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 |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作者简介】罗宏，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

【摘要】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元明时期；藏族；江南；族群流动

元明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互动较之前代逐渐增多，人员往来因之也十分频繁，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以元代藏传佛教的传播为例，江南地区在当时可以说是仅次于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第二重心。明代藏地更有大批僧俗赴江南朝贡与游历，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数量极为可观。目前学界对元明两代青藏高原与江南之间交流方面的讨论，多从宗教文化、汉藏佛教艺术等方面，就元代或者明代的某个具体个案为例进行研究。不同族群、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其主体是人群的流动。元明两代，藏族持续流入江南地区，这一现象不仅涉及宗教，与当时政治和文化环境等亦密切相关。本文拟以人的流动为中心，观察这一时期青藏高原和江南地区间的交往互动，讨论元明两代藏族流入江南的差异，及其对西藏地方、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一、元代藏族向江南的流入

13世纪中期，元朝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大一统，从而开启了藏族向内地流动的又一个高潮。元朝统治者普遍尊崇和信仰藏传佛教，在宗教政策上对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和内地的发展极为支持。《元史》记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为了方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忽必烈时期大力修建从西藏到内地的驿道和站赤系统。藏族人因此得以十分方便地来回于西藏和内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驿路的主要利用者大多为藏传佛教僧人，“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以致“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元代的宗教政策和交通建设，为藏族向内地及江南地区的流入创造了条件。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还得益于元代在当地建立的宗教和地方行政机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释教都总统所是忽必烈最早设置的一个中央级宗教管理机构，时间大约在中统元年（1260），其后地方各路也相应地设立了诸路释教总统所。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蒙古军队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第二年便建立起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该机构曾多次改名，其主要职能和作用是管理南方诸路的佛教事务。至大德三年（1299）被撤罢，该机构一共存在了22年。杭州行宣政院始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驻南京，后迁杭州。这一机构经多次裁撤，但又多次恢复，至元灭亡，前后存续时间约63年。杭州行宣政院的主要职能与江南释教总统所基本一致，主管原南宋统治区的佛教事务，与江南地区各行政机构协调处理地方政务。这些机构对于藏传佛教的扶持和推广，及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代在江南地区活动的藏族人中，达尼钦波桑波贝最具代表性。关于达尼钦波桑波贝（1262—1324），很多藏文史籍对其生平事迹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达尼钦波桑波贝出身萨迦昆氏家族，据《红史》记载为“意希迥乃大师与觉卧仁吉所生”。其父意希迥乃为帝师八思巴的异母弟，但因其母出身侍女，所以桑波贝自幼在萨迦内外多受排挤。《萨迦世系史》记载，达尼钦波桑波贝21岁时，“应大臣阿布之邀请前往朝廷。因此有人向朝廷控告他违反追荐八思巴之规矩，皇帝下令予以追查。达尼钦波遂被流放到蛮子地方”。这里的蛮子地方，即指原来南宋统治的地区。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对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的原因解释为：“当八思巴大师示寂后，恰那当权，以答麻八喇乃己出，强立其子继承大寺法位。并谗于元帝，诬达尼钦布桑布白非萨迦血裔。因之，皇帝降旨，将达钦流放一海中小岛，距京约二十水程。”

《萨迦世系史》对达尼钦波流放之后的去向和活动作了记载：

先是被流放到离京城海路二十多程站的一座大城苏州，后来又有圣旨将他流放到再离七程站的一座大城杭州，此后他又到离杭州十程站的普陀山修习瑜伽行。他还曾娶有一汉女，生有一子。主要由一名名叫本钦贡噶沃色的康巴人担任近侍来服事他。

这一记载明确说明了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之后曾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及普陀山修行的经历。而他与汉人女子结婚生子的史实，也得到许多藏文史籍的相互印证。在此期间，因为担心被朝廷再次流放，达尼钦波桑波贝在修行的同时，还“勤勉向度母祝祷”。

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江南地区15年。至1287年萨迦法主答耳麻八剌剌吉塔去世，“萨迦昆氏的清净家族和事业无人继承”，“喇钦扎巴沃色和丹巴则波等人告诉皇帝说：‘达尼钦波也是上师八思巴的侄子。’皇帝听后改变了心意，下令说：‘如是这样的话，请派人将他从蛮子地方找回来。’”1298年，达尼钦波桑波贝奉旨回到萨迦，继承萨迦法主宝座。

与达尼钦波桑波贝被流放江南的经历类似，据《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萨迦派上师衮墨及衮噶哲“兄弟俩投奔本钦衮噶桑波，与八思巴不和，故忽必烈下令逐之。兄死于蛮子之地”。《汉藏史集》的记载与之类似：“喇嘛贡曼和他的弟弟贡噶则后来站在本钦贡噶桑布的一边，与上师八思巴的意见不合，因而由薛禅皇帝下诏把他们流放，哥哥贡曼死在江南蛮子地方。”

元代另外一位在江南地区较为著名的人物即是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总摄加瓦巴。《元史》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忽必烈“诏以僧亢吉祥、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税，禁扰寺宇者”。上述三人中，无论是正史文献还是元明时期士人的笔记，对河西人杨琏真迦的记载最为详细，而对其他人的叙述则不多。据相关学者研究，目前可以确认担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长官的有6位，其中仅加瓦巴为藏族。其自至元十四年二月，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担任总摄，任职时间与杨琏真迦几乎同时，曾与后者共同负责《普宁藏》的刊造和劝缘工作。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以北方为主，形成了以大都和上都为中心的藏传佛教传播主要区域。这一时期，南北之间藏传佛教也交流频繁。《汉藏史集》载：

上师（指八思巴——引者）又派他的亲传弟子弥，持律论师却吉衮布到蛮子地方，一年之中为九百四十七人授戒剃度，由这些弟子又传出无数比丘、僧伽，使得佛教在江南大为兴盛。

由此可见，为了推动和巩固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大元帝师八思巴派遣大量高僧和弟子到江南地区传法，甚至一年就剃度近千人。这些僧人弟子在其后又投入弘法事业，江南藏族僧人的数量由此也得以不断增长。

二、明代藏族向江南的大规模流动

13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和发展，为后世藏族向该地区的持续流入奠定了基础。从人群规模上看，明代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较元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1368年朱元璋以应天为南京，建立明朝。一直到朱棣迁都北京，江南一直是明朝政治的核心地区。明初洪武时期，出于统一天下和稳固统治的考虑，朱元璋对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活动持鼓励态度，多次诏令许允德等赴藏召请僧俗前来南京归附和朝贡，并明确指出：

今朵甘思、乌思藏两卫地方诸院上师，踵如来之大教，备五印之多经，代佛阐扬，化凶顽以从善，启人心以涤愆。朕谓佛为众生若是，今多院诸师亦为佛若是，而为暗理王纲，与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诸上师者，就本处都指挥司如律施行，毋怠。

朱元璋的态度和举措，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由此开启了新一轮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的高潮。按《明实录》记载，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一十三人来朝，进马及方物”。洪武七年（1374）十二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尔等遣使来朝，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朝廷皆广行封赏。

这一时期，更有乌思藏等地藏族僧人远赴江南，游历驻锡。如洪武七年乌思藏僧人“善世禅僧板的达”者，“东达沧海而礼补陀，旋锡钱塘而禅天目，西游庐山，……复来京师，驻锡钟山之阳，日禅岩穴”。另据《鸡鸣寺施食台记》记载：“人祖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惺吉坚藏等七僧，诣城阙，结坛场于寺之东南隅，诸僧登坛运心作法，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用黄金以饰之，越数年，坚藏等乞还，圣旨可其奏，留二僧守，奉香火。”

永乐时期，明成祖在继承洪武朝对藏传佛教首领笼络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藏族人在江南地区的政教活动频繁，噶举派得银协巴、萨迦派昆泽思巴、格鲁派释迦也失等皆亲赴南京晋谒永乐皇帝。

得银协巴，《明史》称哈立麻。永乐元年（1403），朱棣即位之初，便遣使“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永乐四年（1406），得银协巴时年23岁，应诏赴南京晋谒，“居灵谷寺”。十二月“入见上于奉天殿”。其后明成祖又“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永乐五年（1407）：

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为高帝、高后荐福。……帝益大喜，廷臣表贺，学士胡广等咸献《圣孝瑞应歌》诗。乃封哈立麻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祐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给印诰制如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顶大国师，再宴奉天殿。

从永乐四年抵达南京，至永乐五年为已故的朱元璋等举行荐福仪式，由此可见得银协巴曾在南京长期停留。

得银协巴之后，永乐十年（1412），明成祖听闻萨迦派“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之。其僧先遣人贡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见，……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明年辞归，赐加于前，命中官护行”。与大宝法王类似，大乘法王在南京期间亦有诸多弘法活动。

15世纪初格鲁派兴起，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声名远播。明成祖遂遣使迎请宗喀巴大师，宗喀巴遣其弟子释迦也失代师入朝觐见。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二年（1414）入朝，次年受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杖、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

朝贡期间，得银协巴、昆泽思巴、释迦也失在南京及江南一带游历，弘扬道法，设斋供众。三人从内地返回西藏之后，亦多次遣使按期赴京朝贡，继续保持和朝廷的密切联系和互动。

洪武、永乐年间，除了来南京归附和朝贡的藏传佛教僧俗首领外，朝廷内部还有许多藏族任职，如永乐五年朝廷于翰林院下设四译馆，其中就有许多藏族通事。在其他部门，亦有藏族参与朝廷事务，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太监侯显、僧人班丹扎释等。据吴均先生等人的考证，侯显为洮州藏族。侯显通藏、汉语，又因其族属和身份，在永乐年间迎请得银协巴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明史》记载：

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显以奉使劳，擢太监。

此外，侯显还曾多次代表朝廷赴乌思藏及尼泊尔等地。如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初十日朝廷赐大宝法王哈立麻的诏书记载：“今特遣内官侯显等致所铸黄金佛像于如来（指大宝法王——引者）。”与之同时，侯显此行的另一重要任务则如《明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条所记：“遣太监侯显赍敕赐尼八剌国王沙的新葛、地涌塔王可般锦绮。”

班丹扎释原为岷州大崇寺僧人，明成祖时被“征之赴阙，馆留京寺”。永乐三年（1405），“为了迎接哈立麻得银协巴，派往多麦扎沃泽岗的途中，被任命为哈立麻的翻译”。永乐十一年，因乌思藏地区“传说王扎坚巴因没有遵从皇上的旨意，将派兵征讨”，班丹扎释又“奉圣旨前赴卫地”，以平息谣言，稳定乌思藏政局。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以顺天府为京师，正式迁都。迁都之后，朝廷对藏族来朝态度上变得更为开放。宣德、正统以后，明朝在政策层面对僧人自在游方不设限制，从而大大拓展了藏族地方僧人在内地的活动空间，亦有利于藏族僧人向江南地区的自由流动。

三、元明时期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的差异

综观元明两代藏族向江南的流动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一些差异：

第一，从向江南地区流动的藏族人数规模来看，明代较之元代人数更多。元代朝廷的统治重心在北方，当时藏族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大都、五台山、上都等地。江南虽为当时藏传佛教传播的第二重心，但仅就元代一朝而言，实际并不如明代江南地区的情况。而即使是在江南，元代藏族人在该地的藏传佛教信徒中，也并不居于主导地位，相反，许多河西籍的西夏僧人和蒙古人在江南藏传佛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杭州行宣政院历任院使出身皆为蒙古人或色目人。在江南诸路释教总统所总摄或总统中，总摄杨琏真迦和沙罗巴两人均为河西人。历任长官共计6人，也仅加瓦巴一人是藏族。在江南一些地方机构的人员构成中，河西籍僧人也占据着主导地位，松江府僧录管主巴为西夏人。

元代藏传佛教在江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明代已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明朝早期定都南京，藏族人赴内地晋谒、朝贡，南京自然成为其主要的目的地。因此，这一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涌入了大批前来归附和朝贡的藏族地方僧人。除僧人外，这个时期前来江南的藏族地方各个地方首领也多了，尤其以朵思麻和朵甘思的土司和首领最为突出。这一点从明朝前期洪武、永乐年间来朝的人数统计中可以明显感知。另外，朝廷对朝贡的藏族地方僧俗的赏赐丰厚，也进一步刺激了来江南的藏族的人数和规模。

第二，从赴江南地区藏族僧人的教派来看，元代以萨迦派为主，其他教派的僧人相对较少。而明代流入江南地区的僧人中，除萨迦派外，噶举、格鲁等派均占有一定比重。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密切相关。元朝统治者独尊萨迦，因此萨迦派一家独大，不仅是江南，赴内地其他地方的僧人也多是萨迦派。元代后期至明代，萨迦派逐渐势微，而与此同时，噶举各个支系势力崛起、格鲁等派力量也不断增强。可以说，明代以后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力量对比较之元代更为均衡，明朝因之也对各个教派采取了多封众建的策略，这表现在赴江南的藏族僧人中，就是各个教派的僧人数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均势。

第三，从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的主动性来看，元代亦远远不如明代。从史料记载中来看，元代除去朝廷派驻到江南弘法的一些藏族僧人外，许多僧人都是以“流放”的形式到江南地区的，比较典型的如前述达尼钦波桑波贝，以及萨迦派西院的衮墨和衮噶哲两位上师。根据宿白先生的研究，当时的杭州等地多作为元朝萨迦派僧人的主要流放地。元代统治者惩处藏族僧人采取的这一做法，似乎是一种惯例。类似的案例还有胆巴国师。《元史》记载：“八思巴时，又有国师胆巴者，一名功嘉葛剌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之。……至元末，以不容于时相桑哥，力请西归。既复召还，谪之潮州。”

相对而言，明朝统治者对藏族僧人多采取一种主动邀请的策略。洪武和永乐时期，多次遣使厚礼持诏前往藏族地方迎请地方僧俗。绝大部分藏族地方高僧大德和地方首领也都应邀前往，并且此后一直保持与明朝之间的政教往来和联系，赴江南等地的主动性明显强于元代。

第四，从藏族人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来看，元代藏族人在江南主要是从事布道传法一类的宗教活动，明代则是参与朝廷和江南地方事务较多，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以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为例，二者不仅多次受命赴藏族地方召请地方僧俗来朝，而且侯显还代表明朝出使尼泊尔等地，参与朝廷诸多外交事务。在内部事务方面，明朝所设的四译馆中，许多藏族从事对藏诏书等公文的翻译工作，协助朝廷处理涉藏事宜。这一点也反映出藏族人在明朝内外事务中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

第五，从藏族向江南地区流动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来看，元明两朝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江南是宋代以来汉文化的中心区域，儒、道思想根基深厚。元朝军队在攻陷临安、控制江南地区以后曾尝试独尊佛教，《至元辨伪录》中记载了一段宪宗对佛教诸师的话：

帝对诸师曰：我国家依着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揭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指道士——引者）言道门最高，秀才（指儒生——引者）言儒门第一，迭宵人（指基督徒——引者）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指伊斯兰教——引者）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观其本，各自夸炫。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

因此，蒙古统治者“试图将自身崇奉的藏传佛教引入江南，以此建构江南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消弭江南民众的反抗意志”，从而出现了杨琏真迦改道观为佛寺，夺占书院、学舍，甚至盗掘宋皇室陵寝和大臣冢墓等类似过激之举，造成了灾难性的政治和文化后果。因此，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遭到当时士人的诸多非议，藏族僧人的形象亦受到严重损害。这种创伤直到元朝统治后期才稍得弥合。

再看明代，江南作为明朝前期统治的核心区域，与政教相关的各项事务一直受到朝廷的重视。明代的国家治理以儒家理学作为意识形态，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并且着眼于国家利益，对元朝江南地区的文化和宗教策略做了明显的修正。虽然也有武宗过分崇奉藏传佛教、世宗极度迷恋道教等情况，但整体而言，明朝统治者对各类宗教和信仰因素大都保持着一种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对待藏传佛教的相关问题上，明朝统治者采取尊崇而不放任的策略，加强对藏传佛教及僧人的限制和管理。这一做法也使得道教、汉传和藏传佛教以及各类民间信仰都能在江南地区和谐发展。

四、藏族流入江南地区之影响

元明两代藏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无论是对藏族聚居地区本身，还是对江南地区，抑或是对当时的整个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藏族在江南的活动对藏族社会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石硕已经注意到历史上各个时期藏族向内地的流动对西藏社会内部发展所起到的积极意义。藏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也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藏族赴南京等地朝贡受到朝廷大量的封赏，回程沿途通常会采办大量的物资，甚至有人“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以此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这些封赏的财富和大量物资不断流入藏族社会，为藏族社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藏族社会通过与包括江南在内的内地社会的联系，增强了自身实力，一定程度上平复了社会矛盾和争端。

与此同时，随着藏族聚居地区僧俗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藏族人对于江南的认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可以从14世纪以来藏文文献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叙事中发现端倪。元代以前成书的藏文史籍甚少述及江南地区，14世纪以后藏文史籍中关于江南地区的历史记载逐渐增多。这类历史叙事主要涉及两个话题：其一，对南宋赵构建都临安的历史记述。如成书于14世纪的《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以及成书于15世纪的《汉藏史集》和《青史》等，都对此事有相应的记载。其二，对藏传佛教各派高僧赴大明皇宫朝圣历史的津津乐道。如《汉藏史集》和《萨迦世系史》对大乘法王进京朝贡记载曰：“汉地的大明皇帝派遣金字使臣大达云和阿努指挥等人专门前来迎请，他去到南京皇宫以及汉地五台山”，“蛇年二月，来到大宫殿南台即南京之地，觐见皇帝大法王，……于马年离开皇宫”。《青史》亦传宗喀巴大师曾“身着斗篷作为毗汝巴的侍从来到了内地皇宫楼屋顶”。《贤者喜宴》关于大宝法王进京朝贡的记载则更为详细，尤其对南京城盛大的欢迎仪式和皇宫的各种设置有详细的文字刻画。上述南宋建都和南京皇宫相关的话题，被14世纪以后的藏族史家广泛提及，反映出藏族人流入江南地区后对江南这一外部世界认识的加深。

其次，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对江南社会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元代藏传佛教传入之初，蒙古统治者过激的文化和宗教举措，曾遭到江南士人的强烈反对。随着藏族人在江南地区一百多年的活动，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丰富了江南的多元文化。这一点在元明时期佛教艺术和工艺美术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比如杭州飞来峰藏传佛教石窟雕像、宝成寺大黑天像、《碛砂藏》大藏经木刻等。在这些元代的艺术作品中，汉藏艺术风格融为一体，是藏文化和汉文化在江南地区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见证。同样，藏传佛教对明代宫廷和江南民间工艺美术也有重要的影响。以瓷器为例，永乐时期的宫廷瓷器流行梵文、藏文、西番莲、八吉祥纹饰；民间瓷器方面八吉祥、十字杵纹饰也十分常见。由此可见，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对江南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多元性和生命力。

最后，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对当时的整个中国亦有一定的影响。一个统一王朝内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群流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你来我往，而是跟国家意志、政治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元明时期藏族人向江南地区的持续流入及相关活动，体现出元明两朝中央对加强国家内部政治、宗教、文化沟通和联系所作出的努力。人群的流动带来了政治、宗教和文化的相互交流，从而推动了国家政治层面的互动交流。

以元代为例，朝廷在流放达尼钦波桑波贝到江南的同时，对南宋皇帝赵㬎也有类似的做法，只是将其反向流放到当时西藏地方统治的核心萨迦。史书对于赵㬎在西藏的活动也多有记述。《红史》载：“伯颜丞相攻取南宋地方，将其皇帝送往萨迦寺，出家称合尊大师。”达尼钦波和赵㬎二人的经历似乎成为元朝从国家层面沟通江南与西藏地方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明朝在尊重藏传佛教和江南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政治上大力召请藏族僧俗赴南京晋谒、朝贡。藏族人积极响应，并且从中受益颇多。二者的互动实现了中央和地方、江南与青藏高原地方之间良好的双向关系，对13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关系的演变和统一王朝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以区域而论，江南地处东部，是宋代以后汉文化的一个中心，而西部的青藏高原则是藏传佛教信仰浓厚的地区。历史上，青藏高原的居民很早就曾远涉内地南方地区，《册府元龟》记载：“宪宗元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七十人，诏给递乘，放归其国。”然而，藏族大规模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则是在元明时期。元代因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许多藏族僧人或被派驻，或被流放到江南地区。明代更有大批藏族僧人、地方首领主动远赴江南地区朝贡、传法、游历，在中央与地方、江南与青藏高原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政治和宗教联系。

元明时期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虽然在人群规模、宗教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和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来看，中央王朝在其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元明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人群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为藏族持续不断地流入江南地区创造了积极的客观条件。元朝统治者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并将其引入到江南地区，又在当地设置了诸多宗教和行政机构，以管理和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明朝前期定都南京，诏请藏族僧俗晋京，对藏族僧俗在江南的活动也持开放态度。元明中央王朝从国家政治文化层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实现了国家内部区域和族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唐人吕温出使吐蕃，曾有诗云：“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吕温的诗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以来朝廷部分士人希望在统一国家框架之下，整合青藏高原与内地，重塑中华的政治和文化理想。在元明两代近四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央王朝主导了青藏高原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持续流动，从而直接拉近了两地在地理空间和文化上的距离，实现了高原与内地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发展，无疑是对上述理念的最好诠释，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具有启示意义。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2期

引文请以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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