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健：从元代和清代文化交流互鉴的几则实例看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摘要】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随着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藏传佛教传至祖国其他地区，这不仅增进了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也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历史上，藏传佛教爱国人士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和谐、边疆的稳定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民族融合；祖国统一；文化互鉴；宗教建筑

【作者简介】陈立健，蒙古族，青海贵德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汉文版）2022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编号】A

【文献标识码】1000－0003(2022)01－0001－0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本文谨从元代和清代文化交流互鉴的几则事例，管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以引导人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青藏高原文化交流互鉴形成的历史背景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与周边地区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一时一事来看，这些交流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全面来看，仍然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交流向东向北倾斜的特点。几千年历史的发展，使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和祖国其他地区的各族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唐朝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远嫁吐蕃赞普，密切了唐蕃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人民之间的联系。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进藏路线也随着相互交往的频繁，形成“唐蕃古道”，承载着汉藏等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记忆。汉藏等各民族交错杂居，文化上相互吸引、相互借鉴，经济上互为补充、互为支撑。青藏高原地区所产的毛织品、马、牛、羊等销往祖国各地，而祖国其他地区的物品，如丝织品等也深受该地区人民的喜爱。清代北京的香山、圆明园、颐和园乃至皇宫中都有藏传佛教的寺庙和佛像、佛塔等，尤其是乾隆皇帝将其父亲的雍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的寺院——举世闻名的雍和宫，现在已被推崇为北京古代建筑的经典象征。西藏地区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建筑最早创建于吐蕃时期。15世纪以后，随着格鲁派大型经院式寺院建筑群的出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形式、格局上发展成为庞大复杂的经院式建筑群，寺院不仅行使着宗教职能，还渗透到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随着清政府的大力推崇和引导，藏传佛教建筑艺术也传入中原和云南等地区，主要分布在北京、承德、五台山、沈阳、呼和浩特、多伦、丽江等地，甚至传播和影响至新疆、江南和沿海一带。大型藏传佛教寺院一般是以主体建筑为中心、环绕分布众多从属建筑共同组成建筑群，按其功能可分为措钦、扎仓、佛殿、拉让、康村、灵塔殿、佛塔、辨经场、印经院等建筑，形成“措钦—扎仓—康村”和经堂内的转经道从内部向外部逐步扩大的分布格局。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以山寺合一的建筑模式最具特色，在西藏地方主要以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哲蚌寺、甘丹寺，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等为代表；在祖国其他地区则以皇家城廓式（或宫殿式）的寺院模式为典型，主要以北京地区的皇家寺院雍和宫、西黄寺、香山昭庙，承德地区外八庙的普陀宗乘之庙（又称“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又称“扎什伦布寺”）等为代表。

二、元代以藏传佛教高僧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活动

元朝时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叔侄对祖国统一、民族交流、文化融合的功绩为世人所熟知，这里先要介绍的是不太为众人所知的元朝前期的胆巴国师贡噶扎，他是一位在我国多民族文化交流等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元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即有其事迹记载，波斯文的《史集》和《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对他的记述。他去世后，被元朝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并由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碑文纪念。此碑虽已不存，但赵孟頫的碑帖作为汉文书法的范本历代相传。胆巴国师曾在广东潮州建寺塑像、在杭州担任汉文大藏经《普宁藏》刻印的功德主，并以国师的身份支持内地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的修缮，这些事迹使他作为藏传佛教高僧同时又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是中国大统一的重要时期，胆巴国师为拥护天下一统，促进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交流，在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佛教中国化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宫廷内部皇室贵族受戒、接受传法灌顶、举行祈祷仪式等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风尚，渐由宫闱之内流传至民间。据《元史》记载，八思巴为忽必烈创设规模宏大的白伞盖佛事，参加者有守卫京城的军队、360所官寺的僧人、大都路掌管的120队社火，教坊司掌管的鼓乐、杂戏班等，首尾排列30余里，京城男女倾城出动围观，帝师、太子、皇帝和后妃公主也都参加，这一活动被称为“游皇城”。这实际上表明佛教法事已演变成了民众的宗教节日。

江苏省镇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在《至顺镇江志》的弁言中提到，《至顺镇江志》作为仅存的少数元代地方志之一，作者是元代“京口四杰”之一的镇江人俞希鲁，其“学问浩博，淹贯群籍”，并特别指出：“本志在众多的古地方志中，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特点。首先，它很注意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如当时的土地分配、赋税的征收、土产贡物等，书中均有详述。其次，它还记载了基督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徒（回回人）在镇江的事迹，以及驱口人数等，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特点，是研究我国宗教史、民族史的重要资料。对此，外国学者亦极重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利用本志来印证《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对于藏族史的研究来说，《至顺镇江志》的价值则在于它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元仁宗、元英宗时期，元朝在全国各个路、府、州为纪念八思巴而建立帝师殿的史实。据吴澄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律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从中可以看出，元仁宗时曾颁旨命全国兴建帝师寺，而且规格上要超过文庙。其后，元英宗时期，各地更是频繁奉朝命建帝师殿、寺。如镇江地区，“至治元年秋八月，郡奉诏立寺祠帝师。越明年五月，寺成，刻石纪绩”。《至顺镇江志》具体记载了兴建帝师殿的主持人员和帝师殿的规模，“维时郡达鲁花赤中大夫臣朵儿赤实敬莅厥事，总管中议大夫臣毛庄，暨同知奉议臣萧处默、府判奉直臣瞿仲、推官承直臣李谦、经历承事臣韩郁、知事将仕臣程郇，照磨将仕臣许公正，恪慎共亿，爰筮爰卜，营于城南陬。备物致用，骏奔丕作。分命录事司达鲁花赤臣伯颜、丹徒县达鲁花赤臣亦的不花、丹阳县达鲁花赤臣赞寿、金坛县达鲁花赤臣罗里、丹徒县主簿臣教化，各率其工，若民以致，事无敢后。”根据《至顺镇江志》关于历任官员的记载，以上的人员中朵儿赤是维吾尔族人，毛庄是籍贯大都的汉族人，萧处默是籍贯广平的汉族人，瞿仲是籍贯单州的汉族人，李谦是籍贯益都的汉族人，韩郁是籍贯东平的汉族人，许公正是籍贯东平的汉族人，伯颜是蒙古族人，亦的不花是维吾尔族人，赞寿是钦察部人，罗里是回回部人，教化是籍贯南阳的汉族人。从参与兴建帝师殿的官员的民族成分，也反映出元代江南的官员由多民族组成的特点。关于帝师殿的规格，《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的帝师殿在府城内范公桥东南，是镇江南仓的旧址，“其面势：左山右河，市拱林卫，雄秀而丰厚。其制度：门庑殿堂，有严有翼。其室高明而宏深。凡屋五十亩，其地四十九而有奇”。占地50亩，园林面积将近50亩，总面积达100亩的大寺院，集中镇江府的几个县的力量，“作二十有九旬乃成”，也就是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建成。1270年，八思巴的弟子、四川汉族僧人元一（藏文记为一讲主），刻印佛教经藏完毕后，八思巴为之题写赞语，其中说：“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传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时之至元七年，法主萨迦巴所传八思巴帝师之弟子、生于四川地方之一讲主，悉心学习佛法，对汉地、吐蕃等地区之圣地及学者生起正见，从彼等处获受恩德，思有以报答，乃将佛法经论刻印完毕，成就一大善业。愿因此善德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愿成就、皇帝陛下长寿、依教法护持国政、国土清净安乐。此文乃因一讲主一再劝请，比丘八思巴为善业之故写成。愿各方一切吉祥！”八思巴的这段话语中，清楚表达了只有在国家统一和平时期，才会有佛法的弘传和多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在文化方面，八思巴还有许多重要的贡献：创制蒙古新字，丰富了祖国的文化遗产；把西藏的宗教、医学、艺术介绍到蒙古皇室和内地，又把中原的文化介绍到西藏，使汉蒙藏等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萨迦班智达、元朝首任帝师八思巴、胆巴国师等一批藏传佛教优秀的爱国人士的引领下，此后的700多年间，包括元朝历代帝师和萨迦本钦、元明时期的帕竹噶举派的领袖绛曲坚赞、噶举派的噶玛巴活佛、萨迦派的大乘法王、格鲁派的大慈法王等；清代的四世、六世、九世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第五、七、八世达赖喇嘛，以及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热振呼图克图等著名的爱国活佛等，都成为藏传佛教爱国人士的典范，他们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和谐、边疆的稳定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清代以藏传佛教高僧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西藏等地区，地位显赫的寺院，往往依山势而巧妙构建，坐落在日喀则城西尼玛山南坡的扎什伦布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扎什伦布寺始建于1447年9月。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为纪念去世的经师喜绕僧格，聘请西藏地方和尼泊尔工匠在日喀则精心制作了一尊高达2.7米的释迦牟尼镀金铜佛像，为了安放此佛像，又花费12年时间建成措钦大殿，形成扎什伦布寺最初的样子。扎什伦布寺全称为“扎什伦布巴吉德钦却唐皆南巴杰巴林”，意为“吉祥宏图资丰福聚殊胜洲”，简称“吉祥须弥”之意。1600年后，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任住持并担任该寺第十六任法台期间，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奠定了该寺现今的主体建筑结构和布局，并使扎什伦布寺成了历辈班禅的驻锡地，同时班禅世系也成为该寺终身法台。英国人塞缪尔·特纳1783年被东印度公司派往日喀则时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的扎什伦布寺：“只不过要旅行大约10英里的路程，但我们手持火把，骑上马背，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扎什伦布。如果一个地方的壮丽可以被任何外在的因素强化的话，没有什么能比初升的阳光照射到数量众多的鎏金华盖和四角尖塔上所形成的辉煌壮丽更美妙的了。此处所呈现出的景色的美丽和辉煌令人称奇，效果有点类似魔术的瞬间辉煌，它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印象。”作者被扎什伦布寺在初升太阳光照射下的场景所震撼，对这一宏伟高大壮观的藏传佛教建筑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而印度人萨拉特·钱德拉·达斯1881年在参观扎什伦布寺时也同样对宏大建筑群发出赞叹：“落日的光辉照在这座寺庙的殿堂及佛塔的镀金的尖顶上，构成一幅极为迷人的画面。”1907年2月，瑞典著名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日喀则住了7个星期，拜访了九世班禅，并参加了扎什伦布寺的辩经法会和庆祝藏历新年的各种活动，“赫定与随从换上最漂亮的礼服，骑上骏马穿过摩肩接踵的香客来到了气势不凡的扎什伦布寺。赫定被安排到一处视线极好的位置，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来自拉达克、不丹、锡金、尼泊尔以及蒙古的香客在隆隆法号 (声）中向班禅叩拜，戴着面具的喇嘛在舞蹈中举行奇特的宗教仪式。”现在的扎什伦布寺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整个寺院沿山势逶迤蜿蜒而筑，长达3000余米，楼房经堂坐北朝南依次递接，建筑结构造型与拉萨市的布达拉宫相仿。扎什伦布寺还有一座西藏其他寺院不多见的殿堂——“甲纳拉康”，意为“汉佛堂”，里面珍藏着历代皇帝赠送的名贵瓷器、金银器皿、纺织品等诸多礼物，最早的有唐代的九尊青铜佛像（相传是文成公主带到西藏的），还有元代的绿度母铜像，清代朝廷赐给班禅世系重达165斤的汉、满、藏三文金印等。甲纳拉康的偏殿，是清代驻藏大臣与历辈班禅的会晤场所，殿内挂有清乾隆皇帝身穿袈裟、手端法轮的画像，并立有清道光皇帝的牌位。这些都与布达拉宫所藏珍宝极为相似。

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一行进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率领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及随行人员、马队2000多人从扎什伦布寺出发，历经一年又一月余，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抵达承德。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其著作中描述20世纪30年代他对承德的认识：“承德建有清代诸皇帝的避暑山庄。这座城市是奉两个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之命辟建的。价值连城、壮丽无比的众多建筑使承德焕然一新。……它成了信仰的中心，变为一个色彩斑斓、殿塔林立的寺庙之城。在远离内地的边塞前哨建有这样的城市，本身就有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为迎接六世班禅一行，乾隆皇帝安排了隆重的接待礼仪，并谕令理藩院对六世班禅由西藏启程后的沿途各项事宜作了详细的部署。同时，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十二月初九，为接待六世班禅，清廷还在承德兴建了位于承德避暑山庄北、东临普陀宗乘庙的须弥福寿庙，“以备我佛驻锡”；在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内改建了两座灰瓦顶楼，即班禅楼和授戒殿（后改称“戒台楼”），这两座楼成为六世班禅在雍和宫讲经、礼佛和休息的重要场所。承德须弥福寿庙在建筑风格、规模和布局以及殿堂外观等都刻意模仿扎什伦布寺，但又不是道地的藏式风格，其藏传密宗建筑造型，严格意义上说应算作在内地“仿建的藏式样建筑”。同时朝廷还向六世班禅提前告知此寺的修建过程，彰显对六世班禅的重敬。从外观来看，须弥福寿庙占地面积虽小，但同是仿照承德外八庙的普陀宗乘庙，两者皆有金顶，特别是须弥福寿庙北端建有七层琉璃宝塔，宏伟气势不在普陀宗乘庙之下。而普陀宗乘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二年 （1767），乾隆三十六年（1771）竣工，历时4年，是乾隆皇帝为了庆祝自己六十大寿仿照西藏布达拉宫而建的，所以又被称作小布达拉宫。斯文·赫定第一次到承德对普陀宗乘庙的第一印象是：“雄伟，而且富有魅力。虽然现在（1930）它的光辉不再，很多佛堂出现了坍塌的征兆，也有不少松柏被无情的大兵用斧头砍倒；然而，其线条所显示的力感，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磅礴气势和迥异的情趣，却经受住了劫难而得以保存。我陶醉在无与伦比的美感之中，在中国文化鼎盛时期最为崇高的纪念物前，唯有肃然伫立”。

另外，京城郊外的香山昭庙，也是仿照了拉萨大昭寺的样式。该寺的寺碑中明确记载该寺是为班禅大师驻夏而建。香山的昭庙和承德的须弥福寿庙都建有一座七层琉璃塔，样式结构风格等都极为相似，反映出二者之间修建目的的关联性。而两庙的修建也反映了清廷对六世班禅为国政传盛“黄帽之教法”（即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法）的高度赞赏。乾隆四十四年（1779）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一行到达承德与乾隆帝会面；九月初二，班禅一行抵达京城，当天就到了西黄寺，班禅在此多次讲经弘法，僧俗信众纷至沓来、顶礼膜拜。六世班禅在京城的另一个重要讲经礼佛场所是如今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在雍和宫院内法轮殿东侧有一座二层阁楼式建筑，其中的楠木佛龛内供奉着一尊做工精细、形象庄严慈悲的银质镏金佛像，即第六世班禅像。这座供奉六世班禅像的阁楼被称为“班禅楼”，六世班禅从九月二日抵京至同年十一月二日圆寂，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6次莅临雍和宫。西黄寺和雍和宫皆是当年六世班禅在京城重要的讲经说法以及休息之地，此后成为中央政府和蒙藏地区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日，六世班禅因染天花，医治无效，在西黄寺圆寂。此事震惊朝野。乾隆皇帝辍朝一日，命京城所有佛寺诵经七七四十九天，为班禅超度。为悼念六世班禅，颂扬其伟大功绩，乾隆皇帝还命造办处制造了两尊银质鎏金六世班禅像，一尊供奉于故宫乾隆皇帝自己修行藏传佛教场所雨花阁西配楼班禅影堂中，另一尊即供奉于雍和宫班禅楼内。此六世班禅像头戴桃形帽，身着法衣，面部慈祥，右手当胸，作说法印。此像造型饱满、圆润，极好地表现了班禅慧性澄圆、佛学精深和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形象。同时，以7000两黄金造金塔一座，供养大师法体，次年春，运回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六世班禅，特命在他生前住过的西黄寺西侧，建造六世班禅的衣冠塔供人瞻仰，即现在还坐落在西黄寺中宏伟的“清净化城塔”，将其所用的衣冠经卷等物安放于塔内，乾隆帝亲书《清净化城塔记》，对其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西黄寺寺内有乾隆御制的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碑文，雍和宫还藏有纸本墨拓六世班禅唐卡。为纪念六世班禅，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僧众要在西黄寺和雍和宫诵《六世班禅功德经》和《平安经》，缅怀这位爱国爱教的宗教领袖。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是清代西藏地方和中央王朝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乾隆皇帝对西藏宗教领袖六世班禅的态度，涉及清朝对蒙、藏两地的治理和巩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策略。六世班禅东行之旅，在客观上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六世班禅的朝觐行为维护了国家统一，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凝聚关系。六世班禅的一生有着众多稳定与团结藏传佛教内部高层、同中央政府进行政治交往、文化沟通融合的事迹，受乾隆皇帝所请动身前往京城并圆寂于此，其一生为增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尽其所能。

有清一代，由于清廷的大力推崇和扶持，新建和修复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遍布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播和影响的区域，在京城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有30多座、承德有12座；五台山地区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发展到平分秋色的局面；内蒙古的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成为漠南蒙古藏传佛教中心，乌兰巴托地区修建的庆宁寺成为漠北的藏传佛教中心；新疆伊犁的普化寺成为新疆的藏传佛教中心；辽宁的沈阳、阜新和陕西的西安以及甘肃的临洮、岷县等地都有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分布；在今天河北境内的清东陵、清西陵修建隆福寺、永福寺两座单独的满族藏传佛教寺院，各设满族僧人20名。  

结语

从元朝开始，藏传佛教各教派的许多领袖和高僧继萨迦班智达之后，纷纷到祖国各地活动，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并在祖国各地兴建自己教派的寺院，扩大自己教派影响。这表明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藏传佛教教派的发展，藏传佛教在祖国各地开展传播活动，不仅增进了青藏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其他地区各族人民在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元朝时期的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叔侄，明朝时期的宗喀巴，历代班禅尤其是十世班禅，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喜饶嘉措等爱国高僧大德们为藏传佛教中国化都作出过巨大贡献，亦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形成。以十世班禅为例，他的一生始终贯彻着爱国爱教、行愿无尽、慈悲喜舍、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和治学精神，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树立了典范。当前，藏传佛教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继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阐发藏传佛教的积极内容，抑制藏传佛教的消极因素，及时改革和调整不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内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西藏篇章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