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

发布时间:2022-06-15 13:47:19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郑敏芳等 | 责任编辑:

 【内容摘要】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藏文史籍;藏文法典;学术价值;翻译

【作者简介】郑敏芳(1978—),女,陕西白水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盛俊军(1994—),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族典籍翻译研究;周润年(1954—),河北张家口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历史文献研究。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2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藏族文化典籍译者研究(1959-2019)”(项目编号:20YJAZH139)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22)01-0141-08

周润年教授简介

周润年,男,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书记兼副院长,兼任台湾政治大学、世界新闻大学和法光研究所以及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讲授《藏族历史》《藏族文化概论》《古代藏文文献》等10余门课程;撰写和参与编撰《中国藏族寺院教育》《藏族历史文化丛书》等专著20余部;翻译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及佛经等20余部;主编、撰写有《藏族大辞典》等辞书10余部;撰写有《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等论文160余篇。周润年教授在藏学教学和科研领域成果丰硕,为中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做出了贡献。其业绩被载入《中国100所高等学校中青年社科教授概览》《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高等院校教授大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世界优秀华人教育专家名典》《世界人物辞海》《中国当代创业英才》《中国专家大辞典》以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家委员会编辑的《辉煌成就世纪曙光》大辞典等书籍。

郑敏芳、盛俊军(以下简称郑、盛):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拜读过您的多部藏文典籍汉译本,对您如何走上藏学研究之路充满了好奇,您能否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周润年老师(以下简称周):我与藏学有着不解之缘。这个渊源要从我的出生地说起。我出生在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南陲,即大马群山一线北侧(古称天闲当牧之场)的康保县哈哔嘎乡义合堂村。我们乡大部分的地名都来自蒙语,如哈哔嘎(意为勺子)、义合堂(意为大草滩)、哈拉更台(意为荆棘)、哈少(意为羊卧之营盘)、板申无苏(意为房中之水)、察汗赤老(意为白石)、前脑包(意为前面之“敖包”)等。关于“康保”地名的来历目前也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其源自“康巴诺尔”,蒙语意为双湖,据说以前康保建城之前有两个湖,因此命名“康巴诺尔”,1922年,在“康巴诺尔”北边兴建新城,将此新城的名字取“康巴诺尔”的前半部分,即称为“康巴城”。1925年,正式建县,改“康巴”为康保县。另一种说法是自元朝忽必烈大汗信仰藏传佛教以来,藏族地区的僧人不断到元大都(北京)、元中都(河北省张北县)、元上都(内蒙古的蓝旗)等地建寺传教,康保离元中都的距离只有数十公里,因此两地的人们来往十分频繁。传说当时一位来自藏族三大聚居区域之一的“康区”(地域包括现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的昌都,四川的甘孜州等地区)的僧人从元中都到此地建立寺院、举办法会、弘扬藏传佛教,此地的人们尊称他为“康巴诺尔”,藏语“康巴”意为康区的人,“诺尔”意为宝贝或上师,故“康巴诺尔”藏语意为康区的上师,因其具有诸多的幻术和法力,影响力也颇大,此后逐渐就将其尊称“康巴诺尔”作为此地的地名了。因为出生地与藏族文化的这种连结,我高中毕业在哈哔嘎中学任教2年后,就去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专业学习藏文,毕业留校后就开始从事藏文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郑、盛:藏文典籍非常丰富,您为什么会选择《红史》《萨迦世系史》《西藏古代法典》《贤者喜宴》来翻译?

周:我翻译这些作品,要分不同的时期来讲。第一个时期是《红史》和《萨迦世系史》的翻译。这两部作品翻译得比较早,那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之时,翻译这两部作品是出于工作的需要。1980年,胡耀邦同志去西藏视察,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批示。他在视察的时候发现了藏学的重要性,了解到必须要研究西藏的历史以及现实,于是他回来后,就给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打电话,说是在中央民族学院必须要成立藏族研究所,即现在的藏学研究所。顺便插一句,当时陪同胡耀邦同志到西藏视察工作,担任翻译的是我们学校的王尧老师。在与胡耀邦同志交谈的过程中,他们谈到了西藏,一方面是胡耀邦同志自身了解西藏的情况,另一方面王尧先生也不断给他讲述西藏历史、西藏的语言、西藏文化的重要性,所以说藏族研究所的成立也与王尧先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成立了藏族研究所之后,我就从原来的民族语言文学系,调到了藏族研究所工作。我到藏族研究所就开始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统战部的课题研究工作,而研究工作必须要了解挖掘一些史料,尤其是有关藏族历史的资料。虽然我们在本科、研究生学习的时候也学习过一些有关藏族历史的课程,但毕竟只是一些基础知识,要想达到研究藏族历史的目的,不挖掘一些新的资料远远不够。王尧老师告诉我说,要想很好地挖掘藏族的历史,必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在他的启发下我就开始与陈庆英等人翻译《红史》《萨迦世系史》。《红史》翻译出来后,发现《红史》里边有很多新的资料,如,宋朝末代皇帝赵显就在《红史》里边有记载,这个资料填补了宋史相关资料的不足;而《萨迦世系史》里面,则详细记载了元代在西藏清查户口、设立驿站以及在西藏驻军和征收税收等史实。所以这两本书的翻译对于我学习、研究藏族历史,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后来我写论文的时候,经常利用这两本著作中的一些资料,因为有了第一手资料,写起来也方便了,有新的内容和观点。

第二个时期就是《西藏古代法典》的翻译。最初是我和我们藏学研究所的郭卫平一起承担国家教育部高教司的《西藏古代法典译注》的课题,后来该课题的成果于1992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中央民族大学设立了一些重大课题,藏族古典法典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学校的重点课题很少,学校请外边的专家,包括教育部的专家都参加这个课题的评审,结果我们这个课题中标了。中标后我就开始着手翻译。我本人可以说对法律是一片空白,没有专门研究过法律,因此做这个课题也有一定的难度,翻译中有些专业词汇、法律条款等都不懂,但要翻译这些作品,也只能想办法克服困难。当时我一面请教藏语言方面的专家,一面请教我们学院法学院的藏族法学教授,最终把西藏古代19部法典翻译出来,并做了一些注释、研究,201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第三个时期就是《贤者喜宴》的翻译。选择这部作品来翻译是受我的良师益友黄颢先生之托。黄颢先生藏学研究颇有造诣,在我国藏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他撰写、编著和翻译了不少著作。黄颢先生晚年身患绝症,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在病床上再三向我讲述《贤者喜宴》的重要性,叮嘱我一定要把他翻译完,并当场将他翻译完的沉甸甸的6本手稿交给我。当时黄颢先生已经节译了《贤者喜宴——吐蕃史》,并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分期刊载。受黄颢先生之托,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不管困难多大,我一定不负先生重托,一定完成《贤者喜宴——吐蕃史》的翻译工作。2010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贤者喜宴——吐蕃史》,此书的出版得到中央民族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达力扎布教授的大力支持。此后,我自己又翻译了《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并于2017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盛:您翻译了很多藏族史籍,能否谈谈翻译、研究藏族史籍的意义?您认为藏文史籍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灵活处理的地方?

周:藏文史籍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分为11类:编年史、史册、教法史、王统记、世系史、传记、地理志、寺庙志、年表、名人录、全集。

藏文史籍的价值和作用非常大,它既能为藏族历史的研究提供最丰富的资料,使对藏族历史的研究既能建立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也能为整个中国的历史以及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的历史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许多新的资料。藏文史籍翻译、研究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研究西藏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比如,《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里记载有西藏门隅地区门巴族的历史。从记载的内容看,元明时期门隅地区有东门隅和西门隅之分,而且都由门隅王统治,当时由历任噶玛巴活佛担任门隅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历史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都属于中国。

第二,藏文史籍对于研究整个中国历史有重要意义。关于现在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涉藏地区的历史、文化等,藏文史籍中对其也有许多记载,因此藏文史籍对于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弥足珍贵。此外,藏文史籍也填补了汉文史籍记载的不足,如记载了宋代对藏族政权的统治、南宋皇帝赵显的后半生、元代宰相桑哥的族属问题等。

第三,藏文史籍对于汉藏关系史、中原王朝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藏文史籍对于汉藏关系史、蒙藏关系史、满藏关系史研究的价值也值得重视。如《历辈达赖喇嘛传》《历辈班禅传》等,其中《六世班禅传》对于研究清期的治藏政策,特别是对于研究乾隆皇帝在治理西藏方面的措施有着重大的意义。再如《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记载了从元一直到明朝的历史,即第一世噶玛巴到第八世噶玛巴的历史。再如明朝的三大法王等。其中有些资料汉文史料中是没有的,如关于明代刘允到西藏的史实。还有记载西夏王执政时,西藏曾派遣著名的大师藏索瓦到西夏,担任西夏王之上师,西夏也不断向西藏的寺院提供布施。元明之际西藏与西夏仍有密切交往,该卷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噶举教派的活佛在西夏建寺传法、广收门徒的史实。通过这些资料,再结合黑水城出土的藏传佛教文献、文物及现存的相关西夏佛教史料,对于研究藏族与西夏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藏文史籍对于研究藏族历史人物有着重要的意义。藏文史籍中对一些历史人物也有记载,如第三世章嘉活佛、第巴·桑杰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等。比如在写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这样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是西藏历史上亲政时间最长(1898—1933)的达赖喇嘛。他的新政整顿吏治、完善地方行政制度、引进技术、试种茶树、启发民智、兴办教育、成立贵族学校、刻印书籍、修补医典版本等。这些记载对研究藏族历史人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藏文史籍对于研究印度、不丹、尼泊尔等邻近国家历史有重要意义。如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成书于1608年,主要叙述印度和邻近地区佛教晚期历史,书中对后期大乘派的历史、教派的分立、著名人物生平等都有记载。它的资料来源于从西路进藏的印度人的口述,具有重要价值;《拉达克王统记》详细介绍了拉达克的族源、历史、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噶玛巴传》记载了与尼泊尔、不丹(vbrugyul,也称为布鲁克)、锡金(vbras-yul,也称为哲孟雄)的关系。这些史料对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说到灵活处理,史籍翻译中可以变动的主要是一些历史事件。如一些藏族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由于每部书籍记载的不同,所以人物的生卒年代有时会出现错误。此外由于教派的不同,有时对于历史事件也有不真实的记载。这些内容在翻译时就需要灵活处理。另外内容上价值不大或与主题关系不紧密的章节可以说明或者暂时无需翻译。比如著名的《贤者喜宴》中还有印度的宗教和历史,甚至包括中原的历史、于阗的历史、蒙古的历史、西夏的历史,甚至包括藏族的大五明小五明,我就暂时没有翻译。其余部分我翻译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不会删减原文,藏文原文本怎么写的,我就尊重原文全部把它翻译出来。比如在翻译《贤者喜宴——吐蕃史》和《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时,我一个字不差地翻译了,不能说难译的就把它丢掉,必须要尊重原文进行翻译。

郑、盛:我们关注到您也翻译了大量的西藏古代法典,它们的内容是什么?翻译和研究它们又具有什么意义?

周:关于西藏古代法典的内容,据初步统计,从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到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前,西藏统治者、藏族各部落的头领及寺院制订有数百部法律和法规典籍。《松赞干布时期颁行“十善之法”》《松赞干布时期颁行“法律二十条”》《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六类大法”》《纯正世俗大法十六条》《芒松芒赞时期制定的“吐蕃三律”》《赤松德赞颁布的“兴佛诏书”》《吐蕃供养僧人及“三户养僧”的法规》《吐蕃牧业措施及“没卢氏小法”》《桂·赤桑雅拉制订的法律》《吐蕃的“三喜法”》;元朝时期制定的《元成宗完泽笃赐给乌思藏僧人的“优礼僧诏书”》《大司徒·绛曲坚赞制定的“十五条法律条目”》《苍龙喧燃法典十五条》;明朝时期制定的《藏巴第悉噶玛丹迥旺布时期制定的六法典》《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制定的法律》;清朝时期制定的《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制定十三法典》《关于西藏事务纲领十三条(“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关于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止贡菩提寺的法律条文》等藏族法典。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产物。原始社会时期,调整社会关系靠的是习惯、道德、宗教信仰等基础规范,还有部落首领的威信等。私有观念还没有产生,部落内部的社会矛盾还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以上规范就足够了。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原有的和谐,剩余产品和私有观念驱使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的劳动成果,于是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对立。一千多年以来,历代藏族统治者利用法律这一武器有效地维护了藏族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因此,翻译和研究历代藏族法典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我们认识历代藏族政权和藏族社会,它的一些社会现象以及本质等。历代藏族法典作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时期西藏社会的形态。通过对历代藏文法律典籍的整理、译注、研究,对于研究当时藏族社会、宗教、文化和历史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提供了新的资料。

第二,可以为藏族社会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历代藏族法典充分反映了历代统治阶级的观点,同时亦反映了当时藏族社会的概貌、价值观念、人伦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因而通过翻译对其进一步研究,可以使我们认识历代藏族政权和藏族社会,认识它的一些社会现象以及本质等。

第三,通过研究历代藏文法律典籍的特点以及剖析旧西藏社会的真实法定权利,使世人了解旧西藏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人权状况,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四,译注、研究这些法典,对当今制定涉藏地区的一些法律条款,甚至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我觉得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最后,对民俗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法典里边有许多民俗的具体体现,比如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这些都对民风民俗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郑、盛:我们比较熟悉的《格萨尔》《仓央嘉措诗歌》等文学作品,它们的藏文本有好多个版本,选择哪个作为翻译的源文本是这类典籍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您在翻译藏文典籍作品的时候,选择了哪个藏文本作为您的源文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另外法典的翻译和史学、文学翻译有哪些不同?

周:我翻译的这些著作和文学作品还不太一样,它们没有很多个版本。而选择翻译对象的标准是:选有代表性、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以《西藏古代法典》为例,起初我收集了好多法典,每部法典都仔细研读,后来从中选了19部。选择的标准是:挑选内容最全面、具有特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政府、不同地区的法典。也就是说,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来翻译,每一部都代表一个不同的方面。所以你看到最后我挑选翻译的这些法典,有从止贡寺院选出的几部,还有从吐蕃时期一直到元代、明代、清代甚至民国的29条章程等,这些法典后来我都重新翻译了。

另外你说《格萨尔》《仓央嘉措诗歌》等,原文本比较多,但我翻译的这些,尤其是法典,只有一个版本,没有多余的版本,只是它刻印的地点不一样,刻印的地方有的是寺院、有的是在布达拉宫、还有扎什伦布寺雕刻印刷的。一般史学著作虽然雕刻、印刷的地方不一样,但是内容没有多大变化。所以,法典翻译在原文本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困难。

而法典的翻译与其它门类作品翻译的区别主要在于要有专业知识及历史知识。首先法律有专门的法学术语,要熟悉这些专门词汇才能做翻译。另外根据我的翻译经验,必须要有较好的历史知识储备,即懂得历史事件。比如有一个词汇称为“止贡林洛”,这四个字其实记叙了一个历史事件,它讲述的是止贡噶举派和萨迦教派在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战争,“林”是“寺院”的意思,“林洛”是“寺院之变”的意思,如果只从字面意思看的话,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有了历史知识的储备后,你就明白这四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所以类似这样的翻译就要求译者必须有历史知识,并且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非常熟悉,这样才能做好这类文本的翻译。因为只有熟悉了历史,才能发现这里面有大量的内容可挖,对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可能一眼就带过去了。

郑:您的译作中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比如《藏族古代法典译释》中的“五大如”“三尚论”等,您是如何确定它们的汉语表述的?另外,您在这部著作的《后记》里写道“原文(即原文本——笔者注)文句深奥,错误亦较多”,您是通过什么途径考证出原文的错误的?

周:关于词汇的确定,我主要通过三种途径。首先,我会查阅一些专业性词典,例如《汉藏大辞典》,它里面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其次,我也会查阅一些公开出版的书籍和论文的资料,参考这些资料里的内容表述;第三,我会参考敦煌文献里的一些研究内容表述。总而言之,如玄奘说的“顺古故”,只要以前有约定俗成且广为流传的说法的,我就沿用这些说法,实在找不到有固有说法和参考内容的,我再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话语表述。

至于纠正原文本中的错误,主要采用了以下手段。因为藏文的字体,特别讲究正字法,有些字虽然发音一样,但是如果基字母的前加字和后加字、再后加字不同,它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根据我多年翻译的经验,基本上看一眼这个字就能判断出它是否为错别字;有时个别字觉得稍有问题,我再查一查词典,以便确定。而且因为翻译当中我要查阅不同版本,像《红史》《萨迦世系史》《西藏古代法典》《贤者喜宴》,它们都有不同版本,甚至还要查看原版藏文长条书。因此我翻译前必须要对比拟翻译的这个版本即原文本和它的一些平行文本,原文本可能是正式出版的,也可能是抄本、刻本等,平行文本也是如此。尤其是发现有疑问的地方,要反复查看,要将拟翻译的这个版本和已经正式出版的版本校对,因为正式出版的版本相对较严谨一些。原文本有时候会有刻错抄错或印错的地方,比如打字员一不留意打错,有时候也像咱们写错别字一样有录错的。因为我老看这些东西,看得多了,看一眼就知道这个字是对是错。当我确定某个字错了,我再跟母本、即最权威的原版藏文长条书或刻本等(以下提到的“母本”均与此同)对照,如果对照后发现拟翻译版本即原文本和母本一样,那就不做变动;如果发现拟翻译文本和母本不一致,那肯定就是出版或其他环节出错了,我就要进行更改。此外,也可能出现母本本来就刻错了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要通过查词典来修正,或者请教藏汉学者,通过他们来确定,比如在翻译法典的时候,我就曾经请教过当时一些著名的藏学家或藏族学者,如东嘎·洛桑赤列先生、王尧先生、胡坦先生、罗桑旦增先生等。

郑、盛:请问包括《西藏古代法典》在内的涉藏文献翻译,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另外,我们关注到王沂暖、郭和卿、王尧、龙仁青、张澄基、向红笳、斋林·旺多、萧金松、万玛才旦、李正栓等译者,请问还有哪些涉藏文献及其译者需要关注?

周:我认为涉藏文献翻译大致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注意部分词语翻译。词语翻译中要和国家颁发的有关规定保持高度一致。比如,现在我们提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那么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要多突出“一体”,翻译“多元”最后一定要归结到“一体”上。其次,需要注意纪年法的翻译。一般翻译时,藏文文献中都有藏历××年,因为藏文文献里有绕迥纪年法。我在文献里看到了三种纪年方式,第一种是释迦牟尼圆寂纪年,藏语叫shvakya-vdas-lo,藏文文献里都是这样写的,即释迦牟尼圆寂了××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生活于公元前542—461年,享年81岁,因此有些藏文文献就根据释迦牟尼的圆寂年份来纪年,如东嘎·洛桑赤列写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是采用的这种纪年法。第二种纪年法就是火空海纪年法。这种纪年法虽然有,但使用不太多,火空海(me-mkhav-rgya-mtsho),即403年。《时轮经》中记载,香巴拉的海胜法登位与伊斯兰教的创立同在624年(伊斯兰教纪年开始),从此时起到胜难法王传法的最后一年即1026年止,中间经过403年,再下一年就是《时轮经》传到西藏,第一个绕迥开始。第三个纪年法就是藏历纪年法,大家都知道,藏历的第一绕迥的第一年是火阴兔年,即1027年,因为藏历纪年是根据五行与十二生肖配合起来,再加上阴阳形成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但藏语里与汉语五行中的“金”对应的是“铁”,写作ལྕགས་,是“铁”的意思,而不是“金”,其他四个与五行里的都是一样的,排列顺序为:1、木 2、木 3、火 4、火 5、土 6、土 7、铁 8、铁 9、水 10、水,加上十二生肖,即子鼠丑牛……一直到亥猪,五行与十二生肖配合起来,一圈刚好60年,再加上阴阳,藏语叫ཕོ་,མོ་,加上阴阳之后,一圈正好是60年,与农历一个甲子的时间刚好一样,但农历是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加上十二生肖形成的,一圈也是60年。所以,我觉得藏历纪年法可能参考了农历纪年法。因此在翻译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文献里的时间到底是根据哪个纪年法写的,避免弄错纪年的时间。

最后,注意藏文拉丁转写的问题。藏文文献中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等都用拉丁文转写来表示,以前的一些文献在排版时没有藏文文字,只能用拉丁文转写表示,我早期翻译的一些藏学著作如《红史》《萨迦世系史》等也用的拉丁文转写,青海人民出版社早期出版的一些作品也采用拉丁文转写。据我所知,国际上通用的转写符号有8种,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都有自己的拉丁文转写系统,它们各不相同,但我使用的是我们国家的转写系统(见表1)。

表1:藏文拉丁文转写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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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藏文文献译者除了你们刚才谈到的那些译者外,还有以下专家学者:陈庆英先生,他翻译了《汉藏史集》;索南才让老师,他翻译了《格鲁派教法史》;西南民族大学赞拉·阿旺教授,他翻译了《朗氏家族史》;洛桑丹增翻译的《汉区佛教源流记》;西藏大学的阿贵,他翻译了《王统日月宝串》,该书分为日种王系和月种王系两部分。日种王系成书于15世纪,主要讲述的是阿里普兰王系,因为有关阿里普兰王系的历史记载是很少见的;另外一部分是月种王系,这个成书较早,大约成书于12世纪,主要讲述的是阿里地区的古格王系,该书对研究西藏史学、文化史和解读吐蕃出土的文献、石碑等具有一些史料价值,因为有关阿里的普兰王系和和古格王系研究很少,这部书已于2020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这些译者翻译的著作都值得关注。

郑、盛:您认为翻译在藏学研究中有何作用?

周:翻译在藏学研究中的作用,那可就多了。翻译对中国历史、西藏历史、汉藏交流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具有史料价值,此外,翻译对宗教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谈翻译对史学的作用,我曾经讲过史料里有许多重要文献的记载,如吐蕃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人物和政治制度等。另外,对于历史人物也有记载,如史料里对六世班禅、八思巴、十三世达赖喇嘛、第巴·桑杰嘉措的生平事迹及业绩等记载,这些记载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价这些历史人物。因为我们不能以现在人们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人物,而是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全面地去看待他们,比如对第巴·桑杰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物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地评价,既要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要评价他们的不足之处。因此,通过翻译出一种语言的史料,可以弥补另一种语言史料的不足。

翻译对宗教以及藏传佛教也有很大的作用。对藏传佛教的教派、教义以及寺院教育,都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例如,我在翻译《贤者喜宴》后发现,噶玛巴红帽系和噶玛巴黑帽系互为师徒才是最早的,并且发现转世制度最早是起源于黑帽系活佛。其次,通过翻译史料,还能发现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宗教人士之间的分封关系,如明代永乐皇帝对宗教人士非常重视,分封了三大法王,即大慈法王、大乘法王、大宝法王,直到现在,与大宝法王相关的珍贵文物还保存在历史博物馆。据记载当年大宝法王给永乐皇帝讲经时,每天天空中出现的飞禽走兽、云彩等都不相同,于是永乐皇帝就命皇宫里的画师将给他讲经时天空中呈现的情景画出来,18天共18幅图,每幅图里呈现的天空面貌各不相同,下面标注有汉、藏、蒙、回鹘等多民族文字的说明,这18幅图现在还一直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类似这样的史籍记载的资料说明,翻译史料对于研究宗教人物、宗教事件以及和中央的分封关系都有非常大的作用。目前,汉文资料已经被研究了多少代多少年,几乎没有多少新内容可以被挖掘了,这时如果没有从藏文或外文资料里翻译出来新内容来为研究提供新的资料,那么藏学研究也就不太会有大的进展。因此,无论是从藏文翻译、还是从外文翻译出新资料,对藏学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总之,藏文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不仅为藏学的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资料以及传承了人类的文明,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郑、盛: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生活愉快,扎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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