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农、陈经宇、周丽梅：藏传佛教中国化道路的地方性实践——以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为例

【摘要】迪庆州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也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地区。文章聚焦位于迪庆州的云南藏语系佛学院，通过梳理佛学院办学15年来的教学工作，阐述了该院在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努力与地方特征、地方发展、地方实践相结合，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做出有创造性的尝试，提出宗教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国家与政府在尊重宗教客观规律、遵循宗教工作规律基础上的导之有方，也需要地方宗教领域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创新。

【作者】李志农 陈经宇 周丽梅

【文章来源】《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原文注释从略。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提出了10个“必须”。就宗教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宗教中国化，是消解宗教极端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证宗教自身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

关于“宗教中国化”这一个当代命题，张志刚、卓新平、陶飞亚等率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化”理念进行阐述。张志刚认为，“宗教中国化”主要内含三重义理，即真正融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这里所指出的“三重融入”，其理论内涵就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卓新平强调了中国化的内涵有重要的“政治蕴含及意义”，即宗教需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凸显的是国家的意义。陶飞亚进而补充到，“中国化”是涉及教界、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的一个交叉互动的过程。围绕“中国化”，有诸多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例如“本色化”与“本地化”等。“本色化”Indigenization来源于19世纪后期，是关于基督教的特有名词，当时中国基督教会认为应当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以本土教会为中心，脱离洋教士控制，这就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产生背景及“本色教会”（Indigenous church）的由来，本色化侧重基督教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新的文化变迁。而本地化Localization（也称为本土化）侧重于外来宗教如何适应当地，反映的是外来宗教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应过程。由此可见，“本地化”“本色化”等概念主要是从地方文化的角度而非国家的角度提出的，且是针对外来宗教而言，不涉及本土宗教。而“宗教中国化”既包括外来宗教，也包括本土化了的宗教和本土宗教，其内涵是指宗教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和创新，与不同的社会时代相适应，形成具有中国时代特点的宗教。因此，在新时代提出的“宗教中国化”，不仅包含了宗教在地方社会的适应性，而且更强调“在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步，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也就是说，强调了宗教的政治认同以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围绕“藏传佛教中国化”，学术界做了诸多探析，主要集中在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及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相关路径和发展方向。沈卫荣认为，藏传佛教虽来源于印度佛教，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苯教的文化交流互动，使得藏传佛教明显独立于印度佛教，并有其创造性发展。沈桂萍、李德成、孙悟湖等学者探析了唐朝至清朝汉传佛教在教义上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影响及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互渗，均认为藏传佛教早已完成了本地化过程，且经过历代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藏传佛教已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色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此外，在有关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和实践的研究中，学界均认同宗教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的三大进路，即“在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尕藏加阐释了三大路径的具体内容：“政治上自觉认同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坚决服从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文化上自觉融合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社会上自觉适应就是藏传佛教界和广大信众要自觉遏制极端、抵御渗透、遵纪守法，同时，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继续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发展贡献一己之力。”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研究聚集在上层视角，大多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或理清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含义，或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或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方向路径，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仍缺乏对藏传佛教中国化具体实践过程的参与观察及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个案研究。藏语系佛学院是引领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实践者，是培养爱国宗教后备人才、正确阐释宗教教义、培训现有宗教教职人员的重要基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既是涉藏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区。本文聚焦于云南藏语系佛学院，阐述佛学院在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做出的有创造性的尝试，重视地方社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其研究意义在于国家政策的在地化探索是宏观政策成功落实的基础，进一步加深对多民族地区宗教工作特殊性的理解。本文所说的“地方性实践”具体指当地人在践行宗教中国化过程中结合地方实际所做的探索。那么，云南藏语系佛学院是如何践行宗教中国化并在此过程中结合地方实际做了哪些探索？产生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否加深我们对“宗教中国化”的理解？

二、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中国化道路的地方性实践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以下简称佛学院）是1997年由国家宗教局批准设立的云南省唯一的藏传佛教学院，位于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于2005年11月正式招生开学，主要招收在寺庙修习过五部大论的学僧，学习内容为佛学和基础文化知识。学院确立了“政府主导、寺庙参与、协商办学、依法管理”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藏传佛教教职人员为办学目标。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的教学设置与实践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经院式教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学习程序为先显后密，显宗研习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学和戒律学，课程以五部大论为主，之后再修习密宗。藏语系佛学院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经院教育，以佛学专业为主体，藏传佛教为特色，教授研习五部大论；另一方面注重对学僧爱国爱教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培养，采取现代化的教学组织、教学方式和教学管理，培养学僧的综合素质。因此，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不同于传统的经院式教学而有自己的特点。

（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在政治上自觉认同

除了传统佛学，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佛学院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使学僧感悟祖国的巨大建设成就，培养学僧的爱国精神，佛学院并没有把爱国主义教育泛化，而是结合当地的历史并紧跟时事，寓情于景，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

一是现场教学，指佛学院组织学僧到当地的历史古迹、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先进的寺庙等进行现场参观、讲解等。云南迪庆是雪域高原上孕育革命火种的地方，1936年4月至5月间，红二、六军团长征来到这一地区，行程400多公里，翻越了3座雪山，在此过程中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信仰，保护寺院，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噶丹松赞林寺在松谋活佛的带领下打开寺庙的3个仓库，将3万余公斤青稞和牦牛肉、猪肉、红糖等食物出售给红军，当地百姓也陆续向红军出售了一些青稞、盐巴，共助红军筹粮十多万公斤，对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北上抗日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为迪庆州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佛学院利用地方资源先后组织学僧到迪庆州红军长征博物馆、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府（旧址）和丽江石鼓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地进行现场爱国主义教学，帮助学僧了解这一段历史。学僧GRLZ在参观完长征博物馆后对我们说：“以前我对这些历史只是有个概念，看过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些小地方和国家有那么多联系，我们还是要多学习历史。”传统的经学教育主要注重培养学僧在佛学上的造诣，佛学院的教学不止于此，帮助学僧了解当地历史，是体验个人与国家、地方与国家之间联系的重要一步，是培育学僧爱国情感的关键一环。

二是主题教育实践，指学院结合当下时政主题，组织学僧对某一专题进行学习。以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为例，2017年10月18日，学院组织全体职工、经师、学员观摩党的十九大开幕式。当天下午，佛学院请来了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到学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要求学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持续深入学习、形成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久动力。同时，学院也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制作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材料一二三读本（藏汉双语版）》，带领学僧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进一步学习。

三是升国旗仪式，指学院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组织学僧开展爱国主义升旗仪式。对此，云南藏语系佛学院的阿巴副院长认为：“以境育情，在升旗仪式中感受国家、认识国家，启发学僧的爱国爱教与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情感，从而形成振兴民族的责任感，激发出民族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对壮大藏传佛教爱国爱教进步力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开展新时代教义阐释及交流活动，在文化上自觉融合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一直探索用各种方式启发学僧主动挖掘藏传佛教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围绕爱国爱教思想、道德建设、戒律建设、和谐进步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义阐释活动。并且，根据迪庆州藏传佛教的分布特点，佛学院把全州7所寺庙学经班纳入学院教学管理体系，加强对寺庙学经班具体办学内容指导。

一是开展了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义阐释活动。佛学院于2015年先后出版了《菩提绿荫下的清凉》《温暖人心的慈悲微笑》两本阐释校本教材，其中《菩提绿荫下的清凉》是藏传佛教传统经典《菩提道次第略论》的简释，《温暖人心的慈悲微笑》是《佛子行三十七颂》的诠释。佛学院随之开设了教义阐释讲堂、举办了“爱国爱教”为主题的教义阐释活动，鼓励学僧围绕爱国爱教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新时代教义阐释。在这个过程中，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也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藏语系佛学院的办学经验，积极参与各省、自治区藏语系佛学院举办的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讨会，完善本院教义阐释工作。同时，为了启发学僧主动挖掘藏传佛教教义中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学院创办了院刊《香巴拉之光》，鼓励学院师生根据时代特点理解佛法、发表文章。这些举措均为实现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弘扬爱国爱教、服务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佛学院把全州7所寺庙学经班纳入学院教学管理体系，定期进行佛法交流。首先是对寺庙学经班具体办学内容进行指导，佛学院定期指派经师或教职人员到全州7所寺庙学经班中进行佛法交流，旨在把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教义阐释传递到迪庆州的各个寺庙中，并加强与各寺庙的联系，扩大佛学院的影响力。其次，佛学院结合藏传佛教传统学习佛法的一种方式——辩经，鼓励各寺庙僧人挖掘佛法中爱国爱教、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定期进行佛法交流。云南藏语系佛学院自2017年以来每年组织全省各寺庙学经班学员到学院开展为期5天的辩经交流活动，截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三届藏传佛教辩经交流会，成为学院特色教学项目。活动期间学员衣食住行全由学院免费提供。活动以辩经、授课、藏文书法比赛、升国旗仪式等各种形式进行，结合时代特征，提升学员佛学造诣及文化水平，提升政治素养和爱国情怀。各个寺庙、各个教派的学僧通过辩经交流相互学习，既沿袭、吸收了藏传佛教中的优秀文化，又加深了爱国爱教的情感，为促进宗教和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社会上自觉融合

云南迪庆是多民族聚居区，为进一步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学院积极响应迪庆州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相关工作，助推“民族团结”，使宗教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融入中国社会。

一是“同劳动，同运动，促团结，唱响民族一家亲”活动，于每年“五一”举行，活动主要为集体清洁校园环境、学员宿舍楼、辩经场，组织干部职工及学员开展集体篮球、爬山等比赛。通过同劳动同运动，积极引导学员牢固树立爱国爱教的信念，丰富了校园文化，同时也加深了学僧之间的情感，使不同民族、不同教派的学僧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助推多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是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示范创建工作，学院于每年“登巴节”深入扶贫挂钩村进行现场爱国主义法制宣传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学院组织学僧向群众讲解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民族文化等知识，旨在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感，促使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到创建民族团结工作中，为促进扶贫村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要求，传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促进民族团结，弘扬社会正气。云南藏语系佛学院积极开展统战宗教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宣传。以挂横幅、贴海报、贴举报公告，发放藏汉双语“扫黑除恶”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引导和动员群众及学员参与到扫黑除恶工作中来。同时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相结合。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作为宗教院校，履行了社会组织的责任，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四）推行藏传佛教“三级学衔”体系建设，培养“四个标准”优秀僧才

与藏传佛教格西学位不同，三级学衔制度是对藏传佛教学经制度的一次创新，旨在促进培养“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四个标准”藏传佛教僧才，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套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僧才的培养制度体系。当地政府与佛学院结合迪庆州的现状，为加快“三级学衔”的推行，扩大“三级学衔”的影响力，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结合迪庆实际的做法。

一是完善“三级学衔”教学内容，提高学僧综合素质。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结合学院实际进行课程设置。以举办学衔班为主要办学方式，开设政治、佛学、藏语文、书法、汉语文、计算机等课程，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点，宗教课为主科，使学员既能系统深入掌握“五部大论”，又能较为熟练地掌握国家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交流阅读。当我们问到“为何要开设政治课、普通话、计算机等课程”时，佛学院的一位老师说：“我们不能自己玩自己的，这样路只能是越走越窄，越来越没意思。我们也要学习的，只有了解当下时代的发展，藏传佛教的路才会走得宽走得远。”三级学衔教学内容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优秀僧才只研习传统经学内容是不够的，在政治、汉语文、藏语文、计算机等方面全面发展，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藏传佛教宗教人才，才能更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二是将传统格西学位与现代三级学衔接轨，建立符合迪庆州实际的“双向”僧才培养机制。在迪庆，格西学位在当地信众心中仍有威望，而三级学衔作为新生事物，需要进一步获得当地信众信任。为鼓励僧才到藏语系佛学院研习，培养更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僧才，迪庆州在中央统战部、省委涉藏工作领导小组的关心帮助下，在西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大力支持下，2020年迪庆州与西藏自治区建立了藏传佛教僧才培养协作机制。从已获得“智然巴”中级学衔僧才中遴选出综合成绩拔尖的青年后备僧才，选派到西藏参加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然巴学位夏季预考，探索建立了传统学位与现代学衔相结合，且符合迪庆州实际的“双向”僧才培养机制。2020年9月，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举办的西藏自治区2021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然巴学位夏季预考中，云南藏语系佛学院选派的僧才安吾春尼一举拿下了预考第一名的成绩。三级学衔逐渐在当地获得了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学僧报名佛学院并参加三级学衔考试，为提高迪庆州藏传佛教僧才的综合素质、扩宽僧才招收渠道奠定了基础。

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建立激励机制，免除学僧费用，并把7所分院学经班补助经费纳入了州级财政预算。迪庆州的大部分学僧大多家庭困难，因此学院设立了“班禅大师”奖学金，用于奖励获得三级学衔的僧人和爱国爱教、学修并举的优秀学员，吸引更多学僧到佛学院学习，截至2020年底，共有9名僧人享有“拓然巴奖学金”，促进了藏传佛教教职人员对三级学衔的认可度。同时，学院内学僧实行全寄宿制教学管理，免除学僧食宿、教材及一切学杂费用。此外，学院把全州7所寺庙学经班纳入学院教学管理体系，加强对寺庙学经班具体办学工作指导，同时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7所分院学经班补助经费纳入了州级财政预算，学院按季度为寺庙学经班发放补助金。这些举措都对深入推行藏传佛教三级学衔制度体系建设、培养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四个标准”的优秀僧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云南藏语系佛学院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通过对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办学15年教学工作的梳理，我们认为佛学院的办学工作凸显了“宗教中国化”的两大内涵，一是政治认同，二是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学院在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口号泛化，而是与地方特征、地方发展、地方实践相结合，探索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实践路径。

（一）注重发掘本地革命历史资源，奠定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基础

如何把“宗教中国化”践行到实践中，从云南藏语系佛学院15年的教学工作实践与摸索中，我们认为结合当地历史、地域、文化特点，实事求是是十分关键的。理论应该是高屋建瓴的，对事物有全面透彻的把握，但理论不该是束之高阁的，理论若要发挥效用，就必须实事求是，贴合地方特点。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充分利用当地历史资源，开展了“现场教学”等一系列生动的教学实践课，组织学僧到当地的红军长征博物馆、历史纪念地等地切身感受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此外，根据迪庆州藏传佛教的分布特点，把全州7所寺庙学经班纳入学院教学管理体系，加强对寺庙学经班具体办学内容指导。“在政治上自觉认同”中的“自觉”意味着是个体主动发出的，不是强制的、被迫的。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在办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僧亲身感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亲身参与到民族团结的过程中来，让学僧主动认识到个体与国家、地方与政府、多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统一整体性。由此才能激发学僧对藏传佛教教义做出符合时代特征的解释，再由僧人引导信众，为防止宗教极端化、引导藏传佛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佛学院在其办学过程中，结合了迪庆州的地方实际，实事求是，而且践行到实践中。宗教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宗教中国化需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如何落地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意味着理论必须贴合实际，实事求是。

（二）着力整合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创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举措

佛法修行不意味着与世隔绝，闭关自守，历代高僧大德都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佛学理解，因而宗教的发展必须是适应社会的，符合当下实际特征的，但是新事物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阻力。因此，与时俱进地将传统与现代接轨，既有助于新生事物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在践行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当地政府积极合作，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将三级学衔与传统格西学位相结合，这种“双向”僧才培养机制进一步拓宽了藏传佛教人才培养渠道，为培养符合新时代特征的“四个标准”的高素质僧才打下坚实基础。此外，佛学院积极启发学僧主动挖掘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围绕爱国爱教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的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教义阐释活动等做法，也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从传统中汲取精华，与现代接轨，为藏传佛教中符合时代精神与特征的内容赢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我们必须认识到，藏传佛教之所以能独立于印度佛教，有其创造性的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与历代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与汉传佛教、中原儒家文化的交流互动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继承发扬藏传佛教只靠宗教单一的力量是万万行不通的，任何事物都是在持续不断地与周边事物发生关系，只有符合时代背景的发展，积极与社会相适应，宗教自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传统的延续与现代的发展并不是泾渭分明，二者可以实现共赢，其中离不开国家的宏观指导与地方社会主动性能动性的发挥。

（三）充分开展多元民族共同实践，铸牢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团结根基

云南省是我国境内民族最多元，宗教成分最多元的省份，这里也是多民族地区和谐共生、稳定发展的典范，其原因正好在于文化的多样性。因为多样，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各民族和谐共生，反过来又推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尊重、包容、和谐、共生这样的精神内核不仅内含在藏传佛教教义中，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

藏传佛教是一个多民族信仰的宗教，云南藏语系佛学院的学员来自不同的民族地区，有不同的民族成分，他们来自云南、四川、青海，有藏族、纳西族，教职工中除藏族外，还有汉族、回族等。在佛学院的教学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与文化，并主动与周边的民族进行交流。在教学中，把民族团结当成思想教育的重点，并践行在实践中，经常在全校师生中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例如清扫校园、集体爬山、篮球比赛等。在实践中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在合作中深学僧对民族团结意义的认识，成为“紧紧抱紧的石榴籽”中的一员。

（四）积极引导僧人参与社会事务，提升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社会效益

任何事物都是在持续不断地与周边事物发生关系，宗教也是如此。只有主动适应和融入社会环境，与周边主体形成良性社会关系的宗教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求宗教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服务中国社会、融入中国社会，既是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能提升社会效益，促使社会良性发展。

具体而言，佛学院积极引导僧人深入扶贫挂钩村进行现场爱国主义法制宣传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及学员参与到扫黑除恶工作中，以挂横幅、贴海报、发放藏汉双语“扫黑除恶”知识手册等多种形式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整治工作宣传等等，都生动诠释了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情势，藏传佛教僧人自觉践行服务社会责任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既使相关方针政策在群众之间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又使藏传佛教僧人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拥有助益社会的成就感。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作为宗教院校，要履行社会组织的责任；藏传佛教僧人作为公民，要履行公民的责任。引导僧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服务中国社会，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路径，更是作为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四、结论

云南藏语系佛学院作为统藏传佛教经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和践行宗教中国化道路的创新实践，以“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为僧才培养宗旨，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积极发挥主动性与能动性，结合地方实际，既响应了国家和政府的号召，顺应了宗教中国化的三大进路，也积极探索了符合地方实际的路子，培养了众多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和僧才，延续了地方传统文化。我们认为，这是国家社会治理与地方宗教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可合作性的体现，是二者互动的社会过程。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在藏传佛教中国化道路上的地方性实践，彰显了宗教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国家与政府在尊重宗教的客观规律、遵循宗教工作规律基础上的导之有方，也需要地方宗教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实际，勇于创新，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