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熊文彬：《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熊文彬

藏族，1967年生，四川省金川县人，文学博士。先后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西藏文化博物馆和四川大学从事西藏艺术史和西藏历史文化的研究、展览和教学工作，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

熊文彬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序：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的缘起

——谨将此书敬献领路人：

王尧、黄颢、金维诺和宿白诸先生！

拙作历经十年，终于即将面世，接受学术界的考问。出版社嘱咐笔者写几句前言，交待缘起，此时笔者的心情早已无处女作问世前的怦动感，更多的是不自信：所选艺术遗迹等是否足够具有代表性？资料是否足够完整？论点是否足以立足？……一系列问题不仅一下涌上心头，并且心绪突然驰回入门的当初。

一   

1982年，笔者像一只幸运的小鹿，在中学校长善意的决定之下，“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藏学的殿堂，在茫然、徘徊的过程中，王尧、黄颢老师渊博的学识、对学术执着的追求和无私的教诲，让我慢慢地对学术产生了兴趣并对藏族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1991年终于有了自主选择兴趣的机会，我毅然选择了中国美术史，师从金维诺先生学习藏传美术史。经过在中央美术学院三年的学习发现：中国的藏传美术作品不可胜计，虽经前人拓荒，仍是一块博大的处女地，其精美的技艺及其蕴藏的丰富、渊博的文化亟待发掘。而与此相对的是，当时图书馆能触及的资料，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潜意识中似乎产生了一种“天降大任”之感，便从江孜白居寺壁画的个案开始，希望由点到线，再由线及面，对藏传美术及其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1994年博士论文完成后，未想到有幸得到西藏考古的拓荒者宿白先生的鼓励和随后一路的指点，受益至今。然而甚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黃颢、王尧、金维诺和宿白先生等巨星都相继陨落，无以为报，因此遵将拙作献给这些领路人，告慰他们：笔者按照他们的指导仍在一路前行，虽然能力有限，但初心未改。

二   

工作期间，通过对藏传艺术史的一段学习后深切感到：一方面国内的研究基础薄弱，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不少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过分强调印度、尼泊尔或喜马拉雅艺术对西藏艺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淡化或回避国内以汉族文化为首的多民族艺术的影响，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保存至今的大量相关艺术遗迹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极少的学者注意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海瑟 •噶尔美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专著《早期汉藏艺术》( Heather Karmay: Early Sino-Tibetan Art，Aris and Phillips Ltd, Warminster，1975）对明代以前的汉藏艺术交流进行了研究，虽有开拓之功，但囿于资料，研究失之宽泛。毋庸讳言，西藏艺术，尤其是藏传佛教艺术从题材到风格都受到印度、尼泊尔佛教艺术的深深影响，但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实际上佛教从7世纪传入西藏伊始，西藏在接受印度、尼泊尔佛教及其艺术的同时，汉传佛教和以汉族为首的国内多民族文化及其艺术同时对西藏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量相关藏、汉文文献和遗迹不少保存至今，并且从元代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这种影响日益显著。与此同时，在王尧、黄颢、金维诺和宿白等老一辈学者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精神的影响之下，笔者萌生了毕生聚焦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的想法，从唐代开始，分别对宋、元、明、清时期汉藏艺术的交流及其特点进行断代研究，以揭示西藏艺术史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笔者开始大量收集相关资料，译出海瑟 •噶尔美的《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并从元代入手，于2003年完成了《元代藏汉艺术交流》，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迈出了汉藏艺术交流断代史研究计划的第一步。

三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拙作是笔者在完成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的断代史后迈出的第二步，旨在对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历史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与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的研究一样，本书以个案研究入手，选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南京、北京和内蒙古等地十余处现存明代重要的代表性艺术遗迹，并对其一一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收集图像、文献和充分吸收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史实，对这些个案的年代、题材、风格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明代汉藏艺术交流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纳和总结，以期揭示此时期汉藏艺术交流的面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初步研究表明，明代汉藏艺术交流是对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的继续和深化，系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进行有效治理以及西藏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大规模、频繁交流的结果。现存遗迹和文献显示，其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超过了元代。明代藏族、蒙古族、纳西族等地区和内地多民族艺术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不仅极大地繁荣了明代的藏传艺术创作，而且藏传艺术在蒙古族、纳西族等地区与本民族艺术文化相结合，逐步本土化。

由于各种原因，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这一步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得以迈出。这不是笔者自诩“十年磨一剑”，水平有多高，而是想表达2011年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时，该项目即立项并启动，虽在2015年离开时已结项，但直到调入四川大学之后才拿出比较满意的草稿，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以至拖延至今。想到退休之日已为期不远，且目前精力和时间又用于其他项目和教学，不知何时可以迈出第三步？看来当初的“宏图”难以实现，只能勉力而为。所幸的是，一大批后学迅速成长，并且在这一领域颇有作为，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

四   

书稿完成后，得到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洪涛等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厚爱。洪社长不仅为书名提出宝贵的建议，现在这个书名就源于他的才思；总编王维强和责任编辑等老师在书稿的编辑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令笔者非常感动。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对出版社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类似于盲人摸象，不免一叶障目，同时水平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甚至错误，望读者不吝指正。

熊文彬 

2020年5月27日记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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