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君“西夏藏传佛经译本的语文特征”讲座纪要

发布时间:2022-06-14 08:45:37 | 来源:川大藏学所 | 作者:川大藏学所 | 责任编辑:

2022年5月19日晚7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孙伯君研究员以“西夏藏传佛经译本的语文特征”为题发表了一场线上学术演讲。此次讲座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举办的“珠峰名家论坛”第二十二讲,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主持。

孙伯君研究员的此次讲座主要是基于“党项式”汉语的典型特征和汉传、藏传佛经翻译传统的差异,梳理西夏藏传佛经译本的语文特征,包括对音规律、译音用字、佛名翻译等。同时也比较元代与西夏藏传佛经译本在语文特征方面的共同性,以明确党项遗民于蒙元时期曾继续从事藏文佛典翻译的事实,进而为确定元代藏传佛经译本的传承背景提供帮助。

一、讲座缘起

20世纪,西夏学研究早期,大家往往看到西夏文的文献就会认为是西夏时期翻译或刊行的。但到最近二十几年,学者们对黑水城等地发现的西夏文献进行研究后,逐渐发现西夏文文献中有很多是西夏后裔在元代编纂、翻译而成的。元刊《碛砂藏》本践字函《大宗地玄文本论》的相关记载、敦煌北区发现的元刊《河西藏》本《大智度论》卷尾“施经戳记”、元代杭州飞来峰入口第33龛观音菩萨造像石外侧的六字真言等,均说明元代西夏后裔曾对藏传佛教向中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夏灭亡后,仍有一批西夏遗僧继续把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并且编入当时刊行的《河西藏》《普宁藏》《碛砂藏》中。那么,在卷帙浩繁的佛经译本中,如何甄别哪些是西夏时期的经师翻译的?哪些是西夏后裔在元代翻译的?如何在元代翻译的藏传佛经中建立西夏和元代西夏后裔之间的文本关系?

二、“党项式”汉语的典型特征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1227年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大部分还留居于河西走廊。当时的敦煌居民多信仰佛教,并说党项语。关于党项语,劳费尔(B. Laufer)在1916年发表的《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一文中认为其属于藏缅语中的西-么-倮语支。孙宏开先生于1983年在《民族学报》上发表的《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对劳费尔的观点进行修正,认为西夏语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这一结论得到西夏学界的普遍支持。

(一)西夏语声母的典型特征包括:

1.党项语中没有f-(非、敷、奉)声母,往往用x-(晓母)合口字代替;

2.中古全浊声母b、d、g变为送气清音。

3.中古明、泥、疑等鼻音声母字,读作mb-、nd-、ŋg-。

4.影母字“遏”“谒”“乙”等读如g-。

(二)西夏文献中使用的特殊字例:

1.“嘿”字读作na;

2.汉语影母字“遏”读若ga;

3.“口能”字读作-d/da;

4.“切身”字“丁六”读作nu/du;

5.“擦擦”tsha-tsha译作“截截”。

三、汉传和藏传佛经翻译传统在语音和词汇方面的差异

(一)对音规则

汉传与藏传佛经翻译传统在语音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梵文卷舌音的翻译上。

1.唐宋时期中原的梵-汉对音规则:

梵文卷舌音ṭa、ṭha、ḍa、ḍha、ṇa,用汉语知澈澄娘(日)母字对音。

2.吐蕃时期梵-藏对音规则:

梵文卷舌音ṭa、ṭha、ḍa、ḍha、ṇa,用藏文ta、tha、da、dha、na来转写。

(二)翻译原则的差异

1.汉传佛经翻译传统:对梵文专名,唐宋时期中原佛经大多奉行“五不翻”原则。法云编《翻译名义集》解释曰:“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净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

2.藏传佛经翻译传统:吐蕃时期赞普赤德松赞(798-815)曾为编写《翻译名义大集》,统一了佛教术语的藏文译名,于9世纪初制定了专门的译写规则,这个规则载于《声明要领二卷》(或译作“《语合》二章”):

①关于音译规则,《声明要领二卷》规定:“一个梵音与多种藏文词语相对应的,应根据上下文创立最适当的词语”。

②译音合译规则,《声明要领二卷》规定:“翻译地方、动物、花卉、草木等名称,对那些译出来可能使人误解,或者语句不顺,以及实际上是否准确尚无把握的,可以在所译名称前面冠上‘地方’或‘花’等(类名),表明是那一类事物的名称,而保留梵文的原样”。

③对佛经标题,藏文除了意译,还有梵音转写。

藏传佛经的音译原则在“含多义故”“顺古故”“生善故”诸方面与汉译佛经有很大差异。

西夏时期译自汉文的佛经遵循唐宋时期中原的译经传统,译自藏文的佛经遵循吐蕃传承下来的译经传统,举例如下:

梵文佛名的汉文、藏文、西夏文翻译比较表:

四、元代与西夏藏传佛经译本语文特征的比较基础

孙伯君研究员以元释智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和元代真智译《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为例,从藏传佛经译本的语文特征的角度,对如何判断元代翻译的佛经与西夏的关系进行了说明。

1.梵文卷舌音ṭ-类与舌头音t-类所用对音汉字相同;

2.用有鼻音韵尾-ŋ的梗摄字与梵文元音i/e对音;

3.影母字“遏”与梵文ga对音;

4.用切身字“丁六(切身)”与梵文nu/du对音;

5.梵文Bhagavān,译作“出有坏”,而非“薄伽梵”;梵文Bodhisattva,译作“菩提勇识”,而非“菩提萨埵”等等;

6.仿照藏文佛经对梵文题名加以音译。

根据佛经译本的上述语文特征大致可以判断它们与西夏的关联,或本来是西夏时期翻译的,或者是西夏后裔翻译的。

值得注意的是,沙啰巴虽然是西夏后裔,但是他自幼便到中原,因此其翻译的《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较符合北方话的特征,而不太具备河西方音的特征。

另外,《大乘要道密集》是不同时期汇集而成的,也可以通过分析各个文本所使用的对音汉字的语音特征,区分哪些是西夏时期的,哪些是元代西夏后裔翻译的,哪些译者与西夏没有关系。如《五方佛真言》的对音用字绝大部分都符合汉语北方话的特征,与西夏时期翻译的《密咒圆因往生集》不同。

此外,还有一些用字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些文本与西夏的关系:

1.西夏对译汉语或梵语的“此方无”音节,创立了“大字加小字”的对音体例,这个对音原则在元代得以沿用,元代刊行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居庸关六体石刻的梵夏对音,以及东壁题记中人名、职衔的翻译均沿袭了这一规则。

2.少数民族一般避讳用“番”这个字,但是西夏人却自称为“番”,若汉文佛经译本自称“番”,也可能是西夏后裔所译。如《洪武南藏》收录的失译《番大悲神咒》,从梵汉对音用字看,它基本符合元代北方话的特征,但有些翻译原则与西夏的藏式译法一致。此应是元代在大都长大的西夏后裔在西夏宝源《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基础上翻译的。

讲座结束后,张长虹研究员进行了点评,孙伯君研究员在大量多语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其深厚的民族文献语言学、音韵学等学术功底,总结了“党项式”汉语的多项特点、汉传和藏传佛教翻译传统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差异、元代与西夏藏传佛经译本的不同特征等,这些规律性的认识非长期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不能获得,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地辨别相关的译本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最后,孙伯君研究员耐心地解答了听众提出的诸多问题。21时整,讲座圆满结束。

(来源:川大藏学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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