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西旦增 | 历史记忆与共同体叙事：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

【作者简介】益西旦增，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生、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民国时期，因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一些曲折和困难，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引起知识精英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为向“昧于西藏情势”的国人介绍汉藏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强调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文成公主的话语在民国知识精英中开始被广泛强调。文章对此现象作了系统呈现与梳理，指出文成公主作为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出现困难与曲折的特殊时期，广泛出现于民国时期官员、学者论述西藏相关问题的话语之中，有力印证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拉近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情感。文成公主话语既是汉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见证。

【关键词】文成公主；西藏地方；汉藏关系；民国知识精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和西藏地方驱逐清朝在藏官兵，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曲折与松弛时期。1912年2月以来，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下，西藏地方上层出现离心倾向，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也步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西藏地方同中央关系的曲折与困难激发了民国知识精英对西藏前途的忧虑以及对西藏事务的关注，为了向“昧于西藏情势”的国人介绍西藏情况，也为了进一步强调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渊源及汉藏民族友好关系，有关文成公主的话题在民国知识精英中开始被强调和重视。在他们有关西藏问题的论述中，文成公主的话语开始成为一个重要主题。

以往有关民国时期汉藏关系的研究多聚焦于汉藏佛教间的交流，涉及的人物也以九世班禅、喜饶嘉措、超一法师等民国宗教人物为主，尚无研究触及文成公主这一历史人物在此间汉藏关系中所扮演的叙事作用；而以往有关文成公主的研究虽多，但多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文献中某一记载真实性的考证上，抑或专注于文成公主对唐蕃友好及对吐蕃文明所产生的影响，鲜有文章论及唐蕃之后文成公主在汉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专文探讨民国时期有关文成公主的话语及其影响者则更为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本文拟围绕民国边疆官员、学者的演讲词及文章著作中有关文成公主的论述，在探讨藏文语境中的文成公主形象进入汉语世界的前因后果的基础上，着重就文成公主这一汉藏友好的象征与历史记忆，在边疆危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及汉藏关系面临曲折和困难之时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一、民国西藏知识危机：文成公主进入汉藏关系叙事的缘起

最早将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联系起来的民国人物当属章太炎先生。早在民国元年，其所撰《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就敏锐意识到了文成公主在治藏方略中的重要性：

西藏自元灭吐蕃以后建立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来宾，不烦一旅。彼满洲者，或以崇信黄教得其欢心，如明太祖曷尝以此为市邪？必以宗教为欢。则中国亦有文成公主，西藏尊之以为神母，号曰“多逻伊伽”，此亦可援以为质者。

然而，由于彼时民国知识精英对文成公主所知甚少，加之国家内外交困，文成公主并未引发进一步的关注。进入民国中期以来，随着民国知识精英对西藏现状、局势的关注日益密切，特别是随着彼时民国知识精英中广泛出现的西藏知识危机感，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

1935年，《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发表了名为《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的文章。关于文章的写作初衷，作者李东佛在开篇中写道：

西藏为西南极大屏藩，东四省未失时，固为吾国之极重土地，东四省既失之后，更为吾国四万万民众不得放弃寸土之地。然而国人昧于西藏情势者，十居其九，尤之乎当辽宁沦陷日，一般民众正不知该地位于何所。嗟乎，国势至此，一般同胞观念又如彼，赡念西陲，真不寒而栗。兹篇所述，系将西藏过去历史与现在状况，扼要介之国人，使吾最亲爱之爱国同胞，以认识此庞大之宝库……

令民国知识精英尤感危机的是，同彼时内地对西藏知识的欠缺相比，对西藏虎视眈眈的英帝国已然出版了诸多有关西藏历史文化及地理风俗方面的书籍。1936年，《西藏史地大纲》的作者洪涤尘在此书序言中如此写道：

年来英帝国主义对我西藏之考察研究，不遗余力，所出版之书籍，不下二三百种，反观我国，除游记风景词章一类之描写外，关于西藏地理上之考察，政治上之研究，外交上之解剖，实寥若晨星，不可多得……

1940年，任乃强先生“思治吐蕃史”，翻阅新旧唐书后，发现其中所记“对于蕃地内情，隔膜未通。转不如贝尔西藏今昔……”

民国知识精英对西藏知识保有量的危机感很快促使他们投入到一场有关西藏知识生产的努力中。据统计，民国时期发表有关西藏文章3500篇以上，涉藏报刊文章总字数多达1500万字。在民国知识精英致力于对西藏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民国中期以来英人贝尔《西藏之过去与现在》、署名桑博扎的《藏王怂曾杠补迎娶文成公主记》，以及索南嘉措的《西藏政教史鉴》汉译版的相继问世，藏文语境中的文成公主完整地进入了汉语世界。

二、汉藏友好的使者：民国时期汉藏历史关系叙事中的文成公主

（一）汉藏政治的纽带：民国官员演讲中的文成公主

藏文语境中的文成公主进入汉语世界之后，很快便成为民国汉藏官员及学者论述西藏相关问题的重要话语。192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的同时，袁翰青、夏坚白、罗香林等清华大学学生与罗家伦、朱希祖、冯友兰等著名学者共30人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1930年，第二次康藏纠纷持续复杂化之际，研究会康藏组邀请前川边镇守使陈云皋做有关川边及西藏形势演讲。陈云皋从康藏的沿革、宗教的由来及影响、西康人民的生活状况、西康之物产、英人对西藏之野心，以及经营西藏之策略等六大部分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分享了其在川边驻守14年的治边感悟。在康藏沿革的内容中，论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陈云皋以文成公主为例，作如下阐述：

这位文成公主和西藏文化的开发是大有关系，自这个时候起中国文化渐渐地输入西藏，因之康藏文化亦慢慢地得以提高，所以她很受康藏人的爱戴，现在拉萨还有文成公主时所建筑的庙宇并有碑文，且康藏还有一个纪念日，以纪念这位文成公主的恩德的，所以终文成公主之世，西藏不曾和中国构兵，换句话说，西藏的始终臣属中国，要以文成公主之功居多了。

康藏纠纷结束后不久，1934年1月，正当国民政府致祭使黄慕松入藏之际，蒙藏政治训练班先后邀请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及九世班禅到班上演讲。石青阳在面向蒙藏班学生的演讲中首先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涵，其后在论及民族概念时，石青阳如此告诉蒙藏学生：

兄弟以为“五族”这个名词，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全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是黄种人，无所谓蒙族汉族。我们的民族在五胡时代已经混合了。当时的匈奴人鲜卑人，都已经和汉族通婚，他们都是现在蒙古人的祖先，西藏自从文成公主下嫁后，带了许多汉人过去，在血统上亦已相混。所以中国五族，并无严格的民族界限，关于这一点，梁任公先生有一本书研究的很详细，他说中国本来是一个民族，后来才分成若干个民族，由此可以证明我的话是不错的。

在此，历史上的族际通婚成了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文成公主显然在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此后，九世班禅在面向蒙藏学生的演讲中，重点论述了宗教在历朝历代治藏方略中的重要性，称“汉人和藏人感情极好，都是宗教的力量”使然。和陈云皋一样，在论及西藏地方同祖国内地的历史渊源时，班禅将此归功于文成公主的入藏，称自文成公主下嫁以来，“西藏便和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直到现在这种关系依然存在”。

（二）汉藏文化的使者：民国中期以来报刊文章中的文成公主

若说官员演讲中多以文成公主来证明历史上西藏同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那么民国时期的报刊文章则多以文成公主来说明西藏文化同中原文化的亲近性。1935年，九世班禅正欲返藏之际，署名为崔中石的作者在《边事研究》上刊发名为《藏族与唐代关系之史略》一文。文章由引言、藏族之犯边与征服、文成公主下嫁与藏族之开化、藏族之全盛时代、藏族衰乱与唐代党争之关系以及结论等共8个部分组成，其中又以文成公主相关章节篇幅最长。在此章节中，作者从“罢国中赭面之俗”“创立文字”“修刑法”“教民农工”“制历法”“遣酋豪子弟，留学中原学习诗书”“宣扬佛教，树西藏以佛教为国教基础”“藏民释毡裘，袭纳绮，日就奢风”8个方面细数文成公主对吐蕃文明所产生的影响。论及律法一览，更是不惜笔墨将松赞干布实行的《十善》及《十六要》共26条法令逐一展开叙述，以说明文成公主对吐蕃所产生的开化作用。在章节末，崔中石总结了文成公主对汉藏友好及吐蕃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1935年年初，九世班禅在阿拉善旗成立西陲宣化使公署，并创办《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以“向蒙藏人民宣传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和号召蒙藏人民拥护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翌年10月，护送九世班禅回藏的专使马鹤天便在此刊发表名为《唐代文化对西藏之影响》一文。通过参考大量相关文献，马鹤天从佛教、儒教、历数、法政、农工、衣食住、艺术、医药以及文字9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唐代文化经由文成公主引入西藏的情形。文末马鹤天以唐蕃友好为奠基，以彼时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之野心为警示，表达了汉藏重修友好的热切希望：

综上所述，西藏一切文化，大半于唐代由中国输入，历宋元明清，继续影响不绝，始有今日文化为一切之中心，可知西藏过去与中国关系之密切。清季以来，降为潘属，不啻内地。民国后五族共和，完全平等，更无轻重彼此之分。则今日藏族与汉族关系，西藏与中央关系，自当日益亲密。西藏文化之有今日，固唐代及各代之影响，西藏民众之将来幸福，尤待今后中央之扶持指导。因各帝国主义者，方肆其毒焰，以压迫弱小民族，非一致团结，共同奋斗，不足以抗方张之外侮……今当班禅大师回藏之日，爰述唐代对于西藏文化之影响，以期今后关系之更臻密切。

此文在《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刊发之后，同年又被《新亚细亚》转发。略有不同的是，在《新亚细亚》转载的文章开头，作者进一步强化了文成公主文化传播者、发展者的角色：

对于西藏之文化影响最大，且有切实记载者，为唐代，而文成公主之关系为最多，故藏人称之为西藏佛教之母，实则非仅佛教之母，乃西藏文化之母也。

1936年年初，钱玄同也在《新亚细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西藏文化之启端与佛教传播之痕爪》的文章。文章对松赞干布在吐蕃弘扬佛法到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建立甘丹寺800多年来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发展进行了详实而客观的梳理。在对西藏文化与佛教的来源进行论述时，钱玄同分别以《旧唐书·吐蕃传》当中的相关记载以及藏文语境中有关文成公主的相关传说为基础，将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的源头皆指向了文成公主：

由此节，吾人可知文成公主入藏所带与藏人之文化，并对于松赞之影响者殆大，亲迎时，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而所感受文野之分，固己早坚其日后汲汲经营，锐意建设之决心矣。从他史载及今藏人之传说，吾人又知文成公主为一笃信佛教之信徒，天文星相之学，无不通达（蒙古源流称为通明经卷之主）。以公主之聪颖博学，辅赞普松赞，锐心改造，松赞之英敏，自不后人，复得有此贤内助，于是贤后圣主，协力同心，其造福藏人诚不浅也。

除了以上3篇较具代表性的文章，这一时期《慈航画报》《蒙藏月报》《康藏前锋》《戌声周报》《妇女月刊》等刊物上也相继刊发了有关文成公主的文章。通过对文成公主在藏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记录，这些文章在汉藏“隔膜日深”的历史时期，向国人生动呈现了历史上汉、藏民族在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亲密无间性。

（三）建设边疆的女杰：民国涉藏图书中的文成公主

和官员演讲词和报刊文章中的文成公主叙事相比，主要出现于民国中后期的涉藏图书有关文成公主的叙事出现了两个较为重要的变化：其一，文成公主不再仅是唐代文化的输出者，而开始成为唐蕃政治文化相互影响、互通有无的交流使者；其二，有关文成公主的叙事中开始注入了当时边疆开发建设的时代需求，文成公主的形象不再局限于唐蕃友好及唐蕃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而是被赋予了边疆开发建设者的新的角色内涵。

1937年出版的《西藏史地大纲》是我国第一部地理与历史合编一册的涉藏著作。此书序言中作者洪涤尘便明确指出“本书目的，即欲藉此引起国人之注意，从而力谋西藏之开发，以为巩固国防，保卫边疆也”。《西藏史地大纲》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首先说明了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后又揭示了近代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图谋，最后呼吁各族人民团结合力，一致对外。

《西藏史地大纲》有关文成公主的叙事出现在该书追述西藏历史的章节中。洪涤尘关于文成公主的叙事一改以往唐代对吐蕃单向影响的做法，通过对唐蕃互帮互助、同心协力历史事件的再现，赋予“因文成公主而开始的汉藏兄弟情谊”更符合民族团结的叙事：

吐蕃自文成公主下嫁后，中国儒教文化，印度佛教文化，相继输入西藏，文物制度日渐进步，中藏（汉藏——编者注）情感日趋和谐。如贞观二十二年，乌苌国王尸罗逸多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中国使者王玄策至乌苌，阿罗那顺发兵拒击，王玄策逃至吐蕃边境，调吐蕃与泥婆罗兵协击之，生擒阿罗那顺，下五百余城。此种同心协力之事，实不能不归功于文成公主之下嫁吐蕃有以致之也。然则中国对于吐蕃，实亦恩礼有加，不特以宗女文成公主下嫁赞普，且力尽保护之责，恐其地窎远，为外人所侵，乃特收印度孟加拉一带地方，作为吐蕃之拱卫，惟今已为外人所夺耳。总之，唐之与藏，既为中藏（汉藏——编者注）结成兄弟族之开端，又使西藏融成有系统之文化，其关系之深切，影响之远大，莫过于斯！

《西藏史地大纲》出版后的第十年，黄次书的《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出版。此书前后共计12章，内容覆盖了自吐蕃兴起至唐蕃会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和前述作者的写作初衷相同，黄次书在自序中表明写作此书是“用以说明以往汉藏两族感情的融洽、文化的沟通，以及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对西藏的伟大的建设与贡献”。

在论述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时，作者从“城郭宫室的建设”“藩民服饰的改变”“佛教之提倡与推行”“吐蕃文字之创造”“弘扬汉学”“推行历数”“农工技艺与医药之输入”以及“制定法律”8个方面细数文成公主对吐蕃文明的贡献。此后又以当时唐朝妇女间流行的时世妆（赭面妆）、唐朝士绅间流行的蹴球为例，论述文成、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以来“唐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所受的吐蕃文化影响。在该书的结尾处，作者以彼时的政治意涵做导向，从“伟大的抱负与艰苦卓绝的精神”“尽忠国家以联络民族间的感情”以及“勠力政治建设”3个方面总结了两位公主“足为国人及妇女们钦佩效法的伟大行谊”，并敦促国人“效法两公主救国家救民族的伟大精神”，踊跃投身到开发和建设边疆的事业中。

除了论著，文成公主在这一时期还成为文艺创作的素材。1948年，任职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歌剧作家林刚白计划创作一部民族历史剧，思考西藏民族历史剧本的创作素材时，林刚白认为文成公主“最足以弘扬汉藏文化政教之关系，兴发民族间之友情，遂决定采用”。这本名为《文成公主》的剧本是我国首个以文成公主为素材的汉语戏剧，剧本除了表现文成公主作为汉、藏友好关系奠基人的形象外，其作为边疆开发建设者的角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这一点从该剧本对文成公主堪舆情节的改编中可见一斑：

赞普您看，这噶比觉摩色有铁矿，绕噶岩有铜矿，拉东崖有银矿，贾卡山岩有金矿，都是顶有价值的出产。再看这旁边几处地方，应该修造十二座镇边的精舍。……此外，拉萨街市的修建，各处交通道路的开辟，亦都要早些动工，逐渐的修建成功。这些都是建设方面的计划。关于内政方面，我们须要设法改善那些贫苦的牧人和农夫的生活，叫从大唐来的工匠们传授给他们工艺技术。把我从东土带来的各种粮食菜果种子分给农人们试种，好增加农产。要叫百姓们都有养生之业，耕种的人们都有田地，要尽量的开发富源，增进西藏的富强康乐。同时请从大唐来的学者们设立讲坛，召选优秀的青年人来学诗书经典，研究学问，要叫西藏的众有情，成为自由良善光明智慧富有理想和进取的人民。我们这样治理西藏是有养，有教，有开发，有建设，有理想，有办法，只要今朝内外一德一心，我想上天一定会帮助能够自助的种族。

林刚白关于文成公主堪舆的内容中，包含矿产资源的开发、市容市貌的改观，道路交通的建设、农业生产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而这些开发建设内容正是彼时有关开发大西北，建设蒙藏地区文章中常出现的建设内容。

三、余论

本文分别以民国汉藏官员的演讲词、报刊中的文章以及涉藏图书中的相关记述为例，对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民国知识精英有关文成公主促成唐蕃友好、沟通唐蕃文化、开发建设边疆的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彼时国人重修汉藏友好的迫切希望，另一方面也为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力证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间的历史渊源、拉近汉藏民族间的感情、鼓励国人投身边疆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叙事功能。

事实上，民国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不仅限于官员演讲词以及文章著作等本文上述所列。比如，戴季陶有关文成公主的话语便出现在《康藏轺征》的序言中。在这篇情真意切的序言中，戴季陶将刘曼卿沟通汉藏友好的使藏之旅视为是对文成金城两公主历史伟业的继承，回顾了“文成种文明之因，金城结圣胎之果，三藏十二部之大教与三纲五常之人伦就此传入吐蕃”的历史事迹，并将“中藏（汉藏——编者注）两民族万年不解之人缘法缘”归功于文金两位公主。总之，从1912年章太炎先生提出文成公主作为汉藏关系纽带的设想到1948年林刚白以文成公主为素材进行文艺创作，其间共有包括历史书籍、民俗读物、川藏游记、文学刊物、中小学教材等不同的汉文文献中共出现了329条文成公主相关记述，这些文献中关于文成公主的记载多以后弘期藏文文献有关文成公主的历史书写为主，以古代汉籍对唐蕃和亲事件的记载为辅，充分表现了汉藏民族自唐代以来便形成的血脉相连的手足之情。

民国知识精英开启的文成公主话语其影响不仅限于彼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话语又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次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向代表团成员论及民族团结工作时，毛主席专门向代表团成员讲述了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以此勉励代表团成员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出的贡献。1956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同十世班禅大师会面的时候，陈毅副总理和班禅额尔德尼谈及文成公主为汉藏团结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会面结束后还专门到大昭寺观看了“唐代文成公主亲手种植的唐柳”。西藏民主改革以来，文成公主又通过文学、艺术、戏剧等大众媒介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我国家喻户晓的民族团结经典符号。

最后，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审视，民国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不仅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记忆和历史基础，还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在形成和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叙事作用。通过文成公主这一汉藏友好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民国知识精英将汉藏民族政治前途上的同呼吸共命运，宗教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家园建设方面的同舟共济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彼时的国人，为处在内忧外患当中的中华儿女树立和坚持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案例。这对我们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不谓是一条宝贵的经验。

从民国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以及汉藏关系面临曲折与困难之时，民国知识精英对文成公主话语的强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成公主既是汉藏民族友好的历史记忆与象征，同时也是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号。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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