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饶尼玛、杨陈冠杰：民国汉文史料中的喜饶嘉措

【摘要】1937年以后，喜饶嘉措离开西藏常驻内地。作为宗教界人士，他风度儒雅、学问高深，深受汉藏民众敬重。喜饶嘉措以文化为载体、以宗教为平台，用实际行动力推民族间交流交往；心系边疆，刚直不阿，建言献策，以拉近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在中华民族危机之时，他不辞辛劳宣传抗战，致力于反侵略反分裂斗争，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民国相关资料充分表明喜饶嘉措的人生轨迹就是爱国爱教。

【关键词】民国佛教；喜饶嘉措；西藏高僧；汉藏文化交流  

【第一作者简介】喜饶尼玛，男，藏族，四川炉霍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藏族历史。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内典精通刚直不阿护国精诚——民国汉文史料中的喜饶嘉措”。本文系2016年度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事迹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QT-035。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B9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21）04-036-010

喜饶嘉措大师在我国近代佛教史上颇具影响。过往学界对喜饶嘉措研究的文章多立足于他对汉藏文化交流交往、对抗日战争时期宣慰边疆维护主权、对新中国建立建设的贡献，或就其个人生平经历、爱国行动进行论述。虽有文章在论述中提及民国时期喜饶嘉措的人际往来、主要事迹，但仅为单一方面描写或略有述及，对民国时期喜饶嘉措事迹评述整体性尚嫌不足。本文以喜饶嘉措主要事迹为切入点，以民国时期军政要员观点、大众媒体报道为史据，利用档案、日记、口述史、报刊等资料，从整体的、全局的视角试图还原民国时期的喜饶嘉措及其影响。民国时期，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一个藏族僧人，何以到内地时间不长，即赢得广泛好评和欢迎，当时的军政高层和社会人士对他有何认识与评价，是值得关注的。

一、“内典精通”力促汉藏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因其渊博的学术造诣而声名流芳边疆、远播内地，在促进汉藏文化沟通、交流方面贡献卓著。

（一）学问渊博，学生涉及西藏高层

关于喜饶嘉措的情况，民国报刊多有报道，其中一条概括精炼：“喜饶氏原籍青海，自幼出家，十余岁时，求学拉卜楞寺，二十八岁入藏，在哲邦寺攻五部内典，民五考取‘格西’（博士之意），得首届拉然巴学位，其文章道德，素为藏人所推崇。”喜饶嘉措对经学阐述，可谓“微言奥论，满座俱为惊服”。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喜饶嘉措也十分赏识，曾说“布达拉宫中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甘珠尔》大藏经印本，我想校勘刻印一部完整的《甘珠尔》大藏经版。现在西藏格西众多，有些格西精通经典，但对于著述不甚精妙；有的对著述虽有才华，但对经典则不精通。看来完成此项巨大工程非你莫属。”足见喜饶嘉措因学富五明、学养深厚才能得到时人的赏识器重、委以重任。

喜饶嘉措从21岁到52岁的30多年，是在西藏度过的。他曾在三大寺学经讲经，除培育佛门弟子外，西藏各世家子弟也多受教于喜饶嘉措。民国期刊在介绍喜饶嘉措时说，“现时西藏政教首长，亦多半出其门下，泰山北斗，众望所归，一致奉为佛门的巨擘”。他的学生“遍及西藏上层和三大寺之中”，如阿沛·阿旺晋美、索康·旺钦格勒曾担任过噶伦，赤江·洛桑益西·旦增嘉措成为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洛桑桑布是蒙古格西，更敦群培是藏族著名学者等。

此外，当时还有不少“四川、西康、甘肃、青海以及内地佛僧及西藏文化历史研究者都拜其门下”。如，1934年，黎丹以中央监察委员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以半官方身份赴西藏”。其最终目的是“为在西藏学术界广交朋友，进行民间联络活动”。1934年秋，黎丹、杨质夫等一行抵达拉萨。黎丹与喜饶嘉措“在哲蚌寺相互切磋宗喀巴大师的著述，杨质夫被介绍为喜饶嘉措的直传弟子，列于门下”。“黎丹与杨质夫由喜饶嘉措辅导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等”佛教典籍，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喜饶嘉措佛学造诣极高，表明在他“崇高学术地位与声望下，汉藏文化交流的初步渠道，终于开通”。

（二）内地授课开讲，促进文化交流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病逝后，西藏地方局势错综复杂。少数亲帝分子到处制造混乱，企图分裂祖国。“争权夺利的西藏上层集团中一些亲英分离分子污蔑喜饶嘉措为‘亲汉分子’，给他扣上‘校勘大藏经擅自妄加伪造词句’的大帽子。”分裂分子的言行在喜饶嘉措内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发大师从小形成的汉藏文化必须沟通、必须交流的心事”。正值西藏巡礼团进藏，喜饶嘉措的学识使黎丹、杨质夫等人赞叹不已，并萌发了请他到内地讲学的念头。

《边疆通讯》曾记载了内地人对喜饶嘉措的评价“造诣湛深、望孚僧俗”。《蒙藏月报》介绍喜饶嘉措时说：“喜饶氏学识精卓，为西藏首屈一指之学者。”《国立中央大学日刊》多次刊登报道，对喜饶嘉措的学术实力和影响给予高度肯定，“喜饶嘉措先生为现代西藏佛学之名宿，黄教之权威，对于佛学研讨湛深，而于藏文藏经，亦寝馈功深”，“喜饶嘉措先生为西藏有名学者，对于西藏之文学哲学及佛法，皆有精深之研究，其道德人格，素为藏民所宗仰。”太虚大师曾说：“喜大师在西藏佛法研究上，修持上，是一位藏中很有地位和权威的老格什。为近来内地在佛法上有信仰和研究者，无不众所知识。”

1936年，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出面，这位才学兼备的西藏学者被邀请到内地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讲学，主讲西藏文化。1937年元月，喜饶嘉措在黎丹和杨质夫的陪同下，抵达南京。

1937年，喜饶嘉措在国立中央大学进行过5次演讲：4月10日，首讲《西藏佛学简史》；4月17日，再讲《西藏各派佛学思想》，对佛学渊源及其思想流派，加以精详说明与解释；4月24日，主讲佛学中萨迦、噶丹、噶举（原文写作萨嘉迦丹迦居）等派之起源变迁与现状，并对思想流别加以分析解释；5月1日，根据前次内容继续讲解佛学中萨迦、噶丹、噶举（原文写作萨嘉迦丹迦居）等派之起源变迁与现状；5月21日，以《西藏各派佛学思想与格鲁派之起源思想现状及结论》为最后一次讲座主题。讲座时，“喜氏对于佛学有深切之研究，剖析纤微，且精神矍铄，态度自然；讲至兴致时，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即不通藏语者，观其神情，亦莫不动容，而对于佛法起虔诚之信仰。”喜饶嘉措深入浅出讲述对佛法的理解、研究，“听众极为踊跃”“备受听众欢迎”。他所到高校的师生对喜饶嘉措儒雅风度、生动讲解印象深刻，对讲座内容颇有认识。《康藏前锋》报道了讲座实况和效果：“杨质夫翻译无碍，北大清华相继敦请，中大师生依依不舍，觐林主席有所报告。”时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的陈剑修也说，“喜氏学术精邃，海内景仰。此次俯就北校讲座，本校师生无不欢欣赞叹。”喜饶嘉措赴内地讲学，可以说是“新形势下汉藏文化交流的新开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喜饶嘉措“在国立大学的讲坛上，第一次介绍宗喀巴大师的学术论著，引起当时藏学界的极大关注”，被认为是“汉藏文化高层次发展的开始”。因为历史上西藏等地区的学者到内地人数不少，但主要任务是服务皇家，“为皇帝和达官贵人们传授灌顶等密宗修持，供私人研习之用”，这“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交流沟通，还有不少距离”。但是喜饶嘉措赴内地讲学一事扩大了藏族文化传播阶层，促进内地大众了解藏族文化。他获赞誉颇多，被称“在国立的南北各地高等学府宣讲藏族文化者，则有大师开一新纪元”。当时有报刊说：“这位喜饶嘉错，是西藏研究佛教经典最精深的人；西藏的大学者到内地来向一般人讲学，这也是第一次。（过去西藏学者到京城讲学，只向皇帝讲谈，和一般人无关。）所以这回喜饶嘉错的讲学，意义非常重大，对于汉族跟藏族的沟通，一定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大大欢迎的！”喜饶嘉措自己也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即与西藏发生关系，其后或由中原派使前往西藏采访佛教，或由西藏派员赴中原讲学，但过去藏使来中原多系应皇室之邀，本人此行，乃系应各大学之聘，大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学子均为国家优秀之青年，故本人欣然前来，既可以沟通汉藏文化，又可以宣扬佛学。”

喜饶嘉措与民国政要多有往来，从当时的报道可窥一二。“南京三十日专电：西藏大格西喜饶嘉错三十日午后三时五十分偕黎丹，观巴塞格西格桑嘉错，秘书杨质夫，李春先，赴蒙藏会谒吴忠信时，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参赞马鹤天亦在座，晤谈甚欢，对世界宗教问题及沟通中藏（汉藏——编者注）文化等问题，亦多谈及，至四时半辞出，教育部长王世杰，政院政务处长何廉，蒙藏会委员长吴忠信等，定三十一日晚七时，假励志社设宴为喜饶嘉错及其随员洗尘，邀戴传贤，叶楚伧，陈果夫，邵力子，罗家伦，诸氏，及金大校长陈景棠等作陪。”

此外，喜饶嘉措也提到汉藏需要“真诚的友谊，实心的互助，真正的联合”。在为汉藏教理院演讲时提出：要把汉藏两地的经论互相迻译沟通“汉文的要典都应该译成藏文，同时藏文要籍也应该翻成汉文”，以供“研究资粮”沟通汉藏感情。1938年11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喜饶嘉措对汉藏文化交流的贡献：“今日应喜饶嘉错之宴。此君为西藏佛学专家，去年予在教部时曾聘其来内地各大学讲学，以疏通中央与西藏之隔阂；近复为参政会参议员。为人甚通达，识大体；在内地虽仅一年，对于中央与西藏关系之增进，颇有裨益。”

（三）传播藏族文化，推动双向互动

民国年间，喜饶嘉措在内地时，不仅传授宗教文化，还传播藏族文学；不仅参与高层次文化交流，还潜移默化影响内地各族同胞了解西藏。虽然喜饶嘉措一生中写了许多著作，“那些手稿由于两次火灾，几乎损失殆尽”，但从现有史料中依然能发现喜饶嘉措在内地传播藏族文学的史迹，为汉藏文学交流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卢前教授与喜饶嘉措因同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而相识，通过交流民族诗歌而结下深厚友谊。“卢前不止一次拜访过喜饶嘉措，聆听这位博学多识的藏族良师益友讲授西藏诗歌”，并且通过作诗来回应，表达他对喜饶嘉措甘冒生命危险传播藏族诗歌、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敬意。

1943年2月，《民族诗坛》刊发了四首“喜饶嘉措造、卢前译”的诗作：

复兴关应

诏命颁行全世界，经四百六十七年。正法流传何伟大，赞叹廿六朝汉天。

右第一章

中兴曾此示威仪，八瓣莲芯练汉师。十万健儿皆战士，浮图圣地藻良时。

右第二章

万千威武气熊熊，建国鸿谟信有功。□□庄严兴上国，狮王战阵胜尤雄。

右第三章

福运如元合汉唐，亦能电战赴沙场。不难杀敌全吾土，定使旌旗趋万方。

右第四章

重庆集祥瑞金刚须弥复兴关以诗友卢冀野先生请录：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届参政会开幕日喜饶嘉措识

喜饶嘉措造

卢前译

卢前《复兴关答赠喜饶嘉措》一诗，可推断出曾与喜饶嘉措交流互动：“师时为吐莲华舌，启我雕龙绣虎心。不待微言传四海，发挥忠爱即潮音。”此外，卢前的《即席赠喜饶嘉错》也能说明与喜饶嘉措接触较多，宴席畅饮对诗交流：“师徒青海至，慷慨赴艰危。饲虎惊神勇，留鞋示德机。苇航当有日，牢补未为迟。愿领流沙众，同来大夏支。”

民国时期，有杂志推荐卢前《民族诗歌论集》一书时说：“边疆民族语言文字虽与内地汉人殊异，政教典制与夫利用后生之物庸有不及，而其文学（尤其诗歌）没有超绝之造诣，论者且以为民族愈原始愈纯朴，而其诗歌亦可见凄心动身。”而卢前“于西藏蒙古青海及苗胞之诗歌，均仅能作概括介绍”，可知卢前是明白喜饶嘉措藏文诗歌意象表达的。

可见，喜饶嘉措为汉藏文学交流所做的努力。

二、“刚直不阿”为国家民族建言

喜饶嘉措曾说：“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胸怀坦荡、内性刚直，一心为边疆稳定、汉藏团结大义，所以没有私念小利，说话从不会拐弯抹角。因此，喜饶嘉措敢于直言的性格特征也深深印在了时人眼中，不少政要高层对喜饶嘉措印象深刻。

1937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向蒋介石推荐喜饶嘉措，称其“经学渊源、素负重望”。有新闻报道，“西藏格西喜饶嘉错氏于本月（五）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氏陪同晋谒蒋委员长，并恭呈西藏土产品数色致敬，计今日随往晋谒者尚有监察员委员黎丹氏，蒙藏委员会藏事处长孔庆宗等，晋见时由喜饶氏秘书杨质夫君任翻译，蒋委座对于西藏政教近情垂询颇详，并对氏此次不惮跋涉万里东来讲学，慰勉有加，旋即辞出。”1939年1月11日，吴忠信的日记谈到“午后偕喜饶嘉措等谒见蒋委员长并告达赖转世经过以及青海治边之计划颇有可采之处”。此后，吴忠信与喜饶嘉措接触愈多。1939年5月24日，“上午与喜饶嘉措格西谈话。彼此所见相同，又聘喜饶为蒙藏委员会名誉顾问，彼此谈话有四小时之久，留午饭。喜十分满意。”

在政府高层眼中，喜饶嘉措是敢说敢言的，特别是面对蒋介石这样一位“世界各国领袖之中脾气最坏的一人”，也不卑不亢。喜饶嘉措在多次会议、不同重要场合往往语惊四座，掷地有声。喜饶嘉措曾就国民党的边疆民族政策有所批评，他指出“西藏问题不能得到完满解决，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内情，而自以为非常了解，便铸成今日之局面”。

尽管喜饶嘉措个性刚直、话语犀利，但政府首脑对其依然十分倚重，认为他是个“颇有见解”的人。在抗战最困难的1943年，仅5月至11月半年内，蒋介石日记手稿就4次提到喜饶嘉措，记录了蒋介石与喜饶嘉措的见面。“1943年5月9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一、见西藏代表，决定对藏方针；二、见喜饶嘉措，决令其入藏宣慰。”5月10日，“正午宴喜饶嘉错大师，商谈彼入藏任务与对藏方针。彼劝余以金刚态度，菩萨心肠处之，颇有见解。”5月11日，“发喜饶嘉错入藏经费”。11月3日，“加喜饶嘉错以名衔派赴西藏”。

当时经过，吴忠信日记也有记载。1942年11月5日，吴忠信面见蒋介石，谈及“拟派喜饶嘉措入藏”；1943年4月21日，“午后二时接见喜饶嘉措格西，他新由青海来渝，准备入藏，当与研究藏情，商谈入藏计划原则。1、入藏方式用个人名义。2、路线由青海北路。3、入藏经费以够用为前提。4、入藏任务宣传中央德意达到西藏服从中央之目的。5、入藏时间暂定阴历四月半由西宁启程约两个半月到拉萨。”1943年5月6日，“继谈喜饶嘉措格西入藏事。总裁恐藏人疑我示弱仍以缓去为佳，比决定先发旅费五万元饬其回青候命并约吃饭”；5月10日，“午十二时陪喜饶嘉措晋谒总裁，由喜饶嘉措报告一般情形，随即午餐。喜饶嘉措向总裁建议对藏应用金刚面孔菩萨心肠。总裁面告喜饶先回青海，候令入藏”；9月3日，喜饶嘉措已决定入藏，并由杨质夫等人随行；但由于噶厦方面的反对，终未成行。

1947年，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去世，国民政府特派喜饶嘉措前往致祭，并慰问甘南地区藏族僧俗群众。

1947年4月25日，喜饶嘉措致信蒋介石，认为热振被捕背后其实是英国人作祟，认为此时“亲华派之处境当极困难，若不予以援助则三大寺等亲华派之信心将丧失”。我们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可以认为是喜饶嘉措的信使蒋介石对西藏发生的事引起高度重视，蒋对喜提出的治藏意见是一直信任的。蒋介石因此立即要求保密局郑介民拟定解决方案。第二天，郑介民提出甲乙两个方案，其中甲方案以军事威慑为主，派飞机发放藏文传单，让青海与西康的军队大举进驻边界地区，并派大员接替沈宗濂的职务。乙方案则提出让沈宗濂迅速返藏，监视西藏地方摄政达扎，并让中央军队相机入藏。由此可见，喜饶嘉措有关藏事意见之分量。

除蒋介石、吴忠信外，在其他民国政要日记中，也可见喜饶嘉措个性直爽、敢于直言。陈果夫在1940年6月15日的日记里提到，喜饶嘉措对其言说：“边民有不知中央为何物，甚至有询问中央几岁者。此可见吾人对边民宣传及联系工作实在做得不够！”此外，王世杰日记也提到喜饶嘉措的个性直言，不介人情，全为国家大局：1942年11月4日，“今日午后喜饶嘉措来谈西藏事。彼谓驻渝之西藏代表阿旺坚赞与罗桑赞喜等均为不识大体且为怂恿西藏执政当局反抗中央之人。且谓蒙藏委员会吴忠信过信此等人，一味与之敷衍，殊为失策。”

喜饶嘉措的建言犀利有据，他作为参议员多次提交议案，以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1938年11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交《关于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提案》和《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战力量提案》。在《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战力量提案》中力荐中央要“以团结边疆各民族意志为最要”，对敌人煽惑边民要“亟图补救、从事团结”，否则“危机不堪（设）想”，并提出三项措施以“安定后方和继续建国”。在《关于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提案》中提出了中央若“以善巧方法崇尚三宝、敬重佛法，对于内地寺庙予以整顿保护，对于佛教及信徒予以尊重，并尊敬孔子等已往圣贤，则边疆民族之观感自然转移，拥护中央之心必能油然而生”，并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是在内地及边疆诸省设立佛教学校，使边疆同胞“对中央生信赖之心，其感情可不联自合”。二是在日本人煽动之前，颁布明令，饬令国内汉藏各地寺院僧众“为国家民族祈祷福利，不必纳税当兵”。三是抵制日本恶意宣传，“将日本标榜而专行违背教义之无耻暴行与其煽惑野心，即速宣传于边疆各地及各佛教国家”。四是设立边事编译机关，互译汉藏作品，“而汉藏互信之团结将牢不可破也”。五是建议政府将“达赖转世与班禅遗体入藏”作为办理藏事良机，“深思熟虑审慎处置，勿使错误致生障碍”。六是关注“倾向中央而投奔内地之西藏青年”，让他们能有机会服务中央、效力政府。最终，大会议决“喜饶嘉措参政员等所提一案，本会认为本案之原则非常重要而正大，应请大会通过。其所拟办法，应请政府按照地域情形分别实行。”1943年9月，他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又提交《关于请政府维护佛教以安民心而固团结提案》，建议通过四种措施“维护佛教，以安人心而固团结”。

喜饶嘉措的提案立足时下大事，建言考虑长远，言语精准、丝丝入理、态度诚恳，竭尽个人的心力，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团结一致，并加强边疆与中央的联系，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有资料记载：“第一届参政会，喜饶嘉措即被选为参政员，代表西藏，靖献国是，六载以来，蝉联未替，对于政教各方面应兴革事宜，时有建议，所有团结宗族振兴佛教之卓猷宏议，尤多为总裁所嘉许，政府所采纳，其于国家民族之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三、“护国精诚”坚持反帝反分裂

面对当时西藏错综复杂的局势，从喜饶嘉措对当时西藏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态度看，其爱国立场是鲜明的。从西藏到内地后，喜饶嘉措的态度和立场依然坚定，尽力号召蒙藏同胞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喜饶嘉措的爱国护国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他而言，爱国不单是口传笔录的情感流露，更是亲历风雨的实际行动。

1938年，喜饶嘉措发表《告蒙藏人士书》，表达自己的真切情感。《申报》发表评论文章，并对其高度评价：“喜饶嘉错大师，系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学问渊博，哲理湛深，西藏政教要人多出其门，为全藏最负时望者，教育部为沟通汉藏文化起见，特聘请大师担任国立中央，武汉，清华，北京，中山五大学西藏文化讲座，大师于去春抵京，即在各大学讲学，素为学生所信仰，顷将其年余以来观感所得，对于我国内部实在情形及抗战事实，发表‘告蒙藏人士’书，词甚恳挚，原文系藏文。”

1939年5月，喜饶嘉措在重庆，鉴于日寇深入，国难日亟，有必要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的抗战救国宣传教育，以坚定抗战救国的信心，他主动呈请蒙藏委员会和教育部拟赴甘青一带蒙藏地区进行视察和宣传。获批后，他立即组织宣传团，编印汉藏双语的《为宣传抗战告蒙藏同胞书》及多种传单。1939年7月，喜饶嘉措赴青海，视察各大寺院及土司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他曾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文章，号召佛门僧徒团结起来，保种保教，抗日救国，在当时蒙藏群众中影响颇大。”他还曾发表“抗战救国乃国民的神圣义务”的讲话。赴青海海南、黄南、海东、海北等地区，甘肃甘南大夏河、洮河流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另召蒙藏同胞同心同德，抗日救国，在各寺院发动僧侣发“救国十大弘愿”，息灾诵经，并在当时八战区及青海政府举行祭海大典上，对到会蒙藏群众及部分汉回人士等讲述日寇的凶残，宣传抗战建国人人有责。《新闻报》刊载了喜饶嘉措宣传抗战的系列举动，“喜饶嘉错于去年六月间由成都启程赴甘肃青海蒙藏旗各地视察宣传，遍历天水，兰州，西宁，贵德，湟源，互相（互助？），同仁保安循化夏河临夏（原文无标点）等县，历时半载，备极辛劳，所至受当地机关学校寺僧民众热烈欢迎。除视察庙宇学院民间疾苦外，并在各地宣扬中央爱护边民尊重佛法之至意，讲述吾国抗建情形，国际现势，先后集会演讲达五十余次，听众三万余人，领导僧众为国诵经祈祷十余次，并编印宣传书报，利用唱片及广播收音机，以为宣传公管局，逐日将广播消息译成藏文，油印散发，编为壁报，以广宣传，故此行收效极大，现喜饶大师因续被遴选为参政员，已返陪都云。”

喜饶嘉措此行亲赴甘青各地、各寺宣传抗日，号召蒙藏同胞共同抗日救国，甚至深入边远牧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边疆民族增强了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对同仇敌忾、抗日救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支持。1940年，国民政府为表彰喜饶嘉措功绩，册封其为“辅教宣济禅师”，授大小银印2颗。

抗战日趋激烈之时，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对西藏地方觊觎之时。1942年7月，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西藏地方当局公然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妄图脱离中央管辖。喜饶嘉措倾心内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如他在与教育部长王世杰谈到西藏事务时，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情。1942年11月2日，王世杰“午后晤喜饶嘉措氏，与谈西藏事。彼谓对藏不可徒尚敷衍与姑息，藏人内向者实占多数；执政者之一部分，则不免反对与中央妥协”。1943年10月7日，对于西藏问题，“惟据喜饶嘉措语予，藏政府人员虽多不愿中央势力再度伸张于西藏，藏地民众则多数愿与中华民国为一体，不愿分离。”同时，也道出了喜饶嘉措的影响力量。1943年5月12日，“今晚予再向蒋先生申述，主张速派喜饶嘉错赴藏……喜饶嘉错如赴藏，或可警告西藏当局，使不走向与中央决裂之途径。”

1943年2月，杨质夫从重庆到西宁见马步芳，在与时任国民党青海玉树区党务指导员吴均的交谈中透露“国府拟让喜饶嘉措大师赴藏，运用个人声望，从民间转缓当前的僵局”。杨质夫表示自己此次见马步芳是代表喜饶嘉措“以私人的关系征求马步芳的意见，取得马的支持”。可见，中央政府看重喜饶嘉措在西藏内外的影响力。1943年夏，“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蒙藏委员会出面组织”，内定喜饶嘉措为“国民党西藏党务筹备处主任委员”，“名义是让他负责进藏办理国民党党务筹备工作，实际上是要利用喜饶嘉措在西藏的声望和地位进行政治活动。”他表示“此行前赴拉萨，主要是为了个人心愿，前去朝圣，同时也要为国家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宣慰故旧，解释误会”。1943年11月，喜饶嘉措带领杨质夫、冯云仙等一批汉藏人士到达青海玉树。但是，当行至藏北黑河时，喜饶嘉错一行被西藏方面阻拦。经过多方交涉，噶厦只同意喜饶嘉措入藏，其他随员则一律不予放行。喜饶嘉措与帕拉会见，指出：“我等此行，为了利乐众生，更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汉藏和好及汉藏文化交流。今被误会，不让前行，只能说缘起不妙！西藏为国家疆域，藏传佛教圣地，汉藏和好历史悠久，各地信教人士去拉萨朝圣，乃数百年来历史传统，今毁于个别人之妄为，一切久长后果，由你们负责。我为三大藏区知名格西，是藏、蒙、汉各族尊崇的大禅师，而今竟让我向这些背弃佛祖经教的愚昧者低头，一个人进藏，我不屑于和这些人见面。我只有返回内地。愿我佛怙佑西藏的老百姓！”1944年夏，喜饶嘉措及杨质夫等被迫返回重庆。针对入藏受阻一事，喜饶嘉措十分愤慨，认为“西藏当权者，已不可救药，成了投靠帝国主义的分离分子。这次他们毫无理由，竟然践踏数万年来汉藏和好，竟然背弃朝圣的传统！我没有完成宣慰的任务，达到朝圣的目的，被阻而回，惭愧之极！我衷心企望的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全民抗战建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南瞻部洲之上。西藏的这些愚昧之徒，受人愚弄，不知世界潮流趋向，坐井观天，还以狮子自况，不知狮子虽猛，最后还不是被自己肚子里的寄生虫咬死，他们依靠外人，背叛圣教所说的利乐众生，到头来将自食其果！”

戴新三《拉萨日记》中，对喜饶嘉措入藏事宜有所记录。1943年6月9日记载：“午前，据吴三立云，最近喜饶嘉措曾有电分致喇嘛噶伦及索康，谓蒋委员长对藏局震怒，西藏为宗教计，宜采用和平方法解决困难。”6月10日记载：“据吴三立云，喜饶嘉措致喇嘛噶伦及索康之电曾提出民众大会讨论，决议电阿旺坚赞调查蒋委员长震怒情形，及该电系喜饶自发，抑系中央授意？”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内部的绝大多数共识，对于西藏问题，军事只是一种威慑手段，必须与政治及宗教手段配合使用。因为这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国民政府因“抗日”之需，根本无力或不愿调动军队，补充给养和经费，用战争来解决西藏问题是很难付诸实践的。

还有一事，也可看出喜饶嘉措是爱国、护国、反对分裂、维护主权的。1947年，正值国民大会换届需边疆代表参会时，中央政府致电噶厦，但是噶厦拒绝为选举监督并希望中央将喜饶嘉措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取消，特于9月19日发电诋毁“再近闻报纸所载，格西洗饶嘉错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说。查该格西所作多端，悖逆藏政府之反心人流”，提出“请念情感益昌更加隆重增进起见，希即将格西洗饶嘉错之副委员长名义职务克日取消为祷外，将所有反对藏政府素怀不良之藏属流浪人等，恳望中央切勿与此等人补给职薪”。但是，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许世英，认为“喜饶嘉措学问、道德，久为边人推崇，亦恒为增进中央与西藏关系而努力，其就任本会副委员长后，绝无影响中藏（中央与西藏地方）情感之顾虑。报章所载其谈话消息，类多传闻揣测之词，不必深信，本会亦未得其报告，并已去电查询矣。至其他旅居内地藏人，如有挑拨藏事行为者，自当密切注意，诸盼释念。”这是对喜饶嘉措反对分裂、维护国家主权的肯定与支持。而之后喜饶嘉措的一席话，道出了他的心声：“至于我自己，对于从政做官，实在没有兴趣，对于副委员会长一职，一意表示辞谢。”足见喜饶嘉措并不恋栈权谋，一腔正气胸怀家国大义。

结语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不仅是佛学造诣湛深的高人，更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学人；不仅是不顾个人安危劳瘁弗辞的铁人，更是敢于诤言直谏的能人；不仅是胸怀民族大义的藏族人，更是护国精诚的中国人。喜饶嘉措不是枯坐佛堂、皓首穷经的僧人，他在西藏时对帝国主义势力觊觎西藏深感忧虑，力主与中央政府加强联系。喜饶嘉措无疑是增强汉藏交流的重要关系人，为联络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强化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称誉他是藏族中有学问的人，是爱国老人。”习仲勋等同志撰文评价喜饶嘉措“是应该受到人民尊敬的爱国老人，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一位诤友，是宗教界朋友学习的好榜样”。今天看来，喜饶嘉措应该称得上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先行者之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表述者，更是维护国家主权的践行者，其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