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毛措：吐蕃王权研究海外学术史钩沉

【作者简介】：杨毛措，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吐蕃王权一直以来都是海外藏学界西藏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目前为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首先梳理了吐蕃王权研究在海外学界缘起的学术背景，阐述其发展历程和阶段特征，主要通过介绍和评述该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经典理论命题和主要学术争论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观点，分析了近70年来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在学理路径、研究范式和方法视角等方面的主要特色和主要成果。基于对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历史脉络和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初步总结了其理论经验和学术价值，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和存在问题作了尝试性探讨。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王权成为国内学界探讨藏族古代历史文化的有效视角。石硕、林冠群和张亚辉等学者基于王权神话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权属性、政治文化、王权形态和等级衰降等问题。在海外学界，吐蕃王权研究经历了70年历程，20世纪早期的“前佛教”（Pre-Buddhist）学术旨趣引发了海外学界对神圣王权的考察，王权被视为一扇能够开启古代藏族文明“未知领域”的窗口，也由此成为重构“前佛教”古代藏族文明图景的重要视角。

一、早期藏学家的“前佛教情节”和吐蕃王权研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叶斯开（Jaschke）、达斯（Das）和瓦德尔（Waddell）等旅藏传教士、探险家和官员的笔下，佛教传入以前的古代西藏文明被贴上“animism”（泛灵论）、“fetishism”（拜物教）、“sorcery”（巫术）、“shamanism”（萨满教）等标签。这批“业余东方学家”（Amateur Orientalists）对古代西藏这个“未知领域”的刻板印象是古典进化论的产物，是西方知识界基于西方本位的话语体系和个体的“西藏经验”做出的描述。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古藏文文献的逐步开放，以图齐（Giuseppe Tucci）和石泰安（R.A.Stein）为代表的海外学者开始从宗教史和文明史的角度讨论古代西藏的历史和文化。这场学术探讨以揭开“前佛教”时期西藏的神秘面纱为目的，以吐蕃王权为研究视角，以松赞干布以前的吐蕃赞普神话仪式为线索，借助神圣王权理论和文化比较研究，试图重构古代西藏文明图景。

1.两个影子和两个结论：图齐的王权研究　1955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1894—1984）发表了《吐蕃赞普的神秘性格》一文，应该是西方学界研究吐蕃王权的第一篇专题论文。在这篇短文中，图齐从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佛教传入前后吐蕃赞普王权的转型问题，提出了两条有关吐蕃王权的著名论断：第一，13岁继位是吐蕃王位继承定制，当王子年满13岁时，赞普体内的神力就会“复活”（rebirth）、“转移”（transform）或“更新”（renew）于王子体内，王权的神圣性通过“祖先附体”得以延续。第二，“ཆོས”“ཆབ་སྲིད”“མངའ་ཐང”和“དབུ་རྨོག”是吐蕃上层四种权力，前两个权力分别被苯教祭司和大臣所垄断，后两个由作为“同侪之首”（a primus inter pares）的赞普掌握，其中，“མངའ་ཐང”是吐蕃赞普王权的“实质”（essence），“དབུ་རྨོག”则是王权神圣性的可视标志，赞普真正掌握的权力是“མངའ་ཐང”，赞普的主要职责是防治疾病、降雨和保证生育繁衍。

尽管没有明确引用，但图齐的两条结论恰好对应弗雷泽（James Frazer）提出的神圣王权两条理论即王权的自然丰产性（life-giving aspect）和替罪羊属性（scapegoat aspect）。图齐进一步提出“13”这一数字在藏族古代文化中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赞普头盔具有与萨满神帽相似的意义与功能，并尝试从文化角度理解吐蕃王权的基本属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解读也反映出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萨满研究和其对萨满世界中“神圣数字”和“萨满主题”（shamanic motifs）的阐述对图齐的直接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弗雷泽和伊利亚德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伴随图齐王权研究的两个影子。作为吐蕃王权研究的开山之作，图齐的这篇论文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回应。该文的意义在于首次将人类学和宗教学经典理论引入藏学领域，对“前佛教”时期的吐蕃王权神话和宗教文化进行了跨学科解读，为接续研究提供了某种可行的研究范式和学理路径。然而，从史学角度讲，该文在史料选择、历史考据和古词解释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瑕疵。例如，第一条论断中的13岁继位之说缺乏事实依据，根据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松赞干布之后的芒松芒赞等3位赞普分别于8岁、10岁和14岁继位，凡吐蕃赞普13岁继位之说无法成立。第二条论断的史料依据为赤德松赞墓志铭，图齐认为该墓志铭未受佛教影响，是考证“前佛教”时期吐蕃王权的重要依据，但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最后12行碑文共有两处明确提到佛教，由于图齐当年没有看到最后12行的内容，所以也导致了其对史料的错误判定。另外，或许是受论文篇幅所限，图齐对“祖先附体”、吐蕃政体四种权力、“དབུ་རྨོག”与“དམུ་ཐག”的关系以及“མངའ་ཐང”如何体现赞普权力职责等关键问题均未进行详细探讨和深入考证，全文更缺乏详细的引文出处。

2.神话与王权：哈尔的吐蕃王权研究　丹麦学者哈尔（Erik Haarh，1929—1993）所著《雅隆王朝：神话传说对研究古代西藏和赞普起源及本质的贡献》（1969）是研究吐蕃赞普王权的一部巨著。这部著作以图齐的王权研究为蓝本，在赞同图齐两大结论的基础上，以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王权起源神话为研究对象，通过考证这些神话的流传演变，探讨了吐蕃王权学说与藏族古代宇宙观之间的联系，认为聂赤赞普和止贡赞普的王权神话反映了佛教未传入吐蕃之前古代西藏的宇宙观和世界观。

《雅隆王朝》全书16章，以500多页的篇幅和200多部文献史料的征引探讨了松赞干布之前古代西藏的历史文化，遵循了图齐通过宗教思想探讨王权属性的基本思路，考察了佛教传入前吐蕃赞普王权的内涵属性和历史演变。作者提出佛教传入前古代藏族宇宙观念对王权理论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认为吐蕃赞普世系的划分和王权起源神话是建立在古代藏人的宇宙学和神学观念基础之上，“台乌让说”（ཐེའུ་རང）和“苯教说”对构建“前佛教西藏”具有重要作用。赞普王权起源神话是《雅隆王朝》的研究重点，哈尔认为三大王权学说分别代表了前苯教、前佛教和佛教时期对赞普王权起源问题的不同看法，指出这些学说的产生时间、文化语境、时代背景和概念基础均不相同，三大学说赋予了始祖赞普不同的姓名身份、精神气质和历史地位，并把始祖赞普与不同的时代、宗教和观念联系了起来。

哈尔的观点虽然深受图齐影响，但他对一些重要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哈尔对“台乌让说”和“苯教说”所涉及的“གོང”“གནམ”和“སྤུ”等古藏文词语、对古代藏族宇宙三重观和“佛教说”两个层累问题均提出了一家之言。在古代西藏本土宗教的问题上，哈尔认为“ཐེ”崇拜是西藏最古老的宗教形式和神学观念，提出敦煌古藏文写本中的“ཆོས”并非指代佛教，而是指代松赞干布以前的吐蕃王室的根本思想，认为“ཆོས”由吐蕃赞普实行，代表着宇宙和社会规则。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吐蕃王权研究领域少有的大部头专题著作，除少数学者的简短评论外，该书既没有相关书评，也没有充分的接续研究。

受当时时代所限，《雅隆王朝》在史料和观点、解释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史料层面讲，哈尔未能利用到诸如《离神册》（ཡི་གེ་ལྷ་གྱེས་ཅན）等重要藏文史料，核心文本的缺失也使得其赞普起源神话研究在年代定论、名号定性、概念分析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从观点方面，哈尔对古代西藏历史文化的解释亦受泰勒（E.B.Tylor）等古典进化论学者的影响，认为古代西藏经历了前苯教、前佛教和佛教三大时期，“台乌让说”“苯教说”和“佛教说”分别是这三大时期的产物，其中“台乌让说”出现得最早。同时，哈尔对佛苯关系的把握也受早期“业余藏学家”（Amateur Tibetologist）二元对立的影响，认为特定的赞普称谓、宇宙空间和神灵崇拜反映了赞普起源神话“苯教说”和“佛教说”之间的普遍矛盾。从解释层面看，哈尔对一些核心概念和古藏文词汇的诠释亦有牵强附会之嫌，例如对“台乌让说”涉及的“བཤུགས་པ”一词，哈尔提出其义为化身，但其义实为“流放、驱逐”。

3.“གཙུག་ལག”与王权：麦克唐纳的吐蕃王权学说　法国藏学家麦克唐纳（Arian Macdonald）于1971年在《拉露纪念文集》中发表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8、1047、1290号试读，兼论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一文，是吐蕃王权学术史上的划时代成果之一，对佛教传入以前的西藏古代宗教提出了全新的想法，提出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王室宗教叫做“གཙུག”或“གཙུག་ལག”，它是一种“真正的”（true）和“结构化”（structured）的宗教，是一种“宇宙秩序”（world order）。麦克唐纳依据P.T.1047等占卜和丧葬文本探讨了“གཙུག་ལག”这个宗教的由来、内容和功能，提出“གཙུག་ལག”由从天而降的吐蕃始祖赞普聂赤赞普创立，后世赞普依据“གཙུག་ལག”维系统治，实施王权，吐蕃的天子理论和政体组织受唐朝的影响。吐蕃神圣王权思想即天子理论、赞普王室的“སྐུ་བླ”崇拜和死后灵魂观念是吐蕃“གཙུག་ལག”的主要内容，其中吐蕃王权理论从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念，它包括一整套世界、空间和时间的整体观念。吐蕃王室的“སྐུ་བླ”信仰及其祭祀仪式对维系赞普生命健康和神圣权威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吐蕃王权与“གཙུག་ལག”宗教和“སྐུ་བླ”信仰密不可分。

4.石泰安的“无名宗教”与王权研究　20世纪80年代，麦克唐纳和石泰安（1911—1999）有关“གཙུག་ལག”的辩论是西方藏学史上的大事。石泰安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GTSUG LAG和土著宗教这个词的提法》一文中，明确提出他本人无法苟同麦克唐纳提出的核心理论，并从断代、史料和考释三个方面批评了麦克唐纳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文本断代上，麦克唐纳提出P.T.1047号写本是松赞干布时期的文本，将其年代断定为公元640年左右，石泰安批评麦克唐纳的断代没有任何依据，文本的语言风格无法证实该写本为松赞干布时期的文本。再者，从史料选择方面，石泰安认为麦克唐纳只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文本，刻意忽视不利证据，所选史料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主观性和片面性。同时，对于麦克唐纳利用这些随机文本和片面史料，得出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宗教为“གཙུག་ལག”的结论，石泰安指出这是由于麦克唐纳仅仅考证了诸如P.T.1047、ITJ733、P.T.1038等“གཙུག”和“གཙུག་ལག”单独出现且提到天神的文本；若考察其他文本，“གཙུག”和“གཙུག་ལག”并不指涉宗教，虽然该词在不同语境和文本中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没有任何一部古藏文材料能够证明“གཙུག་ལག”代表一种宗教原理和“世界秩序”，提出其意为“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governance）或“政治智慧”（political wisdom），象征赞普王权的力量和永恒性。石泰安认为麦克唐纳依据片面随机的材料得出了错误的观点，“གཙུག”和“གཙུག་ལག”并不是吐蕃官方宗教的名称，该词亦并无宗教内涵。对于吐蕃王权，石泰安在其经典名著《西藏的文明》中探讨了王权神话中的婚姻、穆绳、头盔、坟墓和宫殿对吐蕃王权的重要意义，认为恰神和穆神作为吐蕃赞普的祖先，以“灵魂”或者“人神”的形式附体在赞普身上，赞普的穆绳、头盔、神山、宫殿和坟墓象征着赞普与先祖的联系，象征着赞普与穆神家族之间的联系，指出恰神和穆神之间的联姻故事是吐蕃王权神圣性的根本来源。

5.山神、仪式和王权：卡尔梅的吐蕃王权研究　与石泰安同时代的藏学家卡尔梅（མཁར་རྨེའུ་བསམ་གཏན）是吐蕃王权学术史上的另一位重要学者。20世纪90年代，两位学者对吐蕃苯教问题进行过一场重要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卡尔梅从神话和仪式角度探讨了赞普王权神话的文化内涵、政治意义和仪式属性，认为这些王权神话能够证明吐蕃时期存在一个叫做“苯教”的“普遍信仰”（widespread belief）。卡尔梅的《五史册披露的第一位藏王出身的神话》一文从神话和仪式角度出发，提出“苯教说”即聂赤赞普天降神话包含了一整套古代藏族的神学和宇宙观念，这些叙事借助“གླུད”“བསང”和“བླ”等观念和仪式构建了吐蕃王室的神圣权威，整个社会的神灵体系、社会结构、宗教仪式、宇宙和神学观念均与赞普的神圣性紧密相连，指出赞普的神圣性在古代藏族前佛教宗教信仰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人和牛：གླུད的献祭仪式》驳斥了尼尔（David-Neel）、麦克唐纳和图齐等人将“གླུད”与西方的“scapegoat”互为等同的观点，提出“གླུད”与“scapegoat”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其本质在于交换（exchange）和互利（reciprocity）。文章还通过讨论聂赤赞普天降神话中的牛和止贡赞普被杀神话中的鸟眼儿童的故事，提出聂赤赞普天降神话是“གླུད”仪式的原始雏形。《山神崇拜及其政治意义》一文通过恰穆联姻故事梳理了聂赤赞普与青藏高原九大山神之间的亲属关系，探讨了古代西藏山神崇拜的形成与吐蕃王权政治和武力扩张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承认麦克唐纳认为“སྐུ་བླ”是山神崇拜结论之基础上，提出“སྐུ་བླ”崇拜并非吐蕃王室独有，吐蕃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སྐུ་བླ”崇拜。另外，卡尔梅所撰《雅隆王朝的起源问题》、《矮头黑人的起源》和《灵魂与绿松石：བླ的召唤仪式》等文章还集中探讨了吐蕃赞普的起源神话、古代藏族神话和仪式的关系、“བླ”的观念和召唤仪式。卡尔梅系列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从神话内部逻辑探讨吐蕃王权的属性和形态，揭示了王权与宗教、仪式和神话之间的关系，勾勒了王权的内在机制和思想内涵，界定了吐蕃王权神话在古代藏族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除上述研究外，威利（Turrel Wylie）（1963）、寇可兰（J.Russel Kirkland）（1982）、卡特（Nathan Culter）（1991）等学者基于聂赤赞普和止贡赞普王权神话，也在“前佛教”时期西藏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吐蕃两个王统的分化统一问题、赞普和神山的关系、赞普名称及王权的神学和宇宙学内涵等。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共同受到20世纪西方学界“前佛教”西藏的学术旨趣之影响，图齐等人对古代西藏宗教文化的基本论述和研究范式是这些研究遵循的主要学术前提。

6.吐蕃神圣王权研究的沉寂与回归　自图齐的开山之作后，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西方藏学家均不同程度地参与过有关吐蕃王权的学术探讨，敦煌藏文写本的整理出版更为这个新兴课题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基础，由此掀起了一场基于吐蕃王权的“前佛教”时期西藏宗教文化的学术大讨论。如果说图齐的论文宣告了吐蕃王权研究的开端，那么，哈尔、麦克唐纳、石泰安和卡尔梅等藏学大师们的经典研究则标志着吐蕃王权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影响深远。在这场学术大讨论中，学者们基于神圣王权视角，通过分析吐蕃赞普的自然丰产性和社会整合力，论述了吐蕃的弑君之俗和王位继承定律，进而讨论了吐蕃的本土宗教、政教关系、神话仪式和神学宇宙观念，提炼出诸如“གཙུག་ལག”、“无名宗教”（nameless religion）和“民间宗教”（folk religion）等概念并试图厘清佛教传入以前古代西藏文明的概貌，从而修正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传教士和官员为代表的西方“业余藏学家”对古代西藏文明的片面认知。在经历了这场范围大、影响广的学术讨论之后，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却步入了一个短暂的沉寂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赛缪尔（Geoffrey Samuel）和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等人的零星评论外，再也没有出现专题论文或大部头著作。直到21世纪初，兰博的系列研究打破了吐蕃神圣王权研究无人问津的僵局，为沉寂的吐蕃神圣王权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藏学家和人类学家兰博（Charles Ramble）所撰《神圣赞普和神王统治：吐蕃王权的理论与实践》（2006）是吐蕃王权研究史上一篇重要论文。在文章中，作者立足苯教大藏经文本《王子讲授王法经》（རྒྱལ་བུས་བཀའ་ཁྲིམས་བསྩལ་བའི་མདོ）对王权必要性、相对性和教法与王法等级阶序问题的表述，结合18—19世纪尼泊尔木斯塘藏族村落缇尼（Thini）和巴拉岗（Baragaon）的藏文档案和民族志材料，归纳出吐蕃赞普王权的三大特征：第一，王权的获得是被动的，聂赤赞普“苯教说”和木斯塘民族志材料表明王权并非通过武力取得。第二，吐蕃王权具有契约性质，君臣通过盟誓宣示正义和忠诚。第三，赞普对臣民负责（accountability），对不称职的赞普进行“合理杀害”（justifiable regicide）是臣民的“宪法性权力”（constitutional right）。关于前辈学人的研究，兰博根据吐蕃王权神话叙事，并结合木斯塘藏族村落的档案记录，为图齐和哈尔等学者提出的“合理杀害”假设提供了民族志依据。兰博对吐蕃神圣王权和尼泊尔高地藏族社区头人制度之间关系的最早探讨见于其专著《女妖之脐：尼泊尔高地的藏传佛教与土著宗教》（2008）中的《岱的头人和天神赞普》《The Headmen of Te and the Heaven-Appointed King》一章，其中以岱村头人的选举和任命仪式为个案，通过分析历史文本和仪式过程本身，提出这些复杂连贯的任命仪式实则是对吐蕃天神赞普神话的戏剧化展演，头人的选举和任命被仪式表述为天神意志的体现，为社区构造了集体性和神圣性，提出岱村头人制度与遥远的吐蕃赞普神话具有深刻的历史关联，吐蕃神圣王权思想仍普遍存在于尼泊尔木斯塘社会及其神话中。继上述成果后，兰博的论文《既是鱼又是鸟？对藏族镜像世界相关表述的初步思考》（2013）以藏族民间故事《会飞的鱼》和《西藏王统记》对大昭寺天花板鱼图纹的记载为出发点，以吐蕃王权神话中的“鱼王”（ཉ་ཁྲི）和“鸟王”（བྱ་ཁྲི）的关系问题为突破口，提出古代藏族对于世界和时空的想象并非是“垂直性”的，聂赤赞普神话中的“鱼”来自天界，而止贡赞普丧葬叙事中的“鸟”来自河流，鱼可以在天上飞，鸟可以在河中游，认为“鱼王”和“鸟王”的关系揭示了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是一种特殊的“镜像世界”（Mirror World），从而对学界公认的古代藏族“垂直性宇宙观”（vertical cosmology）提出了质疑。

受泰勒“生存论”（the doctrine of survival）的启发，兰博把吐蕃王权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时空环境，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探讨了吐蕃赞普王权的一般原则，以丰富的民族志材料和详实的近现代历史档案论证了吐蕃神圣王权的历史延展与具体实践，揭示了社会和仪式是吐蕃王权存在的前提，标志着吐蕃王权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转向，其对“鱼王”和“鸟王”故事的解读和古代藏族“镜像世界”宇宙观的论述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道森（Brandon Dotson）的论文《赞普的理论化：吐蕃神圣王权研究的间接和直接材料》（2011）分析了茹来杰（རུ་ལས་སྐྱེས）在止贡赞普神话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仪式文本解读了古藏文ངར以及ངར་ལ་སྐྱེས这一名字的特殊含义。指出茹来杰在后半部分叙事中完全消失的原因是由于他本身就是“གླུད”，认为茹来杰的故事印证了弗雷泽神圣王权的基本理论之一即王的“替罪羊属性”（scapegoat aspect）在古代西藏的存在，提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对话对吐蕃王权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吐蕃佛教王权研究的兴起

20世纪末，国际“佛教热”的不断升温促使“佛学”（Buddhist Studies）成为一门专业领域，在果卡（Balkrishna Gokhale）和谭拜雅（Stanly Tambiah）等人对佛教王权展开开拓性研究的背景下，佛教王权亦逐渐成为吐蕃王权研究的重点，取代了神圣王权在早期一家独大的地位。在厘清吐蕃佛教王权的由来形成、历史建构和形态特征之基础上，如何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理论框架中界定吐蕃佛教王权的思想内涵，如何理解“菩萨”和“化身”等概念对吐蕃佛教王权的建构意义，如何在后弘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把握吐蕃赞普佛教化的途径和特点等问题成为相关研究的关注焦点。

1.佛教与王权：沃尔特的吐蕃王权研究　沃尔特（Michael Walter）的专著《佛教与帝国：古代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文化》（2009）是对白桂思“中央欧亚文化圈”（Central Eurarian Culture Complex）设想的进一步延伸。沃尔特以吐蕃时期的宗教、仪式和术语为线索，通过分析“སྐུ”“བླ”“སྐུ་བླ”“ལྷ”和“ལྷ་སྲས”等古藏文术语，在比较参照中央欧亚和印欧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的王权神话、君臣关系、社会结构、盟誓制度和山神崇拜等西藏古代史经典命题，对吐蕃王权、政治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提出三个大胆的假设：第一，佛教传入吐蕃以前，吐蕃没有形成任何一种系统的宗教体系；第二，佛教有效整合了吐蕃的氏族、大臣和僧团阶层，佛教观念对吐蕃政治结构影响巨大；第三，有关赞普的特殊术语、王权神话、盟誓共命是维系吐蕃王权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石，使赞普成为超越整个社会结构的神圣存在。以上三个观点代表了沃尔特对图齐和麦克唐纳等前人成果的批判反思，全书多次引用白桂思和林肯（Bruce Lincoln）等人的研究，并在多处把吐蕃王权和宗教观念与斯基泰、蒙古和日耳曼模型进行比较，论述了中央欧亚文化对吐蕃政治观念的影响。对前人研究的批判反思和对古藏文术语的语文学解读虽然是本书的亮点，但细节考证存在诸多纰漏。例如，沃尔特批评卡尔梅等学者对“བླ”和“སྐུ་བླ”的解释，认为这些古藏文词汇是政治术语，为政府（government）之义。同时，该书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例如就桑耶寺对构建赤松德赞法王身份的探讨以及君臣共命体系的崩溃导致吐蕃衰落等洞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外，该作也进一步预示了佛教王权在吐蕃王权研究领域的崛起。

2.赤松德赞“变形记”：多尼的吐蕃王权研究　多尼（Lewis Doney）的赤松德赞研究是吐蕃佛教王权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其博士论文《吐蕃王权的转变：早期佛教史中的赤松德赞》主要研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早晚期藏文史料中的不同身份问题。文章论述了赤松德赞在8—12世纪藏文文献中的身份转换和形象转变，追溯了赤松德赞的“变形过程”（aprocess ofmetamorphosis），勾勒出其从“吐蕃赞普”（Tibetan Emperor）到“佛教国王”（Buddhist King），最后到“密宗弟子”（Tantric Disciple）的变形轨迹。指出在吐蕃碑刻铭文中，赤松德赞是一位强大和仁慈的“赞普”，也是一位救度藏地众生的“菩萨”，敦煌古藏文文献更是将其描述为证得涅槃的“法王”，而在《巴协》等12世纪藏文文本中，赤松德赞成为佛教上师的施主和学生，娘热尼玛沃色等后弘期藏族史家的建构使莲花生等外来大师逐渐取代了土著赞普在藏文历史叙事中的核心地位。该文提出赤松德赞在12世纪藏文教法史中的降级和转型与后弘期初期藏族文化的集体转向密不可分，指出宗教人物的崛起和印度文学在西藏的传播发展是促使赤松德赞身份转变的重要因素。

继上述博士论文后，多尼陆续发表了《国王、法王还是菩萨？以赤松德赞时期的碑铭为依据》（2013）、《早期西藏菩萨王权：以赤松德赞为例》（2015）、《早期藏文佛教史中对8世纪吐蕃王法的赞颂》（2017）、《降级的赞普：菩萨王崛起的理论思考》（2019）等文章。 《国王、法王还是菩萨？以赤松德赞时期的碑铭为依据》探讨了赤松德赞在雪碑、桑耶寺碑文和琼结墓志铭中同时作为“赞普”“法王”和“菩萨”的多重身份，考察了吐蕃时期的文本和王权叙事对后弘期赤松德赞身份的佛教化所产生的影响。《早期西藏菩萨王权：以赤松德赞为例》在大乘佛教传统中探讨了“菩萨”的含义和西藏“菩萨王权”的基本思想，认为古代汉地和于阗的“菩萨王权”思想对西藏产生了影响，探讨了后弘期外来大师的传记对土著赞普身份叙事所造成的冲击。《早期藏文佛教史中对8世纪吐蕃王法的赞颂》分析了吐蕃碑铭、敦煌写本和后世文本对赤松德赞及其王法的不同记载，提出新旧王法之间的断裂体现了赤松德赞身份的转型和吐蕃王法的转变。《降级的赞普：菩萨王崛起的理论思考》结合“放逐与回归”（exile and return）、“野外生存”（survival in the wilderness）和“王的羞辱”（royal humiliation）等南亚和中央欧亚王权经典叙事，考察了莲花生传记文本中吐蕃赞普地位的降级过程，揭示了宗教人物传记的崛起对吐蕃赞普身份和地位的影响。

3.松赞干布的佛教化：觉悟、救赎、化身　松赞干布的佛教化转型是吐蕃佛教王权领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哈克亚斯（Georgios Halkias）所著《镜与像：吐蕃的佛教王权神话》（2012）是一篇深入探讨松赞干布佛教王权的专题论文，其中梳理了松赞干布佛教王权在吐蕃的起源和发展，指出作为“天神之子”的赞普无法为吐蕃子民提供灵魂救赎是吐蕃神圣王权让位于佛教王权的重要原因。吐蕃王权在佛教化的进程中又吸收融合了本土天神观念，巧妙地实现了佛教王权“出世”和“入世”的“一幕两戏”（Two Plays in One Act），最终为吐蕃赞普提供了“政教合一”的特殊地位。哈克亚斯的另外一篇论文《觉悟的君主：印度和吐蕃的佛教和王权》（2013）在佛教王权的框架中梳理了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对王权和政治的基本态度，探讨了佛教文本中的不同王权模型及其主张，分析了佛教传入吐蕃后对本土王权观念的吸收和运用。由于该文重点探讨印度佛教的王权主张，对吐蕃赞普王权的佛教化缺乏深入讨论。

米尔斯（Martin Mills）所著《吐蕃神圣王权中作为历史的仪式：对于阗僧侣神话的注解》（2012）一文提出于阗僧人的故事是构建吐蕃菩萨王权的重要叙事之一，分析了该神话在《韦协》和《玛尼遗教》中的不同记载，认为这两种不同版本的于阗僧人故事对王法的诠释定位及其与佛教伦理道德关系的记载互为矛盾，《韦协》中的松赞干布故事属于密宗比喻（Tantric Trope），而《玛尼遗教》和《柱间史》的叙述则属于化身比喻（Emanational Trope），提出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佛教语境中理解神圣性和佛教性的关系问题。道森的《化身赞普和他的世界性矛盾》（2019）以后弘期藏文教法史所载松赞干布与观音像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提出松赞干布隐入观音像和以松赞干布为蓝本的观音像的佛教叙事表述了世间菩萨和化身赞普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图像和物质文化在展示和构建吐蕃佛教王权中的中心地位。

除上述研究外，凯布斯坦（Matthew Kapstein）、大卫逊（Ronald Davidson）、索仁森（Per K.Sørensen）和赫氏伯格（Daniel Hirshberg）等人的评述也值得关注，由于不是专题研究，本文不再单独赘述。

三、几点思考

从成果数量、研究人员和科研规模来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海外共十余名研究人员30多部成果探讨了吐蕃王权问题，其中有数位是活跃于现今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且凝聚力较强，多以开展大型国际项目和在国际学术会议常设专题小组（Panel）的形式进行交流和研究。除此以外，吐蕃王权海外研究有以下两点学术特色值得关注。

1.重视理论反思和比较研究　自图齐的开山之作后，海外学者对吐蕃王权研究的探索较为关注理论对话和对比研究。例如，赛缪尔（Geoffrey Samuel）在《文明的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1993）一书中认为谭拜雅提出的“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模型对探讨古代西藏地方的王权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在《吐蕃帝国在中亚》（1987）中把吐蕃王权放置于“中央欧亚文化圈”（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中加以讨论，认为吐蕃赞普与臣民之间特殊的“共命关系”（Comitatu）使吐蕃王权政治具有“中央欧亚属性”；哈克亚斯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的框架中论述了西藏佛教王权的特殊模式，认为对本土王权思想的吸收和融合是吐蕃佛教王权的重要特征；多尼以赤松德赞王权为个案，结合具体的时空和语境论述了佛教王权的降级和转型问题；道森基于茹来杰故事解释了弗雷泽神圣王权的“替罪羊”理论及其与弗雷泽两条王权定律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述这些研究从跨文化和跨学科角度探讨了神圣王权和佛教王权在古代西藏的形态、实践和转型问题，抑或借用西方经典王权理论解释吐蕃王权的一般原则，抑或运用吐蕃王权现象补充修正王权一般理论，或是反思了王权基本理论对吐蕃王权的适用性问题，也有将吐蕃王权与古代汉地、于阗和中亚地区王权形式加以比较归纳异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吐蕃王权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王权作为一个藏学主题为跨学科理论对话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2.稳定的知识谱系和多样的研究视角　神圣王权和佛教王权是吐蕃王权海外研究的两大板块，它们各自形成了稳定的知识谱系、学理路径和研究队伍，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图齐的弗雷泽式解读开启了作为人类学经典理论的神圣王权与藏学的对接，哈尔、麦克唐纳、石泰安和卡尔梅等学者在宗教史和文明史的整体视阈中以宗教、文化、神话和仪式作为切入点讨论王权，试图厘清吐蕃王权与古代西藏宗教、文化和仪式之间的关系，其知识谱系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近年来，海外学者转为研究吐蕃佛教王权，相关成果以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王权的佛教化为个案，从文本、叙事、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等角度探讨吐蕃佛教王权的内涵模式和转型降级等问题。例如，米尔斯对于阗僧人故事的研究和道森对茹来杰叙事的剖析颇有“以小见大”之妙处；海勒（Amy Heller）（1994）基于艺术史视角对吐蕃大日如来信仰与吐蕃王权关系的分析；凯布斯坦（2000）和大卫逊（2005）基于佛教密宗视阈对吐蕃佛教王权“坛城化”（Mandalification）的论述；道森（2019）从图像和物质文化角度探讨吐蕃王权的历史形成和内涵特征，反映了研究视角趋于多样性的新的发展向度。

纵观吐蕃王权海外研究70年历程，笔者认为，首先吐蕃王权研究是国际学术的产物，受弗雷泽神圣王权理论的启发而开端，自形成之初就带有比较关怀和理论烙印，其学术路径是基于神圣王权来阐述古代西藏文明，核心史料是未受佛教影响的藏文早期文本。其次，吐蕃王权研究的发轫恰逢敦煌文献面世、名家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一开始就具有起点高、基础厚和影响深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著作成果，引发了意义深远的学术争鸣。当然，该命题的短暂沉寂亦引人深思。笔者认为，20世纪初，弗雷泽及其神圣王权理论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遭遇冷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吐蕃神圣王权研究的低迷沉寂。21世纪初，兰博的研究把吐蕃神圣王权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他基于神圣王权视角和民族志材料考察了吐蕃王权一般理论在尼泊尔高地藏族传统村落头人制度中的延展，考察了当地的政权形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任命仪式，标志着吐蕃神圣王权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重要转变。道森的茹来杰研究继图齐之后重新思考和探讨了弗雷泽王权理论对吐蕃王权研究的理论意义。进入21世纪后，在国际“佛教热”的影响和推动下，吐蕃佛教王权成为海外学界关注的主要论题。在这一轮新的学术讨论中，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的佛教转型受到学界关注，相关成果重点讨论了佛教王权中的“菩萨”“化身”和“觉悟”等经典概念在吐蕃佛教王权思想中的意义，分析了文本、叙事、图像中吐蕃王权佛教化转型的起源流变，考察了吐蕃佛教王权的历史演变、形态类型和思想内涵，探讨了王权叙事中外来大师与土著赞普、王法与道德、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讲，70年的学术历程促使海外吐蕃王权研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学术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构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相关成果对研究佛教传入吐蕃之前的古代西藏文化、社会和宗教提出了有益思路，对探讨吐蕃王室宗教观念和祭祀仪式、吐蕃政治原则和制度框架、吐蕃赞普权威和政教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有效参考，对思考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西藏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提出了宝贵线索。

然而，这一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上述史料运用、古藏文解读和史实考证方面的问题外，以下几个问题亦值得思考。第一，正如当年石泰安所批评，对重要理论成果缺乏必要深刻的接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第二，很多研究存在重现象描述、轻理论探索的问题，未能有效揭示王权作为探讨古代藏族社会整体性的有效视角，未能有效发挥王权研究在沟通藏学与其他学科联系中的重要作用，从理论角度进一步界定吐蕃王权涉及的基本概念，厘清关键问题，探索内在机制，细化类型模式，加强吐蕃王权的跨学科和跨文化对比研究是当务之急。例如，笔者认为，吐蕃神圣王权研究应进一步深入对吐蕃时期是否真的实行“合理杀害”，赞普身体与王权政治的关系，吐蕃王室的丧葬仪式和盟誓活动中的王权思想，吐蕃君臣关系、政治制度、行政建制和律法思想如何体现和影响赞普王权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密切王权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使吐蕃王权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吐蕃史研究。吐蕃佛教王权研究应关注佛苯文献中的不同记载，区分不同历史时期吐蕃佛教王权的不同模式，探讨化身王权和密宗王权间的复杂张力，考察佛教王权与神圣王权间的历史互动，进一步从历史、文本和文化等不同视角对吐蕃王权的思想内涵、历史演变、内外机制和运作原理形成较为清晰且统一的认识，使王权研究更好地服务于藏族文化发展史研究。第三，纵观相关学术史，吐蕃神圣王权和佛教王权两个领域之间总体上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论对话和学术互鉴，神圣王权研究不关注研究文本潜在的佛教语境，佛教王权研究不关注其本土文化因素，两个领域在一些基本概念和重要问题上缺乏深入交流。笔者认为，这样的对立解读和机械分割忽视了苯教和佛教在古代西藏文明图景中长期共存、相互融通的史实，忽视了吐蕃神圣王权和佛教王权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互动。加强两个领域间的交流互鉴有助于厘清“神圣”和“佛教”的内涵和关系，有助于推动吐蕃王权研究的学术理论创新，有利于从整体上理解吐蕃王权的丰富内涵和多元特征。同时不难发现，海外学界对藏汉文研究成果的关注尚不充分，对国内新近优秀成果的运用不甚积极。相较而言，国内学者较为重视对海外成果的引用、评述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外藏学界的互动交流。最后，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如何在古代西藏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继承和发展王权研究的学术遗产，也是吐蕃王权研究必然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