但为防止茶叶和茶种从民间渠道流入民族地区，设置关卡，封山禁林，禁止开通前往边疆的道路，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族际交往的深入和扩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发展，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就目前来看，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需以建设国际大通道、区域性大动脉为引擎，加强跨境铁路网、东中部重点枢纽城市主干公路网、重点河道跨区域水运网、航空基础设施及航道建设，推进多元交通高效衔接，实现经济走廊无缝对接，达到对内畅通无阻、对外东通西达[13]。

3.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充足的社会条件。茶马互市使各族商人奔走于边疆和内地之间，促进了不同民族混居，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各成员虽然在总体上已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但部分地区和群体在公共社会生活层面仍然存在“相互嵌入不足”的问题，“尚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群众，与其他群体存在程度不同的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心理隔离”[14]。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条件，推动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操作性的实践抓手”[15]。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既要通过各种措施积极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使不同民族的人混合居住，又要为其创造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娱乐的社会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人们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帮助。

4.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语言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又是交往交流的主要工具。茶马互市推动了语言的交互使用，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语言使用的发展态势预示族群关系的发展前景”[16]，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17]。多年来，我国在民族地区已经建立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双语教育体系，这套体系对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语言相通和族际交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仍有很多少数民族同胞听不懂、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这不但使其在接受教育、外出务工、进行商贸活动等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也严重影响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必须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参考文献］

[1]赵贞信，校注.（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陈汛舟.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1）.

[3]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1994（2）.

[4]（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方铁，方悦萌.普洱茶与滇藏间茶马古道的兴盛[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1）.

[7]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8]赵尔巽，等.清史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赵毅.论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历史意义[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

[10]晓舟.茶马互市与边疆内地的一体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2）.

[11]陈保亚.论茶马古道的起源[J].思想战线，2004（4）.

[12]汤开建.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A].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中亚学刊（3）[C].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李俊杰，罗如芳.习近平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重要论述研究[J].民族研究，2019（1）.

[14]李俊清，卢小平.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中的公共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

[15]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16]马戎.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2）.

[17]王启涛.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