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辛建等:格萨尔王及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2-05-13 09:20:53 |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 | 作者:黄辛建等 | 责任编辑:刘怿艺

【摘要】格萨尔王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文章从格萨尔王的出生时间与出生地、身世问题、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格萨尔王与格萨尔史诗的关系、格萨尔史诗研究等五个方面入手,全面回顾了百年来我国各族专家学者对格萨尔王及格萨尔史诗研究的进展情况,以期发挥格萨尔王研究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格萨尔王;格萨尔史诗;中华文化符号;研究进展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黄辛建,男,汉族,四川绵阳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与文化。第二作者:当子,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三作者: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系2021年度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号:2021PTJS09)阶段性成果,原文注释从略。

格萨尔王及格萨尔史诗在我国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及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可谓家喻户晓,格萨尔王的传说在国外也广为流传。讲述、宣扬格萨尔王英雄事迹的格萨尔史诗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和唯一的活态史诗,则不断丰富和演绎着格萨尔王的传奇故事。1980年,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1982年,第一次全国《格萨尔》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1984年,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同时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等七个省区成立《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2009年,“《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0年,格萨尔王入选四川省第二批历史名人。格萨尔王,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我国学者对格萨尔史诗及格萨尔王的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清乾隆初年开始,从内地前往西藏地区的官员、文人已注意到格萨尔王及格萨尔史诗在西藏地方的影响与流传情况,并有所记载和探讨,可谓开格萨尔王研究之先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百年时间里,我国的格萨尔王研究不断开启新篇章,极大提升了中国在格萨尔史诗及格萨尔王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及学术成果,在梳理基础上从学术史角度对百年来我国格萨尔史诗及格萨尔王研究状况做一全面回顾,以期发挥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一、格萨尔王的出生时间与出生地研究

格萨尔王,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百年来,学术界首先对格萨尔史诗中的格萨尔王这一历史人物何时出生、出生地在何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有关格萨尔王出生时间的研究方面,成果非常丰富。任乃强、韩儒林等学者在格萨尔王研究上导其先路。任乃强认为格萨尔王的出生时间“当北宋初期,其所建国,当今邓柯、德格、石渠三县”;韩儒林则推测格萨尔王为“唐初人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格萨尔王出生时间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这些成果中,徐国琼的《论岭·格萨尔的生年及<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时代》和阿旺的《<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尕藏的《格萨尔王传》与格萨尔》以及杨嘉铭的《关于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是否有原型的讨论》等成果均将格萨尔王出生时间确定在公元11世纪初期。其中,徐国琼将格萨尔王出生时间确定在公元1060年(藏历铁鼠年);阿旺认为是在1027—1086年之间;尕藏的结论是11世纪初期;杨嘉铭则认为格萨尔王“主要的原型人物便是岭氏家族中的格萨尔王”,生活的时间在“生活在公元1038—1119年之间”。另外,黄颢在《藏文史书中的格萨尔》认为,格萨尔所处的时代在宋代或宋以后。也有学者认为“格萨尔时代是‘神授王权’‘天子下凡’的时代,它体现的正是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国家开始萌芽的特殊历史阶段”。

出生地问题是从事格萨尔王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任乃强认为格萨尔王出生于雅砻江两岸的岭仓土司地方,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石渠县一带。索南卓玛依据藏文文献记载及格萨尔英雄史诗中所描绘的地形地貌特征,推断格萨尔王就出生在四川德格境内;苍王·耿登丹巴亦持同样的观点,其认为在格萨尔王的出生地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司徒班钦·却吉迥乃和智贡巴·关却乎丹巴饶杰的观点,他们认为岭·格萨尔王诞生于雅砻江上游名为‘季达’之地,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德格阿须之地;二是巴俄·祖拉陈瓦在《智者喜宴》中梳理的岭仓世系来看,今德格古斯寺址确认为岭·格萨尔王诞生地。由此可见学者们虽然对格萨尔王的出生地虽有争议,但是大都认为是在今四川德格县境内”。2002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了一则名为《格萨尔王的诞生地》的文章,其中汇总了14位格萨尔研究专家的意见与共识,进一步明确了四川省德格县阿须草原(སྡིྐྱེ་དེགིྐྱེ་ཨ་ཕྱུགི)为格萨尔王诞生地的看法。2020年,随着格萨尔王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学术界及相关部门逐渐形成了格萨尔王出生于四川省德格县境内这样的共识。

二、格萨尔王的身世问题研究

格萨尔王是否真实存在,是格萨尔史诗及格萨尔王身份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展开了较多的讨论。开斗山和丹珠昂奔在《试论格萨尔其人》一文提出一个重要看法,即:若格萨尔不是历史人物,那就意味着《格萨尔王传》不是史诗,而是神话,因此搞清楚格萨尔王身份问题对于研究其人及格萨尔史诗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意义。赵秉理在《岭格萨尔王的生活原型》中亦认为,如果只是把格萨尔王当做藏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部落领袖之统称,而不认为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有违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其文称:“表示某人姓名的符号总是同被表示的某人成对应关系,有格萨尔这个符号就必然有格萨尔这个历史人物。”

在有关格萨尔王身世上的诸多研究中,以岭·格萨尔这一说法影响最大。在《<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一文中,作者阿旺在系统梳理藏文史籍有关记载基础上指出,历史上被称为格萨尔的历史人物较多,有“北方格萨尔(བྱང་གིྐྱེ་སར)、霍尔格萨尔(ཧྟོར་གིསྐྱེ་སར)、格萨尔军王(གིསྐྱེ་སར་དེམེགི་གིསྦྱི་རྒྱལ་པ)、珠孤格萨尔(གྲུ་གུ་གིསྐྱེ་སར)”等,其中只有岭·格萨尔才是《格萨尔王传》中所描述的格萨尔。一生耕耘与研究格萨尔王与格萨尔史诗的降边嘉措亦格外关注、重视格萨尔王的出身问题。他认为,格萨尔王的出身相当不错,“并不是穷人的孩子,而是岭地三大家族之一、幼系首领森伦王的儿子”,格萨尔王是“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尤其是众多的才华出众的民间艺术家们的创造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是藏族人民,尤其是民间艺术家们的天才创造。”从其基本主张看,他认为格萨尔是一个历史人物,并明确谈到其具体身世。毛继祖在《从“格萨尔”的词义说起》一文中认为,“格萨尔”这一词汇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及中亚等地的多种语言中均存在,且都有英雄的意思,“突厥格萨尔、哈密格萨尔(ཁྲིཾསྟོམེ་གིསྐྱེ་སར)、北方格萨尔、格萨尔武王、岭·格萨尔(གླིསྦྱིང་གིསྐྱེ་སར།)等,绝非一人,绝非同时代的人,不可混为一谈。很明显,格萨尔一词并非这些英雄人物的真实姓名,而是誉称”;毛继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格萨尔王的原型是岭·格萨尔,如今的格萨尔王实际上是经过后世不断建构、夸张和神话之后的格萨尔王,也认为格萨尔的原型本是一历史人物。

另外,除岭·格萨尔这一说法外,有关格萨尔王的身份还有诸如“唃厮罗说”“党项说”等其它意见。在任乃强看来,格萨尔王为“党项之遗裔”,刘立千亦认为格萨尔王可能指的是党项人。韩儒林则认为格萨尔王为“罗马大将凯撒”。在《关于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是否有原型的讨论》一文中,杨嘉铭梳理并介绍了“罗马恺撒说”“赤松德赞说”“唃厮罗说”“岭仓家族说”“关羽说”和“成吉思汗说”等有关格萨尔王身世的多种说法,他认为“岭仓家族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持“唃厮罗说”也不在少数。王沂暖在《<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一文中写道:我认为解释“格萨尔当是唃厮罗译字的变音”,比解释“唃厮罗当是格萨尔译字的变音”为顺。也就是说该作者认为先有唃厮罗,而后有格萨尔。是唃厮罗在后来的流传中被读成格萨尔。黄颢在《藏文史书中的格萨尔》则持另一种观点,其认为历史上可能有格萨尔其人,可能是岭·格萨尔,也可能是唃厮罗。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意见。吴均在其《岭·格萨尔论》一文中考证了格萨尔王与唃厮罗的关系,明确指出,格萨尔王的原型不可能是唃厮罗,他通过对《格萨尔王传》不同文本的分析认为:1.岭国的范围绝对没有超过黄河北岸,唃厮罗的势力范围没有达到黄河南岸;2.认为格萨尔是唃厮罗的转音的此类说法只是通过对汉文音译名称的对比分析,而非对藏文原文和藏语语音的分析对比,也就是说前后两者的名称在藏文中并没有相似之处;3.最后通过对名称、发祥地、势力范围、所属部落、骨系血脉等的综合比较,认为唃厮罗即岭·格萨尔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缺乏依据的,“岭·格萨尔是唃厮罗的影子”的说法也无从谈起。

三、格萨尔王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研究

格萨尔王,是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和唯一的活态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的英雄故事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生活以及精神世界。格萨尔王身上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气质风范、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百年来,学者们对此同样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其中,洛珠加措在《格萨尔王是历史上的藏族英雄》一文中认为,格萨尔王是“藏胞理想和希望的化身”。赵秉理在《论岭·格萨尔王的典型性格与特征》一文中认为,格萨尔王是一个高大鲜明、真实感人的文学艺术典型形象,人们在他身上赋予了大量神的虚构性格特性,但其本质还是人,神性只是宗教信仰的一种反映,在客观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在格萨尔王的性格特征中虽然有神性的内容,但这显然是受宗教信仰文化的影响,其本质是一个折射藏族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章虹宇在《老藏王“本主”一格萨尔王考》一文中从白族“本主”崇拜着手,对白族中存在的“老藏王”崇拜相关传说故事、祭祀习俗和遗迹资料进行研究考证,发现“老藏王”实际上是格萨尔王的化身,由此得出了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在白族等周边民族中也有较大的影响。也有学者对格萨尔与关帝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虎生和安玉琴发表于本世纪初的《从关帝信仰到格萨尔拉康——信仰对象转换的个案考察》以及加央平措的《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以拉萨帕玛日格萨尔拉康为中心的讨论》都对拉萨帕玛日的关帝庙或者是格萨尔拉康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两者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前者认为,应该是帕玛日关帝庙而非格萨尔拉康,这中间存在误解的情况;而后者提出相反意见,认为是关帝信仰传到藏族地区后转化为格萨尔崇拜现象,不是关帝被误读为格萨尔,而是关帝信仰被藏传佛教化和藏族化的结果。

在相关研究中,吴均认为格萨尔王“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民族感情的产物”。王沂暖在《<格萨尔>是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一文中亦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与爱国主义精神是非常契合的,并强调“要注意史诗的爱国主义思想,要和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王兴光在《略论<格萨尔>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中,将崛起、奋发的民族精神概括为格萨尔史诗的思想灵魂,并且认为这种民族精神具有时代内涵,展现了岭国“黑头藏人”在面对外敌时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不断增强的内聚力,以及自觉的牺牲精神的展现。石硕的《<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一文认为,康巴人张扬的个性、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与格萨尔史诗宏大的故事体系与规模,以及格萨尔王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特征相印证。王田和杨嘉铭的《从庙堂走向广场:论格萨尔图像的景观化现象》一文可谓在文旅融合视角下对格萨尔王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此文认为,格萨尔王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符号,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并展现新的魅力,相信如果能够利用好格萨尔王文化,是可以为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格萨尔王与格萨尔史诗关系研究

格萨尔王及格萨尔英雄史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研究格萨尔王,必然会关注格萨尔史诗。作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主角,格萨尔王与格萨尔史诗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百年来,不少学者为此已做了不少探索。

在相关研究中,阿旺的《<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一文讨论了格萨尔王的原型、出生年代、岭国疆域、格萨尔的名字等问题。此文认为,围绕格萨尔王形成的“《格萨尔王传》是一部举世闻名的长篇英雄史诗,它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用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来的,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宏伟的文学巨著”。毛继祖在《再谈“格萨尔”的词义》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于史诗中的人物格萨尔王与岭·格萨尔这一历史人物的看法,认为两者不可混淆,格萨尔王只是格萨尔史诗中的文学人物。徐国琼的《论岭·格萨尔的生年及<格萨尔>史诗产生的时代》一文从岭·格萨尔的出生时间及格萨尔史诗的产生时代两个维度出发,否定了格萨尔史诗是从8世纪开始创作形成之类的观点,认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实际上在格萨尔王出生之后,是“从十一世纪以后才开始产生、发展起来的,其中大部分的分部本则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才逐步的形成。”在《<格萨尔王传>与格萨尔》一文中,尕藏通过对“格萨尔”这一称谓、格萨尔人物原型、史诗文本中基本事迹等的综合分析,认为格萨尔王这一人物形象是说唱艺人在创作中融入了爱国主义精神,在岭·格萨尔的基础上融入了吐蕃赞普的丰功伟绩,这才有了人们熟知的“格萨尔王”。何天慧在《格萨尔历史溯源》中梳理了藏文史籍中有关格萨尔的记载认为,格萨尔史诗与历史人物岭·格萨尔是有联系的,两者之间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丹珠昂奔的《<格萨尔王传>与藏族文化圈——格萨尔之正名》一文中,作者认为在承认格萨尔史诗在多个民族中流传并融合了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的同时,应确定格萨尔王的“藏民族属性”,并将格萨尔史诗明确为“藏族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和建华的《藏文史籍中的“格萨尔”与史诗<格萨尔>》一文对藏文文献中所记载格萨尔与格萨尔史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与格萨尔史诗有关系的实际上是北方格萨尔。马成富的《谈<格萨尔>史诗形成、流变及唱腔特点》一文认为,格萨尔史诗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包括藏民族历史上的征战、社会变革、区域版图变迁、民族交往、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天文历算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可能形成于某个世纪或某个时期,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因此提出,不能将眼光只放在某个特定的、短期的时间节点之上,而要用长期性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格萨尔史诗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五、格萨尔史诗研究

《格萨尔》是现今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而且其长度和体量随时间的流逝和发掘整理工作的推进还在逐渐丰富和增长,因而被称为“活态的英雄史诗”。王沂暖先生专门从字数体量、内容、布局结构、主题思想等诸多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称“就有这样伟大的人民,创造了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诗。现在我们可以豪迈地说《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同时,随着《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发掘,打破了外国人认为中国没有英雄史诗的看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史诗学的内容。

百年来,学术界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上可谓百花齐放,成果相当丰硕。试举几例。在格萨尔史诗重要价值的研究上,杨嘉铭认为“《格萨尔》不是神话故事,也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由藏族人民自己创作的反映本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伟大史诗”;王兴先在《<格萨尔>在世界多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一文中认为,格萨尔的影响力是广泛的,除了流传于藏族和广袤的青藏高原之外,周边地域和少数民族、以及邻边国家和地区均有流传,甚至在有的民族和地域里对格萨尔传说和文本都进行了带有自身文化烙印的加工和改造,格萨尔史诗已具有在世界多民族史诗中篇幅最长、影响极广、哲理最深、文化内涵最丰富、生态理念最突出等一系列特点。在对格萨尔史诗中反映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上,成果也非常丰硕,如杨福泉的《<格萨尔>所反映的纳藏关系考略》和赵心愚的《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均研究了格萨尔史诗记载中的纳藏关系及各民族的族际交往。

百年间,学术界在格萨尔英雄史诗研究上不断探索与深化,极大地推动了格萨尔学(简称“格学”)的建立,推动了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学者们也从多个领域、多维度、有针对性地进行着不断的回顾和展望。李连荣在《百年“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一文中,按时间线索对中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历程进行概观性讨论,并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萨尔学”的中心已从西方学界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并发扬光大。增宝当周的《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对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基础上认为,在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格萨尔史诗研究已有了新的发展向度。安惠娟的《近30多年来国内裕固族<格萨尔>研究综述》回顾了1980年以来裕固族《格萨尔》研究的情况,并认为裕固族《格萨尔》研究是格萨尔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引起重视。扎西达杰的《<格萨尔>音乐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格萨尔史诗与音乐密不可分,是体系较为完备、较为丰富和复杂的音乐,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实用价值,并对国内《格萨尔》音乐研究的过去进行了总结、对发展前景有所展望。黄智于1996年发表的《青海省<格萨尔>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回顾了此前40年青海省在《格萨尔》搜集、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的工作,并对今后《格萨尔》的研究提出一些建议。胡芳的《青海<格萨尔>学研究综述》将青海《格萨尔》学研究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格萨尔》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行了介绍与评述,并对青海格学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岗·坚赞才让的《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回顾了2005年以前50多年里西北民族大学在格萨尔史诗研究方面的情况,并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展望。

国外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的关注和研究较早。1772年,西伯利亚学者帕拉斯在其旅行日记中对在麦马钦城的一座格萨尔庙进行了介绍,并提及在蒙古地区存在一部格萨尔巨著。此后,国外学者围绕格萨尔史诗主题、产生年代、文本及说唱艺人等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大卫·尼尔所著《岭超人格萨尔王传》于1931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继而被翻译成英文、德文再版,使更多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格萨尔史诗。另外,石泰安于1959年出版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一书则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格萨尔史诗的形成过程,并总结了国外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该书的中文版于1994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对国外的相关研究非常关注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任乃强在《关于“藏三国”》一文中肯定了大卫·尼尔在格萨尔史诗研究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介绍了我国学者陈宗祥在翻译大卫·尼尔的《岭超人格萨尔王传》上做出的大量努力。陈宗祥在《试论格萨尔与不弄(白兰)部落的关系》一文中介绍了格萨尔史诗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对国外相关研究有所评述。魏英邦的《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史诗若干成果述评》是我国较早对搜集到的国外研究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若干成果进行专门介绍和分析的文章,其颇有远见地指出,进一步深入研究格萨尔史诗是我国学者的使命和责任。在《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的搜集与研究》一文中,李连荣对国外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特点及其对我国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影响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结语

格萨尔王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百年来,尤其是近四十年来,我国学者对于格萨尔王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向前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在格萨尔史诗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看到,格萨尔王及格萨尔史诗以及其传说故事,如同一座宝山一样,现今人们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其神秘面纱还远未揭开,诸如格萨尔王的生卒年、诞生地、历史原型、文本书写与历史人物事件的因应关系等等,这一系列涉及格萨尔王的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完全清晰和达成共识。同时,我们对格萨尔王在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关注度还不够,格萨尔王与格萨尔史诗的当代价值还未得到充分挖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各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格萨尔王的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进展和更加丰硕的成果,格萨尔王及其英雄史诗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也将进一步显现。最后,笔者以王沂暖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总结:“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样一部世界最长的伟大英雄史诗,是藏族的光荣,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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