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继胜:四臂观音与转经筒:宋夏元时期多民族佛教信仰的汇聚与趋同

发布时间:2022-05-18 17:15:33 | 来源:​人大国学院 | 作者:谢继胜 | 责任编辑:

四臂观音与转经筒

2022年5月7日晚18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第41期暨西域所建所15周年系列讲座第2期《四臂观音与转经筒:宋夏元时期多民族佛教信仰的汇聚与趋同》成功线上举行。讲座由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谢继胜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来自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师生和公众500余人参与了线上讲座直播,国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于国学馆204室共同参会。

一、四臂观音与《宝王经》

讲座伊始,谢继胜教授首先指出,四臂观音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代表与精髓,而对四臂观音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宝箧庄严经》。其藏文全名’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s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汉文经名为《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共四卷。据称造于公元6世纪,在8世纪前后由胜友、施戒、慧军译为藏文,又经由天息灾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开封议经传法院译出。此经详细记录了观音的心咒与功德,而提到的观音为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四臂观音只在卷四的曼荼罗坛场中有提及,强调要获得六字大明咒的法力,就必须要进入四臂观音曼荼罗坛场。

其中,这段文字最早记载了四臂观音图像的特征。

观自在菩萨白世尊言:“不见曼孥啰者不能得此法。”云:“何知是莲华印。”云:“何知是持摩尼印。”云:“何知是一切王印。云“何知是曼孥啰清净体”。

今此曼孥啰相:周围四方方各五肘量中心曼孥啰安立无量寿。于无量寿如来右边,安持大摩尼宝菩萨;于佛左边,安六字大明。四臂、肉色白如月色、种种宝庄严。左手持莲华,于莲华上安摩尼宝;右手持数珠,下二手结一切王印。于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种种庄严。右手执香炉,左手掌钵满盛诸宝。于曼孥啰四角列四大天王,执持种种器仗;于曼孥啰外四角,安四贤瓶,满盛种种摩尼之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入是曼孥啰者。所有眷属不及入是曼孥啰中,但书其名。彼先入者掷彼眷属名字,入于曼孥啰中,彼诸眷属皆得菩萨之位,于其人中离诸苦恼,速疾证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彼阿阇梨不得妄传。

通过以上这段话,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获得六字大明咒的法力与功德,必须进入有“六字大明”(yi ge pa’i rig sngags chen mo)在场的曼拏啰(曼荼罗),即所谓“不见曼拏啰者不能得此法”,四臂观音具有密教所谓“明咒”(rigs sngags)的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相应的仪轨,必须建立坛场,有相应护法神祇。因此,四臂观音的出现就与密教曼荼罗联系在一起,属于密教神灵,这也为其在藏传佛教中地位的升起奠定了基础。

(2)六字大明咒不等同于六字大明王,六字大明王是六字大明咒的守护神和人格化或神格化形象,《宝王经》中六字大明咒与十一面八臂大悲观音相联系,六字真言最初属于《宝王经》中心的十一面大悲观音的咒语,不是四臂观音的咒语。

(3)按照藏译,曼拏啰中央所绘的如来当为无量光(snang ba mtha’ yas),而早期汉地佛教并不区别无量寿与无量光,将其译为无量寿如来。这尊无量寿如来就是后来四臂观音头顶化佛的阿弥陀佛,这为以后四臂观音取代无量寿佛作为曼拏啰主尊提供了线索,六字大明王不是曼拏啰的核心,六字大明咒的精髓当为无量寿而非六字大明王。

(4)曼荼罗四周安置四大天王。强调四大天王守护而非明王护法守护的大多属于显密之间侧重仪轨实践的坛场,在四部密续中属于事密(bya rgyud),敦煌晚唐至五代受到密教影响的石窟,窟顶四角都安置四大天王。

(5)主尊右侧为持宝菩萨。阿弥陀佛两侧胁侍分别是摩尼(玛尼)和莲花,正好是六字真言的精髓,如同火焰摩尼和莲花的(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因此六字真言经常与阿弥陀佛种子字一同出现:Oṃ Maṇi Padme Hūṃ Hrīh。

(6)左侧与四臂观音身色形象相同的神灵称为“六字大明”,下两手手印不译“合十印”,而是“一切王印”(藏译rgyal po’i dbang po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或者phyag gnyis thal mo sbyar ba rgyal po’i dkyil’khor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双手合掌做一切王曼荼罗手印”),僧俗施主合十印即为一切王印。

(7)进入四臂观音曼荼罗需有轨范师(阿阇梨)导引。

而《宝王经》卷四曼荼罗的核心构成中,需要关注的是整铺曼荼罗有三尊,曼荼罗中央主尊为无量寿佛(dkyil’khor gyi dbus su ni snang ba mtha’ yas),主尊右侧为持宝菩萨,主尊左侧为六字大明(yi ge drug pa’i rig sngags chen mo),注意此处没有说明是“六字大明王”,即没有-rgyal mo后缀,这位菩萨的身相是白色身形,一面四臂,左上手持莲华,右上手执数珠。其身形与四臂观音相同,白色身,四臂;无量寿右侧(胁侍或曼荼罗主尊)是持宝菩萨,持摩尼宝,但没有说明几面几臂及其他持物,从现有图像看,也是一面四臂。所以实际上,此曼荼罗记载中没有出现主尊四臂观音,只有作为胁侍的六字大明。

谢老师提到,前段时间考察时发现飞来峰64-65窟中的禅定印阿弥陀佛与左侧胁侍菩萨六字大明即是按照《宝王经》曼荼罗配置的六字大明。

从手印来看,佛教图像系统中,主尊佛作合十印的很少,一般是供养或胁侍菩萨,或俗人作合十印。六字大明作为无量寿佛胁侍菩萨,与持宝菩萨皆作合十印,替换无量寿佛作为进入曼荼罗后,作为接受供奉的主尊亦作合十印就很奇怪,这也正是四臂观音替换无量寿佛的痕迹。随着西藏佛教信仰的演进,六字大明以四臂观音之名取代无量寿佛作为曼荼罗的主尊,原本阿弥陀终极净土信仰被观音慈悲修习的进入解脱进程的修习所替代,此后四臂观音具有的明显的“佛性”正是来源于此观音对无量寿佛的取代。

六字大明作为主尊替换无量寿佛之后,成为具有佛性的菩萨,明宣德六年(1431)刊刻的《无量寿佛大慈悲心亲说六字大明王广大功德》即指出观音(大慈悲心)即是无量寿佛。为保持曼荼罗的平衡,将相同身形的六字大明作为四臂观音的胁侍,形成持宝菩萨—四臂观音—六字大明的新组合。

十一世纪后,编辑整理《成就法鬘》的印度学者巴达恰利亚根据后期文献六字真言与观音的关联,而将梵文原本记载的四臂观音三尊中的Lokeśvararūpaṃ sarvālaṅkārabhūṣitaṃ错译为Ṣaḍakṣari-Lokeśvara六字观音,此后学界就这样沿用下去了。

关于四臂观音图像的形成轨迹,谢继胜教授也进行了分析。现存最早的四臂观音造像石刻与雕塑多见于东北印度和中印度,年代在11世纪前后,且有立相四臂观音,并无六字真言与造像并行。单体造像多为波罗时期金铜造像,年代在11世纪后半叶至12世纪上半叶。藏地所见四臂观音大致年代在12世纪前后。

如图上所示的印度鹿野苑博物馆藏石雕和大都会博物馆藏贝叶经插图,都是三尊的组合图像,中间为无量寿如来,两边分别为持宝菩萨和六字大明王的菩萨,恰与《宝箧庄严经》中所述一致,年代都在11到12世纪之间。

二、回鹘、西夏元四臂观音个案的分析

之后,谢继胜教授分析了回鹘、西夏和元朝时期四臂观音的流传与分布。

上图左侧图像为柏孜克里特29窟的四臂观音像,或是丝路东段最早的四臂观音形式,年代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它属于回鹘式样的券顶,窟内主壁是交脚弥勒,两侧有胁侍菩萨,另外左右壁绘佛像绘回鹘西夏时期流行的佛与上师通行手印,象征说法净土而禅定修习:即右手做说法印而左手为禅定印。头顶另有阿弥陀佛说法印化佛,两侧有吐鲁番绘画常见的日月轮;主尊两侧十位环绕菩萨(或供养人)皆有头光,主尊下方有莲池化生童子,可以确定主尊佛为阿弥陀佛,这与此段时期金刚界五方佛之阿弥陀佛禅定印跏趺坐形貌不同,可以看做是回鹘当地的样式;与阿弥陀佛正对的是四臂观音,持物不可辨,主双手合十,头顶化佛漫,逸出的光束。画法与西夏时期弥勒经变绘画相同。主尊右侧可见十一面观音,这与《宝王经》叙述的内容吻合,左侧菩萨持伞幢。下方两侧主尊右侧绘童子,左侧绘马头金刚;因该窟主壁为上生交脚弥勒,此处绘制观音眷属善财与马头金刚,正是回应该窟的主尊,是善财拜谒弥勒的场景,也是全窟将西方净土与华严结合的例证。

现存史料表明,宋夏元时期,四臂观音信仰在河西丝路广为传播。柏孜克里特29窟的十一面大悲观音作为四臂观音的眷属,可见是宝王经曼荼罗的安排,但没有看到壁画榜题等书写六字大明咒,胁侍也不是持宝菩萨和与主尊持物相同的六字大明王,所以它可能是丝路东段最早的四臂观音样式。与柏孜克里特29窟图像安排相同的石窟是麦积山元代第38窟四臂观音双龛,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变与四臂观音并列,是早期河西走廊图像样式的延续。杭州飞来峰第40龛的四臂观音造像也很重要,它造于公元1287年,采用的是同《宝箧庄严经》内容一致的四臂观音三组像,不过两侧的龛已缺失,只留下中间的四臂观音像。造像风格与飞来峰的其他佛像一致,但由于其年代较早,且早期的四臂观音像在卫藏腹地并不多见,这尊四臂观音像很可能与黑水城的四臂观音像有关系,由西夏传入。

武威博物馆藏新样文殊唐卡(12-13世纪)

西夏后期四臂观音图像出现以后,更多的是将其等同于原本的八臂或六臂的大悲观音,甚至水月观音,没有依《宝王经》作为六字真言的特有观音形式,往往与金刚萨埵形成对应组像,即与后来形成的西藏三怙主(金刚手-文殊-观音变体)相关。这是汉地净土西方三圣图像的密教变异形态。

例如敦煌研究院将莫高窟149窟中间的像标为说法图,但该图像为禅定印,可能为阿弥陀佛六波罗蜜菩萨,南北壁分别为文殊和普贤,与主壁的毗卢遮那或释迦牟尼形成华严三圣,而在东壁门南北两侧分别为四臂观音和金刚萨埵的原始样式,可见西夏元时期,四臂观音与金刚萨埵之间已形成了对应关系。

东千佛洞第5窟的甬道口也绘有对应的四臂观音与金刚萨埵。

并且在敦煌河西走廊地区还出现了四臂观音的佛陀化,例如榆林窟第27窟內里壁绘著帽上师像,主尊上师右侧为与四臂观音形貌相同的白色六字大明王,左侧为黄色的四臂持宝菩萨,与上师共同组成四臂观音三尊,壁面两侧会有西夏后期流行的布袋弥勒,接引佛和寒山拾得读经图,主尊头顶有金刚亥母,但窟内没有出现六字真言。可知四臂观音在西夏元时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地位,才会出现将上师等同于四臂观音的情况。

那此时四臂观音信仰在藏地又是如何发展的呢?虽然四臂观音图像在12世纪前后的卫藏有个别留存,但藏地上师开始关注六字真言并修习四臂观音是在13世纪以后,三世噶玛巴等噶举派上师在河西传教期间接受了原本在西夏元旧地流行的此类信仰。

根据文献资料还可知,到了14世纪,四臂观音替代了大悲观音,形成了与六字真言的固定搭配。例如14世纪初的回鹘文写本上有捺印的四臂观音与梵文的六字真言。

14世纪中叶莫高窟的造像碑更直接地体现了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之间的关系。

三、夏鲁寺四臂观音图像的意义

接着,谢继胜教授分析了夏鲁寺四臂观音图像的意义。蒙元统治者从西夏等地吸收了原本在丝路河西流行的观音与四臂观音信仰,而西藏僧人在与其交往中体察了统治者对四臂观音及六字真言的尊崇,在夏鲁寺的建设中就以极大的热情突出了以四臂观音为信仰中心的图像体系,将《宝王经》原本与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等共同的解脱往生功能与宗教理论修习的次第进程结合在一起,即将民众的信仰与僧侣的仪轨修习联系在一起,进而是《宝王经》四臂观音进入包括无上瑜伽密等在内的整个宗教神灵图像系统。

此时流行的轮回图大圆轮,中心是类似金刚橛的上横三角形,其上为红色禅定印无量光阿弥陀佛,跏趺处没有托后期无量寿佛的长寿宝瓶;下方安置四臂观音三尊,主尊白色身,一面四臂,主二手当胸作合十一切王印,右手数珠,左手莲花,两侧胁侍菩萨,左侧是与主尊身色形貌相同的六字大明,右侧为黄色的持宝菩萨。外侧内圆由上而下分18格,绘画瑜伽士学习戒定慧三学。三角形下方有须弥山,黑底金字书写六字真言。夏鲁寺此处壁画是西藏艺术中将四臂观音与六字真言放置在一处的早期图像例证。故此铺壁画下方第一句写明“此画来自《庄严宝王经心要》”(ཟ་མ་ཏོག་བསྐོད་པའི་མདོ་ལས་འབྱུང་བའི་སྙིང་པོ་འོ།)其中主尊就是四臂观音三尊,虽然壁画周边遍书六字真言,但即使如此,这里的四臂观音仍然遵从《宝王经》的说法,并没有称为六字观音,而是称为与十一面大悲观音名称相同的“大悲自在观音”(ཐུགས་རྗེ་ཆེན་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དབང་ཕྱུག)修持念诵所持名号是“圣观音”(འཕགས་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ཀྱི་མཚན་འཛིན),这是延续自吐蕃时期的观音名号。值得注意的是,《宝王经》所说六字大明咒是大悲观音菩萨的“观自在菩萨微妙本心处”,四臂观音只是修习此咒仪轨时出现的观音形式。

四、三大士与三怙主,华严密教与藏传密教的分野

此后,谢继胜教授又进一步讨论了四臂观音与藏传佛教三怙主的关系,四臂观音形象出现后,地位迅速上升,不久就进入了藏传佛教最重要的三怙主系统。

四川甘孜石渠县邓柯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大日如来三尊

作为理论体系,藏传佛教重视的是文殊。但在13至14世纪由于河西丝路信仰西方净土的净土宗的蔓延,以致藏地重新关注以四臂观音为代表的观音信仰,原本胎藏界三尊的金刚手-大日如来/释迦摩尼/文殊菩萨-莲花手观音系统,转换为金刚手-四臂观音-文殊菩萨系统,称为“事部三怙主”,从而进入藏传佛教的密教系统。

榆林窟第2窟反映了11世纪前后文殊菩萨替代释迦牟尼的趋向

观音信仰的民间化使得观音占据了三尊主尊的位置,文殊置于右尊,但却属于佛部,观音属于莲花部,为三尊主尊,左侧是金刚部金刚手。因为承继了吐蕃时期胎藏界三尊和后弘时期释迦三尊的传承,并以中央观音与汉地西方三圣吻合,因此三怙主被认为是14世纪以后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图像组合。早期例证较少,多立像三尊,13世纪以后多为坐像组合,演变为文殊-四臂观音-金刚萨埵的三怙主固定式样。

炳灵寺第4窟出现的四臂观音多与文殊菩萨对应,偶尔有三怙主组合。反映出在河西地区,至16世纪还未形成三怙主的固定式样。

五、汉地寺院轮藏殿与大士殿的对应

最后一个问题是与观音信仰关系密切的转轮藏与转经筒。轮藏相传为梁朝傅翕始创,而现存的轮藏殿都出现在南宋之后,最为著名的是河北正定隆兴寺的转轮藏,除此之外,还有杭州的慧因高丽寺、南宋大足佛湾,宝顶山毗卢道场等等。

辽代大部分是舍利塔,装藏舍利,供奉七佛、十方佛或观音等像,有与吴越相似的宝箧印经;具有显教特征,同时以朝阳北塔为代表的是吸纳“西域”密教成分的华严密教,经塔展示大日如来和五方佛等,这类经塔直接过渡为转经筒。

例如由辽宋引进的日本经筒,大部分装藏《法华经》

北京智化寺轮藏殿与大士殿相对应

而轮藏殿实际上等同于寺院的毗卢殿。北京正统九年(1444)敕建的智化寺,其轮藏殿安置转轮藏,本身就是一个华严华藏世界的宇宙呈现。与之相对的是大士殿,是汉地佛教供奉在宋元时期形成的文殊、普贤与观音三大士的殿堂,净土观音取代毗卢遮那/释迦摩尼成为华严三圣的主尊,与藏传佛教同一时期四臂观音取代大日如来/释迦摩尼成为文殊、金刚手菩萨的主尊,成为统摄僧俗信仰的三怙主的进程大致相同:即从民间基层信仰的层面进入汉藏佛教的理论构架体系。

图为山西长子县崇庆寺,反映出中原三大士图像与三怙主形成的对应与四臂观音一并进入的狮吼观音成为三大士的观音代表。

山西长治郊区梁家庄观音堂,反映出在明万历年间观音融合佛道,构成了完整的民间信仰。 

三大士龛背后标配是影塑全壁善财童子与水月观音,其中以《华严经入法界品》的五十三参将水月观音形象代表的观音信仰纳入华严体系,元明之际,四臂观音信仰兴起,率先在河西走廊等多民族地区流行,逐渐替代十一面八臂或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和水月观音,成为汉藏多民族地区观音的主流,如北京明宣德至成化间修缮的大觉寺,大雄宝殿三世佛身后的三大士塑像,以及西方三圣像,其中的观音都已经转化为汉地式样的四臂观音像。

随着四臂观音进入汉藏佛教体系,观音代表的六字真言信仰也广为流行。汉地佛教华严轮藏与观音的紧密关系导引四臂观音和六字真言进入华藏世界,形成汉藏佛教义理结合的新样式,大约在15世纪前后将转轮藏信仰引入藏区,保留了转轮藏经藏的最初意涵外,更为转轮藏注入观音和六字真言的新寓意,转轮藏的物理旋转与佛教轮回观念结合,并与《宝王经》观音与轮回救度的观念融为一体,成为藏区最为重要的信仰。

六、总结

讲座最后,谢继胜教授对观音信仰的变化及三怙主形成路径进行了总结。老师认为,宋夏元之际观音图像因应民众基层信仰的变化而发生了众多的分化,从晚唐胎藏界三尊分化的阿嵯耶观音,汉地融合华严与法华信仰的水月观音,到12世纪前后在吐蕃西夏回鹘兴起逐渐蔓延的四臂观音,以及作为四臂观音伴生而来的狮吼观音,兴起一种反映不同阶层共同信仰的观音形式,这种新样式结合了普通信众的净土往生信仰,同时也以不同阶层、或者僧俗共同目的的前提下,僧侣阶层强调修习的进程,这一部分从信仰中独立出来形成藏汉佛教的修习程式。观音为主的信仰潮流使得不同时期的“统治阶层”将新的观音样式纳入社会信仰体系的最高等级,因此在11世纪至14世纪,藏传佛教地区形成三怙主式样,以四臂观音统领藏传佛教系统,回应早期的胎藏界密教事部三尊,从这一点看,藏传佛教的本质并不包括金刚乘无上瑜伽密的内容。

1976年宁夏银川市出土的文殊观音普贤三大士与寒山拾得

汉地表现为三大士,以与四臂观音相联系的狮吼观音与藏传佛教图像体系勾连,并通过文殊普贤形成三尊纳入汉地主流的华严信仰,以水月和善财完善华严的教理逻辑,冲淡根植东亚信仰深处的西方三圣净土信仰;通过水月至四臂观音样式的替换,汉地轮藏与大士的特殊关联,成功将汉传华严信仰通过四臂观音输入藏传佛教信仰区域,源自华藏空间信仰的转经筒成为藏地普通信众最为重要的信仰模式,这是我国多民族基层信仰趋同的最为重要的实例,也是我国多民族基层信仰的主体。

报告结束后,听众反响热烈,提问踊跃,谢老师也耐心地择取问题并给予了专业回答。最后,乌云毕力格教授进行总结,认为四臂观音与转轮藏的演变过程是我国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例证,对今后相关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并对谢继胜教授的精彩演讲以及观众们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

来源 |“壹号国学生”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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