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虹：有关班禅世系研究的概述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现有的中外学者对班禅喇嘛世系的研究成果，对有关班禅喇嘛和相关的西藏史研究做了介绍和梳理。由于历来各班禅各世系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不一，而且呈碎片化出版，作者希望通过对现有中外学者发表的专著和论文的概述，旨在为将来对班禅世系的进一步全面而又深入的研究做一铺垫，希望学者们利用丰富的史料和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推动对班禅世系的全面深入研究，促进国内外藏学研究的发展。

【作者】作者李若虹，系哈佛大学中亚学博士，现任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

【来源】《藏学学刊》2021年第1辑（总第24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班禅喇嘛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反映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和西藏地方政府与明清中央王朝的关系上，而且还牵涉到西藏的对外事务。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班禅世系的研究仍非常有限，而且呈碎片化出现，不足以体现班禅喇嘛在西藏史、明清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要角色和深远影响，在西藏宗教和政治史研究领域留有不少空白。这一现状实为这篇概述的缘起。本文以介绍国内外研究班禅世系的专著和论文为主，旨在为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些线索，使得这一尚待深入研究的论域得到更多关注。同时，本文还结合现有的和将来有望开放的史料，引出这一主题潜在的研究方向和议题，进一步开拓关于班禅世系的研究。

虽然学界对班禅喇嘛和对达赖喇嘛的研究程度具有相当的反差，但是毫无疑问，对达赖和班禅研究的多寡、深浅与这两大世系的历代喇嘛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同时，对两大喇嘛世系的不同程度的关注也反映了拉萨和日喀则、前藏和后藏在西藏政教史上的差别。历代班禅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其影响和作用大相径庭，史料详略不一，而学界现有的对班禅喇嘛的研究则集中于六世和九世班禅，而且大多以论文形式出现。为数不多的专著大多重史料和史实叙述，就事论事来介绍班禅的生平和历史作用，尚需把班禅喇嘛放到更广的社会、政治、历史大背景下来做深入论述和分析，开展别开生面的研究。

本篇概述分五个部分，阐述的顺序以研究成果的多寡来安排，重在历史研究，并不涉及历辈班禅的著作和佛学方面的造诣。第一部分介绍现有的对整个班禅世系的研究概况；第二部分着重介绍研究六世班禅的专著与论文，并引出各项研究奠定的基础和突破点；第三部分介绍有关九世班禅的研究成果；第四部分概述对班禅世系里其他几位班禅喇嘛的研究状况。本文最后引出这一领域将来的研究取向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对班禅世系的整体研究

对整个班禅世系的介绍和研究，首推牙含章编著的《班禅额尔德尼传》。此书是学界迄今为止系统介绍班禅世系的唯一专著。过去三十多年里，藏学领域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但是这本传记仍是今天研究班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这和作者当年悉心收集各方藏文和汉文史料以及英文资料，并潜心研究息息相关。作者当时还参考了早年出版的有关班禅的专著，比如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和张伯桢的《班禅额尔德尼传》等等。

牙含章在《序言》中介绍，计划编写班禅额尔德尼世系传记是他在1952年至1953年间写《达赖喇嘛传》时就想定的。当时，作者陆续收集了历代班禅藏文传记中的史料，后来调离工作后，他就把这批史料交给了中共西藏工委的政策研究室。多年后，这套资料又被转到了西藏档案馆。虽历经六、七十年代的风雨和劫难，这些史料却都难能可贵得以幸存。1985年，牙含章重新整理了保存下来的资料，在吴丰培和柳陞祺两位学者的帮助下成书。和《达赖喇嘛传》一样，这部书也曾由陈观胜、李培茱译成英文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多年来，使国内外藏学界深受其益。

此外，对班禅世系的藏文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而编辑成书的还有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为学界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主编在《又后记》中提到，这一大项目最初计划出版两套书籍，一是“年谱”，即1998年出版的这部年谱；另一部分，意在“研究”，即对历辈达赖、班禅进行全面研究，但后一计划并未付诸实行。丹珠昂奔还提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资料室的孙雨志馆员承担了搜集达赖、班禅研究文章目录的工作，“但因出版时此目录附后与正文不甚切合而删去。”迄今学界仍缺对历辈班禅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和概述，而国外对班禅做过总体阐述的有托尼·谢米德（Toni Schmid）的《班禅喇嘛及其阿弥陀佛的转世》，作为斯文·赫定探险系列丛书由斯文·赫定基金会出版。

二、有关六世班禅的研究

从一世班禅克主杰·格勒贝桑（1385-1438年）到十世班禅（1937-1989年）有六百多年的跨度，史事纷繁复杂。班禅世系除了和明清中央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还和英属印度及东印度公司、沙皇俄国、蒙古和日本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其中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两位政教活动频繁，社交、旅行甚广，因此学界对班禅世系的研究，以这两位为最。

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讲，六世班禅（1738-1780年）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全球化的前期。清朝乾隆皇帝信奉藏传佛教，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身为清廷国师，而六世班禅深得清廷厚待。此外，朝鲜使团进京朝觐也是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大清西部邻邦来看，英属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急需开通贸易，打开中国市场。由于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东印度公司多次试图通过西藏和清廷建立联系，而班禅管辖后藏，因此东印度公司派员和六世班禅的交往成了那个年代西藏和周边地区交流的要事。六世班禅出众的才能、阅历、性格和开放的视野历来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和关注而使得他成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间交往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影响，不少学者做过深入研究。

早在1933年，印度学者迪斯卡尔卡（D. B. Diskalkar）发表的两篇论文成为早期研究班禅的重要成果。《博格尔使团的西藏之行》一文发表在《印度史季刊》，开始了学界对博格尔（George Bogle，1746-1781年）走访后藏的研究；同一年，卡尔卡又在《比哈尔和奥里萨研究会学刊》发表了《蕃尼战争，1788-1793》一文。此后很长时间里，这两篇文章被国外学者广为援引。第二篇论文有关六世和七世班禅与东印度公司、不丹和廓尔喀的交往，从国际关系——即尼泊尔、印度和清朝的关系史——的角度来阐述和分析，引用了重要的原始资料，首次向学界介绍了六世班禅、七世班禅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用波斯语交流的频繁的通信。往后半个世纪里，卡门（Schuyler V. R. Cammann）、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和特尔茨谢尔（Kate Teltscher）等英美学者先后参考迪斯卡尔卡的研究成果，为这一领域铺开新的视野和论域（这几位学者的著述的简介见下文）。

在西方学者中，对六世班禅做过深入研究的首推意大利藏学家毕达克（Luciano Petech）。毕达克早就注意到东印度公司曾派员进藏和班禅取得联系的重要性，他在《通報》上发表的《藏文史料中有关博格尔和特纳使团来访西藏的情况》实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领衔之作。他的另一篇论文《达赖喇嘛与摄政》参考班禅世系的藏文资料和汉文官史材料写成，虽然并非以班禅喇嘛为主，但多处涉及班禅，并提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摄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班禅研究开启了新的切入点。在研究西藏史的前辈欧洲学者中，毕达克既能广泛使用汉藏史料，又有准确而又强烈的学术问题意识，他对西藏史中有关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系列议题的敏锐关注，可谓独具慧眼，开风气之先。这两篇论文篇幅并不长，但作者以不同于牙含章的视角，引领学界关注这一段历史的三个重要议题：一是东印度公司对西藏的关注及其内在原因；二是六世班禅喇嘛和八世达赖喇嘛的关系；三是东印度公司试图和清廷建立联系时对西藏的了解。这些议题时至今日仍值得学界深入探研。

美国学者卡门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基于他的博士论文而成的专著《跨越喜马拉雅的贸易》，数十年来一直被广为引用。卡门可能是美国学者中较早关注并使用塞谬尔·特纳（Samuel Tumer，1759-1802年）的旅行记录（包括附录在内）的学者，但是和那个年代很多有关亚洲的学术著作一样，他并没有使用藏文史料，而他的这一专著的重点并不在西藏，更不在六世班禅，不过书中有关十八世纪后半期跨喜马拉雅的历史叙述涉及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不丹的交往。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本专著，罗斯（Leo E. Rose）的《生存的策略》，以尼泊尔为中心，对跨喜马拉雅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史做了扎实而又深入的研究，作者在写尼泊尔兴起和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时，为1788年到1792年间两场廓尔喀战争提供了有关西藏和班禅喇嘛的详细背景。虽然本书的重点在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而战争发生在七世班禅的年代，但是其起因无法绕开六世班禅年代的人事关系。虽然卡门和罗斯没有毕达克具有使用藏文史料的优势，但是他们在半个世纪前就把西藏和班禅喇嘛纳入这一时期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难能可贵。有关六世班禅的研究，还需提及玛格丽特·卢（音译，Margaret M. Shu-yi Loo）1970年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完成的博士论文《从十八世纪后期的汉藏关系来看六世班禅喇嘛传》。作者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得以使用《六世班禅传》从事博士论文研究，得益于导师怀利（Turrell V. Wylie，1927-1984年）的指导和金斯密（E. Gene Smith，1936-2010年）提供的藏文史料，还有华盛顿大学丰富的馆藏藏文史料。

对六世班禅的研究历来也深得国内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已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牙含章著的《班禅额尔德尼传》中六世班禅的篇幅，仅次于七世班禅和九世班禅。作者依据多语种翔实的史料，叙述饶有趣味，很早就为国内外学者开通了研究六世班禅的基本路径。此外，前辈藏学家吴丰培（1906-1996年）、柳陞祺（1908-2003年）和邓锐龄一直非常关注六世班禅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东印度公司从1774年派员来访、1779至1780年间六世班禅访问热河避暑山庄和朝觐清廷等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可谓柳陞祺和邓锐龄合著的《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一文。作者参考了东印度公司博格尔使团的史料，在毕达克和牙含章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学界进一步清晰展示了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密切交往的来龙去脉，阐明六世班禅是第一个同英属印度打交道的西藏领袖，早于英国派马卡尼来清廷二十年。此外，邓锐龄和柳陞祺还就相关议题合著有《乔治·波格尔入藏的使命内容及其执行结果》一文。此外，早在1980年代，黄颢的《五世达赖、六世班禅与南苑旧宫、德寿寺关系考略》和陈庆英的《四至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他们的灵塔》等论文也都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9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得存、卓永强翻译的六世班禅传记的汉译本，极大方便了国内学者的研究。

最近二十年里，不少论文从微观史学角度出发来介绍和分析六世班禅进京朝觐乾隆皇帝，比如马连龙的《三世章嘉和六世班禅朝清》、石滨裕美子的《班禅喇嘛朝觐乾隆皇帝的佛教背景》、柳森的《南苑德寿寺与六世班禅关系考略》、王晓晶的博士论文《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以及《六世班禅面圣授法史实考》一文、陈庆英和王晓晶合作的《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和《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杜江的《六世班禅朝觐乾隆事略》、王家鹏的《六世班禅的一封奏书》、陈锵仪和郭美兰合著的《六世班禅承德入觐述略》、王宝璋的《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史话》，郭美兰和霍华《乾隆皇帝颁赐六世班禅敕书》以及李德成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述略》等论文，都是这一领域内不可忽略的成果，颇具参考价值。

有关六世班禅朝觐清廷的礼仪，值得一提的论文有张亚辉的《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中的空间与礼仪》、安吉拉·齐托（Angela Zito）的《皇家诞辰：1780年乾隆皇帝和班禅喇嘛会见》和《延请和等级：班禅喇嘛赴宴》（未正式发表）。如能结合美国清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对清朝宫廷礼仪的研究成果，那么学界对清廷帝师以及高僧大德朝觐礼仪的研究定会更加深入。

六世班禅的活动范围跨越喜马拉雅山区，多年来对这一主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藏汉英文史料也一直引起国内外藏学界的极大关注。中国学者在最近十几年里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比如，扎洛写的《六世班禅致沃伦·黑斯廷斯的信函及相关史实考辨》、柳森的《约翰·斯图尔特版六世班禅致瓦伦·哈斯丁斯信函解读》和梁俊艳的专著《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陈庆英和王晓晶的《瑜珈师蒲南吉尔事迹考——从〈六世班禅传〉解读》等论文。另外，笔者的博士论文《对十八世纪西藏多仁家族的个案研究》涉及多仁家族和六世班禅及其家族的私交，也提到廓尔喀战争中班禅喇嘛身处的困境。另外，笔者的《论六世班禅进京前后与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一文以葛兆光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视角出发，以六世班禅喇嘛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为题，试图摆脱固有的清廷中心论的理论框架来拓展这一主题的研究范围和论域。

近十多年国外学者对六世班禅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两本专著为例逐一做介绍。第一本是英国学者凯特·特尔茨谢尔（Kate Teltscher）著的《通华天路：乔治·博格尔、六世班禅喇嘛和英国首次远征西藏》，先后在英美出版，引起学界关注，甚至研究佛教传统和现代科学关系的学者也曾引用此书中提到的六世班禅和博格尔交流中涉及西方现代科技仪器引入西藏的细节。作者参考了大英图书馆馆藏东印度公司有关博格尔入藏的史料和个人档案，其中包括兰姆（Alastair Lamb）编辑的《不丹和西藏：乔治·博格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西藏之旅，1774-1777》在内。值得一提的是，兰姆的这部书收集了博格尔留在身后的所有个人档案材料，在克莱门茨·马克罕姆（Clements R. Markham）于1876年整理出版的《乔治·博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的基础上，把博格尔的信件、笔记和备忘录等重新做了整理和编辑，因而这一辑的博格尔材料完整，更便于学者使用，研究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缺之不可。特尔茨谢尔并非藏学或是史学科班出身，但是她从文学，尤其是旅行游记的角度入手，对东印度公司首次进藏，历经千辛万苦和班禅取得了联系并致力于各种活动做了生动的、个人化的描述，栩栩如生，让藏学界见识了原来并不熟悉的一系列史料，包括博格尔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大英图书馆馆藏的与博格尔使团记载亚太地区的一手材料。柳森评价该书为“国内藏学界进行六世班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见解”。

戈登·斯图尔特（Gordon T. Stewart）的《通往帝国的征程：启蒙思想、帝国主义以及英国与中国西藏的碰撞，1774-1904》是另一本有关六世班禅的英文专著。作者以博格尔的生平为主线，利用博格尔私人档案，以启蒙思想和帝国殖民思想的冲突为叙述主旨，详尽地描述了博格尔入藏的经过。同时，此书还为读者展示了六世班禅和博格尔交往前后英属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经营状况及其当时英国殖民统治南亚地区详尽的地理政治背景，为区域史研究扩宽了视域。作者不仅展示了博格尔进入西藏和六世班禅建立个人友谊以及进行官方交往的画面，而且还把东印度公司和西藏的交往纳入了往后一个多世纪的交往史中，把博格尔、特纳、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年）、达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年）等人入藏，以及1903至1904年荣赫鹏入侵西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年）的经历都纳入对比讨论的范围。不过，斯图尔特完全凭借英文史料和文献，全书的构思和叙述还是难以摆脱西方人看西藏的视角和框架。正如史伯岭（Elliot Sperling，1951-2017年）所评，归根结底，作者讲的还是“英国人的故事，而不是西藏人的故事”。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把博格尔入驻日喀则和荣赫鹏进藏这两件相距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叙述并作对比，而且全书理论框架清晰，比特尔茨谢尔的专著更具学术性，但是其中把启蒙思想和帝国主义两种理念相并列并作对比，有待进一步商榷。

除了和东印度公司的接触和交往之外，六世班禅时代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1779年前往热河和北京，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成为第一位进京的班禅喇嘛。此外，七世班禅年幼时爆发的两次廓尔喀战争的起因可以回溯至六世班禅在世之时，因此不少和廓尔喀战争相关的论著都阐述了六世班禅圆寂后后藏的政治纷争。李然发表的《六世班禅朝觐与廓尔喀入侵》，就把六世班禅和廓尔喀战争的前因后果连接起来分析，也从另一角度来说明班禅喇嘛在18世纪后半叶错综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下的重要作用。2004年邓锐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历年来致力于廓尔喀战争的研究，并且在《中国藏学》上发表有关六世班禅和七世班禅的系列论文，如《清代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来京的接待环节》《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的关系史》，还有他和与柳陞祺合著的论文《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陈庆英写的《章嘉·若必多吉与乾隆皇帝》和王湘云的博士论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和在《哈佛亚洲学学刊》上发表的文章均涉及六世班禅时代的重要事务。此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陈庆英和王晓晶合著的《六世班禅灵柩回藏考》和《六世班禅东行随从种痘考》两篇论文，阐述了六世班禅东行之际种痘的史实及其历史背景和影响。作者从有关种痘的史料出发，阐述了西藏高僧大德进入内地面临的一大健康挑战，并解释班禅当时为何没有种痘的前因后果。如果把这一议题纳入世界医学史来分析，天花不仅在西藏史上多起重大的事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在跨文化的医学史和社会史方面有待做深入的跨学科研究。此外，金汉雄（Kim Hanung）2018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生平和学术》并非和六世班禅直接相关，但是松巴堪布作为六世班禅的同代人，他的生平对那个年代西藏宗教领袖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可资对比。才让的《十八世纪藏传佛教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一文也曾提到，松巴堪布曾在阿拉善送别继续前往内地的六世班禅，并在1781年再次来到阿拉善迎接六世班禅的灵塔。才让还提及松巴堪布会见五世班禅的经过，并给扎什伦布寺僧献布施，于班禅座前受具足戒，得法名“益西班觉”而正式成为一名比丘。

最近十五至二十年，一批年轻学者摆脱了旧有的理论框架，以世界史研究的知识生成、物质交流、信息互换和文化观念间的碰撞等角度来审视西藏和东印度公司的交往。好几篇论文论述印度游方僧普林加尔（Puringar）在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派员之间交往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六世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内一度曾住有上百名来自印度的游方僧，他们四处旅行，避开并绕过官方渠道经商、运送物品和邮件、转达各路信息，同时也担任游说、翻译的角色，起着沟通双方的桥梁作用。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的《印度的经商香客》一文对这类香客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不过，学界对十八世纪后半叶寄居于扎什伦布寺内的一批游方僧或是经商的香客所知甚少，有待进一步探研。

近年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地方史，同时也从地方史来看区域与世界的关联的研究方法形成一股新的主流史学研究趋向。马世嘉（Matthew W. Mosca）以这一研究路径著成的《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和清朝地域政治的转型》从当时全球交往和互动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印度和东印度公司在清朝西部边疆地区的情况，详细阐述了清朝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对印度的了解及其对清廷的边疆政策转型为外交政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大量的汉文、满文和英文史料，作者描述了清朝收集边疆地区各类信息的做法，从而取得对包括英属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等周边地区的了解。本书的第四章重在叙述和分析乾隆朝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了解，涉及六世班禅和博格尔、六世班禅和乾隆帝的来往。虽然书中涉及六世班禅的篇幅并不多，但是值得史家关注的是十八世纪后半期，清廷对印度了解甚少，因此六世班禅朝觐带入清廷的信息至关重要，而且本书的方法取径实为可取。

此外，沈丹森（Sen Tansen）对中国和印度互动史的研究尤其值得藏学界关注。他在2019年亚洲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华伦·海斯汀司和清朝：连接印度和中国的新网络的建立》（Warren Hastings and the Qing Empire：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Networks of India-China Connections）的论文，其切入点和他前不久出版的《印度、中国和世界：相互连接的历史》专著一脉相承，向学界展示，对区域史的研究不该再囿于某一区域有限的时空，而应该把这一区域纳入开放的和动态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之中。

迄今学界尚未足以关注的另一方面是六世班禅和印度的联系，即班禅喇嘛不仅仅在东印度公司使团来访时和博格尔和普林加尔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而且曾在印度建立密宗修炼点，还在1777年著书《对圣地印度史地的介绍》。东印度公司总督海斯汀司甚至曾特意授予六世班禅恒河边上的一片地，用来构建寺庙，为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朝圣的藏民提供朝圣、落脚和居住之所。托尼·胡伯的专著《圣地再生：朝圣与印度佛教在西藏的再生》介绍了和班禅喇嘛相关的印度多处佛教圣地。虽然这本书的中心议题是西藏僧俗朝圣的印度佛教圣地，追寻寺院源流，旨在西藏复兴佛教，但是书中提及的班禅喇嘛及有关的藏人在印度的一系列宗教活动——包括九世班禅亲自前往加尔各答参加佛事活动的有关记录——历来少有学者关注。

有关六世班禅喇嘛的研究，还值得重视的是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就印度和周边关系做过的一系列研究。他在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里相继出版了《不列颠和中国中亚细亚：通往拉萨的道路，1767-1905》等多部专著。此外，国内业已出版的汉文史料包括《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和巴桑旺堆的《关于英国入侵西藏时所盗走的藏文文献典籍相关情况介绍》等等，也为研究六世班禅喇嘛提供了很好的一手资料。

三、对九世班禅的研究

九世班禅却吉尼玛（1883-1937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另一个关注点。虽然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相隔一个多世纪，但是他们所处的年代均是汉藏互动、交往频繁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说六世班禅身处全球化的早期阶段，那么九世班禅则深陷于二十世纪前期内亚大博弈（“The Great Game”）之中，他颠沛多舛的人生经历活生生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多国势力竞相争夺中亚要地的地理政治局势。

对九世班禅生平的详细叙述和研究有牙含章书中的《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一章，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章，引用了各类汉文和藏文史料，是研究九世班禅的必读之作。至于研究九世班禅的专著，首推法国远东学院（the 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EFEO）任谷岚（Fabienne Jagou）的《九世班禅喇嘛：汉藏交叉路口的一生》（Le 9ePanchen Lama（1883-1937）：Enjeu des relations Sino-Tibetaines），由丽贝卡·比赛特-布歇尔（Rebecca Bisset-Buechael）译成英文出版。这是近十年里研究九世班禅的一本较为系统的著作，值得参考。作者使用了丰富的藏文、汉文和英文资料，全书立足于汉藏关系，着重落笔于1923年末九世班禅出走扎什伦布寺。作者认为九世班禅离开扎什伦布寺是这段历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称之为“二十世纪汉藏关系的分水岭”。此外，张云的专著《漂泊中的佛爷——九世班禅内地活动的前前后后》、金雷的《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和孙宏年的《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等论文把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及其与驻藏大臣之间的互动作为研究重点，也是深入分析九世班禅时代不可忽略的视角。

国外研究九世班禅的成果还有滕华睿（Gray Tuttle）的专著，其汉译本以《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为题出版。书中强调了九世班禅离开后藏前往内地传教弘法带来的强大的宗教凝聚力，及其对汉地建立现代国家带来的深远影响。据励轩的书评介绍，“滕华睿认为，民国时期部分汉藏僧俗精英对佛教文化的共同认同和积极倡导，是之后西藏愿意重新拥抱中华国家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佛教造就了现代中国。”可见，九世班禅在汉地逗留十余年所起的至关紧要的作用并不在于他支持国民政府倡导的“五族共和”的理念，而恰恰在于他以其藏传佛教领袖的巨大感召力，吸引了内地一大批心向佛教的信徒。同时，国民政府深明佛力无边，通过笼络佛教领袖充分发挥了佛教对构建现代国家的强大向心力。

我们在介绍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藏历史时不能不提十三世达赖执政期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九世班禅所起的作用及其和十三世达赖的关系，就此不少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著作还有梅尔文·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的《现代西藏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中的相关篇幅。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林孝庭著的《西藏和民国时期的中国的边疆》，对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们和国民党和英国在印度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此书的前半部分强调了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以及九世班禅流亡内地带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则是1923年至1937年九世班禅流亡期间的经历和他持有的政治理念。如同任谷岚，林孝庭也认为，九世班禅离开后藏前往内地不仅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也是班禅世系和达赖世系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作者还对九世班禅试图回藏的前后经过做过探讨，发表了《九世班禅回藏经过再考，1934-1937》一文。

九世班禅离开西藏后，曾游走蒙、汉、满各地。学界历来关注他在内地的行迹和活动，而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谢尔盖·库兹明（Sergius Kuzmin）的《九世班禅喇嘛在内蒙古和东北的活动》一文利用俄文和蒙文的档案资料，重构了九世班禅在1923年离开西藏以后，先后在内蒙、外蒙和东北及内地其他地区活动经过，弥补了学界未得利用俄文和蒙文资料而留有的空白。身处世纪之交的国际大环境，九世班禅离开扎什伦布寺后的经历涉及民国政府与蒙古、印度、日本和俄国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利用多种档案资料重构这一时期九世班禅喇嘛的生涯并作深入研究尚需多方努力。

由于九世班禅身处“大博弈”的国际环境，学界大多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而对他在印度的一系列宗教活动一直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如上所提，托尼·胡伯关注到九世班禅走访印度的经历，并提到，类似于六世班禅在加尔各答附近建藏传佛教寺院，1905年，九世班禅也曾前往加尔各答，重建藏传佛教寺院，但是这一行的来龙去脉和详情仍有待继续挖掘。

和研究班禅世系中的其他班禅喇嘛相比，研究九世班禅的最大优势就是档案资料丰富，其中大多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已出版的《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就足以为据，其中包括如下条目：“1405：班禅被英威胁赴印晤英太子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405-419”“1872：史悠明为据报达赖喇嘛出示淆民听告示并苛罚班禅等事致蒙藏事务局电”“2840：班禅代表为迎接班禅由甘肃来京需用车辆等事与蒙藏院交通部开往函（共十七件）”等等，足以引起史家的兴趣。比如，陈谦平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写成的《英国阻挠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动因初探》，就是利用这批档案研究九世班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梁忠翠的论文《中英档案中的九世班禅赴印考——以鄂康诺（William Frederick Travers O'Connor）的侵藏主张和活动为视角》一文描述的一个有趣的细节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西藏经济和物质生活史的关注，即1907年，英属印度上校鄂康诺曾把两辆机动车运入西藏，其中一辆赠送给九世班禅喇嘛！

四、有关班禅世系中其他班禅喇嘛的研究

就班禅世系顺序的称谓，学界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班禅转世系统是从洛桑却吉坚赞（1570/1567-1662年）开始的，洛桑却吉坚赞为一世班禅。1600年，洛桑却吉坚赞开始担任扎什伦布寺的第十六任赤巴。而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五世达赖尚幼，于是洛桑却吉坚赞执政，斡旋于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间，使格鲁派成为西藏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顺治二年（1645年）清世祖敕封洛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博克多”。1713年，康熙帝又敕封洛桑益希（1663-1737年）为“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却吉坚赞以后，历任班禅一直驻锡扎什伦布寺，于是班禅的驻锡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后藏的政教和文化中心。洛桑却吉坚赞既是五世达赖的法师，又是联盟者，还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有着密切的关系。班禅世系始于洛桑却吉坚赞的说法通常被西方学界纳用，而国内往往把班禅的起源追溯到克主杰·格勒贝桑（1385-1438年），因此洛桑却吉坚赞就成了四世班禅。在此开宗明义道明用法至关重要，以免读者混淆——本文采用后一种说法。虽然有关班禅世系的研究集中在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但这并不意味着班禅世系里其他班禅不重要。如下介绍的论文已拓开了一些研究领域，将有助于对班禅世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四世班禅的生平研究，金斯密介绍四世班禅自传的《对一世班禅喇嘛自传的介绍》一文被收入金斯密论文集《藏文文献通评：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和文学》。有关四世班禅，尤其值得学界关注的是他曾在1612年走访不丹，而且在他的自传有关1656至1657年间的一段历史，四世班禅再次提到不丹，因为对当时西藏和不丹之间的冲突后的调停、议和，他本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似乎为后来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先后介入南亚地理政治开了先河。

四世班禅不仅和四世达赖、五世达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借助固始汗的军事力量，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也使得格鲁派此后在蒙古地区发挥着深远的政教影响。毕达克早在1966年就发表了《有关十八世纪西藏历史的几条笔记》，对他1950年出版的《18世纪前期的西藏史》中阐述的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及其和和硕特蒙古、颇罗鼐的关系做了补充。

虽然班禅世系中第一位进京朝觐的是六世班禅，但是康熙帝早在1693年就延请五世班禅洛桑益希入京，而且此后一而再、再而三邀请，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五世班禅终未成行。冯智的《五世班禅未能晋京原因探讨》和《略论五世班禅在康雍治藏中的历史作用》两篇论文阐明，清廷迎请、册封和提高达赖、班禅的宗教地位，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是清康雍两朝一项重要的治藏策略。五世班禅深受康熙、雍正两帝的信赖，特别是康熙帝多次延请，从康熙三十二年至四十一年（1693-1702年），历时十余年，涉及面广，反映了清政府在西藏决定重要人选的用心举措。雍正帝继承康熙帝治藏策略，意在赋予五世班禅更大的职权。冯智在文中强调，康熙帝对五世班禅器重有加，比如在1721年记述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的《御制平定西藏碑文》中，把班禅额尔德尼排在达赖、固始汗之前。此外，戴莹琮在她的专著《四川边疆和西藏：清朝前期的皇朝治理策略》里描写地处汉藏边地的四川在清廷治理西藏起的重要作用时，也特意提到了康雍二帝有意提高班禅的地位，以抗衡达赖在拉萨的政治势力。这一举措有利于平衡西藏内部不同的政治势力，但也为将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另外，朱丽霞《从几组数字分析五世班禅时班禅系统的社会影响力问题》一文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分析五世班禅时期扎什伦布寺出现属寺和属民数量急速增长而寺院内僧侣人数减少的好奇现象。作者归因为清廷对五世班禅支持不力、前藏的达赖势力对后藏的挤压以及五世班禅不善政事等等因素。

七世班禅丹贝尼玛（1782-1853年）和六世班禅喇嘛一样，享有高寿，他经历了八世达赖（享年四十七岁）、九世达赖（圆寂时年仅十一岁）、十世达赖（圆寂时年仅二十二岁）和十一达赖（圆寂时年仅十八岁）时期，是清高宗、清仁宗、清宣宗、清文宗等清朝四代皇帝的统治时期。1783年，七世班禅年仅两岁，印度游方僧普林加尔随特纳再次从印度来到后藏，抵达离扎什伦布寺二十五英里的丹巴林寺。这是继博格尔之后，东印度公司派员对后藏又一次重要的来访。虽然学者对特纳游记的附录中普林加尔的描述持有疑议，但是毫无疑问，特纳的游记为学界研究东印度公司和清朝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和史料。而就七世班禅的编年史而言，除了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中相关的章节之外，马连龙也发表了《七世班禅洛桑巴丹旦贝尼玛年谱》，丹珠昂奔写有《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还需要提及的是毕达克的《达赖喇嘛与摄政》，文中也提到七世班禅，不过仅仅一笔带过——十一世达赖年幼时，七世班禅曾受清政府指派，于1844年前往拉萨担任摄政，代理摄政噶勒丹锡热图萨玛第巴克什，掌办商上事务。可是七世班禅执掌仅八个月就要求移交职权，把大权转给了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毕达克的另一篇《对达赖喇嘛和摄政的编年史研究》阐述了历代达赖和摄政的关系，提示学界，对达赖和班禅之间以及与摄政的关系的研究值得深入。

七世班禅时，西藏时事政局动荡。其幼年时即发生两次大规模的廓尔喀战争，又值八世达赖年幼，第穆摄政不力。如果说六世班禅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和国外进行直接而频繁交往的高僧大德，那么到了七世班禅执政时，西藏和周边的局势则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廓尔喀战争之后设置的金瓶掣签制度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签订关上了中国西藏西部边境的大门。廓尔喀战争不仅影响了清廷管理西藏的政策取向，而且切断了班禅喇嘛和西边邻国的交往，可谓清朝治理西藏政策的一道分水岭。邓锐龄著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系列文章和《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以及廖祖桂、李永昌和李鹏年合著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都充分利用汉藏史料，对战争的前因后果和战后事宜、签订的章程做了详尽的论述和透彻的分析。笔者的博士论文有关多仁家族史，虽然并未直接涉及六世班禅和七世班禅与廓尔喀战争的关系，但是作为后藏的一个大家族，多仁世家和六世班禅家族交往甚密。论文中引用的《多仁家族史》中记载的多仁家和班禅喇嘛交往的细节，可与《六世班禅传》作参考对照。

八世班禅丹必旺秋（1855-1882年）享年仅27岁。期间发生的一大事件就是班禅体系内的执政大臣生钦活佛（洛桑班丹群培，？-1887年）接待了英印政府派往西藏的达斯（Sarat Chandra Das）而遭噶厦政府处死之厄运。对这一事件，麦凯（Alex McKay）在第十届国际藏学会议上发表的《生钦喇嘛被投溺的处罚》一文有过详细叙述和分析。生钦·洛桑班丹群培热衷学习印地语，而达斯的派员担保达斯是个好老师，因此通过生钦活佛在1879年为达斯得到扎什伦布寺颁发的通行证来到日喀则，入驻生钦寓所，教他英文和印地语。由于生钦的这一做法违反廓尔喀战争之后实施的禁止与外国人私自来往的规定，1887年6月，生钦活佛被投入雅鲁藏布江溺杀，而且生钦活佛被十三世达赖禁止转世，财产被没收，徒众逃散。虽然麦凯这篇文章并非直接和班禅有关，但是达斯和班禅有所接触并做了记录，而且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后均与前几世班禅息息相关。因此藏文史料和档案资料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研究尤为重要。对生钦活佛的身世，孙宏年的《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一文不仅分析了清末达赖和班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也阐述了生钦活佛事件对班禅和达赖之间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班禅、达赖两大系统的矛盾至少产生在八世班禅时期，而且特别提到，“生钦被处死一事是达赖、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裂痕”，揭开了19世纪中后期西藏内部复杂的政治局面。

六世班禅后，尤其在两次廓尔喀战争之后，中国西藏和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各国的官方交往已经彻底断绝，而生钦喇嘛遭受重罚就是19世纪后期清朝对外闭关政策的一个最好的例证。进而言之，廓尔喀战争之后，清廷治理西藏的政策从1793年开始到荣赫鹏率兵入侵基本没变，而英属印度仍然一如既往企图进入西藏，只是1903年，东印度公司再度打开西藏的大门用的是武力，而不再是来自其苏格兰的外交官。

对班禅世系中其他几位班禅喇嘛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与对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的研究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如上所述，这些研究现状无不说明有关班禅世系的不少方面仍需学界关注，相关的许多研究领域和学术课题尚待开发，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潜力。此外，对班禅世系的研究还可以从宗教艺术史方面进行。比如，在雍和宫班禅楼内展出的与六世班禅相关的文物，还有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量班禅文物也有待艺术史家、历史学家和藏学家的合作。现有的一些论文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藏的班禅文物打下了基础，比如杜江的《六世班禅敬献宣德铃杵的由来》、陈锵仪的《宗镜大昭之庙——为六世班禅修建的夏季驻锡地》、佟洵的《班禅与藏传佛教圣地西黄寺》和安旭的《扎什伦布寺强巴佛像的塑造和美学意义》等等。王子林的《〈六世班禅画像〉唐卡考证》一文根据档案记载，对六世班禅画像的唐卡的制作时间、作者、内容进行了考证，阐释了其“样式”的形成及其对清宫唐卡创作的影响，认为此唐卡画像属清宫独创的写真画唐卡，融合了多种绘画技法即西藏唐卡技法、西洋写实技法和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技法，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唐卡绘画形式。周文欣（Wen-shing Tsou）从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的赠礼出发，从艺术史的角度来阐述皇权与喇嘛相互依赖的微妙的政教关系，其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佛教艺术史学者的关注。

五、小结和评议

学界对班禅世系内不同时期的班禅喇嘛的研究并不平衡，现有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六世班禅和九世班禅。这不仅事关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及世界格局，而且也和班禅个人的身世、品性、阅历、兴趣和见识密切相关。班禅世系研究的深入在方法和史料上都有待突破，如下三个建设性想法，仅供参考，意在抛砖引玉。

第一方面，从中国内地和边疆的密切关系来看，即汉地和藏地的关系来审视，班禅喇嘛在西藏和汉地交往史中的重要性，不仅反映在班禅和中央王朝的关系（迄今中国学者研究的重心所在）上，而且在于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之间，以及执掌噶厦的摄政间的关系中。尤其是从八世班禅到十二世班禅这一段时期，达赖喇嘛年少圆寂，因此摄政长期执掌噶厦政府。相比之下，数代班禅喇嘛高寿，较为稳定地执掌后藏政教，因此班禅和达赖之间的关系往往会转化为班禅和位居拉萨的摄政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曾出现依照年龄的长幼，达赖和班禅互为师徒的情况，但是这一宗教关系带来的政治影响往往会产生预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摄政的介入，使班禅和达赖的关系更为复杂。比如，东印度公司总督最初想方设法和西藏取得联系时，六世班禅按照摄政的指示，拒绝接待英国派员的来访，但是为了说服班禅喇嘛，普林加尔提出班禅喇嘛对摄政不一定言听计从。最后，摄政接受了班禅的意见，东印度公司的派员得以进入扎什伦布寺，但是他们必须接受两个条件：一、英国政府的派员只能携带少数随从人员入藏，二、来访人员无论如何不能前往拉萨。另一个例子是在六世班禅圆寂后，八世达赖执政噶厦，但实权操纵于摄政阿旺楚津手中。班禅和达赖在日喀则和拉萨平起平坐，但是他们除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之外，往往还有为协调政权而进行合作的世俗关系，这就集中表现在达赖年幼时西藏政府采用的管理体制。上文提到七世班禅在十二世达赖幼年时担任摄政八个月的特例，而且到了九世班禅授沙弥戒时，光绪帝曾派遣驻藏大臣升泰前往扎什伦布寺，主持九世班禅坐床仪式，但是当时十三世达赖尚幼，则由第穆呼图克图摄政主持噶厦，于是由第穆摄政给九世班禅授沙弥戒。诸如此类有关班禅和达赖以及摄政、驻藏大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史例，比比皆是。这方面的研究始于毕达克，而孙宏年的论文是近年来对该论题所作的一例研究，但是多方面的议题仍有待学界继续重视和探讨。

其次，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和视野从事班禅喇嘛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开发这一领域的学术潜力。从近年来史学研究的发展来看，区域史和全球角度的研究密不可分。以比较研究和国际化的视角能为将来的班禅研究打开新的视域。上文提到的马世嘉、胡伯和沈丹森几位学者的研究都是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佛教史和中国西藏历史的范例，值得借鉴。滕华睿认为，泛亚洲佛教的概念在达赖和班禅利用佛教与内地建立关系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一国际背景下，虽然班禅从未试图在政教两方面来替代达赖，但是他在后藏拥有的地产和仅次于达赖的宗教地位往往被看作是对达赖统治地位潜在的威胁。

对这种全球化的理解，不仅在于20世纪初的泛亚洲佛教概念，而且广义上来讲，从18世纪中叶六世班禅和东印度公司和印度游方僧的密切交往也可以看出，西藏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被纳入了国际政治和贸易的版图，因此广泛使用丰富的藏文史料和档案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国际学者避免一厢情愿讲“英国人的故事（a British story）”，而是致力于讲出精彩互动的世界史的故事来。

再则，近年来大量研究班禅系统的藏文文献资料面世。国内现已出版了多种历代班禅传的资料和不少与班禅喇嘛所处的时代相关的藏文人物传记，同时还陆续出版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档案目录，比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中介绍的几份现藏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史料就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引子。据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的清代蒙、满文档案非常丰富、系统、全面，从1647年跨至1908年，几乎涵盖了满清入关到清朝崩溃间整段历史，其中的满文档案大部分为清朝皇帝颁发给西藏地方的饬令和诏书，如顺治帝写给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的文书原件，还有一部分蒙古地区官员、贵族、平民百姓直接与达赖和班禅等高僧大德联系的八百多件书信。此外，《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汉、满、蒙古、藏文档案中选出部分精华，如内阁起居注、蒙古堂档、奏表、杂档等，均为研究班禅及其与清廷联系的最好原始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上、下）无疑有助于开拓清末和民国时期藏事的研究。

虽然已有有关班禅喇嘛的大量资料问世，但资料的利用还不够充分。随着班禅喇嘛世系研究的进一步重视和深入，除了已经出版的原始资料和档案目录以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和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档案部（India Office Records and Private Papers，the British Library）都是为研究班禅世系提供珍贵资料的宝库。就研究班禅世系而言，随着更多的档案陆续公布，多语种资料的进一步开放并被利用，国内外学者得以频繁交流和通力合作，那么许多尚未明了或是有待研讨的问题和论域将逐一得到关注和深究。不久将来，这一研究领域定有突破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感谢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给我对这一重要论题做一整理和探讨的机会。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罗文华研究员、哈佛大学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滕华睿（Gray Tuttle）教授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的指点和帮助。不过，文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纰漏和错误实为作者学识所限，责任全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