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朱立平、陈发虎：世界史视角下青藏高原对我国的地缘安全屏障作用

第一作者：陈浩，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男，特别研究助理（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及西藏人文地理。

E-mail：chen‐ hao@itpcas.ac.cn

通信作者：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气候环境变化及其与文明演化的相互作用研究。

E-mail：fhchen@itpcas. ac. cn

【摘要】青藏高原不仅是自然地理上的地球第三极、世界屋脊，也是地缘政治上的一道安全屏障。目前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地缘政治研究鲜少，与其战略价值不相称。本研究重点论述历史时期围绕青藏高原周边及其内部的政治地理事实，从中原王朝和高原地方政权两个不同视角，多尺度对比分析地理环境与地缘安全的关系，得出“青藏高原是我国的地缘安全屏障”这一结论。具体而言，它在历史上对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威胁起到屏蔽或阻隔的作用。大高原的存在和不可逾越性——喜马拉雅山脉若是“城墙”，则青藏高原就是“城郭”——使得它对外部威胁起到阻挡入侵、对内起到新月形保护的作用，即地缘政治屏蔽效应。东亚大陆具有“背高原而面大海”的地理形便。这种形势直至近代新技术革命导致海洋势力的入侵而发生变化。不过，在可预见的时间里，青藏高原的地貌和地理环境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总之，青藏高原不仅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中华文明长达两千年的相对安全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藏高原的屏障功能。

【关键词】青藏高原；地缘政治；安全屏障；屏蔽效应；喜马拉雅山

【文章来源】《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

引言

摊开亚洲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巍峨高耸的青藏高原矗立在东亚与中亚、南亚之间（图1），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横断山脉，北临河西走廊，南抵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这种基本的地貌地理格局已经维持了约800万年。青藏高原以其特有的高海拔、构造地质和自然环境闻名于世，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其广义面积超过300万km²，目前主体部分在我国境内，其南缘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是东亚与南亚之间区隔的重要自然分界。综合来看，这座横亘在三大地缘政治板块的大高原也处在亚洲东部三大环流体系（西风急流、东亚夏季风和南亚夏季风）的交汇作用地带，可谓是自然与人文诸多要素的“天然重合”。

众所周知，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发挥了“亚洲水塔”的功能，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狮泉河-印度河、恒河、塔里木河、阿姆河、锡尔河等十条亚洲大江大河的主要发源地，对我国乃至亚洲的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环境和生态屏障作用。既然青藏高原是我国的一块战略高地、战略要地，那么它在地缘安全上起到什么作用？具有怎样的功能？国外学者多有提及，如英国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认为中国南部曾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仅次于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再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认为“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不过，从当代自然地理学研究看，彼所指“西藏”乃是青藏高原的南半部分，有时称为西藏高原。国内学者张文木从宏大视角研究青藏高原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葛全胜等从局地尺度研究了西藏亚东县的当代地缘政治价值。总体而言，相比于青藏高原的受关注热度，对其在历史地缘政治上的作用的研究更为鲜少。从自然科学看，国内目前把青藏高原普遍视为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力求生态保护；从人文视角审视，该地貌单元则对于我国具有“独特而巨大的地缘政治意义”，关乎中国整体安全。实际上，青藏高原也是我国乃至东亚长期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geopolitical security barrier）。本文将从世界历史维度进行分析和总结，以中央和地方（边疆）两个不同视角，来揭示青藏高原对我国地缘安全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为地缘政治屏蔽效应，指出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客观地拱卫了东亚地区的侧翼，使中原地区免受或少受来自中亚和南亚地缘势力的侵扰，保证内部的地缘政治安全。

1.青藏高原对我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作用

青藏高原拥有高亢的地势和广阔的腹地，可以提供巨大的战略纵深，并且内部是高寒缺氧、低气压、高紫外线环境。梳理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的世界地缘政治史，可见亚欧大陆一直是各方向崛起的强权的对决舞台。本文从中原王朝和高原内部政权两个方面，分析和讨论青藏高原对东亚外部威胁的屏障效应。

1.1　中原王朝的西部安全屏障

1.1.1　地理形便：新月形保护

从中原王朝历史看，我国内陆平原地区从未受到高原以西的外来强权入侵。公元前550—前330年，兴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向东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图1），将势力扩张到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两个世纪后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崛起，再次东征到印度河流域，今印度西北部核心区的政权被灭，但这股强大的力量并没有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图2A）。7—8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伊斯兰势力从西亚阿拉伯半岛逐渐扩张到中亚地区。阿拉伯人与唐朝人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发生多次战争，此消彼长，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逻斯战役中战败，葱岭成为二者的势力分界线，而中亚从此成为“穆斯林的天下”。此时，阿拉伯帝国范围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北接拜占庭帝国，南至苏丹，囊括今中亚、阿拉伯半岛、北非及西班牙大部。

中唐以前，中国西北部、中亚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佛教，例如高昌王国（公元460—640年，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以佛教立国，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古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然而，唐朝衰落以后，帕米尔高原以东的南疆地区也逐渐被中亚崛起的伊斯兰力量占领。换言之，伊斯兰化直到宋辽时期才推进到我国新疆腹地，迟至元明时渗透到河西走廊和陇西一带（图2B）。但受高原屏蔽的青海、四川、云南仍然属于就近传播的佛教文化区。

从地貌上看，青藏高原及其延伸的帕米尔高原整个浑然一体，巍峨高耸，如同一堵巨大而陡峭的城墙，隔绝了西方入侵者（图2A）。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评价印度文明时，尤其对比了中国，指出“考察这一特色要看到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况”。印度在其文明的早期阶段就遭受到西方的雅利安人入侵并定居（公元前800年），“印度雅利安人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居住在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原因就是南亚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脉并非不可逾越，有多个山口自古为交通要道。其中，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东出即可到达白沙瓦，是沟通南亚与西亚、中亚的便捷通道。这导致印度河流域在文明早期阶段就被中东、中亚文化影响和渗透，当然这也意味着西方的强权势力很容易扩张过来（图3）。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9世纪中叶，南亚地区频繁受到外来入侵（表1），从波斯人、希腊人，到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但喜马拉雅山脉始终是一条扩张“终止线”，是自然的“疆界”，印度早期帝国的范围北部基本沿着这一大山脉走向，因此在语言文化上，南亚次大陆属于印欧语系，而喜马拉雅山脉以北、以东则属于汉藏语系。

中国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统一和连续，而南亚的印度先后被雅利安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英国人殖民，原因在于地缘区位的差异——中国主要位于高原东部，而印度位于高原西侧（图3）。历史学家总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仅仅受到西北边陲游牧民族的侵袭”。而“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简言之就是“背高原而面大海”的东亚大陆地理形便（图1），其核心因素是青藏高原的存在和不可逾越性，在历史时期，它对外部起到阻挡入侵的作用，对内起到新月形保护的作用，即地缘政治屏蔽效应。这种地理环境效应使得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在内部通过南北向的反复迁徙和扩张来融合不同支系，北到蒙古高原，南到越南北部。葛全胜等人指出，就我国而言，东临大海，西北抵大漠，西南耸立着青藏高原，“这些阻绝地带，虽然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地理限制，但由于幅员辽阔，内部回旋余地大，在相对安宁的地理空间里，孕育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1.2　区域对比：新疆的半封闭性与中亚的开放

从对比新疆地方史看，中国主体人口在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而来自中东、西亚的扩张势力也像西风环流一样，遇到青藏高原后发生绕流（图1、3），要么辗转到天山以北，经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地区，要么绕到印度河流域（西风带绕流）。帕米尔高原就是这一屏障的前锋。这片区域是亚洲主要山脉交会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五大山脉（图2）。所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连同我国南疆地区是东、西方势力交汇、碰撞、斗争、厮杀最激烈的地区。青藏高原西北端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呈现各种地缘势力交相主导的局面。公元915—960年，喀喇汗王朝（又称葱岭西回鹘）从佛教改宗伊斯兰教，正式开启了第一个突厥语民族建立伊斯兰王朝的历史，这与它跟波斯萨曼王朝的激烈斗争分不开。当时地处阿姆河流域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喀喇汗王朝受到强烈挤压，苏图克·布格拉汗借助内部人口较多的穆斯林夺得王朝政权，进攻波斯，收复怛逻斯和撒马尔罕（图3），最后瓜分了萨曼王朝的疆域，在国内推行伊斯兰教；随后其子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大量突厥人入教；此后其又对南边的佛教国家于阗王国发动长达40年的“圣战”，导致南疆彻底伊斯兰化。这是新疆地方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件，意味着来自西方文明的势力首次渗透到帕米尔高原内侧、青藏高原北侧即西昆仑山以北。这似乎也表明，处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10世纪的中亚民族选择“伊斯兰化”后，在国家动员能力、军队战斗力上比佛教国家更强。

11世纪初，高昌回鹘抵挡住了喀喇汗王朝的东向扩张，之后由于王朝分裂、西辽建国和蒙古人向西突进，暂时中断了伊斯兰化的持续东进（图2B）。对东亚地区的威胁模式由此前外来强权的直接进攻，变成中亚地区民族主动或被动同化，进而对外扩张。这数百年的文明与强权拉锯战，持续发生在青藏高原外围的第三极城墙下（图3）。帕米尔高原成为东、西方旷日持久的战场和跨区域民族的核心区，背后伴随着亚欧大陆平原地带政治经济的兴衰。

再换个角度对比，中亚地区因为是广阔的草原-荒漠地带，一马平川，四周没有遮挡，成为周围边缘强权的天然领地；无险可守，进而也是任何一个方向势力向其他方向进攻的天然通道。麦金德把亚欧大陆腹地形象地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东欧到中亚，地势平坦，是连接西欧、东亚、西亚-中东、南亚的天然广场（图1）。如果没有青藏高原，历史将会怎样？亚历山大的军队打到印度河，看到东方还是一马平川，很可能凭借骑兵的机动优势一鼓作气抵达太平洋西岸（13世纪蒙古的铁骑是一个反向例证），阿拉伯人的军队也可能从印度方向直插我国云南地区，而不是在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与唐朝人长期对峙。晚清时期，英国殖民者入局印度，几次窜入西藏，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会轻松占领拉萨（就像从塘沽登陆而直抵京城）。张文木认为，如果没有这道天然屏障，今天我国云南的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打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将欧洲人种和文化植入了印度次大陆。

另一方向，英法联军在东南海上登陆，使得大清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伊朗（恺加王朝）就曾面临类似的局面，19世纪后期，南边有英、法强国的海洋势力，北边有沙俄虎视眈眈，最后惨遭肢解。但是，清政府能直面东南强敌，顶住英属印度在西南边疆的侵扰；以及抗战十四年，我国经济避乱于西南，都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了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无论是中古时期唐玄宗西奔、近现代民国政府西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三线建设，历史实践已经多次证明，这里也是东山再起的“卧龙之地”。这就是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功能，它在各个历史时期撑起了中原王朝的西部安全屏障。

1.2　高原对其内部地方政权的天然庇护

1.2.1　吐蕃崛起与西藏地理的北向性

以青藏高原内部的地方王朝视角分析，从两千年历史看，除了清代中期受准噶尔部控制、近代受英国势力入侵外，整个青藏高原基本没有被外来势力单独控制。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古代史阶段（冷兵器时期），这一情形突出体现在高原南部（西藏地区）的象雄王国和吐蕃王朝。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来，高原内部形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系统，信仰藏传佛教，有独特的“天-人”观念。

由于高原环境高寒缺氧，东边的汉人军队、北方的游牧军团、西方的骑士及其他军队很难深入，顶多在高原边缘地带建立据点。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依靠军事获得河西走廊（图3），其后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青海湖东部建立金城郡，后来又被游牧民族占去。7世纪起，吐蕃崛起于山南，先后吞并阿里的象雄王国、青海湖地区的吐谷浑，独自控制高原，像一只盘旋在空中的老鹰，占地利而俯瞰四周。从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吐蕃与唐朝军队断续争战了上百年（争夺河湟谷地和西域），在中唐安史之乱后占据河西地区，向东甚至攻入长安（763年）；西北则与大食国争霸而兼并帕米尔高原，东南端逐渐占据了横断山脉。世居在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的党项羌被迫北迁。因此，此时，高原地形成为高原政权的天然城堡，这是内在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有险可守，进可攻击任何方向，退可以守关口。

历史也表明，青藏高原南陡北缓的地形还使得高原内部具有先天向北的特征，从而使西藏地区与中原政权自然地发生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地缘势力联系，“这使西藏天然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元代，蒙古势力主动接纳藏传佛教，西藏僧俗首领愿意归顺，这种结合使得蒙古人深入高原腹地，并第一次以外来者的身份入居地方统治者——西藏第一次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版图。到了明代，中原的控制力就明显下降了，朝廷承袭元法，“多封众建，尚用僧徒”。18世纪，清朝军队的进入也是因蒙古势力的反叛，朝廷从全局出发联动经营新疆和西藏。1793年乾隆平定廓尔喀侵藏之乱后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主权管辖臻于顶峰。彼时，南亚地区在喜马拉雅山带上的诸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皆北向藩属于清朝中央政府。

但严格地说，青藏高原这块土地被有效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村-镇-县-省级政区建制），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自元代以来，我们完成了三步走管理：第一步是名义管辖，中央羁縻，地方自治（元、明）；第二步是总体管理，主权在我，有效派驻（清、民国）；第三步是实际管理，有效开发，全面融合（当代）。而1951年后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得益于现代交通设施的改善。

1.2.2　近代边疆安全

从边疆安全的角度看，自13世纪起，青藏高原内部与中原地区越发组成命运共同体。刘臻玮分析了英国侵藏始末及其历史影响后，认为“西藏地方的历史与内地的历史一直密切相关，内地稳定则西藏地方也稳定，内地动荡则西藏地方必然动荡”。

16世纪早期，南亚为来自中亚地区的突厥化蒙古族占据，后者绕帕米尔-喀喇昆仑-西喜马拉雅山外侧，经过兴都库什山由北向南游击运动，击败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德里苏丹，建立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莫卧儿帝国，其西北部囊括了今阿富汗地区，但没有越过喜马拉雅山，东部则止于西里古里走廊。自18世纪中叶起，英国从孟加拉湾登陆，逐渐占领了整个印度。紧接着，强大的英国势力对中国西南部侧翼的入侵过程经历了“三步走”的策略：从通商（经济渗透）（1783年起）、吞并/殖民中国邻邦（查谟克什米尔、尼泊尔）到直接武力入侵（1888年与1904年）。

（1）西线方向，20世纪前英国已经兼并了西藏藩属拉达克地区，具体是通过扶持的查谟克什米尔土邦侵占（1835—1842年），后者对列城的军事占领致使拉达克王国灭亡。随后的森巴战争又使得西段边疆阿里地区曾沦陷半年之久。后因冬天大雪封路，森巴军队补给困难，西藏军民得以反击取胜。

（2）东线方向，英国人第一次武装入侵获得藏中门户——隆吐山，迫使藏军退出喜马拉雅山西南麓，进而打开了从大吉岭北上亚东进而入藏的通道（图4）。这次战役中，藏军在武器装备上极为落后，只有土枪、土炮甚至弓箭、长矛、石头。不过在地形上，装备精良的英军由南向北进攻，遭遇从一百多米到四千米海拔的巨大高差，藏军居高临下而以逸待劳，让英国人伤亡巨大。到英军第二次侵藏，径直越过则里拉山口，进入春丕河谷，最终占领拉萨。不过，受制于高原的恶劣条件，英军后勤补给难以持久，催促签约后就南撤了。可见，大吉岭-隆吐山-春丕河谷通道是南亚势力和北侧高原及东亚力量之间攻守的地理转轴：对南亚势力而言，谁占据隆吐山，谁就赢得藏中门户；对北方高地政权而言，谁控制了春丕门户——亚东，谁就占据了地缘优势。而锡金的属向是其中南（南亚）北（东亚）地缘势力消长的指示器。

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利用腐败的清廷，以印度为大本营，逐步控制了清朝“藩属”——喜马拉雅山诸邦国（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形成对西藏的包围态势，从此南大门因为山口的存在，暴露无遗。而英印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一直荼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综上，如果没有青藏高原的存在及其屏蔽效应，历史上西藏地区可能“熬不到”19世纪末就被西方来的强权吞并，而中华民族的国土生存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青藏高原把西来势力的入侵从史前迟滞到20世纪初，在经历了16世纪开始的陆权时代向海权时代转换后，新的入侵者才终于在喜马拉雅山陡峻的山口突入进来。

2.青藏高原地缘安全展望

历史时期人类的政治实践显示，山川形便所构成的地利，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也要认识到这是一种被动保护。辩证而言，在现代技术兴起以前，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已经体现在各个洲际文化区域，发展出不同的人地关系系统。不同文明之间通过战争、人群迁徙、商贸往来（如丝绸之路）等方式发生双向交流。同时，也需要明白，地理因素的作用也是阶段性的，应避免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兹认为，历史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则是揭示过去时期地缘政治关系的空间规律，从历史与地理双重视角提出一个相对简化的地缘政治时空模型，并对现实和未来有更好的理解和借鉴。

20世纪以来，青藏高原作为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屏障，所起到的屏蔽效应随着人类文明与技术进步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地理阻隔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意义上的。“地理限制”可能导致一国或区域封闭、落后，同时也为其提供“天然屏障”，使其易于防守，阻止外敌入侵。但技术进步会减弱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如工业革命后海权崛起，中国“左右环抱”的安全地缘优势不再，东部海洋的天然屏障被轻松突破。而且，地缘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实践更趋复杂化，互相交叠，理论与学说也随之多元化。单纯从政治学看，决定历史走向的因素非常复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等也都存在，比如英国殖民者1904年8月占领拉萨，但最终没有纳入其殖民地，内中就有英国、沙俄、清政府三者之间的政治博弈。

当今中美博弈大背景下，相较于东部海洋方向的战略压力，西南方向近两年频发的中印边界冲突仍属于战术层面。我国在青藏高原上对印度的战略优势明显，但由于近代西方殖民入侵使得印军逐渐突入高原西北部内部——从查谟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向东北300公里到达班公湖地区，最远突入400公里，占据德普桑平地（喀喇昆仑山北麓）——给我国南疆和阿里地区的边境安全造成不小的压力，短期内无法消除。不过，自然条件恶劣的现实挑战是双向的。一方面，正是得益于青藏高原高亢的地势，我国在拉达克地区占据高位，并且新219国道业已贯通；另一方面，由于高落差地形、缺氧、酷寒和暴雪，印军也只是在较低的山口蚕食，难以大尺度推进，其在喀喇昆仑山南端的拉达克也面临后勤补给问题，例如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及随后的拉达克多点军事对峙，印军后勤处于相对劣势。近来，南亚-中亚因阿富汗局势发展出现新的地缘关系变化，但由于青藏高原（帕米尔-喀喇昆仑山部分）的存在，对我国不会造成难民外溢的压力，因为交通不便，仅有的瓦罕走廊海拔在4000米且十分狭窄。现实也表明当地难民主要向南、向西去往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使得我国处理阿富汗局势可以相对“从容”。历史上，我国曾在个别国力旺盛的时段管辖过该地区，但大部分时候是经济影响或者基本没有直接往来。

同时，应该注意到，青藏高原的大地形因为固定的位置，其在历史时期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全面的，至少对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无法阻挡。斯塔夫里阿诺斯认识到中高纬度大草原地带的连贯性——西部的印欧人与东部的蒙古人中间隔着阿尔泰山和天山，“这些大草原东部的游牧部落，由于占有地利，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中原地区）”。事实上，只有13世纪的蒙古人及后来的斯拉夫人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亚欧大陆。

3.结论

青藏高原是我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这是历史总结，也是事实，是天然的。历史上，它“被动”拱卫了东亚侧翼，屏蔽来自西亚-中亚、南亚的地缘政治威胁。“南陡北缓”的地形使得高原内部天然地北向联系，随着历史进程而被纳入中国的中央管理体系，成为一块内部边疆安全屏障。而在早期，它曾是中原王朝的外在屏障——汉代时，高原天然阻挡了青藏高原以西势力东下；唐代，吐蕃屏障了大唐西南边疆；清代，帕米尔高原-西藏高原阻挡了沙俄、英国的大规模入侵。古代，它对高原内部的庇护主要体现在南半部西藏高原的高寒、大纵深环境，西藏高原的战略优势又主要体现在南面喜马拉雅山脉的高耸，如同一堵城墙。近现代，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现实挑战，目前的南亚形势仍然是19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造成的格局延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长期维护我国西南边疆安全。

未来，青藏高原这种地貌特征及地理形势，尚不会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改变，即便人类已经进入高铁、卫星与无人机时代，飞越一片大山脉和大高原都不是易事。青藏高原，以它出奇的高峻，为中原王朝遮挡了数千年的风雨；以它无比的浑厚宽广，为华夏铸就了亘古而今的屏障。总之，青藏高原不仅是我国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的地缘政治安全屏障。中华文明长达两千年的安全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屏障功能。

原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