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先加：中国化视野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历史及本土特点

作者简介：拉先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摘要：佛教在西藏经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发展阶段。吐蕃时期的佛教在西藏历史上处于初步传播时期，尚未形成鲜明的西藏本土特点。到了后弘期，佛教开始形成不同的传承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几个教派，开始融入诸多西藏本土特点和因素，从而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文章提出教派的形成是佛教在西藏顺应社会局势变化之结果，并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另外文中提出了教派形成所彰显的三大本土特点，即创始人有僧有俗、教义经典各成体系、多样性传承方式形成；还归纳了教派形成的几个重要影响，即推动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催生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涌现众多佛学大师和经典著作、丰富西藏文化的内涵等。通过归纳和分析，阐明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自11世纪始，佛教在西藏衰而复荣，噶当派、萨迦派、宁玛派、噶举派等不同的传承系统相继建立，进入了宗派林立的时代。纵观佛教在西藏形成各大教派初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宗教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西藏历史上出现教派，标志着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也意味着佛教顺应当时社会的现状，对自身的传播方式作了相应的调试，进一步深入扎根西藏社会，从而实现了本土化、中国化。

一、教派的形成顺应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政治上从统一的吐蕃政权走向分裂割据时代的结果

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显示，宗教在借助统治阶级的扶持保持其完整性和正统性的同时，也反作用于统治阶级所需的思想工具。同时，历史上一些宗教出现内部分支的事实表明，宗教所依附的某个政权的瓦解或分化，往往会导致该宗教内部出现不同宗派或分支，并随之出现宗派或分支之间的纷争，这一过程甚至掺杂着世俗势力之间的争权夺利。在西藏历史上，从吐蕃政权瓦解，到元朝统一为止，西藏进入了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割据、纷争的状态。这样的政治变动，佛教失去了原来全力扶持的统一政权这一后盾，从而失去了保持其完整性和正统性的政治保障。进入分裂割据时代，佛教逐渐顺应西藏地方的政治格局，调整了传播和存续的方式，形成依附于不同世俗势力的各种宗派，从此进入了各教派并存发展的格局。这一历史表明佛教不断调整与西藏社会相适应的步伐，进而不断本土化、中国化。

1.失去吐蕃政权的扶持是佛教内部出现分化的内因　佛教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吐蕃，到8世纪中叶，来自印度、尼泊尔、于阗、祖国内地等的佛教传播者、不同传承和经典先后或同时活跃并存。另外，苯教与佛教之间形成不断斗争的局势。到了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为了防止派系纷争，使宗教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为此，吐蕃王室采取了几大措施：一是确立佛教及其主要传承的主流地位。赤松德赞先后主持两场辩论，其中第一场是在苯教和佛教之间展开的。文献记载，“赤松德赞为解决这一矛盾，在敦喀尔地方召开了一个辩论会，佛教方面以寂护、莲花生、无垢友等人为首，苯教方面以香日乌坚、塘纳苯波、黎希达仍等人为首，相互辩论两教优劣。辩论终结后，由赤松德赞宣布，他信服佛教的道理，认为苯教没有道理，宣布苯教辩论失败。”通过这场辩论，吐蕃王室正式确立佛教为其辖区内唯一尊崇的宗教。随后，针对佛教内部出现的不同派系，赤松德赞还主持了一场史称“顿渐之争”的辩论，虽然史学家对这场辩论的结果评价不一，但从后期在吐蕃流行的佛教主流宗派特点来看，赤松德赞支持了渐门派的观点，佛教内部推崇以莲花戒为代表的宗派。由此，佛教在吐蕃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传承体系，史料记载：“关于前宏时期的正见，初藏王赤松德赞时，曾首次向全藏宣布法律：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和尚事后，王又重为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若有人从和尚之见者，定当惩罚。由此原故，在前宏佛教时期，虽由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然主要的仍然是静命堪布及莲花戒论师之风规属于中观自续派见，此派较为发达。”通过两场辩论，佛教在西藏打下了统一发展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打牢主要归功于当时统一的吐蕃地方政权的扶持。二是统一规划与管理佛教经典的翻译与学习。自赤松德赞在位开始，为了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形成合力，修建了桑耶寺，对以往的译本进行了整理编目，并规定和限制所翻译经文的范围，经过三次厘定规范佛教词汇术语，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其中，桑耶寺的修建，由吐蕃赞普直接参与，从此佛教有了以政权作为后盾的统一的翻译佛教经典中心。在此基础上，吐蕃王室进一步对佛教的传播进行了统一的规划：“为防止派系纷争，赞普敕命不许翻译他派的律典。虽然此时大乘教典唯识宗已很完备，但因弘传佛法的主要人物皆是持中观宗的静命、莲花生等高僧大德，所以此时的译经，皆以中观宗为主。”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整理佛教经典的翻译，先后对已有译著进行了整理编目，形成《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等，并对佛教经典中的专业术语的翻译方面进行三次厘定。这些举措，使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有了官方的统一政策，避免了佛教传入西藏后出现内部分歧，相应阻止了更多宗派和分支的出现。

吐蕃时期，在王室的大力扶持下保证了佛教传播的整体性。吐蕃政权瓦解，尤其是遭遇了禁佛运动和奴隶起义，佛教在西藏失去了上述强有力的后盾。进入后弘期，佛教内部开始出现各种传承系统和分支流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相对统一的政权作为后盾。

2.政治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是教派形成的必然结果　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社会进入了较长的分裂割据时期。诸多史书记载了这一时期西藏社会出现天灾人祸等，足以说明当时西藏社会处于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由于吐蕃政权的瓦解，西藏社会“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各地头人与头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斗争也很频繁，这就形成了百年左右的混乱局面”，在混乱中，形成了很多地方割据政权和世俗政治势力：“西藏地方先后出现了没卢氏、娘氏、悉朗氏、悉卓氏、玛氏、琛氏、聂氏、悉尼哇氏、许补氏、魏氏等11个割据政权统治的分裂时期”。在此背景下，为了顺应时代的变迁，开始出现了教派。首先，这些地方割据政权需要依靠相对稳固的思想武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众多势力各自为政，不断地争夺和巩固自己势力范围，再加上佛教已暂时退出西藏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些地方政权所需要的与其政权统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尚不健全。“为了维护其种种特权和经济利益，巩固封建统治，在对比和总结吐蕃时期的思想——佛教和苯教得失利弊的基础上，重新寻找和创立一种新的适应封建统治的思想体系，就成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此，各个割据势力纷纷寻找适合自己统治需求的思想依靠，资助、扶持、联合佛教徒，修建寺庙，扩大影响，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次，佛教传播者也需要依靠新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保障佛教在西藏社会重新获得兴盛。虽然9世纪时佛教遭到了禁佛运动、奴隶起义等打击，但我们在各种史书记载中依然能够看到佛教从10世纪后依然在民间残存和延续的身影。《新红史》中有很多记载，比如有些人“护持五种根本戒律”，有些人“依然在宣讲修行方法”，有些人“在乡村挨户串门诵经”，等等。另外，佛教徒在禁佛运动和奴隶起义过程中，为了保存势力，纷纷逃至其他地方，随后趁时局缓和重新弘扬佛法，比如达磨灭佛时逃到今青海的三名高僧等，由此形成了“下路弘传”。这些活跃于民间的佛教传承者在弘法过程中也顺应时代局势的变化，不断寻找地方世俗势力的庇护和扶持，成为维护割据政权统治地位的教派势力。直至元朝时期，各教派的发展有了新的态势，“元朝统治西藏所导致的藏传佛教向东发展趋势，也开启并形成了西藏各教派势力紧密依靠中央王朝的扶持来发展壮大的模式。” 

（二）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在经济上从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结果

藏传佛教各教派形成的史料中，经常出现这些教派最初形成过程中经济因素方面的相关记载。其中，教派的主要教法传承与学习方面，也需要依靠一定的财力支撑。比如宁玛派创始人“三素尔”之一素尔波且“曾向卓弥译师献金百两，从受道果教授”，谈到素尔穹时，“他从素尔波且学了不少教法，但不能得到秘法传授（当时传密法要收不少钱），素尔波且就让他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的女儿结婚，利用他们的钱来学习秘法”；比如噶举派的创建者之一米拉日巴的传记中写道：“我送一钱金子给瑜伽士，他很高兴离去。献七钱金子给师母，供养上师三两”。其次，在各教派主要寺庙修建的史料中，我们也能看到地方世俗势力提供经济支持的记载。比如噶当派的祖寺热振寺得到达木地方的头人们的资助；萨迦派的祖寺萨迦寺得到昆氏家族的资助；噶举派的丹萨替寺和楚布寺的修建背后也有世俗势力的经济资助等。这些历史体现了某一教派的形成是依靠一定经济基础的，也间接地显示了后弘期教派的形成是西藏社会从奴隶制度走向封建制度的结果。

经过奴隶起义，吐蕃政权瓦解，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性质逐渐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东噶·洛桑赤列先生指出：“在西藏，到分裂时期的中期，封建经济制度已从根本上确立，农牧手工业及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民直接占有小块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土地的产权或属领主，或交家族，或归个体农民私有。这时出现了为建寺而接受供养田、购置土地、家族争产业和拍卖房舍田园等情况。各地的手工业、商业也发展起来了，西部阿里的定日、聂朗、后藏的拉孜、古尔莫等地方形成了贸易市场。在阿里古格、北部的洛丁二地开采金矿，当时的黄金产量很大，山南和昂仁陶瓷业发达。”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佛教在西藏重新获得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为教派主要寺院的修建等也提供了财力、物力基础。

（三）教派的形成是在思想文化上弃苯灭佛后主流思想文化处于真空和混乱的结果

吐蕃时期，王室选择弃苯兴佛，导致西藏传统本土文化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经过几百年的兴佛，佛教文化逐渐占据了西藏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地位。然而，至9世纪，占主要地位的佛教及其思想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冲击。西藏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短暂的主流真空时期，苦难中的西藏民众迫切需要建立或延续一种思想文化。此刻，各地的封建主也在找寻各种思想理论以巩固其地位，各种教派也顺势形成。

首先，分裂割据虽然造成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但为形成各种思想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吐蕃时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有整体和统一的限制或规则，而这类限制或规则体现了对印度佛教的循规蹈矩。虽然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规范发展，但同时也限制了佛教形成各种发展流派、传承模式、传播中心等，从而阻扰了佛教在西藏形成本土特点和文化特色。分裂割据时代，佛教的复兴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自由，以往经典翻译的范围、教法传承系统等方面的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佛教的传播开始走向多渠道传承的兴起、多佛教经典的翻译与修习、多传播中心的弘扬时代，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史料显示，这一过程中西藏社会中一方面出现了杂乱、无序、腐化等的传播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不断矫正、规范、整顿的传播特点。总之，这一时期的“藏传佛教的这种理论上的自由创新和实践上的杂乱无章的所谓叛经离道的现象，一方面对藏族社会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是我们所深恶痛绝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藏族人已不恪守印度佛教的经典教义、清规戒律的限制，藏传佛教已逐渐摆脱印度佛教既定的轨道，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其次，大量译师的出现，为教派形成提供了藏译经典传承的思想基础。虽然后弘期出现的译师数量统计存在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后弘期佛教在西藏出现多元化的传承特点，译师们功不可没，甚至很多教派的创始人本身就是译师出身。《德格丹珠尔目录》载，后弘期出现了157位译师；《松巴佛教史》载，外籍译师95位、本地译师169位，总计264位译师；《本续杂集目录》载，后弘期来藏译师78位、本地译师235位，总计313位译师，这些译师合力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根据《布顿佛教史》的记载，后弘期的翻译卷本从第一位译师仁钦桑布至布顿大师为止，总共有四千左右佛教经典目录，其中密宗方面的论典有1747部，显教方面的论典有590部，合计藏译本有2337部之多。如此众多的译师队伍和翻译经典，为后弘期佛教形成不同教派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二、教派的形成彰显了三大本土特点

（一）创始人有僧有俗

纵观国内外佛教传播发展的历史，主要传承者为僧尼身份者居多，很少有俗人直接成为某一宗派的创始人或传承者。在藏传佛教史上，除了僧人之外，各教派最初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俗人身份的人起过重要作用。宁玛派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三素尔”中，“小素尔”索尔穹·喜饶扎巴一开始也是俗人，不是出家僧人；被称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译师，也是俗人身份；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中有三人是俗人身份；噶当派的仲敦巴也是俗人身份。这些现象说明藏传佛教教派形成过程中，有世俗势力的加入，进一步加深了藏传佛教世俗化，巩固了政教合一制度的根基。

具体而言，关于宁玛派的创建者，《郭扎佛教史》中记载：“素尔波且·释迦迥乃在后弘期建立了旧密佛法的根基，素尔穹·喜饶扎巴延展了它（这一教派）的枝节，素尔·释迦僧格使它变成了叶茂果硕。”上述这三人是历史上公认的宁玛派开创者，史称“三素尔”。史料记载，这三人中“小素尔”的身份不是僧人，而是俗人。文献记载：“在一个叫康安的地方，素尔波且有个富裕的母女施主，于是命素尔穹入赘做这一家女儿的女婿。（素尔穹）表示自己不愿娶妻，没同意。（素尔波且）劝道佛祖允许和阻止什么我最清楚，你先利用他们的财产在我这里请示灌顶，著述立说，可以给你传授全部的佛法。如此，这两位（母女）也积了德，你也可以完成心愿，何乐而不为。”宁玛派历史上出现俗人身份的教派创建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与宁玛派修持的教法主要是密宗有关。旧密开创者莲花生大师也是俗人身份，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弟子均可以在家以俗人身份修此法。另外，密宗传承的方式大多以家族传承和父子传承为主，故此教派创始人出现俗人，从而形成本土特色。噶当派的创始人仲敦巴最初前往康地师从赛尊修习佛法，后来又师从阿底峡尊者。1054年阿底峡逝于聂塘，仲敦遂成了阿底峡大部徒众的首领和师长。1056年年初，仲敦率众到热振地方，修建了标志着噶当教派形成的热振寺。但很多文献都记载他只接受了居士戒，终身未接受比丘戒。被誉为噶举派祖师的玛尔巴大师出生于洛扎一个富足人家，据其传记记载，他曾前后去印度三次、去尼泊尔四次。“他一生并未出家，除授徒外，还从事经商、种田。”上述这两大教派的创建者中出现俗人的原因，可能与当时佛教尚未恢复完善的戒律系统有关，更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以家族为中心弘扬佛法，导致很多人同时承担着家族事业和佛法事业的双重任务有关，体现了教派形成过程中世俗势力的参与。关于萨迦派的形成，史称“萨迦五祖”的五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五人中，第一祖贡噶宁波、第二祖索南孜摩、第三祖扎巴坚赞3人为俗人，娶妻生子，其余的第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和第五祖八思巴是僧人身份。萨迦派的形成中出现僧俗并存的情况，主要在于萨迦派以昆氏家族为核心，家族势力和教派势力合二为一，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即家族兴衰决定了教派兴衰；内部掌权者不仅要顾及世俗政治利益，同时还要兼顾其教派利益，从而有了其教派创建人中出现了宗教和世俗双重身份的人。

总之，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形成过程中除了僧尼之外，还加入了一些世俗身份的人士，充分说明佛教在西藏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具体局势，出现了僧俗共同参与佛法传播的历史特点。

（二）教义经典各成体系

与吐蕃时期的佛教不同，后弘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承与发展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局面。首先，后弘期的佛教复兴有了不同的渠道，其中最主要的内部渠道有两个，即“下路弘传”和“上路律传”。“下路弘传”主要是沿袭吐蕃时期的旧密法，所用的密教经典被称为“旧密咒”；“上路律传”所依据的是后弘期时翻译的印度佛教密宗经典，史称“新密咒”。这种密宗修习所依据的经典传承的不同，是西藏出现不同宗派系统的最初原因之一。另外，后弘期开始，大量的佛教学者从印度、克什米尔等地方来到西藏，同时西藏本地也有大量学者前往这些地方学习佛法，归来后成为佛教在西藏复兴的主要力量。这个过程中，由于各自师承不同，所依据的佛教经典和对其理解、证悟方式也不一致，故此出现了对同一宗教的不同的学修方法和体系，这也是各教派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教义经典系统的主要原因。

1.宁玛派以“九乘”为主要教义，形成了“大圆满法”的修行目标　在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宁玛派自誉为历史最悠久的教派，其依据是这一教派所传承的教义源自吐蕃时期的莲花生大师所传教法。虽然其作为教派产生于11—12世纪，但通过民间密咒师的传承和伏藏传承等形式，该教派一直在修习和继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咒经典和仪轨传统，直至“三素尔”时期。从教义经典看，“三素尔”的贡献在于把原来散落于民间的密宗经典传承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与归纳，确认和规范密宗修持的理论。后来，“三素尔”所传的教法成了宁玛派的经典传承，它的内容主要由“幻变”和“集经”两部教法所构成。后来逐渐形成了以“心品”为主的密宗教法，并分化成3个系统：第一个系统称为“心部”，第二个系统是“界部”，第三个系统是“教授部”，另外每一部下面又有3个子教法系统，形成了所谓的“九乘”佛法。宁玛派把最后一个教法系统，即“教授部”称为“大圆满法”，确定为所有修持宁玛派教法的最高境界。如此系统化的密宗教法体系的形成，是宁玛派对佛教密宗教法的主要贡献，也是从教法修持方面使佛教进一步在西藏实现本土化的有力佐证。

2.噶当派以“三藏”教义为准则，树立了佛教修习新风　以“噶当”一词命名教派的名称，能够透析该教派对佛法教义方面的修持态度。史籍对“噶当”一词做了解释：“对如来教言，不舍一字，悉了解为教授之义”，“此派乃是将如来的言教，即三藏教义，一切无遗的都摄入阿底峡尊者三士道次第的教授之中，作为修习，所以名为噶当巴”。这一教派是后弘期最先创立的重要宗派。该派重视一切佛教经论，对藏传佛教修学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教派建立时期，有文献记载“雪域藏地出家僧人虽然很多，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修持密法为名，从事淫乱活动，又有一些人宣称不修密法，只靠性空就能涅槃成佛，别解脱戒的教法虽有传播，但学习菩萨行的人很少，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寻求一位能破除这些罪行的大班智达来藏……”，面对这种局面，噶当派的教法首次较为系统地整顿了佛学次第和修习过程。该派主要以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为主要学习经典，提出显密结合、先显后密的佛教教学内容与程序。曾分为教典、教授、教诫三个支派。

3.萨迦派以“道果法”为核心教义，建立本土化的教义思想体系　“道果法”在萨迦昆氏家族中的流传可以追溯至后弘期著名的卓弥大译师。萨迦派昆·贡却杰布师从这位大译师，获得了“道果法”的传承，从此该教法成为萨迦派的主要教义思想。所谓“道果法”，是持“明空无执”或“生死涅槃无别”之见，即亲证内心实相，其理论基础在于承认众生皆有佛性，正因为众生在基位上具有成佛之因，即具有如来藏佛性，所以才有修佛之道和成佛之果，殊胜的道果法才流布人间。轮涅无别之见不仅是萨迦派修行证悟的殊胜见解，更是修成佛果的最高境界。关于萨迦派的教法思想体系对佛教的贡献，“概括起来说，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多元一体格局为特征的；从分体上看，它来自印度佛教的诸种宗派和诸多经典。然萨迦派的佛教思想体系这样一个整体格局，则在印度佛教中似难找到。因此，从整体上看，萨迦派佛教思想体系又非源于印度……萨迦派佛教思想的这种超越门户之见、兼采诸宗学说、综合创造体系的特点，可视作藏传佛教藏族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4.噶举派以“大手印法”为特殊教法，融入了民族智慧　噶举派之含义可依藏文字面解读为其教法依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来传承，故得此名。《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为传承的原故。”这一教派主要以“大手印法”为其显密方面的核心教义。因为该派支系繁多，教法系统也枝茂叶繁。关于显教方面“大手印法”的思想框架是基于“止观”学说建立起来的，认为“修空主要在于修世俗心体，修心却不仅仅是讲解经典，广研教理，在空洞的佛学名相上纠缠以度过一生，而要做到‘定慧双修’，‘止观并重’，即佛教理论和佛教实践相结合”。密教方面的“大手印法”，“是指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这是最有名的《七部修法》《三种要义》中所诠释的中心意义，是一切无上瑜伽续部中的精要之法”。在各教派的教法中，噶举派的教法思想被认为是最具本土化特点的教法思想体系之一。有学者认为噶举派的教义思想本土化方面为：“……噶举派并没有把印度佛学中的心性修养原则原封不动地搬来单纯‘移植’，或按印度佛经照本宣科，而是借助于自己原有的藏族思想底子和修行实践的程度去理解和接受的，因而使心性问题民族化、大众化，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反映了藏族佛教哲学前进的足迹，也表现出了藏族佛教哲学家所具有的某种独创性。” 

除上述几个教派之教法外，觉囊派的“他空见”教法、觉域派的“断”之教法、希解派的“能寂”教法、格鲁派的“缘起性空”教法等，不仅继承和弘扬了佛教教义中的重要法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本土特点和民族智慧，使佛教教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多样性传承方式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其传承方式形成了西藏本土化的特征。每一个教派自成体系的教法教义通过师徒传承、主属寺传承、经典文献的学习传承等渠道，在西藏各地获得传播；每个教派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教义教法被传承、完善、发展，主要寺庙和僧尼数量不断增长，信教群众的分布范围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中，佛教进一步深入扎根于西藏社会，与西藏的人文地理等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西藏特色、中华文化底色的藏传佛教文化。

1.师徒传承　教派形成的历史显示，教法传承方面的保守性和特定性是教派产生的内在原因之一。这种师徒传承，在最初形成教派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纵观各大教派形成的历史，教法的传承包括非亲缘关系的师徒传承和带有亲缘关系的家族内部传承。比如，噶当派、宁玛派、噶举派的教法传承具有浓郁的师徒传承色彩，而萨迦派的传承主要以家族内部传承为主。通过师徒传承，各大教派保证了其教法教义和仪轨修持的相对独立性和纯洁性，并形成了教法传承方面的教派特色和本土特点。

2.主属寺传承　除了教派创立者和继承者之外，专属于该教派的主要寺庙的修建，是教派正式形成的标志之一，同时也象征着该教派有了正式的传播中心。从各大教派发展的历史来看，先修建一座寺庙，之后以这座寺庙为中心，继续向周边区域扩大其教派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建更多规模相对较小的寺庙，而这些新修建的寺庙和原来的中心寺庙之间，基于各种联系和缘由，形成了一种隶属关系，称之为主属寺关系。通过建立同一教派内部各大小寺庙之间层级关系，逐渐形成了该教派的传播发展和教义教规传承的组织系统，形成了教派内部的凝聚力。宁玛派的创建者之一素尔波且·释迦迥乃最初创建了邬巴垄寺，后来“三素尔”中最小的素尔·释迦僧格修建了濯浦寺，作为宁玛派早期的传播中心，该派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六大母寺，即卫藏地区的多吉扎寺、敏珠林寺，康区的协庆寺、竹庆寺、噶陀寺、白玉寺，这些母寺下辖更多的属寺；噶举派在教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后修建了竹丹萨替、楚普寺、蔡公堂寺、帕荣寺、止贡寺、竹寺、达龙寺、雅桑寺、帕绒寺、卓浦寺、玛玛巴寺、修赛寺等主要寺庙，成为该派众多分支的教法传播中心；萨迦派主要以萨迦寺为主寺，后来逐渐形成了俄尔寺、贡嘎寺、那烂陀寺、德格寺等主要寺庙。这些寺庙通过中心寺庙和所属寺庙的修建，开辟了各自教派传承和弘扬的一条道路，形成了佛教在西藏传播过程中的一种本土模式。

3.经典文献的传承　经典文献是教义思想的载体。后弘期开始，藏族先贤对佛教显密教法经论进行广泛翻译的同时，围绕这些经典文献进行学习、研修、阐释、解读，著书立说，形成了具有各自教派特色的数量众多的阐释经典文献。这些经典文献在后来教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这一教派内部学习和传承本教派教法教义的规范性教材。比如宁玛派经典传承主要为幻变经、集经和大圆满教授传承，其中大圆满教授分心、界、教授三部。到了14世纪，宁玛派大师隆庆然坚巴·智美鄂色（1308—1364）按照大圆满心要传承，造《七宝藏论》，从此成为宁玛派的根本经典；噶当派主要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为经典文献，同时把“噶当六论”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噶举派以“那若六法”作为该派主要的经典教法来传承；萨迦派主要以“萨迦五祖”的著作作为修习教法的经典文献，等等。

综上所述，从11世纪开始形成各教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教派才最终定型，从而也标志着藏传佛教的形成。藏传佛教教派之间的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些差异构成了佛教在西藏发展过程呈现出的本土特点，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特色。

三、教派的形成产生了四方面重要影响

（一）教派的形成催生了政教合一制度

在分裂割据时代，佛教和地方割据势力缠绕在一起，相互利用、相互扶持，逐渐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和藏传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与发展，是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两大特征，但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藏传佛教从其出现伊始就与地方割据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后弘期佛教之所以能在西藏复兴，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直接推动的结果。”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因素之外，到了后弘期，“各教派的上层人士的经济力量能够发展，而且逐步演变，到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拥有大量土地、牧场、牲畜的力量强大的地主阶级的成员，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阶级基础”。由此，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经历了最初的形成、发展壮大，形成了以各大教派为主的宗教势力，与地方世俗势力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甚至在有些时空条件下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达到了融为一体的程度，从而形成了具有西藏历史特点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政教合一政权，比如由昆氏家族和萨迦教派结合而形成的萨迦政教合一政权；由朗氏家族和帕竹噶举派结合而形成的帕竹政教合一政权；还有噶举派以蔡巴噶举为主的政教合一体、以直贡噶举为主的直贡政教合一体、以雅桑噶举为主的雅桑政教合一体；最主要的是以格鲁派为主的甘丹颇章政教合一政权等。这些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的形成，构成了佛教在西藏传播过程中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相结合的本土特点。

（二）教派政教势力的发展促使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以佛教的缘起学说和‘化身再现’等理论与藏传佛教寺院集团的实际利益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制度。”随着各大教派势力的日益增强，开始形成独立的寺庙经济，教派和寺庙拥有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寺庙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各教派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兼并。为了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根，并使教派兴旺发达，各教派都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具备号召力的、相对稳定的教派精英人物，而且要有合适的教派精英人物的传承办法。历史上，师徒传承的方式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始终存在，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后弘期，由于教派和地方贵族首领的紧密结合，在师徒传承之外，萨迦派、帕竹噶举等掌握过西藏地方政治权力的教派实行了宗教首领家族传承制，即教派的宗教首领必须是该贵族家族出身的男子，而且自幼出家为僧，被培养成掌管宗教和世俗权力的政教合一首领，这样在家族内部形成政教首领的地位由伯侄相传或者是叔侄相传的局面。当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不能完全适应西藏的宗教和社会需要时，作为一种替代选择，才出现了活佛转世这种继承方式：在某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宗教精英人物或者地位极为重要的著名高僧去世之后，由其弟子和寺庙通过一定的程序在选定区域内新出生的幼童中寻访、认定为他的“转世”，然后接入这一转世活佛系统的根本寺院坐床，并且加以重点的精心培养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宗教地位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所享有的众多权力。

（三）教派的形成造就了众多佛学人才和浩瀚文献

在后弘期教派形成的过程中，各大教派为了壮大各自势力，十分注重本教派佛学人才的培养，他们建寺庙、立道场，创建本教派的学经教育体系，先后培养了众多在佛学上有很深造诣、修行上取得很高成就的高僧大德。同时，这些高僧大德凭借对本教派教法仪轨的修习继承，通过讲、辩、著等方式宣扬教法，不断完善和提升教派的学修系统，扩大教派的势力和影响，对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了数以千计的佛学人才，他们围绕佛教经、律、论、续等做了阐释性的解读，留下了浩瀚的文献。除了佛学著作之外，这些高僧大德的著作内容还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通过各大教派历代佛学优秀人才的努力，西藏传统文化获得传承和发扬。

（四）教派的形成孕育了西藏文化的多姿多彩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使西藏文化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首先，在广阔的青藏高原上，由于教派发展的需要，各教派先后建立多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相应地形成了具有该教派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因为各大教派在服饰、饮食、建筑、艺术、绘画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从而在佛教文化中增添更多了教派特色，丰富了藏传佛教文化。其次，各教派的节庆文化存在差异，也间接丰富了西藏民俗领域中的节庆文化，各个地方按照其所尊奉的教派传统，举办各式各样的民间节日等。总之，“藏传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在组织方式、教义思想、学经制度、传承方式、文化习俗等方面均有独特之处，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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