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旺嘉措、王志豪 | 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牙含章的民族工作实践与思想

【摘要】牙含章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在西藏工作和藏学研究方面成就卓然。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牙含章先生悉心筹备并负责护送十世班禅大师入藏，并在西藏工作多年，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牙含章学术造诣精深，学术成果丰硕。他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撰写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等，奠定了我国新藏学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牙含章；护送班禅入藏；纪念

【第一作者简介】阿旺嘉措，男，藏族，甘肃甘南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学、苯教。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7ZDA230。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部分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21）04-046-007

正文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西藏的历史画卷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西藏和平解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祖国解放事业和统一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在这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人为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牙含章就是其中值得纪念的一位。

一、牙含章早年丰富的涉藏经历

牙含章自幼生长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河湟民族走廊，少年时为避祸三入拉卜楞，有长期在拉卜楞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二十一岁时随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去西藏游历，对藏族社会和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立之年从事陇右地下斗争时，也与甘南地区的藏族僧俗群众多有联系。可以说，牙含章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从事涉藏工作和一生钟情于藏学研究，和他早年丰富的涉藏经历密切相关。

（一）出生和成长于河湟民族走廊

1916年10月15日，牙含章出生于甘肃省河州宁河堡（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买家集牙家嘴村。牙家嘴村往东不远即是巍峨的太子山。太子山，又称太峙山，藏语称“阿尼念卿”，被当地的藏汉人民共奉为“神山”。《夏河县志》记载：“太子山：西愈土门关，沿卡加道、佐盖多玛进入卓尼县和临潭县，绵亘数百里，是夏河县与临夏州的天然分界线。”[1]太子山的南面是甘南夏河县连绵起伏的草山，藏族人民在这里放牧生息。北面则是汉、回、东乡等族人民农耕畜牧的黄土丘陵。牙含章回忆起家乡的时候曾说：“我的老家在和政县买家集乡牙家嘴，一个只有四五户同姓人家的小村子，周围有藏族、回族、东乡族居住的村庄。我们经常往来，大家相处得很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2]

多元的文化环境为牙含章后来的民族理论和藏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幼时的生活经历成为他一生致力于研究民族问题的原初动力。牙含章自传中说：“我的故乡是一个民族杂居地区，······。我自幼就对民族问题非常关心，对如何解决民族问题，试图找寻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为这一目的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3]

（二）三进拉卜楞

1928年夏，循化、导河（今临夏县）等地爆发了马仲英领导的反对国民军的暴动，史称“河湟事变”。国民军刘郁芬部旅长马廷贤率部倒戈，投向马仲英，并被马仲英任命为“黑虎吸冯军”副司令。当时牙含章的父亲牙善卿受聘为时任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的财务师爷，而马廷贤正是马廷勷的四弟。牙善卿预感到马廷勷必然会牵涉其中，自己和家人也可能因此致祸。于是，他便委托其拜把兄弟导河县石佛寺主持杨喇嘛，安排牙含章到拉卜楞寺隐藏下来当了“阿克”（安多藏语，意为“叔叔”，对僧人的尊称）。[4]十二岁的牙含章从此便身着绛红僧袍，和其他藏族僧人生活在一起，每天学习藏文、诵读藏经。不久，祸事果然降临，牙善卿被国民军刘郁芬部师长戴靖宇杀害，牙含章的母亲和大姐也相继患病去世。1931年，“河湟事变”基本平息，牙含章回到家乡后才知道了家庭的巨大变故。拉卜楞寺三年的“阿克”生活，使牙含章初识藏传佛教，与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段经历也使他更加关注民族问题，“从那时开始我下决心研究民族问题，要为解决民族问题找到一条正确道路。”[5]

1934年，青海马步芳部由国民党新编第九师改编为正规陆军第一百师，后扩编为新编第二军。为了扩军，马步芳在临夏大肆抓兵。为躲避抓兵，牙含章第二次来到拉卜楞寺，继续在寺院修习佛经，一年后回到河州。

1936年，临夏再遭抓兵，牙含章为避兵祸第三次来到拉卜楞，作了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五世嘉木样的长兄）的秘书兼司令部书记官。据牙含章的妹妹牙伯琴回忆：“1936年，他的儿子牙英彪出生不到一岁，又碰上抓兵，也是在杨喇嘛的介绍下，到拉卜楞寺黄正清处干事。”[6]在此期间，牙含章利用其身份的便利出入寺院，接触到许多有关拉卜楞寺的文献档案，并对拉卜楞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他此时也开始思考藏传佛教寺院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等问题。

（三）随同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入西藏

1937年5月，拉卜楞寺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要去拉萨三大寺修习，需要通晓藏、汉文的秘书，经黄正清推荐，牙含章作为嘉木样活佛的秘书及翻译随行。5月5日，五世嘉木样在牙含章等人的陪同下，从拉卜楞寺出发，经青海草地、藏北草原向拉萨进发。当年10月到达西藏林周热振寺，受到热振活佛的热情款待。在随嘉木样活佛驻锡热振寺期间，牙含章和热振活佛多次交谈，他对时局的看法影响了热振活佛的内向思想。[7] 11月，五世嘉木样一行到达拉萨，牙含章随同嘉木样活佛住在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时间近6个月。利用这个机会，牙含章翻阅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实地考察了寺院的内部状况，还对拉萨的工商业者和居民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

（四）从拉萨奔赴延安

1938年3月的一天，牙含章偶然走进拉萨的一家店铺，桌上一份印度华侨所办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牙含章的注意。这是一条关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消息。牙含章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他当即决定要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牙含章这一转变和少年时的一段革命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1927年4月，少年牙含章在河州凤林学堂读书期间，有幸聆听了时任中共兰州特别支部书记胡廷珍的讲演，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并参加了中共导河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导河青年社。从那时起，牙含章就成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追随者。11年后，青年牙含章在拉萨得知中国共产党正在联合国民党抗日，怎能不热血沸腾。牙含章回忆这段经历时说：“1937年，神圣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我跟随嘉木样呼图克图到达拉萨时，才听到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一个爱国青年参加救国战争的唯一机会。”[8]

1938年4月，为了投身抗日，牙含章辞别五世嘉木样活佛，从拉萨辗转印度、新加坡、香港抵达西安，又从西安转赴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牙含章回内地参加抗日战争的坚定决心也使五世嘉木样活佛深受震动，他当即给其长兄黄正清发电报，表示支持抗日。遵照嘉木样活佛的意见，拉卜楞寺组织代表团赴抗日前线慰问前方将士，并且为抗战捐献了30架飞机（每架3万元），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牙含章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的工作实践

（一）筹备进军西藏和班禅大师返藏事宜

牙含章的早期涉藏经历为他参与西藏和平解放工作奠定了基础。1950年4月，牙含章调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不久，牙含章得知组织上决定让他到西藏工作，护送班禅返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是他的工作重心。牙含章后来回忆说：“1950年，党决定我到西藏工作。这给了我再次进藏，进行藏族社会研究的机会。这一年，中央确定了进军西藏的任务，并且制定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这年夏天，中央决定把护送班禅返藏作为由西北进军西藏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由范明和我来承担护送班禅返藏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任务。”[9]

班禅大师返回西藏能够稳定和凝聚后藏人心，关系到西藏内部团结和祖国统一，是和平解放西藏的关键步骤。195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西北局电报中央班禅要求的具体问题多已解决》，汇报护送班禅返藏及进军后藏和阿里的准备情况，并确定由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范明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协助担任联络及领导工作”。11月24日，中央复电同意。[10]

1950年12月25日，西北局通知范明和牙含章到西安开会汇报入藏筹办事宜，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习仲勋主持会议。会后形成《组织中共西藏工委及西北进藏筹备工作若干实施意见》，并决定派范明、牙含章到北京向中央汇报。1951年1月，牙含章随同西北局统战部长汪峰、范明进京，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一起商议有关事宜，随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工作指示。[11]

195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范明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中共西北工委秘书长牙含章为行辕助理代表，主要负责护送十世班禅进藏。3月19日，范明、牙含章在青海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扎西陪同下，赴塔尔寺班禅行辕到职视事。班禅行辕以历史上欢迎驻藏大臣的仪式隆重地迎接了两位代表，随后代表办公室展开护送班禅返藏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27日，牙含章陪同班禅到北京，晋见中央领导。

6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牙含章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委员。12月，中共中央批复西南局《同意组成统一领导的西藏工委》，西南局中共西藏工委与西北局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牙含章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按照中央的指示，1951年8月22日，范明、慕生忠等率领人民解放军第十八路军独立支队从香日德（在今青海都兰）出发先期入藏。12月1日，部队抵达拉萨。随后，班禅堪布厅官员计晋美代表班禅与达赖方面就“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归还班禅离藏后被侵占的领地”等达成协议，为班禅返藏扫清最后的障碍。

（二）参加“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和签字仪式

1951年4月在北京期间，牙含章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谈判的内部工作。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牙含章参加了“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12]协议的第五条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13]这为班禅返藏创造了政治上的必要条件。

（三）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

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大师及行辕人员、牙含章率领的班禅护送部队一行共2000余人，自青海塔尔寺启程入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到西宁欢送班禅大师一行，青海省政军领导、塔尔寺僧人和汉、藏、回等各民族群众万余人参加了欢送大会。由于范明带领先遣队已先期入藏，牙含章担任了这次行军的总指挥。临行前，习仲勋书记紧紧握住牙含章的手说：“你责任重大啊……”，牙含章坚定地回答：“请习书记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他向习仲勋敬军礼告别，带着队伍前进了。[14]

班禅大师及班禅堪布厅全体僧侣官员在牙含章等人的护送下，分乘多辆汽车先到达香日德。从香日德再往前行，就不通汽车了，只能骑马。班禅一行在香日德修整了近一个月，入藏所需的马匹、驮畜、各种所需物资也全部到位。此时，牙含章带领的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护送班禅队伍共约2000余人，其中包括进藏干部、原卫生部派遣的医疗队、原文化部派来的电影摄影队、西北军区调拨的通讯电台以及警卫部队等。班禅行辕的人员共400余人，包括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家属和卫队等。西北军政委会从甘青地区租用3万余峰骆驼、9000余头牦牛担负运输任务；另调拨4000余匹军马供所有人员骑乘，并备有200余匹骡子驮抬担架。”[15]

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要在冬季进藏，中途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困难可想而知。牙含章的侄子牙耀明也参加了那次行军，主要负责赶骡子，他后来回忆翻越唐古拉山的情境时说：“爬唐古拉山，不亚于红军过雪山草地，骆驼在雪山上不会走，死了一大片，几万头骆驼过山后没剩下多少，拉骆驼的人也死了好些个，这个雪山队伍爬了个吃力。”[16]牙含章率领队伍克服了高山缺氧、冰雪严寒等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仅用7天就翻过了唐古拉山，创造了大队人马翻越唐古拉山的奇迹。翻过山后估算，十几个人和上万头骆驼、马、牦牛葬身雪山。得知队伍胜利翻过唐古拉山，西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西藏工委立刻发来电报，习仲勋也以个人名义向牙含章发来贺电，热烈祝贺这次不寻常的胜利。

1952年4月28日，经4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5000余里，牙含章等人终于护送十世班禅大师到达拉萨。同日，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实现了 29年来的首次历史性会见，“标志着西藏内部团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7]

6月23日，牙含章又护送班禅大师抵达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满完成了护送班禅返藏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班禅光荣返藏后，其所属农牧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他们非常感激中央政府，把他们的大佛爷护送回来了，对护送班禅返藏的汉族工作人员，一律称呼为‘阿乡啦’（藏语‘舅舅’），这一称呼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用以表达汉、藏民族间的亲情。”[18]

（四）继续在西藏工作

完成护送班禅大师返藏的任务后，根据中央指示，牙含章继续留驻日喀则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1952年7月，牙含章主持成立了中共日喀则工委，建立了日喀则分工委的各种机构。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政策，牙含章还推动发行了《日喀则报》，出汉、藏两种文版，主要刊登新华社消息。与牙含章一同进藏的医疗队、电影队、银行也开始工作，受到了广大藏族群众的欢迎。

帮助班禅恢复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是牙含章在日喀则期间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经过牙含章的精心协调，1923年班禅离藏后被达赖方面侵占的宗和谿卡顺利归还给班禅，由班禅派官员管理，使得“十七条协议”的有关内容得到有效落实。在日喀则期间，牙含章还抽时间收集了历代班禅的藏文传记和有关班禅的汉文典籍，为日后撰写《班禅额尔德尼传》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52年12月，中央要求牙含章回拉萨工作。从日喀则回拉萨的途中，牙含章特意绕道北路，对南木林宗和堆龙德庆宗进行了调查。回到拉萨后，牙含章担任了西藏工委委员、工委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为维护西藏政局稳定和民族团结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8月，牙含章受命组织并带领达赖和班禅双方共同组成的西藏观礼团，赴北京参加建国四周年的国庆活动。观礼结束后，毛主席在勤政殿亲切接见了张国华、范明、牙含章三人，主要询问了当时西藏的情况、形势、工作和观礼团的情况，毛主席谈笑风生，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19] 1953年底到1954年2月10日，牙含章参加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西藏工作讨论会议，主要讨论了西藏工委内部建设和西藏政治、财经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会议持续了3个月。[20]牙含章在会议上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设性建议。

1954年4月，牙含章带领西藏国庆观礼团返回拉萨。1957年底，牙含章因患鼻癌赴上海治疗，病愈后调任北京工作，自此惜别西藏。

三、牙含章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涉藏民族工作思想和贡献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牙含章涉藏民族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民族问题相结合，是牙含章学术研究的特点。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牙含章无论在涉藏工作实践，还是在藏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践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牙含章是西藏和平解放伟大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他在涉藏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宗教政策，维护了祖国统一，也增进了藏汉和藏族内部的团结。

在工作实践中，牙含章始终以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作为工作指南。首先，牙含章作为主要负责人，圆满完成了护送班禅入藏的任务，并协助班禅堪布会议厅解决了达赖、班禅两大系统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恢复了班禅的固有权利，使“十七条协议”的内容得到落实。维护了祖国统一，也促进了西藏内部的民族团结。其次，牙含章在工作中注重团结僧俗群众，及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护送十世班禅进藏途中，牙含章代表人民解放军在黑河孝登寺拜访了黑河总管和活佛，赠给了他们藏汉文合璧的“十七条协议”和宣传品以及砖茶等礼品，并给寺院发放了布施。团结了僧众，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在日喀则工作期间，牙含章领导内地赴藏人员为僧俗群众免费治病、发放无息贷款，增强了藏族群众的国家归属感。此间，牙含章主持发行了藏、汉两种文字的《日喀则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从日喀则返回拉萨经过堆龙德庆的时候，牙含章还特地拜访了一座噶举派寺庙，并给全寺300多名僧人发放了每人一枚银元的布施，宣传了党对各教派同样尊重、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第三，牙含章正确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团结了藏族上层人士，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日喀则工作期间，为了落实“十七条协议”的内容，使1923年班禅离藏后被达赖方面占领的宗和谿卡归还班禅方面，牙含章积极协调达赖方面，亲自拜会基宗，赠送礼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基宗方面也回拜赠礼，双方关系融洽，涉及的宗和谿卡都得以平顺移交。在护送班禅入藏过程中，牙含章和十世班禅大师及计晋美、大札萨罗桑坚赞、嘉雅活佛等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二）工作实践中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根本思想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1]牙含章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的涉藏工作中始终以实事求是为工作宗旨，谨慎处理各种涉藏问题。牙含章的夫人鲁华女士回忆说：“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接触藏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他始终认为，藏族社会的发展要比汉族落后一些，尤其像西藏，许多游牧部落还有原始共产主义意味，西藏长期政教合一，社会制度还是典型的农奴制度。阶级虽已分化，但阶级意识非常模糊，因为统治阶级又是宗教教主，一般人民非常迷信崇拜。因此对藏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要迟缓进行。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他的工作和研究中，强调处理问题要实事求是。”[22]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牙含章的工作实践思想和党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意见不谋而合。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由于西藏和内地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就要求牙含章在工作中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灵活地处理各种问题。早在牙含章随同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游历西藏时，就曾经深入寺院、街头，对西藏的宗教、社会进行过调查。在护送十世班禅大师入藏途中，牙含章对甘青藏族社会也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在日喀则和拉萨工作期间，牙含章更是对西藏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搜集了大量历史、宗教、社会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这一方面是为撰写《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准备材料，同时也是为了能够实事求是地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调查研究使牙含章对藏族社会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他在工作中总能够恰当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在面临重大的问题时，牙含章同样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掩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1953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讨论会议，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会议，主要讨论统一西藏步骤、统一战线、改编藏军和西藏财经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上，牙含章实事求是地、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回避西藏工委内部不团结的敏感问题。最后，“会议经过争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获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同志间的关系也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改善。”[23] 1957年3月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工作问题，牙含章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表意见时，牙含章根据多年在西藏调查研究中了解的真实情况，认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要谨慎，不宜快速推进。综合与会代表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认为：“西藏今后在六年内不改革是肯定的，这是对外已经宣布了的，内定不改的时间还要长，可能十一年不改（即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不改）。”[24]牙含章实事求是的工作思想和态度为我们党及时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参考。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藏学

牙含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也充分体现在他的藏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情况相结合，是牙含章藏学研究的突出特点。

牙含章学术造诣精深，学术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牙含章一生共著有论文42篇、编著14部，[25]著述涵盖民族政治理论、宗教学、藏学等多个领域，特别是他的藏学研究成果奠定了我国新藏学研究的基础。“其主要成就表现在《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和《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三部书上。”[26]其中《达赖喇嘛传》脱稿于西藏和平解放时期牙含章在拉萨工作期间，《班禅额尔德尼传》和 《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也酝酿于那个时期。

《达赖喇嘛传》写于1952年底到1953年夏。1956年，中央统战部把其作为“内部读物”刊印了数百本，供中央和有关部门参考。1984年经牙含章重新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达赖喇嘛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介绍了自元朝以来近700年间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组织的概貌，阐述了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及其关系。书中利用大量的汉藏文古籍和明清档案史料，充分证明了西藏自元朝开始就一直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班禅额尔德尼传》的写作历经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30多年的时间，1987年11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以多种文字公开出版。该书以历代班禅的事迹为主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藏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反帝爱国以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主属关系是贯彻本书的另一条主脉。牙含章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亲身经历亦录入书中，材料真实宝贵，故有学者认为“此篇传记的价值，更胜于《达赖喇嘛传》”。[27] 《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是牙含章的一部藏学论文集，书中辑录了牙含章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撰写的的7篇论文，这些文章对当时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牙含章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也是一位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家。牙含章先生一生经历丰富，著述等身，特别是在西藏工作和藏学研究方面成就卓然。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牙含章先生悉心筹备并圆满完成负责护送十世班禅大师入藏的任务，之后又在西藏担任领导工作多年，为促进民族解放、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研究中，牙含章先生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撰写了《达赖喇嘛传》《班禅额尔德尼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等著作，奠定了我国新藏学研究的基础，启迪人们正确认识西藏历史。今年（指2021年——编者注）恰逢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我们通过牙含章先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经历回顾那段历史，纪念牙含章先生和那些曾经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人们，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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