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强：拉萨小昭寺源流考

【内容摘要】按照藏族传说，小昭寺由文成公主修建，这一说法影响深远，实是对小昭寺的误解。根据汉藏史料互证，小昭寺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宫殿，文成公主为供奉释迦牟尼像进行了扩建。文成公主去世后，汉僧在此长期居住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寺庙。明代阿勒坦汗仿照拉萨大昭寺所藏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塑造佛像并建寺供奉，以蒙古语寺庙之意称其为召。在蒙古语中小昭寺的名称是依八岁释迦牟尼等身像而来，汉文小昭寺的名称则是清初从蒙古语或满语转译而来，小昭寺的修建以及名称演变充分体现出藏蒙满汉各族历史上密切的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刘凤强，西藏民族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藏学学刊》2021年第1辑（总第24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礼仪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交往中的作用及影响研究（唐至清）”（20BMZ032）阶段性成果；西藏文化传承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委托课题“唐蕃会盟研究”（XT-WT201823）阶段性成果。

小昭寺，藏语称为“རྒྱ་སྟག་ར་མོ་ཆེ”（汉虎热木齐），或简称为“ར་མོ་ཆེ”（热木齐），位于今拉萨市八廓街北约500米处，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寺院。据藏文史籍记载，小昭寺是文成公主进藏后修建的，修建时间稍晚于大昭寺，这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述，无须赘引。《西藏王统记》记载，大昭寺和小昭寺都“用时十二个月，同时完工”，这种说法可能是藏族人民的美好想象。在藏文史籍中，对于小昭寺的修建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充满了传说色彩。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携带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作为嫁妆，将佛像置于车上，由两个大力士拉着行走，当车行至拉萨时，车身陷于泥土，无论如何用力都拉不出来，文成公主经过推算得知，必须以释迦牟尼像镇压，于是命人将佛像供奉于所陷之地，在佛像四周树立四柱，悬白帐围之，后来小昭寺就是以此为基础建造起来的。这则故事在《柱间史》《弟吴宗教源流》《娘氏教法源流》等史书中都有类似的记载。故事传闻只是人们对某一段历史的记忆，不可轻易信以为真。但因为历史久远，史料又极为缺乏，故而被藏族史书反复记载，人们也乐于讲述这一故事，以至于故事传说被作为信史广为流传，清代有关西藏的汉文方志书如《西藏志》《卫藏通志》等，也都沿袭了藏族的传说，甚至今天一些学者在论及小昭寺来历时，仍然将之作为重要史料引用，似乎已是大家默认的史实。然故事传说毕竟存在脱离历史真实的成分，如果我们欲探求历史真相，必须仔细审阅古代史书的相关内容，从中寻找小昭寺修建以及演变的蛛丝马迹。

一、小昭寺兴建缘由及时间

要探讨小昭寺的修建时间，首先我们要从吐蕃时期拉萨的建筑开始谈起。关于吐蕃早期人们的居住情况，史料较为缺乏，一些分裂时期及以后出现的藏文史书所记内容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在汉文史书中，较早记载吐蕃居住状况的是《通典》，文称“其君长或在跋布川，或居逻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氊帐，张大拂庐，其下可容数百人”。《通典》编纂始于唐代宗大历年间，经三十余年，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编成，距松赞干布时期已一百多年，杜佑的描述应是松赞干布以后的情形。从杜佑的记载可以看出，即便是在松赞干布以后，吐蕃的建筑都规模不大，数量似乎也不多，人们尚不习惯于居住在建筑房屋中。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描述吐蕃居住状况说：“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廓”，《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距《通典》编纂又已一百多年，编纂时所据史料可能较《通典》所资史料更晚，从《通典》的“有小城”到《旧唐书》“颇有城廓”，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吐蕃的房屋建筑在数量与规模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已经是吐蕃晚期的房屋建筑情况了。由此推断，松赞干布时，包括赞普在内，主要是以氊帐作为居住之所。唐高宗时，吐蕃遣仲琮入唐，称“赞府春夏每随水草，秋冬始入城隍，但施庐帐，又无屋宇”，为我们的推断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证据。松赞干布在迎娶文成公主时，迁都拉萨时间不长，建筑不多，最主要的宫殿应是布达拉山的红宫，《西藏王臣记》载：“于是王率左右，渐临布达拉山，乃于此处修建王宫。其宫如帝释天堂移来人间，华丽悦目，如天庭玉阶，高峻威严”，红宫初建成时，其规模可能并不是太大，《西藏王臣记》的记载应是夸张的说法，不过，在当时对于常居氊帐中的人们来说，红宫的修建确实是一种威严的象征。据《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赤尊公主抵达拉萨时，“至红山宫”，也就是说，当时尚无专门供赤尊公主居住的宫室。

迎娶文成公主是影响吐蕃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松赞干布亲自前往河源迎亲，且为能迎娶大唐公主非常自豪，声言：“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后代”。《旧唐书》《新唐书》以及后来汉文史书也都反复强调了这一说法。对于内地来说，公主出嫁有一专门府第是很正常的事，然对于吐蕃来讲，为文成公主专门建一宫室，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举措。《通典》中所称筑一城，实是指一居住场所，应是文成公主在拉萨的居住之所，那么所筑一城是哪里呢？实际就是小昭寺（当时称为热木齐）。藏文史书《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说：“火猴年五月八日，圣度母之化身，汉地公子朱琼之女，公主将本尊释迦牟尼迎坐车上，携四经、和尚，同抵小昭寺”。从这条史料看，在文成公主抵达拉萨时，小昭寺已初步建成，可供居住。在其他藏文史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藏文史籍《韦协》（དབའ་བཞེད）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情景说，“དེ་ནི་ཕོ་བྲང་ལྷ་ས་ར་མོ་ཆེ་ན་བཞུགས”（［公主］居住于拉萨小昭寺）。据学者研究，在文成公主进藏之际，松赞干布弟弟赞松发动了叛乱，松赞干布从青海匆匆赶回，而未能与文成公主同行。文成公主一行行走较慢，小昭寺的初步修建应是在这一时间。在文成公主抵达拉萨时，松赞干布尚居住于兰噶尔，而文成公主则居住在小昭寺。汉藏史料相互对比印证，笔者认为所谓文成公主进藏后兴建小昭寺的说法是错误的，小昭寺其实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专门修建的宫殿，其初步建成时间当在文成公主抵达拉萨前不久，当文成公主抵达拉萨后直接居住在小昭寺，而不是进藏后由她本人主持修建。当然，此时小昭寺还只是初步修建，规模还不大。松赞干布这一举措无疑向世人表达了与唐朝联姻的重视，反映出他对唐蕃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视。

小昭寺的修建也使文成公主在吐蕃地位的提升，很可能由此引起了赤尊公主的不满，在藏文史书中反复记载赤尊公主对刚入吐蕃的文成公主发难，要抢先在文成公主之前建寺，甚至阻挠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见面，可能就是对这一历史现象的间接反映。就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不久，发生了松赞干布远征尼泊尔事件，《新编尼泊尔史》载：“大约在公元640至642年间，希瓦·德瓦一世的孙子乌达亚·德瓦二世的儿子纳伦德拉·德瓦，在松赞干布的帮助下打败了毗湿奴·笈多，恢复了他祖先传下的王位”，可能是为了笼络尼泊尔上层贵族，松赞干布依照接待文成公主的方式，迅速在拉萨建起大昭寺。《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在文成公主进藏后“土狗年，填卧塘湖。土猪年，为大昭寺奠基”。“上层诸殿，拜木萨于一周年时，即建成居之”。这样，赤尊公主从红山宫搬迁至大昭寺居住。

因此，笔者认为小昭寺修建在前，大昭寺修建在后，两个建筑是松赞干布为二公主修建的居住宫殿。此后，其他后妃也加以仿效，这就是藏文史书所述其他妃子各建寺庙的情形，实际应是供其生活的居所，这也促进了吐蕃建筑的发展。

二、从宫室到寺庙：小昭寺功能的转变

据我们前面推断，小昭寺与大昭寺都是建立的宫室，最初本意并不是修建寺庙，所谓为镇压女妖而建，更是后人的附会。小昭寺由宫殿转变成寺庙也经历了较长时间，是伴随着吐蕃佛教发展逐渐演变的结果。

文成公主入吐蕃前的个人经历、文化修养等，藏汉文史书均未提及，但从她携带释迦牟尼像进藏，以及进藏后的活动看，她可能是一个虔诚信佛之人，《雅隆尊者教法史》记载与她一起进藏的还有僧人，也可作为佐证。为了供奉所携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文成公主进藏后又在小昭寺内增建了一部分建筑，一般称为龙宫，《韦协》称“从汉地迎请来的释迦牟尼像亦供奉于惹木其（即小昭寺）”，《贤者喜宴》记载的更具体，“ར་མོ་ཆེའི་ཀླུའི་ཕོ་བྲང་ཇོ་བོ་བཞུགས་པ་འདིས་ནོན་འདུག”，黄颢、周润年译为“并增建文成公主的驻地小昭寺龙宫”，译文漏译了“ཇོ་བོ”一词，“ཇོ་བོ”在《藏汉大辞典》中有三种含意分别是长兄、至尊、尊者。但在藏文史书中经常见到，“ཇོ་བོ”指释迦牟尼像，我们现在还将“ཇོ་བོ་མཆེད་གཉིས”译为“释迦双尊”，就是指藏于拉萨大昭寺和小昭寺的两尊释迦牟尼像。因此，笔者认为，《贤者喜宴》的这句话应译为“文成公主在小昭寺建龙宫供奉觉沃释迦牟尼像以镇压”，此时小昭寺还不是寺院，只是文成公主为了供奉佛像，而专门另建一神殿而已。《贤者喜宴》记载“（小昭寺）最初，门向西开，而后自转向东”，《卫藏通志》称“因唐公主悲思中国，故东向”。可能是文成公主进藏后，因思念故土对小昭寺的改建。后世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建小昭寺，其实是对她修建龙宫以及对小昭寺改建的发挥。文成公主的礼佛活动对吐蕃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可能有不少仿效她供奉佛像之举，后来史书将这些供奉佛像的地方统称之为寺庙，王森先生说：“这些寺庙实际上都是一些小庙，供上一个佛像，里面没有常住僧人”。实际上，这些寺庙最初可能都是居住场所，供奉了一个佛像而已。后世高僧感恩文成公主的功德，故而将小昭寺的修建均归功于文成公主。从史书记载来看，文成公主修建龙宫时间可能稍晚于大昭寺，因此，在史书中便出现了先修建大昭寺后修建小昭寺的故事。

文成公主在世时，已有汉地高僧来藏或路过藏地，见文成公主时定会在供奉佛像处做礼佛活动，吸引了藏人的注意。文成公主去世后，此处不再是专供居住的宫殿，逐渐变成了汉僧居住、礼佛的场所。《韦协》在记载玛尚冲巴解毁佛时说：“时在惹木其有一名汉和尚，曾是金城公主的侍从”，另外一本《拔协》（རྦ་བཞེད）说，“其时小昭寺堪布，一名汉僧被逐回汉地”，看来被驱逐者就是主管小昭寺的高僧，但此时被驱逐的可能是较有影响的僧人，在玛尚毁佛期间，小昭寺并没有中断汉僧的活动，据《韦协》记载，当韦赛囊的两个儿女去世后，“有热木其佛堂的一名年老的汉地和尚被请来超度亡灵”，在《拔协》（སྦ་བཞེད）《贤者喜宴》等书中也有相类似的记载。这时小昭寺其实已由文成公主的宫室变成了寺庙，主要由汉僧在此活动，恰白·次旦平措认为“小昭寺的最早僧人多为汉族和尚”，应符合历史实际。《新唐书·地理志》载：“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此处的佛堂没有明确说是何处，有学者认为是指大昭寺，系“གཙུག་ལག་ཁང”的汉译，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藏文“གཙུག་ལག་ཁང”和“ལྷ་ཁང”均指寺庙、佛堂，小昭寺内有供佛殿堂，称为佛堂也是合理的。在传统藏文史书中大昭寺还称为“པེ་ཧར”（贝哈尔）或“པེ་ཧར་གླིང”（贝哈尔林）。据《韦协》记载，当寂护被请至拉萨时，赤松德赞对是否召见其人尚心意不决，暂请寂护驻留在“ར་ས་པེ་ཧར”（拉萨贝哈尔），《贤者喜宴》也有相同记载。据此推测，在赤松德赞时，“贝哈尔（即大昭寺）”是印度、尼泊尔僧人的居住活动场所，“热木齐（即小昭寺）”则是汉僧活动的地方。唐朝使者前往吐蕃，怀着对文成公主纪念崇敬之意，多会去其故居祭拜，再加上小昭寺多有汉僧活动，便于使者访问吐蕃情况，所以会提到“经佛堂百八十里”，这说明大约在赤松德赞时，小昭寺已由宫室变成了寺庙。

三、从“热木齐”到“小昭寺”名称的转变

藏文史籍称小昭寺为“ར་མོ་ཆེ”（热木齐），似与地名有关，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一行携带着释迦牟尼像行至热木齐时，“车轮陷入沙洲之中，力士拉噶与鲁噶虽尽力挽之，亦不能出。乃于觉阿像之四方，竖立四柱，悬以绫幔而作供祀焉”。《贤者喜宴》也称“公主在热木齐插立木柱，垒起草坯”。本以地名命名的寺庙，后来译为汉文时为何不按发音翻译，而将其称为“小昭寺”，又是何时开始译作“小昭寺”呢？目前对于大昭寺、小昭寺译为“昭”，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昭”字源于梵语“招提”，如刘立千注《卫藏道场圣迹志》中持此观点；二是“昭”为藏语“ཇོ་བོ”的译音，黄颢、周润年注《贤者喜宴》提出“‘觉卧’（尊者）一词在连读时其音近似‘昭’”；三是“昭”源自蒙古语“joo”，“joo”为“ཇོ་བོ”的译文，由此引申为寺庙之意。对以上说法我们略作分析。如果说“昭”从梵语“招提”而来，在唐代已盛行此说法，则唐人应称“小昭寺”而不是佛堂，从目前汉文藏学文献来看，直到清初才出现小昭寺之名，如雍正朝《四川通志·西域志》写作“小诏寺”，如果昭字确源于“招提”，因“招提”的用字较为固定，应书写为“招”而不是“诏”或“召”。孙士毅在《小诏寺》诗中云“大诏（音招）北去小诏迎”，据此，“诏”实是译音，与“招提”无关。那么是否是第二种解释“ཇོ་བོ”的译音呢？凡是略知藏语发音的都知道，“ཇོ་བོ”音“觉沃”，如果是“ཇོ་བོ”的译音，应称为觉沃寺，而不是大昭寺或小昭寺。王尧解释“大昭寺”说：“此寺藏语习惯上又简称为jo khang。由于殿内安奉释迦牟尼而得名，释迦牟尼是净饭王子，而王子在藏语中称jo bo。因而译为‘昭’或‘召’。另有ra mo che寺称为‘小昭’”。王尧先生从安奉释迦牟尼像解读“昭”字，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指出为何将“觉沃”译成汉文“昭”的发音。

笔者赞同陈楠等人的观点，“昭”（或“招”“诏”“召”）是从蒙古语中转译过来。明代呼和浩特建有大召、小召，在17世纪初成书的《阿勒坦汗传》中，呼市大召或其释迦牟尼像写作“joo sikamuni”（召释迦牟尼），其写法与拉萨大昭寺或其释迦牟尼像相同，该书多次出现拉萨大昭寺，均称为“joo sikamuni”，可见明朝末年蒙古族以释迦牟尼像称大昭寺，而没有采用藏文的音译或意译。现今蒙古地区有很多寺庙以“joo”（召）命名者，如小召（bay-a joo）、乌素图召（Usutu-yin joo）、班智达召（Bandida joo）等等，呼和浩特以召命名的寺庙最多，号称“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故呼和浩特也称为“召城”。那么，蒙语中的“joo”（召）从何而来呢？目前，内蒙古地区以召命名的寺庙中，大召建寺时间最早，一般认为是1579年动工，1580年初步建成。据《阿勒坦汗传》记载，阿兴喇嘛曾盛赞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的意义，“由薄伽梵释迦牟尼佛亲自开光，为末法时众生起造的这尊佛像，与胜佛师本身无别而一样，有缘众生瞻仰之后立除三毒之病而获安”，“若向往彼有利益之胜佛，只要向其移近七步之时，即可往生万能佛陀之乐土，此佛像如此明澈而神奇”，以此引导阿勒坦汗对佛教生起信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建议阿勒坦可汗塑造释迦牟尼像，云“以宝中之最金银等各种珍宝，精修世尊薄伽梵释迦牟尼之身像，使自在佛教盛如太阳般时，汝将扬名如同梵天大力转轮王”，后来，阿勒坦汗果如三世达赖喇嘛所请，修造了释迦牟尼像，为了供奉这尊释迦牟像而修建寺庙，称为大召，因供佛之故，又称“银佛寺”。清中期成书的蒙古史籍《千辐金轮》记载阿勒坦弘扬佛教时说：“尊奉宗喀巴的宗教如太阳升辉，盖起金顶寺庙，铸造十二拃高的银质昭释迦牟尼塑像为首的诸多佛像”。说明呼和浩特大召是仿照拉萨大昭寺供奉十二岁释迦牟尼像而建，召之名源于释迦牟尼像。小召是阿勒坦汗后裔俄木布洪台吉所建，据史书记载“转轮阿勒坦汗之孙，信仰无边的温布鸿台吉。仿照察罕塔喇菩萨（即赤尊公主）所请的召阿格速毕（即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使以无数各种珍宝（将其）造成；于额尔德尼召释迦牟尼东侧，梵天转轮阿勒坦汗之子，父博达锡里鸿台吉所建尊三世善逝身像之庙内，使各种能工巧匠树起召阿格素毕身像，在召庙前建立第二座（与之）无别的寺院”。呼和浩特的大召、小召命名均以所供奉释迦牟尼像为依据。据学者研究，蒙古寺院一般因主要供奉“召释迦牟尼佛像”或与“召释迦牟尼佛像”有密切联系而得名某某“召”。蒙古文“joo”（召）来源于藏文的“ཇོ་བོ”，由此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在蒙古文中，拉萨大昭寺、小昭寺的名称是依据所供奉释迦牟尼像大小命名，与寺院大小和藏文名称并无关系。

元代藏传佛教对蒙古影响很大，那么元代蒙古文中是否已将拉萨大昭寺、小昭寺称为“昭”了呢？目前史料缺乏，没有发现元代蒙古文是如何称大昭寺或小昭寺的，但从元代所建寺庙的名称看，没有以“joo”（召）命名的寺庙，元朝在上都（开平府）修建了很多寺庙，蒙古人称为“兆奈曼苏默忒”（蒙语为108座寺庙之意），规模较大的寺庙有开元寺、乾元寺、华严寺、弥陀寺、庆安寺、弘正寺、黄梅寺等。蒙古语中的寺庙（som），应是汉语中寺庙的蒙译，由此推断，元代并没有大昭寺、小昭寺之名。元朝灭亡后，藏传佛教在蒙古传播中断，直到16世纪后半期，阿勒坦汗又重新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建立联系，也正是在阿勒坦汗时，修建了大召，后来在其孙俄木布洪台吉时又修建了小召，开始以“joo”（召）命名寺庙，有学者认为“因为黄教兴盛以来，召释迦牟尼之召和寺庙一词，在蒙古语中便以相同含义使用了”，应是符合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在16世纪晚期，蒙古文中才有小昭寺名称出现。

由于“昭”字与蒙古文“joo”有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文小昭寺之名是从蒙古文翻译而来。然这一推测过于武断，清初满汉之间的关系要比蒙汉关系更为密切，有不少大臣奏折都是满文写成，汉文有些词汇受满文影响很大。满文大昭寺为“amba joo”，小昭寺为“ajige joo”，应是源于蒙文。因此，不排除汉文“昭（或招、诏、召）”是从满文译来，这一问题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但不管汉文是从蒙古文还是从满文翻译而来，根源在蒙古文。

汉文史料中，最早提到昭（或诏、招）字与释迦牟尼像有关的是康熙皇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平定西藏以后，康熙皇帝在诏谕中称，“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供佛像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康熙皇帝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对蒙古文化了解较深，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小召高僧乃吉托音呼图克图作为中路军顾问，陪同康熙皇帝左右，在击败噶尔丹后，康熙皇帝在小召留住三日，并将盔甲、战袍、腰刀等随身之物赐予小召，他对小召名称来源必有了解，因而，诏谕中对召字解释是准确的。此后史书所载昭字的来源，基本沿袭了康熙皇帝的说法，如《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称“唐古特谓如来相曰昭，大曰伊克，小曰巴罕”，该书多有对蒙语词汇的解释，既然指出伊克为大，巴罕为小，则应知这是蒙古语，却解释为藏文的说法，实是失误。《西藏纪游》称“大召寺之召，音如诏，诏译言如来也”，可能亦是根据康熙的谕旨提出来的。另外，在清前期进藏人员中有些将前藏或西藏称为招，如康熙末年随军进藏的李凤彩称“藏王所居为招”，“考其开辟，不知何始，但番语指为佛地”，“招”亦是与佛有关。《西藏图考》称“伊克招庙，即大招”，“巴汗招庙，即小招”，姚莹在《康輶纪行》中依据《大清一统志》亦提及小昭寺别称“巴汉招庙”。《西藏图考》解释，“番语谓大为伊克，庙为招，伊克招犹言大庙也”，“巴汉译言小也”，均反映了汉文小昭寺之名根源于蒙古文。清前中期，汉文文献中小昭寺和“热木齐”之名经常同时出现，如成书于乾隆初年的《西藏志》记载“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许，名曰喇木契”，书中所称小召系译自蒙语或满语，而“喇木契”则译自藏语。至近代人们逐渐采纳小昭寺，而巴汉召（招、昭）”或“热木齐”基本上不再出现。

小结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小昭寺最初是松赞干布为文成公主修建的住所，修建时间在大昭寺之前。文成公主在原宫室基础上进一步扩建，以供奉所带去的十二岁释迦牟尼等身像，后人将扩建过程演绎成文成公主建造小昭寺。在文成公主去世后，随着吐蕃佛教兴起，小昭寺成为汉僧活动的场所，后来逐渐演变成寺庙。16世纪末，蒙古仿照小昭寺内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塑像建庙，以佛像命名寺院，称为小召，由此出现蒙古语中的小昭寺。汉文小昭寺之名，是自蒙古语或满语而来，清代有些文献称为“巴罕（或汗）昭”，其意与“小昭寺”同。小昭寺的修建、名称演变，充分显示出藏蒙满汉文化的密切交流，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致谢：本文蒙古文方面的内容得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乌兰其木格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