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燕等：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书写——以西藏汉语长篇小说为考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的藏汉作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围绕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主题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对藏汉民众间团结友爱、互通有无的亲密关系进行了全方位书写，既关照到了藏汉合同为一家的历史史实，也反映出各族民众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有助于西藏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各族民众的“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马小燕（1979- ），女，回族，宁夏吴忠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藏文化传承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项目“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项目号：WT-ZD20210101）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8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2021年7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2]民族团结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民族政策之一，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专门针对西藏工作发表讲话时的重要论述将西藏的民族团结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为今后西藏的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篇小说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其中不乏对民族团结主题的描写，谱写了一曲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华彩乐章。目前，学术界对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的民族团结主题的研究成果只有1983年高正、饶元厚的《西藏人民的心愿民族团结的颂歌——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3]这一篇文章，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因此，笔者撰成此文，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发挥宣传西藏民族团结和交往交流交融成就，弘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主旋律的作用。

一、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对民族团结的书写

毛泽东非常重视民族团结，早在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4]（P18）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西藏的民族团结。1953年3月8日，在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毛泽东提出：“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4]（P94）1955年2月24日，在庆祝藏历新年宴会上，毛泽东讲道：“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4]（P116）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对西藏民族团结的重视深深地影响着西藏长篇小说的作家们，他们在作品中很好地回应和诠释了西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最早对民族团结这一主题进行书写的是军旅出身的作家单超，他在1982年出版的《布达拉宫的枪声》中塑造了智勇双全的解放军战士、勇敢机智的翻身农奴等一系列高大全形象，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审美需求。农奴芭桑因为反抗头人大洛桑的迫害而逃出庄园，被西藏军区侦查科长赵惠渠营救，并将她安排在“拉萨之花”采力玉准身边做佣人，以保证她的安全。当赵惠渠被叛匪抓进布达拉宫的牢房后，芭桑想尽办法进行营救，最后为掩护赵惠渠而被采力玉准开枪击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单超突破了美女爱英雄的老套路，将芭桑因感恩而对赵惠渠产生的朦胧爱意转化为追随赵惠渠的脚步，解放广大农奴的决心，谱写了一曲超越爱情，追求社会进步的生命赞歌。益西单增《迷茫的大地》（1985年）中被贵妇人收养的青年牧民丹达遇到解放军的陈营长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毅然与贵妇人决裂，走向了军营，成长为一名革命者。央珍的《无性别的神》（1994年）描写了西藏贵族家的小姐央吉卓玛对被称为红汉人的解放军战士从惧怕到喜爱的过程，通过昔日的仆人“汉人罗桑”、拉姆都参加了解放军的叙述，谱写了藏汉团结的赞歌。益西单增《雪剑残阳》（1996年）中描写了琼玛小姐手下武艺高强的护卫马忠和藏族战士一起抵抗英国人入侵，英勇就义的故事，“虽然他曾经是文硕大臣手下的侍卫兵，衣着高于普通人，但他仍然穿着粗糙的氆氇呢服装。跟他在一起，你只觉得他是老乡、朋友，而丝毫感觉不到区别与藏人的汉族人的陌生形象。”[5]（P35）益西单增通过对抵抗英国入侵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将藏汉民众共同抵御外辱时的团结一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范稳的《水乳大地》（2004年）描写了红汉人（解放军战士）第一次进入藏东峡谷后留给当地藏族人和纳西族人的印象：“他们仿佛是一支唱着快乐的歌儿打仗的军队，凡是有红汉人在的地方，歌声就从那里飘荡出来。不仅他们自己唱，他们还组织藏族人、纳西人唱，他们乐观开朗，乐于助人，对藏族人和纳西人秋毫无犯。”[6]（P331）在和万祥第一个把粮食挑到红汉人的购粮点，并且表示白送不要钱时，红军政委说：“老乡，如果他们不给你钱，他们就违反了我们红军的纪律，是要受到处罚的。”[6]（P332）因为红汉人给搬运粮食的藏族人工钱，一些藏族人甚至拿到了比去拉萨赶一趟马还要多的钱，以至于他们后来不叫红汉人了，而称他们“菩萨兵”。这些小说通过特定情节的设计，巧妙地解释了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让读者感受到严明的军纪对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冉启培的《高原红》（2004年）讲述了藏族小姑娘索央的眼睛得了雪盲症，被解放军治好后，也参加了解放军，成长为一名军医，后来在医院工作，与师兰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西藏军区工作的金柱国和师兰花结婚后，忙于工作，就把大儿子金雪源寄养在索央家十八年，以至于儿子长成了藏族人，拥有了两个阿妈，索央阿妈还给他找了个藏族姑娘西绕卓玛，举办了藏式婚礼，师兰花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吃生牛肉、风干牛肉，喝奶茶，吃糌粑，完全是一个十足的藏族人。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2005年）中，十八军老战士欧战军、白雪梅一生养育了6个孩子，在欧战军去世后，白雪梅才讲述了孩子们的出身，原来欧木军、欧木槿、欧木凯都不是亲生的，欧木军是军医苏队长的遗孤子，欧木槿是牺牲的战友尼玛的女儿梅朵，欧木凯是牺牲的战友辛医生的儿子辛明。夫妻俩对这三个孩子的宠爱要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欧木棉、欧木兰、欧木鑫，实现了对战友的承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民族团结，将藏族战友的后代带回了内地，抚养成人。这种不分你我的战友情超越了民族界线，培养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青年一代，是对特定历史时期藏汉民族团结的文学书写，完美地体现出“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的要义。

作为一名军人，党益民格外关注西藏的民族团结主题，在多部长篇小说中对藏汉民族团结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雪祭》（2016年），筑路部队七连连长赵天成骑马在大雪天外出寻找失踪的排长刘铁，被受惊的马摔晕在雪地里，藏族女人卓玛发现后把他背回了家，还把他冻伤的双脚捂在自己温暖的皮袍里取暖。当赵天成清醒过来后表示感谢时，卓玛却说：“去年发生雪灾时，自家的帐篷被雪压塌了，冻死了3头牦牛，要不是你们金珠玛米赶来，我和牛都得冻死啊。”[7]（P34）体现出藏族群众对解放军的感恩之情。这使赵天成想起自己为了在雪灾中寻找3户已经断粮7天的牧民，得了雪盲症，结果被藏族老阿妈用藏北牧区的偏方给治好了。陕西青年刘铁到西藏当兵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同父异母的姐姐，当年父亲和前妻王丽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战，他们刚出生的女儿无法带出雪原，留给了藏北的一户藏族人家。当丁青县政府副县长次仁才旺带领慰问团来给战士们送来慰问品时，藏族女性白玛央金在帮助战士刘铁洗衣服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在衣服中的一只和自己戴的手镯一模一样的银手镯，确认刘铁就是自己的亲人。这些年过去了，白玛央金已经成长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藏族人，在刘铁战友的带领下，回到陕西老家的农村祭拜亲生父母、安葬了牺牲的弟弟刘铁。此外，蔡英的《日出西藏》（2002年）通过阿妈格桑之口，讲述了汉人金珠玛米救了强巴和他孙子罗布次仁，并送罗布次仁去内地上学的过程，借此表达出藏族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感激之情。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对民族团结的描写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军民鱼水情的形式进行体现。这也符合进藏的解放军战士大多数为汉族的客观现实，藏族群众对汉族人的认识是建立在对解放军战士的了解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民团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藏汉民族间的团结，而解放军战士的光辉形象无一例外都是深入人心的正面形象，小说作品巧妙地利用了这组关系，塑造了很多民族团结的典型人物，也使讴歌民族团结成为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主旋律。

二、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书写

虽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是在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的，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就在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呈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现象，这既是对西藏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映。

历史上，西藏各族民众就与内地民众进行着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交流，即使是西藏各族民众之间也保持着交往交流。“相传，作为商业始祖，村崩·罗布桑波曾率领庞大的商队，往返于西藏等地区与汉地之间，把茶叶运到西藏等地区，把马匹送到汉地，成为汉藏之间茶马互市的使者。他如同织布机的梭子，编织着两个民族间传统而深厚的友好关系”。[8]（P105）这些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史实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成为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引人入胜之处。1981年单超出版的《活鬼谷》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的物物交换进行了描写，大家推选出的格桑“日夜兼程，走到几天路程以外的农牧交易市场上，话也不多说，扔下一张张虎皮、豹皮、水獭皮、金丝猴皮，掏出大家私藏起来的麝香、鹿茸、红花等贵重物品，抓几把盐巴和茶叶、针线，随便人家给几尺氆氇、花布等东西，就匆匆返回活鬼谷。”[9]（P80）寥寥数语，就使西藏东南部各民族的物物交易跃然纸上，反映出作家对西藏各族群众现实生活的熟悉程度。女军医韩笠给边防站的少数民族杂居区送去治疗恶性疟疾的药品，误入活鬼谷后，用高明的医术挽救了备受农奴主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命，强化了解放军战士不断充当农奴“解放者”的社会角色，反映出对受奴役的少数民族生命的尊重。

昌都被称为“藏东门户”，既是西藏与内地的重要往来通道“茶马古道”的枢纽，更是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地区，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像邦达昌这样的商业巨贾。范稳对藏东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进行了深入挖掘，在号称“藏地三部曲”的《水乳大地》（2004年）、《悲悯大地》（2006年）、《大地雅歌》（2010年）中，他详细叙述了纳西族用盐田出产的白盐和红盐同藏族进行贸易的历史，并对汉族与藏族间的贸易接力进行了描写：“汉地的赶马人一般就再也不能往前了，一则他们不熟悉藏地的民风民情，二则他们也无法翻越前方一座比一座高的雪山。独克宗有许多马帮驿站，藏族商人在这里买过汉族商人的货物，用清一色的康巴人组成的马帮队伍，继续将藏地需要的茶叶、布匹、丝绸、铁器等商品驮往西藏等地区。他们是凭脚力挣钱的人，人们称他们为马脚子，人脚和马腿，数百年来一起在这条古老的驿道上将汉藏两个民族间的贸易一步步地趟了出来。”[10]（P15）这三部小说作品对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并通过纳西族长和万祥之口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藏族是大哥，纳西族是小弟弟”的约定俗成的民族关系。在益西单增的《走出西藏》（1999年）中出现了索南才仁带领浪卓和两位牧民到“临夏餐馆”吃拉面的描写，这是对回族和藏族饮食经济往来的细节表现。张祖文的《拉萨河畔》（2012年）则将国家的对口援藏政策融入到藏汉交往交流的历史中，讲述了“藏二代”陈洛作为援藏干部来到高原后帮助小县城发展的故事，并因此和藏族同胞间产生了友情，萌生了爱情。可以说，张祖文在众多作家中第一次关照到了“藏二代”“援藏干部”这两个特殊群体，通过对两代人接续传递的藏汉情缘的描写，给民族交往交流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元素，堪称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一大突破。

“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11]（P172）不同民族的人通婚不仅是青年人相互爱慕的结果，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好体现，更是评价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最能代表民意。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经常会出现藏汉青年恋爱结婚的描写，作为西藏的第一本汉语长篇小说，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1956年）中就出现了藏族姑娘秋枝爱上了经常帮她家干活的朱汉才和叶海，希望以旧时当地流行的一妻多夫的形式与两人结婚，并以送靴带的传统方式表达了爱意，最后，由于朱汉才撒了一个已经结婚的善意谎言，成全了秋枝和叶海的喜事。可以说，这部小说开启了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描写藏汉通婚的大门。

作为西藏的第一代著名作家，益西单增的众多长篇小说作品都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将藏汉通婚作为美好生活的结果。《菩萨的圣地》（1988年）讲述了西藏某县“平暴工作队”队长索纳岗钦与“圣女”米玛琼珍、陈丽芳之间的爱情关系，在经历激烈的斗争后，索纳岗钦最终与陈丽芳走到了一起。他的《走出西藏》（1999年）中描写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大学生索南才仁与内地的女老板浩姬杨、大学同学施洁、中学同学卓玛、牧民姑娘贝松、乡果、售货员咸小玲六位藏汉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蔡英的《雪域》（1998年）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牧女次仁拉姆在回家途中救活了汉族青年韩朝阳，两人相恋，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来为了躲避前来抓人的造反派，韩朝阳被迫逃回北京，怀有身孕的次仁拉姆只身一人从西藏到北京寻夫、生下女儿小雪莲，一家三口又返回西藏生活的故事。这些作家对爱情曲折情节的设计符合文学创作的虚构性特点，既能勾起读者的兴趣，也是对藏汉通婚事实的最好诠释。乔萨的《雪域情殇》（2004年）讲述了作为西藏军二代的钱国庆在父亲的安排下回西藏当兵，留藏工作后最终选择和藏族姑娘央金结婚，生下了女儿钱曲珍，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对当时内地军人和藏族妇女结婚的真实写照。羽芊的《西藏生死恋》（2009年）则描写了一心想为恋人措姆报仇的猎人公扎在追捕母熊喀果的过程中救了来自上海的女孩风的性命，在两人相处的日子里，风爱上了粗犷的公扎但遭到了拒绝。三年后，风再次来到藏北寻找公扎，却被深爱公扎的色嘎刺伤，为了挽救风的生命，公扎历经艰难，来到修行者的山谷，在萨木老人的帮助下救活了风，公扎虽然没有接受风的爱情，选择了流浪，但风却留在了藏北，变成了一个身穿藏装，从事现代畜牧业发家致富的老板娘。羽芊在这里讲述了一个单相思式的凄美爱情故事，与之前作家们追求完美爱情结果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印证了“得不到的爱情才是最刻骨铭心”的道理，映射出不同婚恋观给主人公带来的痛苦，抓住了读者柔软的心灵。白玛娜珍的《拉萨红尘》（2002年）描写了玛雅、徐楠、泽旦等年轻人的爱情纠葛，反映出现代青年对灵与肉的态度，表达了作者对藏汉通婚现象的态度。多吉卓嘎的《藏婚》（2012年）则更进一步，通过对卓嘎、好好、嘉措三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诠释了藏东地区一妻多夫婚姻习俗的变迁过程。好好和嘉措生下儿子扎西罗布（天天），送给失去生育能力的卓嘎抚养，抚平了卓嘎心中的伤痛，三个人也因为一个孩子联系在了一起。孩子作为爱的结晶，成为藏汉通婚的绝佳代表。这也体现出作家对西藏“团结族”这一人群的关照。

纵观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书写过程，作家们实现了从重视民俗文化的描写向突显情感世界的转变。早期作品将重点放在对各民族商业往来和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细致描写上，通过对“异文化”的猎奇和渲染，突出特定历史时期西藏民众在生产生活方面对内地的依赖和汉族男性对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尊重。20世纪末的小说作品则出现了藏族男性受藏、汉女性喜爱和追求的情节，表现出藏族作家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接受和重视，并通过藏汉通婚的形式体现出来。21世纪后，作家们已经不再描写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而是在作品中突出各民族青年男女间的感情纠葛，反映出西藏与祖国的联系愈发紧密，内地文化对西藏青年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事实，在读者的感受上也实现了文化共鸣。

三、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作用

（一）有助于内地民众了解真实的西藏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条件的相对封闭性和交通不便，西藏在大多数内地民众眼中往往被冠以“神秘、落后”的标签，存在于很多人的想象之中。西藏的藏汉作家们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写作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非常符合内地民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文化，让很多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们能够在阅读消遣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西藏的真实面貌，更加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和西藏区情，增进内地民众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理解。

（二）有助于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12]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是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而成的，既反映出西藏藏族作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水平，彰显出藏族作家的社会价值和文学素养，也为更多接受过学校教育，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西藏少数民族民众提供了了解西藏的全新渠道，这种“他者的眼光”有助于少数民族民众摆脱本民族的“自观”立场，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西藏历史和少数民族文化，无形中发挥了促进少数民族民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有助于宣传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长期以来，西藏文学作品往往将突出民族性、宗教性和独特性作为重要表现手法，并形成了西藏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成就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新小说”的辉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西藏立体式交通网的建成和互联网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内地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西藏的社会文化。因此，这种标新立异的写作手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要进行改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的重大政策，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像西藏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在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军旅出身的作家数量的优势，小说作品往往能够自然而然地体现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自然而然地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无性别的神》被拍成《拉萨往事》电视剧，《一路格桑花》也被拍成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观众一致好评。这与目前党和国家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政方针具有天然联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民族最为便捷地实现充分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特有属性能够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13]有学者认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汉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其加以推广普及，是历代中央政权的一项治国方略。在新的时代，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只有扎实推进，方能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4]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用纪实的手法对历史上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进行了书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宝库。今后，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鼓励作家创作更多反映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小说作品，让更多的读者明白“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2]的道理。同时也为学者们提供更多的研究素材，鼓励研究者对现有汉语长篇小说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应该是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时代需要。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N].人民日报，2020-08-30.

[2]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1-07-24.

[3]高正，饶元厚.西藏人民的心愿民族团结的颂歌——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J].西藏研究，1983（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

[5]益西单增.雪剑残阳[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6]范稳.水乳大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党益民.雪祭[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8]李旭.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9]单超.活鬼谷[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

[10]范稳.悲悯大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2]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人民日报，2021-03-06.

[13]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

[14]王启涛.中国历史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经验及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