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纯：国外关于西藏穆斯林研究述评

【摘要】西藏穆斯林的多元文化特征，证明了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藏穆斯林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增加。文章从主要成果、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缺陷四个方面，对国外以西藏穆斯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进行分析评介，认为国外研究成果虽然善于利用多语种文献资料，但因错误认识西藏历史地位，又缺乏到西藏穆斯林社区的实际调研，其缺陷与局限也非常明显，对此我们应批判地、辩证地看待。

【关键词】国外研究；西藏；穆斯林；述评

【作者简介】杨晓纯，女，民族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学、当代涉藏问题研究。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21）03-0213-092018

西藏穆斯林指世居西藏自治区的伊斯兰教徒，人口约5000人，主要分布在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地。西藏穆斯林的形成反映了西藏与祖国内地，与中亚、南亚宗教经济文化交流的历程。其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体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加证明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自20世纪八十年代，西藏穆斯林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学者们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分析西藏穆斯林的族源、文化传播、社会交往、族群关系等问题，认为他们跨国家、跨族群、跨文化的特征在喜马拉雅区域文化形态里具有典型意义。全面了解国外研究现状，熟悉“主体性”与“复合性”的边疆叙述模式，补充国内缺少的外文资料，努力开展中国视角下的西藏穆斯林研究，应是打破西方在相关议题上的话语霸权、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在已有国内研究述评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主要成果、研究内容、研究特点、研究缺陷四个方面，分析评介国外以西藏穆斯林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专著。

一、不同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为了展示国外研究的历史延续性与发展阶段，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将西藏穆斯林研究的发展梳理为三个阶段。

（一）1990年之前相关文章零星出现

自17世纪初以来，西方世界就从派往不丹、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士口中得知西藏境内有穆斯林。18世纪末，英国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代表收集了很多穆斯林在贸易往来中所扮演角色的相关信息。但直到20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对西藏穆斯林进行研究。

早期相关文章主要出现在《穆斯林世界》期刊中。乔治·哈里斯（George K．Harris）1925年发表《西藏的边界上》一文，记录了一些西藏伊斯兰教史料。德国传教士弗兰克（A．H．Francke）1929年发表《藏族中的伊斯兰教》一文，认为伊斯兰教于14世纪从克什米尔传入西藏西部。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在《西藏人民》一书中提到，一些住在河坝林的汉人穆斯林以屠宰为生。俄罗斯东方学家巴托尔德（W. Barthold）在《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列举了西藏穆斯林，也提到一些重要文献。

1950年，曾到访拉萨的小托马斯出版《世界之外》一书，其中一张照片是老托马斯正在拉萨的市场购买礼物，照片下注明“穆斯林商人是西藏地区的一员，他们和藏族长期以来和谐相处”。1952年，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Tucci）在《藏王墓》一文中提到他在西藏西南的雅砻河谷见到了一些拉萨穆斯林。

热衷于藏学与人类学的彼得王子曾于1938年访问毗邻西藏西部的周边地区，1952年访问噶伦堡期间采访了一些西藏穆斯林。同年在《皇家中亚期刊》发表《西藏中部的穆斯林》一文，记录了西藏清真寺的分布、拉萨穆斯林类别及其生活状况，包括宗教组织、语言、服饰、婚姻、职业等，还关注到了来自内地的河坝林穆斯林。此文在早期西藏穆斯林研究成果中被引用较多。

1973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历史人类学学者马克·加博里奥（Marc Gaborieau）以在尼泊尔发现的乌尔都语手稿，结合在尼泊尔和印度的西藏穆斯林中进行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一位在西藏的穆斯林旅行者的记述：乌尔都语文本、法语翻译与注释》。1976年，《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难民》一文发表，讲述他们在1959年来到印度，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克什米尔。1979年，阿布·巴克尔·阿米尔-乌丁·纳德威博士（Dr. AbuBakr Amir-uddin Nadwi，后文简称纳德威）的乌尔都语专著《西藏与西藏穆斯林》出版。

（二）1990-2000年研究成果快速增多

1991年，阿图拉·西迪基（Ataullah Siddiqui）的《西藏的穆斯林》一文，引用穆斯林文献介绍了西藏与阿拉伯、克什米尔的接触以及穆斯林在西藏的地位，并着重介绍了1959年后西藏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历史学硕士拉达克穆斯林阿卜杜勒·加尼·谢赫（Abdul GhaniSheikh）的《西藏穆斯林》一文，简要介绍了西藏的克什米尔穆斯林。

1994年，马苏德·巴特（Masood Butt）的《西藏的穆斯林》一文，首次提到西藏穆斯林在印度求学的情况，认为《卡契帕鲁的训诫》作者法德胡拉（Faidhullah）曾在印度学经，因此精通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波斯语，还曾将波斯诗人谢赫·萨迪（Sheik Sadi）的诗Gulestan and Boastan翻译为藏文。

1995年，《西藏期刊》出版以西藏穆斯林为主题的秋季刊，收录了西藏本土穆斯林、拉达克的西藏穆斯林，以及新疆、西藏与内地毗邻地区的穆斯林三部分共8篇文章：科尔内耶·吉斯特（Corneille Jest）的《卡契和甲卡契：拉萨的穆斯林社区（1990）》、帕斯卡尔·多尔弗斯（Pascale Dollfus）的《中拉达克地区穆斯林的历史》、马克·加博里奥的《克什米尔穆斯林中的苏菲派在西藏的势力和政权》、优素福·奈克（Yusuf Naik）的《忆我的父亲阿布札尔·加尼在西藏》、尼古拉·格里斯特（Nicola Grist）的《西拉达克地区的穆斯林》、思米提·斯里瓦斯（Smriti Srinivas）的《拉达克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融合关系、平等关系和跨领域交际》、蒂埃里·扎考（Thierry Zarcone）的《16-17世纪西藏地区来自中亚的苏菲派》、克劳德·莫埃瓦斯（Claude Moevus）的《中国回族穆斯林在西藏地区的贸易活动》。

拉达克穆斯林阿卜杜勒·瓦希德·拉祖（Abdul WahidRadhu，后文简称拉祖）回忆其和卓（Khodja）家族带领使团（Lopchak）商队往返拉达克列城与中国西藏拉萨的历史，以及20世纪40-60年代其在西藏及周边地区的经历，写成乌尔都文专著。1997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西藏伊斯兰教与西藏商队》出版。该书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有关西藏穆斯林的英文专著。

1998年，美国丹佛艾利夫神学院副教授何塞·伊格纳西奥·卡贝松（José Ignacio Cabezón）发表《世界屋脊上的伊斯兰教》一文，简要介绍了西藏伊斯兰教的历史。

（三）2000年至今研究深度广度不断扩大

2004年，纳德威的《西藏与西藏穆斯林》一书被译为英文，由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华健（James Millward）作序。该书讲述了伊斯兰教在西藏的传播，描绘了藏传佛教徒和早期穆斯林移民和谐相处的场景，并详细介绍了早期西藏穆斯林代表性人物、族源类别、职业、法律特权、清真寺、学校、墓地、文化习俗及其对藏族语言、文学与艺术的影响。

2006年11月16—18日，英国瓦尔堡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伊斯兰与西藏：文化互动”研讨会，在伦敦大学瓦尔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举行。Anna Akasoy、Charles Burnett与Ronit Yoeli-Tlalim集会议论文18篇编为合集《伊斯兰与西藏：麝香之路上的互动》，2010年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伊斯兰国家与中国西藏的互动以及穆斯林在西藏社会的作用。

其中代表性文章如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的《中古伊斯兰教与西藏的舍瓦他丁佛教学术方法》认为，伊斯兰世界采用的学术方法是中亚佛教寺院学校转变为伊斯兰宗教学校的结果，这种转变包括结构、人及学习方法。纽约城市大学伊斯兰研究教授安娜·阿卡索伊（Anna Akasoy）的《伊斯兰地理和地图学中的西藏：阿拉伯和波斯文献资源的调查》，追溯了阿拉伯文献中“西藏”概念的传统。阿萨杜拉·苏伦·梅利基安·奇尔瓦尼（AssadullahSouren Melikian-Chirvani）的《伊朗到西藏》，认为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来自伊朗西部的马术、狩猎和战争类手工艺品就已经为西藏人民所熟悉。马克·加博里奥的《第一批葡萄牙传教士对西藏穆斯林的发现》，认为经葡萄牙传教士证实，在17世纪早期五世达赖喇嘛之前，穆斯林已经出现在西藏；商业和外交在各种形式的调解中相互交织；克什米尔人的国际网络以及藏语和波斯语的双语技能是重要的文化媒介。约翰·布瑞（John Bray）的《商人、中间人还是间谍？19世纪初西藏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困境》，以克什米尔穆斯林艾哈迈德·阿里做中间人的故事，说明17-20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商人在印度北部、尼泊尔、中国西藏和中国西部之间发挥的广泛作用。柏林洪堡大学亚非学院中亚研究系藏学研究室戴安娜·奥特纳（Diana Altner）博士的《所有西藏穆斯林都是回族吗？》，认为今天的西藏有3个穆斯林群体，分别是历史上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印度的穆斯林，先民来自中国内地的穆斯林，以及藏族皈依伊斯兰教的群体，讨论了他们是如何与现代中国的回族相联系的。艾宏展（Johan Elverskog）的《晚清佛教徒与穆斯林中的仪式理论》，认为佛教和伊斯兰教互相把对方描述为“邪恶”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特定的政治议程，二是无知。

2007年，戴安娜·奥特纳用德文发表《回族与伊斯兰教在西藏的影响》一文。2010年，又发表《西藏中部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简史》一文，介绍了1959年之前西藏穆斯林的历史及目前生活情况。同年，艾宏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丝路上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分析了从8世纪到清朝（1644-1911年）欧亚大陆上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互动，认为这是深刻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两种宗教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变，强调应把伊斯兰教和佛教理解为多形式的（polyvalent）、多含义的（multivocal）存在，而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2015年，玛丽·保罗·希尔（Marie Paule Hille）、何乐文（Bianca Horlemann）与保罗·尼图普斯基（Paul K Nietupski）合编论文集《安多藏族社会中的穆斯林：多学科研究》出版。

2014年，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大卫·阿提威（David G Atwill）发表《冠以别名的藏族：西藏穆斯林与模糊的民族宗教身份个案》一文，讨论了西藏穆斯林复杂的族群身份。2016年又发表《归属的边界：中印关系与1960年西藏穆斯林事件》一文。

2018年，阿提威的专著《伊斯兰的香格里拉：内亚关系与拉萨穆斯林社区，1600-1960》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过西藏穆斯林历史分析中印关系变迁，通过特定历史事件分析西藏穆斯林跨国、跨文化特性所遭遇的身份界定困境。该书在西方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不仅被誉为“开创性的著作”，更被视为“材料的创新性框架提供了研究我们已知历史的宝贵视角”。阿提威凭借此书获评教授，之后又作《佛教土地上的穆斯林：西藏的穆斯林与1959年及2008年的拉萨事件》一文。2020—2021年任美国著名智库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华盛顿特区）常驻研究员。

二、主要研究内容

国内学术界对穆斯林进入西藏地区的时间及族属族称等存在一些争议，而在其兼具藏族与穆斯林风俗习惯、民族关系和而不同等方面达成共识。国外学者也在试图通过多语种文献资料，拼凑出伊斯兰世界与西藏各方面互动的历史全景，主要研究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西藏穆斯林的历史族源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伊斯兰教、穆斯林进入西藏的早期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如马苏德·巴特认为：“很早以前就有一群穆斯林跨越边境来到西藏，但穆斯林最早如何来到西藏这片土地，却没有文献记载，事实上，关于西藏穆斯林的信息十分稀少。但根据历史记载，伊斯兰世界一早就知道西藏这片土地的存在。”

国外学者也普遍认为伊斯兰教从东西两个方向传入高原地区，并由此划分出两个主要族源。如加措次仁（Gyatsho Tshering）认为：“一组来自东方，主要生活在安多地区。其中一些人后来到了拉萨····另外一群穆斯林，最初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来到西藏，他们与西藏历史密切相关，成为西藏社会的一部分····拉达克穆斯林集中在拉萨、日喀则和泽当。”阿图拉·西迪基和阿卜杜勒·加尼·谢赫认为西藏穆斯林主要来自4个地区：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和中国内地。科尔内耶·吉斯特认为：“16世纪末，克什米尔被莫卧尔帝国兼并后，穆斯林商人来到拉达克，并开始同西藏来往。来自印度北部和尼泊尔的穆斯林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契。····西藏的汉人穆斯林，在藏语中被称为甲卡契，汉语称回族，住在拉萨老城区大昭寺东面的河坝林。他们的祖先来自甘肃、陕西、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18世纪初清朝康熙年间，汉人穆斯林开始定居拉萨。”

（二）历史上西藏穆斯林的生活状况

在历史族源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于穆斯林在西藏的生活状况，国外学者的论点基本大同小异。

1.宗教信仰国外学者均认为无论来自内地还是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都不是什叶派，全部都是逊尼派，信奉哈乃斐教派（Hanafi）。彼得王子认为20世纪50年代拉萨的每个穆斯林族群都有一位伊玛目（imam）负责相应的清真寺，但日喀则只有一位，泽当也只有一位。拉萨卡契的伊玛目是哈比卜·乌拉（Habib Ullah），已经年近八十，他还身兼穆夫提（mufti）一职。河坝林族长承担教法官（kadi）和事务长（muktar）的职责，每个职务下还配有4名助手（la-cha）从旁协助。伊玛目负责向孩子们教授《古兰经》，虽然不能确定，但有迹象表明河坝林大清真寺用汉语讲经。

2.清真寺彼得王子认为拉萨有3座清真寺，一座叫做“江达岗林卡”的穆斯林墓地，也被称为“卡契林卡”（Ka-je linga）；一座位于TromaKeba镇Kungo的府邸附近；第三座是河坝林大清真寺，位于城东的林廓，主要供河坝林穆斯林使用。日喀则有两座清真寺，泽当有一座。他认为河坝林大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是汉式的，而其他的则具有西藏特色。

纳德威认为穆斯林在拉萨有4座清真寺，日喀则2座，泽当1座。这些清真寺非常漂亮，没有塔尖和穹顶。拉萨清真寺中有两座特别漂亮，分别是小寺和大寺。小清真寺位于林廓林卡（Lingkhor-Lingka）附近，克什米尔穆斯林主要在此做礼拜。大寺位于汉人穆斯林定居的河坝林地区。这两座清真寺又大又宽敞，装饰着吊灯和价值不菲的挂毯，看起来华丽高贵。清真寺旁边都建有穆斯林学校，供小孩子在此学习《古兰经》。除此之外，克什米尔和汉人穆斯林的墓地也分别有两座小型清真寺。

3.人口拉祖认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拉萨穆斯林总人口不超过1000人。彼得王子认为1952年西藏穆斯林大部分人居住在拉萨，据说有350户；日喀则的穆斯林数排在第二，大约有150户，泽当有20户；住在拉孜和直贡的卡契屈指可数。纳德威认为1959年以前西藏大约有3000名穆斯林，具有克什米尔血统的人数大约为2000人，还有汉人穆斯林以及尼泊尔穆斯林和拉达克穆斯林。他们都是西藏居民，会说藏语。卡贝松认为20世纪90年代拉萨穆斯林群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源自内地，一是源自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印度等地。后者的人数不超过1000人，拉萨人称其为“卡契”。汉人穆斯林又称“甲卡契”，大约有2000人。

4.服饰西藏穆斯林男性和藏族人穿一样的衣服。当他们的商队穿行在来往印度的路途中时，人们很难将他们同身着特色民族服装的康巴人的骡队区分开。但平时在家，河坝林卡契会头戴新疆式无檐帽，而拉萨卡契会戴克什米尔白色绣花帽。在去布达拉宫等正式场合时，他们也会戴上无檐帽，缠上头巾。穆斯林妇女和西藏妇女的衣着完全一样，但有时她们也会戴上垂到后背的黑色或深色头巾，但她们并不会遮住脸庞。她们不用遵守穆斯林妇女不见外男的规矩，在服饰上和普通的西藏妇女享有同样的自由。

5.生计方式彼得王子认为西藏穆斯林中有人是屠户，有人制作帽子、藏族妇女穿的长袍，有人主营印度进口商品，有人和其他西藏人一样经营羊毛生意，也有人是乐师，有人经营拉萨唯一一家电影院，还有人出售内地茶叶和从欧洲及美国进口供西藏贵族妇女使用的化妆品。纳德威认为西藏穆斯林主要是商人。他们在拉萨和其他大城市拥有商铺，经常去印度贩卖西藏羊毛、麝香、青贮饲料、绿松石等，并带回布匹、糖、鞋、皮制品和一些杂货。除了经商，穆斯林也从事其他职业，如开裁缝店。拉祖认为汉人穆斯林职业通常为屠夫，为达赖喇嘛和贵族供应肉食，这一职业经常被佛教徒看不起。也有一部分是拥有土地的菜农，在集市上出售蔬菜。而卡契几乎都是商人，他们生意兴隆，地位高贵。他们的生意依靠印度市场，建立在加尔各答和西藏相互交流的基础上。

（三）穆斯林与藏族的关系

国外研究认为西藏穆斯林与藏族的关系比较融洽，他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政治上，来自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拉达克等地的穆斯林受到噶厦优待并享有特权，来自内地的穆斯林地位较低，但是藏族也没有把他们看作“外人”；在婚姻上，穆斯林与藏族妇女的族际通婚已经比较普遍。

彼得王子认为穆斯林只在族内通婚，但是穆斯林男性可以娶信奉佛教的女性，只要她们婚后改信伊斯兰教。因为女性数量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但很少出现一夫多妻的情况，一妻多夫自然也不存在，最常见的婚姻形式还是一夫一妻。

卡贝松认为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不管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很好地融入了西藏社会，但比起西藏边境地区的穆斯林来说，他们更好地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特色。

彼得王子认为穆斯林群体是当地唯一信奉其他宗教的群体，当地的藏族人以虔诚著称，不信任“外来者”（not anang-pa）或非佛教教徒，甚至对他们怀有敌意。但正如小托马斯所说，藏族人和穆斯林和谐相处，穆斯林似乎已经在西藏居住了很长时间。

阿图拉·西迪基认为：“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穆斯林享有贵宾（Minna Dronbhod）的特殊地位，其实这是对很多民族发出的一种邀请。虽然不能进行传教，但他们可以享受下列权利：1.穆斯林能够通过协商独立解决纷争。穆斯林能选举5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称为Ponj。在这5人中，一个人为领袖，穆斯林称其为米阿（Mia），非穆斯林称其为卡契头人（Khache Gopa）。他们需要获得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可。2.在拉萨和西藏的其他城市，他们可以经营店铺或从事贸易，不需要交税。3.佛教每年一次的萨嘎达瓦期间，藏族人不能吃肉，但穆斯林可以。4.每年传召大法会期间，等级高的僧侣会巡视整个城市，要求每个人必须脱帽致敬，但穆斯林不需要脱帽。”

拉祖自述拉达克使团（Lopchak）“享有特权待遇，可以不用交税”。使团抵达拉萨后须履行相关职责，参加传召大法会时，拉达克使团是第四等级，与拉达克佛教徒一起进入布达拉宫。“使团成员属于外宾”，“其他穆斯林则与各藏族社区代表和众多僧侣站在一起”。“英国代表和穆斯林都不必跪拜。····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向十四世达赖喇嘛祝福，说‘赛俩目’，或者安静地祈福。这一特别之处显示出西藏穆斯林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与西藏佛教最高的神权政体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

（四）穆斯林对西藏的影响

加措次仁认为：“穆斯林为西藏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丰富了西藏文明，例如西藏古典歌剧朗玛（Nang-ma）就源自乌尔都语Nagh-ma，新年时宫廷演奏sGar-’cham所用的鼓和双簧管，著名的卡契班钦达瓦公阿（Khache Panchen Dawa Gongah）等穆斯林藏医对西藏医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穆斯林学者卡契帕鲁（Khache Balu）所写的大受欢迎的《训诫》，所有西藏人都清楚这些都出自穆斯林之手。”

米华健认为：“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和汉人穆斯林商人的商业精神，他们将印度、中国内地等地的商品与西藏商品进行买卖，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纽带。他们能够在达赖喇嘛神权政府的庇护下，享受各种法律和文化上的保护，也证明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戴安娜·奥特纳认为穆斯林在历史上西藏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西藏和周边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使穆斯林在西藏社会中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西藏商人和寺院间贸易往来的中间商，还在西藏不同的城镇开设商铺，销售各种商品。马克·加博里奥认为穆斯林不仅对商业，还对语言发展（特别是来自波斯语的外来词）、文学（格萨尔史诗中将穆斯林世界描绘成富裕国家）和科学（特别是医学）产生了影响。

三、研究特点

国内关于西藏穆斯林研究呈现四个方面的特点：研究成果递增，多元背景研究者推动研究视角不断多元化，研究理论与方法有了新发展，主要偏重现状研究、专项研究和民族关系研究。与之相对比，国外研究除相关成果不断增加外，还在以下几方面特点突出。

（一）主要观点基本达成共识

与国内研究不同，国外研究在西藏穆斯林族源、生活状况、族群关系、穆斯林对西藏的影响等方面基本没有较大争论。国外学者研究从追溯考古西藏穆斯林的早期历史，转而重点关注穆斯林对西藏社会的作用、生存现状等问题，从推演双方互动的最早时间，转而关注文化交往的广度与深度，研究内容和侧重点发生了转变。

（二）历史研究是优势，田野调查是短板

国外早期研究多采用历史文献法，从史料中找到只言片语，结合前人成果整理成文。几篇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记录家族经历和族群历史，提供了西藏穆斯林主位视角的自我叙事。随着研究发展，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加入研究者队伍，在已有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加入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的理论研究方法。国外学者也尝试实地调查分析西藏穆斯林现状，但多到克什米尔、拉达克、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地区调研，这对了解西藏穆斯林族群的历史变迁及真实现状无疑是隔靴搔痒，调查效果甚微，导致国外涉及西藏穆斯林现实研究的成果比较少。

（三）注重多语种文献资料的搜集运用

国外学者充分利用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印地文、英文、法文、德文等文献资料，尝试拼凑散落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语言文献中的历史碎片，复原伊斯兰世界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场景，努力弥补学术研究中那段缺失的历史，探索亚洲关系的全景图。

（四）研究者从欧亚扩大到美国，美国学者偏好现实研究

从早期欧洲传教士发现西藏穆斯林的存在，吸引了欧洲学者关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离开西藏的穆斯林撰写回忆录文章，南亚穆斯林学者开始关注伊斯兰教在西藏的传播后，美国学者也逐渐加入研究。研究者从欧洲和亚洲扩展到美国，越来越多拥有专业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西藏穆斯林研究产生了兴趣。欧亚学者擅长历史、文化交流等人文研究，而美国学者更善于发现西藏穆斯林对国际关系、地区局势所产生的影响，更偏好现实研究。代表性学者如大卫·阿提威、戴安娜·奥特纳、安娜·阿卡索伊等。

四、研究缺陷

除了较少到西藏开展实地调研以外，国外研究还存在以下明显的错误与缺陷。

（一）对西藏历史地位认识错误

遗憾的是，国外学者无视历史事实，在表述时普遍将西藏与中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并列，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对西藏历史地位、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进行主观曲解、负面评价，此种错误观点在包括国际藏学界在内的国外学术界占绝大多数，把控着国际涉藏话语权。其中如西藏文献档案图书馆、《西藏期刊》《西藏公报》出版发表若干专著文章及《西藏伊斯兰教与西藏商队》等，以所谓亲身经历、学术研究为噱头，借穆斯林作者、西方学者之口，宣传达赖统治下的西藏更具宗教包容与普世价值美德，以敌对、仇视异教徒的心态误导西方读者学者，所宣扬传递的“藏独”西藏观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为使命的中国学者的西藏观完全相悖，因此应予批判、明辨是非。

（二）文献引用的局限

国外研究在文献引用上的局限非常明显，如早期的几篇（部）乌尔都文成果，被翻译为英文后才被更多的学者了解。汉文、藏文文献被国外学者引用很少，尤其是藏文文献。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藏文文献对穆斯林的记载很少并较难找到；二是研究者较难接触到藏文文献；三是研究者藏文水平有限；四是国外研究者有选择地使用汉藏文文献。缺少对汉藏文文献的了解，便无法全面完整接近西藏与内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流的真实历史，在涉及重要历史事件时，其论点必然受其价值取向影响，难以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由于资料的碎片化，伊斯兰世界与西藏的早期互动较难在不同语种史料中互相印证，也因此难以考证其真实性。

五、结语

如同西藏穆斯林穿梭于中亚、南亚所发挥的社会作用，西藏穆斯林研究自身跨学科的特征决定了其边缘学科研究的属性。学者们努力在各传统学科中寻找缝隙与连接，以新视角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试图另辟蹊径，填补空白。研究成果充分利用多语种文献，在西藏与伊斯兰国家交流历史等方面积累丰富，主要观点奠定了目前西藏穆斯林研究的主要论点，并开始以西藏穆斯林为切入点分析中印关系、南亚关系，显示出西藏穆斯林研究紧跟国际热点的发展趋势。国外关于西藏穆斯林研究总体推动了该项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但是，跨学科属性既是亮点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在充分了解熟悉所跨各学科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方能找出有用的资料，归纳新观点，这无疑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提出更高要求。国外西藏穆斯林历史研究囿于多语种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现、翻译与整理，现实研究又受限于未到中国西藏实地调研的先天不足。尤其在西藏历史地位这一关键问题上，西方学术界仍然无法摆脱自身的窠臼，回避、否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现状，这必然导致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难有较大突破，研究成果也极少被翻译介绍至国内。因此，我们应批判地、辩证地看待国外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