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章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藏语研究的成就。从单一描写到多元化研究，研究手段不断革新，从纸笔记录到描写分析；从数字技术手段到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从定性研究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推进汉藏语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跨学科合作，进行跨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关键词】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前沿动态
【作者简介】黄成龙，四川茂县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类型学、功能语法、纪录语言学以及汉藏语系语言形态句法。
【文章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民族语言形态句法类型学研究”（项目编号：18ZDA29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H214
汉藏语系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系之一。数百种汉藏语系语言分布在中国、东南亚、南亚诸国的辽阔区域，语言特征纷繁多样，语言关系错综复杂，如同一个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据《中国的语言》一书初步统计，中国境内的汉藏语系语言有80余种[1]。随着调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可能还会发现新的语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积极扶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设立各级研究机构，壮大研究队伍，培育学科体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取得辉煌成就。学者们在深入调查汉藏语言的基础上，不仅发现一些新语言，而且汉藏语研究从少到多，从系属问题研究、描写、比较到更广阔的语言类型、语言接触等领域。过去有学者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回顾和总结里都有章节撰写了汉藏语研究的成就（王均1982[2]；傅懋勣1984[3]；戴庆厦1998[4]，2006[5]，2009[6]；孙宏开1998[7]，2008[8]；朝克、李云兵2013[9]；黄成龙2015[10]），也有些学者专门对汉藏语言10年内的研究进行过回顾和总结（李锦芳1992[11]，1993[12]，1995[13]；尹蔚彬2012[14]）。本文于此回顾和梳理了汉藏语研究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一、汉藏语概论与同源词研究
在汉藏语调查研究基础上，出版了汉藏语及其下属语族一些概论性著作，包括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年）、《汉藏语概论（第二版）》（2003年）是第一部汉藏语言概论性重要著作，除此之外，还有高华年的《汉藏系语言概要》（1992年）。还有两本语族的概论，倪大白的《侗台语概论》（1990年）、《侗台语概论》（2010年），全书分导论、语言结构部件剖析、语言与文化，壮傣语支、侗水语支、黎语支、与侗台语有关的一些语言共七章以及附了14种语言的长篇语料样本。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1996年）分导言、侗台语族的一个“新语支”、侗台两语支语音概述、原始侗台语音类的构拟、语法概要共五章以及3个附录，该书是侗台语研究的重要著作。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丛书共4卷本：（1）孙宏开、江、潘悟云、吴安其等著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2000年）；（2）邢公畹、陈其光等著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2002年）；（3）黄行、陈保亚、邢凯、江等著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2004年）；（4）丁邦新、孙宏开等著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四)：上古汉语侗台语关系研究》（2011年）。该套丛书涉及东亚地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孟高棉语6大语言集团，对18世纪以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梳理，对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评估，结合考古证据对汉藏语系民族的起源、迁徙进行了初步论证。还对6大语言集团总体关系以及相互之间是否具有发生学关系进行了初步论证，提出了一些可参考的证据。
二、比较词汇集
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编辑出版了各语族的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壮侗语研究室编写的《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1985年），包括：（1）前言、（2）凡例、（3）音系表、（4）分类词目、（5）词汇本义、（6）词目索引。共收录了2402条目，以单词为主,兼收少量词组。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写的《苗瑶语方言词汇集》（1987年），收集了苗瑶语的7个方言点的音系表和常用口头词语(包括少数的词组)3500余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年，1420页），该书包括导论、语音系统、词汇、附录。导论部分论述了藏缅语族同源词的情况和一些主要语音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趋势；语音部分，介绍了34种藏缅语族语言的分布、使用情况及语言的声、韵、调；词汇部分，选了最常用的基本词1004个。
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1992年），该书分词汇和语音两部分。词汇为主要部分，汇编了40种（加方言共51种）藏缅语族语言包括基本词在内的常用词1822条。
孙宏开等主编的《汉藏语语音和词汇（上、下册）》（2017年），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汉藏语系语言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汉藏语系语言音系介绍，第三部分，汉藏语系语言词表。这些词汇集在词汇、语义以及比较方言词汇上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研究方法与系属问题
汉藏语研究方法论探讨方面的成果有冯蒸的《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西门华德《藏汉语比较词汇集》评析》（1988年）、戴庆厦的《汉藏语研究的一些思考》（2000年）、《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2002年），孙宏开的《关于汉藏语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存在问题》（2000年）、《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2006年）、《汉藏语研究方法之我见》（2007年）、瞿霭堂、劲松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2000年）、江荻的《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2002年）、冯蒸的《汉藏语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述评与初步研究》（2009年）、陈忠敏的《历史比较法与汉藏语研究》（2009年）。
对单个语言系属问题讨论的成果很多，而对汉藏语系及其语族系属问题讨论的成果较少，只有戴庆厦的《关于汉藏语分类的思考》（1997年）、孙宏开、江荻的《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1999年）、江荻的《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1999年）、潘悟云的《从几个词语讨论苗瑶语与汉藏语的关系》（2007年）等。
2019年张梦翰等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通过系统发生学（phylogenesis）和贝叶斯计算方法，重构汉藏语系汉语与藏缅语各分支的亲缘关系，推算出汉藏语系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北方，大约是5900年前的黄河上游，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密切相关。该文以更为精密的有力计算方法为汉藏语系语言起源于中国北方和约在5900年前开始分化为不同语族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5]。
四、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汉藏语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且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语音演变、词类研究、形态变化和句法结构等内容。
（一）语音演变
语音演变与语音屈折研究成果有袁家骅的《汉藏语声调的起源和演变》（1981年）、陈其光的《汉藏语的几种变调》（1984年）、《汉藏语声调探源》（1994年）、石林、黄勇的《汉藏语系语言鼻音韵尾的发展演变》（1996年）、《论汉藏语系语言塞音韵尾的发展演变》（1997年）、金理新的《汉藏语中两个性质不同的～*-g韵尾》（1998年）、《汉藏语的语音对应与语音相似》（2003年）、孙宏开的《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1999年）、《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二》（2001年）、《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2001年）、《前缀，前置辅音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有关汉藏语系音节结构构拟的讨论》（2015年），尹蔚彬的《汉藏语鼻音、流音声母关系字韵母对应分析》（2000年）、施向东的《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再议》（2004年）、《汉藏语唇辅音与半元音w的交替》（2006年）、耿振生的《汉语音韵史与汉藏语的历史比较》（2005年）、沈向荣，刘博的《汉藏语中的塞尾爆破现象》（2010年）、郭锦桴的《汉藏语声调的特色》（2012年）、王艳春、杨福绵《汉藏语同源词声母对应比较研究》（2017年）、陈荣泽的《汉藏语中的清鼻音》（2018年）等。
（二）词类研究
汉藏语词类比较研究成果较少，主要讨论量词、存在动词、数词等问题的专题比较研究论著。
1.量词
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重要的语法特征之一，单个语言量词研究成果丰硕。然而，汉藏语量词研究只有李锦芳、胡素华主编《汉藏语系量词研究》（2005年）、蒋颖的《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类型学分析》（2007年）、《汉藏语系名量词研究》（2009年）等。
2.存在动词
存在动词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侗台语族、苗语语族和汉语一般只有1个处所动词，1个存在或领有动词，大多数藏缅语族语言有多个存在动词。因此，研究藏缅语存在动词的成果较多，其他语族和汉藏语存在动词研究成果较少。汉藏语存在动词研究论著只有张军的《汉藏语系语言判断句研究》（2005年）、余成林的《汉藏语系语言存在句研究》（2011年）。
3.数词
汉藏语数词问题的研究只有吴安其的《汉藏语的数词》（2006年）、彭茹的《汉藏语隔位数词结构的标记成分》（2016年）。
（三）形态变化
汉藏语形态变化研究成果有徐世璇的《汉藏语言的语音屈折构词现象》（1996年）、《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1999年）、金理新的《汉藏语的名词后缀-n》(1998年）、《汉藏语的肢体与动物名词前缀＿（S-)》(1998年）、宋金兰的《汉藏语形态变体的分化》（2001年）。
重叠是汉藏语系重要的形态手段。这方面的研究有刘丹青的《汉藏语系重叠形式的分析模式》（1988年）、孙艳的《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2005年）、戴宗杰的《汉藏语动词重叠式的形式—意义匹配格局》（2013年）。
（四）句法结构
句法问题是汉藏语研究非常重要的领域之一，学者们对领属结构、疑问结构、被动结构、比较结构、述补结构、连动结构、致使结构、复句等方面关注较多。
1.领属结构
汉藏语的领属结构比较研究成果只有闻静的《汉藏语系“的”字结构研究》（2007年）、戴庆厦、闻静的《汉藏语的“的”字结构》（2011年）等。
2.疑问结构
汉藏语的“疑问”表达形式呈现多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竟成的《汉语和藏缅语的一种是非问句》（1988年）、孙宏开的《藏缅语疑问方式试析——兼论汉语、藏缅语特指问句的构成和来源》（1995年）、《汉藏语系里的一个疑问语素》（2004年）、宋金兰的《汉藏语是非问句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1995年）、戴庆厦、朱艳华的《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2010年）等。
3.被动结构
汉藏语系的被动结构跟印欧语系完全不一样，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有类似汉语的“被”字结构，绝大多数藏缅语没有被动结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车得驷的《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式的对比试析》（1984年）、戴庆厦、李洁的《藏缅语的强调式施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2005年）、《从藏缅语族语言反观汉语的被动句》（2006年）、《汉藏语被动句的类型学分析》（2007年）、李洁的《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2008年）、储泽祥、王艳的《汉藏语OV语序表被动的情况考察》（2016年）等。
4.比较结构
近年来对单个语言比较结构描写成果较多，而汉藏语内部比较结构研究成果只有邓凤民的博士论文《汉藏语系语言差比句研究》（2010年）等。
5.述补结构
述补结构研究成果有戴庆厦的《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2004年）、戴庆厦、黎意的《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2004年）、黎意的《汉藏语述补结构研究》（2004年）等。
6.连动结构
连动结构是汉藏语系多数语言显性的句法结构之一，对单个语言连动结构描写分析较多，而汉藏语系内部比较的成果较少，只有戴庆厦、邱月的《藏缅语与汉语连动结构的比较研究》（2008年）、彭国珍的《跨语言对比视角下汉藏语连动结构研究》（2019年）。
7.致使结构
藏缅语多数语言有形态性致使结构，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没有形态性致使结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只有冯英、曾晓渝的《汉语藏缅语“致使”义表达方式的历史层次及类型学意义》（2005年）、黄成龙的《类型学视野中的致使结构》（2014年）等。
8.复句
对单语言的复句（复杂结构）描写分析成果较多，而汉藏语内部比较论文只有戴庆厦、范丽君的《藏缅语因果复句关联标记研究——兼与汉语比较》（2010年）、范丽君的《汉藏语条件复句关联标记的共时特征分析》（2014年）、《汉藏语因果类复句研究》（2016年）、《从藏缅语因果复句的特点反观汉语》（2017年）、《藏缅语目的复句特征分析——兼与汉语比较》（2017年）等。
五、类型学研究
汉藏语类型学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讨论亲属语言内部的语序类型。进入21世纪以来，从类型学视角，进行汉藏语系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的类型比较的论著越来越多。
（一）区域类型学研究
汉藏语亲属语言内部类型比较研究成果有黄行的《我国汉藏民族语言的语法类型》（2007年）、《汉藏语系语言区域性特点形成机制初探》（2014年）、孙宏开的《汉藏语系历史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2011年）、戴庆厦、朱艳华的《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2011年）等。
（二）语音类型学研究
汉藏语语音类型学研究主要讨论声调、高元音、复合元音、塞音、小舌音等类型，包括黄行的《汉藏民族语言声调的分合类型》（2005年）、田阡子的《复合元音在汉藏语中的语言类型》（2015年）、《汉藏语复合元音的类型及渊源》（2016年）、燕海雄的《论汉藏语言硬腭塞音的来源》（2011年）、《论汉藏语言塞音的类型与共性》（2015年）、《论汉藏语言小舌塞音的音变共性》（2016年）、《论汉藏语言高元音的类型与共性》（2018年）等。
（三）语序类型学研究
语序问题一直是语言类型学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少数民族语言语序/词序问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丁崇明、荣晶的《汉语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在语法类型学上的部分共性特征》（1997年）、丁崇明的《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2002年）、李云兵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2008年）、黄平的博士论文《汉藏语数量名结构语序研究》（2012年）、王磊、徐玉英的《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介词语序特征——兼论汉藏语系语序类型》（2014年）、戴庆厦的《汉藏语并列复合词韵律词序的类型学特征——兼论汉藏语语法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认识问题》（2015年）、惠红军的《汉藏语系的数量名结构》（2015年）等。
六、结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藏语研究从单一描写到比较多元化研究，尤其是系属问题、语音比较、词汇比较、形态比较和句法比较等方面成果显著。研究手段不断革新，从纸笔记录到描写分析，从数字技术手段到大范围的比较研究。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从定性研究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不断推进汉藏语研究。
由于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历史不及印欧语系语言那么长，相比之下，对某些核心观点的研究也都还处在尚未确定的阶段，正如汉藏语系语言的起源等议题。现代计算机技术使得处理大批量数据和快速计算成为可能。最初服务于生物科学研究的名为“贝叶斯系统发育模型”（Bayesian phylogenetic modelling）的概率测试模型软件，运用到语言学中。这个软件能够对可得数据中计算出的多种可能的语言谱系树提供测试，进而确定不同语言里可能性最大的谱系树和可能性最大的语言分化时间范围。张梦翰等的研究从众多学科中收集了有关汉藏语系语言及其使用者的证据，包括发生学、计算生物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等，同时还考虑到了农耕文化发展进程及其在特定区域内对人类移民的影响，然后运用概率测试法对建立于上述证据的语言谱系树进行了评定。他们在诸多方面都有着显著的重要性在于对汉藏语起源这一关键性问题做出了更牢靠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其他研究者可更为深入地探讨汉藏语系语言的历史关系。同时，该研究还帮助建立了语言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比如考古学和历史学等（La Polla 2019年）[16]。
展望未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趋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跨学科合作，进行计量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学等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汉藏语系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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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La Polla,Randy J.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J].Nature,201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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