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永红:一幅展示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画卷——《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读后

发布时间:2022-02-26 14:25:00 | 来源:中国藏学 | 作者:中国藏学编辑部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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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红,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由我责编的《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一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发行。全书共15章,是一部从艺术角度研究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专著,也是一部集学术性、资料性、创新性、可读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分量较重的学术专著。

本书作者熊文彬是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1982—1989年间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和藏学研究所学习,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佛教艺术史,获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在王尧、黄颢、金维诺和宿白等老一辈学者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精神的影响下,作者萌生了毕生聚焦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的想法,即分别对唐、宋、元、明、清时期汉藏艺术的交流及其特点进行断代研究,以揭示藏族艺术史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大量西藏佛教艺术、汉藏文化交流史方面的文章;2003年完成专著《元代藏汉艺术交流》,迈出汉藏艺术交流断代史研究计划的第一步。

本书是作者在完成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的断代史后迈出的第二步,旨在对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历史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一样,该书以个案研究入手,选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南京、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十余处现存明代重要的代表性艺术遗迹,对其一一进行实地调查。在收集图像、文献和充分吸收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史实,对这些个案的年代、题材、风格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纳和总结,以期揭示此时期汉藏艺术交流的面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全书共52万字,100余幅图片,分15章。第一章介绍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治理,第二章介绍明代留京藏族僧人及其主要活动,第三章介绍文献中记载的南京、北京藏传佛教寺院,第四章介绍明代宫廷藏传佛教绘画艺术,第五章介绍明代宫廷藏传佛教雕塑和工艺美术,第六、七、八、九、十章分地区介绍北京、青海、甘肃、内蒙古、云南等地藏传佛教寺院及其艺术,第十一章重点介绍内地艺术对西藏的影响,第十二、十三章重点介绍贡嘎寺和彭措林寺壁画中的汉藏艺术融合,第十四章专题介绍明末西藏艺术家却英多吉笔下的汉式风格画作,第十五章总结。综观全书,其主要观点有:1.明代京城藏传佛教遗存为朝廷因俗制宜、多封众建治藏政策的体现。2.朝贡与赏赐制度的建立和宫廷藏传佛教艺术流派的出现,肇端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大规模双向交流的序幕。3.汉藏和藏汉艺术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是宫廷藏传佛教的主要特点。4.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对同时期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明代藏传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模式对清代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书的研究表明,明代汉藏艺术交流是对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的继续和深化,系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以及西藏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大规模、频繁交流的结果。现存遗迹和文献显示,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超过了元代,尤其在艺术方面。明代藏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内地多民族艺术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不仅极大地繁荣了明代的藏传佛教艺术创作,而且藏传佛教艺术在蒙古族、纳西族等地区与本民族艺术文化相结合,逐步本土化。

该书有两个特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该书的独创性。该书有多个结论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或不足,具有独创性,从而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其独创性有以下三点:

1.对于丽江大宝积宫藏传壁画的题材和创作的年代,学术界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关注,但一直语焉不详。该书在笔录大量壁画题记的基础上,结合藏文文献,首次考证出藏传壁画的主要内容,同时在图像辨识的基础上,结合汉、藏文题记和文献,提出壁画创作于1643年这一较为可信的年代。

2.罗布林卡藏大慈法王缂丝唐卡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但其中藏文题记则鲜为人关注,同时对其创作年代也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作者通过对题记的翻译和研究后认为,灌顶国师阿木葛和国师索南喜饶二人不仅虔诚敬造了此幅唐卡,同时还敬造了时轮金刚、胜乐金刚、喜金刚、大威德金刚和大轮金刚等多幅唐卡,并且根据《明实录》等有关大慈法王、阿木葛和索南喜饶三人受封的记载,首次考证出大慈法王唐卡创作于1434—1443年间。

3.对于明代以后西藏三大艺术流派之一钦孜流派鼻祖重要作品亦即贡嘎寺壁画的研究,学术界虽有众多成果,基本确认该寺壁画为钦孜流派创始人钦孜钦摩师徒的原作,但对于集会大殿及其回廊两套《如意滕》本生故事壁画的作者、分布、年代仍语焉不详。作者在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藏文题记和文献,建筑与壁画的关系以及壁画风格,首次清楚地还原集会大殿建筑的演变和钦孜钦摩师徒早期原作的分布:现存集会大殿回廊《如意滕》本生故事壁画系20世纪20年代大殿新增回廊后所绘,而早期回廊则在此时被改为数个佛殿,其中保存的同一题材壁画为钦孜钦摩师徒原作。

二是该书的聚焦点。该书聚焦于明代汉藏艺术交流这一领域,在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治理的大背景下,该书对北京、南京、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和内蒙古现存明代藏传佛教代表性艺术遗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梳理、归纳、总结出这些遗迹的历史、题材和风格特点及其反映的西藏与内地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的史实。

西藏对内地的影响方面如明代宫廷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其中明代宫廷画家商喜笔下的《金刚智经》彩绘插图在传统汉式风格绘画的基础上融合了藏式风格元素。在作品中,汉式风格虽然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构图、相关纹样的表现和技法等方面。其中融入的藏式风格作品主要包括释迦牟尼佛、金刚持、文殊菩萨、大黑天等神灵和个别藏传佛教高僧以及梵文经咒,除乌贤大王等部分神灵外,绝大多数神灵的造型、身色、标识、法器和装饰都与藏传佛教同一题材基本一致。高僧头戴黄色桃形尖帽,身披袈裟,袒露右肩,内着交领坎肩,双手当胸结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身后为马蹄形头光、身光和卷草纹桃形大背光;金刚持菩萨身蓝色,高髻,头戴五叶冠,双手当胸分持金刚铃和金刚杵,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金刚智经》的主尊神灵乌贤大王虽非藏传佛教神灵,但其九头、十八臂、三足和足下踩踏骷髅的造型与藏传佛教大威德金刚等密宗神灵的造型关系密切。毋庸置疑,这一造型的出现,受到了藏传佛教密宗神灵造型的强烈影响。

这些藏式彩画插图的风格与同一时期以北京为首创作的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和西藏等地区的艺术基本一致。如金刚持菩萨、文殊菩萨和大黑天的造型及其背光,都与西藏江孜白居寺和青海瞿昙寺壁画如出一辙,尤其是宽大的莲瓣与永乐和宣德时期宫廷创作的藏传佛教金铜造像完全一致。

《金刚智经》106幅彩绘插图清楚表明,商喜不仅精通汉式艺术,同时对藏传佛教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宫廷写经插图首次揭示了明代宫廷画家受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参与到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之中的史实。《金刚智经》写经插图的出现,不仅提供了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作者的身份,并且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汉式风格提供了清楚的艺术渊源,为进一步还原明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和汉藏文化交流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地影响西藏方面如明初西藏汉藏艺术合璧的重要杰作贡嘎寺壁画。贡嘎寺集会大殿现存钦孜钦摩大师创作的《如意藤》佛本生故事和《十二宏化》佛传故事壁画,在继承西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入了汉地、印度和尼泊尔艺术元素,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其中吸收和融合的汉式风格尤为显著,从而使整个壁画具有浓郁的汉式青绿山水画的韵味。

在贡嘎寺集会大殿和二层喜金刚殿等处现存的明代壁画中,汉式风格的元素主要体现在风景构图、设色、部分人物造型和装饰纹样的表现和部分技法的运用等方面。背景中大量风景的运用和利用风景构图是《如意藤》佛本生故事和《十二宏化》佛传故事壁画的一大特点,也是贡嘎寺佛传故事和佛本生故事等叙事性壁画题材吸收和融合汉式风格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贡嘎寺壁画中,甚至有以单尊神灵或单个人物为中心来重点加以表现的壁画,也大量使用风景作为背景,并且以此构图。与此同时,贡嘎寺集会大殿壁画中的装饰纹样也大量吸收和融合了汉式风格元素。

在贡嘎寺集会大殿壁画中,许多建筑的表现上,大量描绘汉式琉璃歇山顶建筑,并将此与藏式建筑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汉式风格器物的表现主要包括椅子、供几等家具,明代宫廷制作的金刚铃、金刚杵和香炉等法器,以及瓶、罐等部分瓷器。椅子、供几等家具纹样的表现主要出现在集会大殿东壁萨迦派道果法和根本续传承上师壁画中,其造型具有明代宫廷家具的特征;金刚铃、金刚杵和香炉的造型与宫廷制作、朝廷赏赐给西藏僧俗首领和各大寺院同类器物完全一致,应为永乐和宣德两朝的作品;瓶、罐等瓷器也主要出现在集会大殿东壁萨迦派道果法和根本续传承上师壁画中,显而易见也系来自宫廷赏赐。

此外,集会大殿东壁萨迦派道果法和根本续传承上师壁画中心主要人物两侧的朱红立柱及其上攀附的五爪龙纹,也都是从汉式艺术中吸收、借鉴而来。大威德金刚殿背光上方左右的日乌月兔纹样也同样来自汉式艺术的母题。在贡嘎寺集会大殿壁画中的汉式艺术元素中,如意云纹的表现最为普遍,几乎涉及每一个故事情节。与汉地艺术的同一纹样相比,造型和色彩更加丰富,更为灵动、飘逸,极具装饰性。

在山石树木的表现中,也吸收了不少汉地特有的品种。以集会大殿东壁萨迦派道果法和根本续传承上师壁画为例,兰花、菊花和大量的阔叶树木就是其中的代表。与此同时,山石的表现也体现出浓郁的汉式艺术味道,突耸的山峰和嶙峋的怪石与西藏绘画传统中的造型截然不同,令人强烈地联想到青绿山水画中同一题材的造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贡嘎寺集会大殿壁画还借鉴和吸收了汉式艺术的一些技法。这些新的艺术元素的汇入,进一步丰富了西藏藏传佛教艺术的表现力,同时也是明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宗教和艺术文化等各方面大规模频繁交流结晶的生动实例。

总之,该书聚焦明代汉藏文化的交流交融,对于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显然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和现实双重意义。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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