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元朝之前河西走廊的交通及藏汉佛教文化发展交流交融综论

【摘要】从汉至西夏，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形成了连接四方的交通网络。河西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咽喉要道，也是连接南北的重要纽带，这种重要的枢纽地位使河西走廊在元朝之前佛教文化不断积累发展，并形成了两次佛教发展的高峰。第一次高峰在五凉时期，这里成为汉传佛教的中心；第二次高峰在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在此得以弘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河西走廊的佛教都具有明显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关键词】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发展交融

【作者简介】高颖，女，汉族，山东人，1975年生，现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1年第2期。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原文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章编号】1002-557（X）（2021）02-0167-06

河西走廊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结合部，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临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是一段狭长的堆积平原。在群山峻岭和戈壁荒漠中，河西走廊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优势，成为资源丰富的绿洲宜居地带。西汉之前，此地已经是西域、南亚等地与中原商贸交流的重要通道，曾由月氏人和匈奴人控制。公元前2世纪初，汉武帝赶走匈奴，在今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立河西四郡，修建长城，派驻军队，徙民实边，将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朝治下。由于河西走廊连接中原和西域、草原和高原，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起着桥梁的作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是古代中原通往西部的咽喉要道，甚至关系中原封建王朝的稳定和繁荣。河西走廊周围民族众多，走廊内长期以来多民族交汇聚居，在文化上起着四方纽带的作用，形成了河西走廊众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深入交融的特点，其中佛教文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河西走廊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之一，记载着汉传和藏传佛教发展演变、汉藏文化交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展示着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风貌。本文将按照历史顺序，梳理元朝之前由汉至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上佛教发展的脉络，挖掘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文化发展交融的过程与特点。

一、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汉代从长安到西域的通路，可以分为3段。从长安到武威或张掖为东段，从敦煌至西域为西段，河西走廊南北为中段。由敦煌至西域各地的路径在两汉之前有南北两条，均在天山以南。这两条路即《汉书·西域传》所说的从敦煌出至西域的南道和北道。东段从姑臧（武威）到长安的道路，则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河西走廊南北的东西向路线，著名的有羌中道和河西走廊两条。羌中道在河西以南，为青海路中段，经河湟地区、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并在张掖与河西走廊相通，是河西走廊南下巴蜀的重要道路。羌中道的路线、开通时间等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较为公认的观点为，公元前甚至秦汉之前，羌族聚居区的确有通往西域的道路，汉宣帝时打通了这一通道，在开通时间上略晚于河西走廊。但是“从青海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入西域的‘青海路’正式见于记载，大致是在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前后”。也许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较差，使得青海境内通往西域的道路没有受到汉代帝王的重视，一直被作为河西走廊的辅道，在河西走廊受阻的时候才有较多人选择。河西走廊除了经四郡从东向西延伸的主道，武威、张掖、酒泉以南都有通西羌的路线，祁连山上的金山山口、张掖扁都口、酒泉呼蚕水3个山口是河西通往南部的主要隘口。向北的道路，是沿着石羊河和黑河行进的。其中从张掖沿黑河进入蒙古的居延道，据考是“西汉以来北塞进出的主要大道之一”。这些辅道和支线，构成了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河西走廊作为西北地区交通网络的中心，又是西域通往中原最便捷、最重要的通道，便成为佛教传入的主要路线，以及最前沿的佛教文化中心。

二、汉到唐初，河西走廊是汉传佛教的义理修行中心

汉朝（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与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土、汉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最早受到佛教文化影响，高僧名士取道停息、译经禅修、讲经交流，佛教文化与中华本土文化在此磨合交融，孕育着汉传佛教的繁荣。

佛教正式传入的标志，有官方文献记载的是永平求法。公元1世纪，蔡愔和秦景奉汉明帝旨意沿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实际未到印度，从大月氏请回了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建立寺庙，翻译佛经，佛教正式在中土传播。佛学界较为公认的是汤用彤先生提出的观点，认为“伊存授经”是佛教初传的标志，比官方记载早了一个世纪。公元前2年汉哀帝时，大月氏王的使节伊存来朝，在长安向汉朝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初来东土的佛教来自西域，而非印度本土。“它可能从西北慢慢渗入，经由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上的两条支线在敦煌进入中国，并且从那里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和华北平原，那里正是后汉都城洛阳坐落的地方”。从汉至南北朝与中原往来的佛教僧徒，也多数是西域本土或在西域停留的他方高僧。方广锠先生曾经明确指出，当时南方佛教也是由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传过去的：“长江流域的佛教实际也经由西域道传入，然后在河西走廊入青海，进四川，沿江而下”。近年来长江流域出土了带有佛教元素的古器具和艺术品，将佛教传入中国南部的时间提前，但是佛学界主流依然认为，佛教初传时期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北路。例如赖永海教授不否定海路在佛教初传中的作用，但认为“从目前的证据看，以陆上‘丝绸之路’为最早”。其原因在于汉王朝并没有打通从西南夷进入印度（身毒）的通路，“汉王朝与身毒的交往很可能还是经河西走廊来实现的”，而且“大月氏是身毒与汉王朝交往的关键通道”。可以确定河西走廊在佛教传入中土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两汉期间，河西走廊农畜兴旺，贸易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全国经贸和文化重地。良好的物质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频繁的商贸往来，使佛教在这里悄然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政权虽交替分立，但仍然保持着经济发达、社会太平的面貌，中原儒士为避战乱移居此地，增强了河西的文化氛围。诸国国主多崇尚佛教、礼遇僧众、建寺开窟，致使佛教蔚然成长。儒释道都在河西发展繁茂，诸多饱学之士以儒、道解佛，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形成多元繁荣的河西文化。西行求法和东来传法的僧人在河西走廊上修行译经、收徒传法，往来僧众络绎不绝。河西走廊成为东来僧人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地点。据陆庆夫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凉时期，史籍记载的东来西往于河西的著名佛教高僧有29人，在河西进行过有迹可考的佛事活动的著名僧人有59人。“敦煌菩萨”竺法护是生长于敦煌的月氏人，他的译经事业肇始于河西，开展于长安。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被吕光父子留居姑臧17年，虽不能译经讲法，但精习汉语、体解民俗，为后来长安译经打下深厚基础。可以说，在汉传佛教形成时期，河西走廊是佛教初步中国化的重要门径。

此时的河西佛教以经典翻译、义理发展和禅修为主，修建了大量佛寺、石窟和佛塔，形成了敦煌、凉州两个佛教中心。佛经作为佛法的载体，是佛教的核心要素之一，经典翻译通过语言的转换实现了思维方式、文化意义的转换，是佛教传播和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一环。“前凉译经6卷，北凉译经311卷，加起来已与东晋译经卷数（468卷）相差不远，而超过了北魏时期（274卷）”。北凉时期，凉州城内有300多人的国家译场，历史上著名的高僧昙无谶、支施仑、浮陀跋摩、道泰、慧嵩、沮渠京声等在此广译大小乘经论，包括《大般涅槃经》《般舟三昧经》《金光明经》《大方等大集经》《悲华经》《佛所行赞》《菩萨善戒经》《优婆塞戒经》《治禅病秘要法》《阿毗昙毗婆沙论》等重要的佛教经典此时都有翻译流布，为此后汉传诸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经典和义理依据。禅修是古老而普遍的修行方式，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宗教都重视静坐修行，释迦牟尼创新和传布的禅修方法侧重于止观双运、定慧等持，是佛教修行中不可或缺的途径。禅修在河西大规模传播，说明了河西佛教准确地传承、发展了印度佛教的修行内核。寺庙和石窟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禅修者对修行地点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信仰者对世间福报的追求。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三万户居民迁往当时的国都平城，其中包括大量佛教僧众，当时东迁的河西高僧玄高、慧崇、昙曜、师贤等人对北魏朝廷崇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场战乱中，还有一部分僧人南下，使在这里初步本土化的佛教思想和修行方法散布全国，对巴蜀、中原和江南佛教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僧人的散失，凉州佛教衰落，译经和禅修中心东移，修建佛窟的传统却保存了下来。

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视对西部的经营，河西走廊畅通无碍，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再加上历代皇帝崇佛，走廊北部的高昌国也崇信佛教，这样的环境保证了佛教在河西走廊平稳地发展繁荣。然而，此时的佛教中心已经东移至长安，河西佛教的义理和修行都衰落了，鲜见有影响力的高僧。相对而言，因高僧途经河西而举行的佛教活动增多，佛教信仰世俗化的特点突出。印度高僧达摩笈多在东来途中曾在高昌、瓜州停留数年，玄奘西行求法时曾在凉州、瓜州逗留讲经，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邀请唐密高僧不空到河西讲学，不空在河陇地区游历3年，其间住持凉州开元寺。然而，河西百姓信仰佛教的热情不减，可见许多民间抄写经咒、修窟塑像、供养寺僧的记载。河西走廊从义理佛教的输出地，变成了因地理因素而重要的佛教信仰地。

三、唐朝中期到宋，汉传和藏传佛教在河西融合

764年到781年，凉州、甘州、肃州、敦煌先后被吐蕃政权攻占，此后百年间，河西走廊一直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与中原的交通被切断。最初攻占河西时，吐蕃正值赤松德赞掌权，距离松赞干布从祖国内地和印度引入佛教已有一百多年，佛经翻译初具规模，僧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并在世俗政治中掌握实权，佛教在吐蕃已经有较大影响。吐蕃占领河西时期，几代吐蕃赞普曾驻扎敦煌处理政事，王妃和宰相也曾在此组织译经和抄经。据统计，“当时仅有三万人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这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已修凿了57个洞窟，并补绘前代洞窟约20个，重绘约11个，合计今莫高窟中保留有吐蕃时期内容的洞窟88个”，可见敦煌等地的佛教不仅免于唐武宗的会昌法难，而且保持一贯的兴盛发展。可以推测，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实行了保护佛教的政策。吐蕃王室与河西佛教也有交集，河西高僧昙旷晚年著有《大乘二十二问》，从其自序中可以看出，是为了应答吐蕃赞普对佛教义理的疑问而作。敦煌禅僧摩诃衍入藏并参与了佛教义理的顿渐辩论，禅宗思想传入吐蕃，对藏传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藏汉佛教的融合是河西走廊佛教发展的必然方向，在吐蕃统治晚期，精通藏汉文的“大蕃国大德法师”法成和尚，就是当时河西佛教融汇汉藏的集大成者。法成被称为“敦煌译经三藏”，以藏汉经典的翻译和唯识宗经论的传讲而著名。他所翻译的经典，由汉译藏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贤愚经》《解深密经疏》等14种22部；由藏译汉的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菩萨仪二十颂》《萨婆多宗五事论》等。公开宣讲的经典以《瑜伽师地论》为主。他去世后，弟子法镜以宣讲《净名经关中疏》著名，他曾经到长安面圣，并受到褒奖。法镜之后，法成的弟子法海曾讲授《大乘百法明门论》。

848年，吐蕃陷入内乱。随后的一百多年，吐蕃地方陷入分裂割据状态。敦煌豪族张议潮趁机占领瓜州和沙洲，河西走廊西段进入近一个半世纪的归义军统治时期，直到1036年被西夏剿灭。中段的甘州872年被甘州回鹘占领，1028年归入西夏。东段的凉州则在861年短暂归唐之后，862年又被吐蕃占领，五代初期，凉州被汉人统领，五代末到宋初演变为吐蕃潘罗支统治，宋朝时由吐蕃折逋氏和潘罗支任首领，直至1014年被党项吞并。从唐末、五代到宋初，河西走廊基本处于政权割据对峙之中，东、西、中段三地自立政权领袖，都接受中央政权的册封，向中央政权朝贡，这使河西走廊保持基本畅通。此时，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处于东部，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在唐朝时开通，陆上丝路在经贸上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然而，河西走廊作为通向西域的咽喉，仍然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河西走廊及其周围前后出现的政权，西昌回鹘、唃厮啰、辽、宋等，境内都盛行佛教，统治者们多数有佛教信仰，并对佛教普遍采取了扶植或利用的策略，僧人参与政治和外交，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佛教文化仍旧是河西走廊一带民间信仰和政治生活的主色调。然而，这一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义理修证力量衰落，在僧人法成及其弟子的佛教义学湮灭后，就失去了影响力，佛教更多地与政治和民间信仰结合，成为世俗化的信仰形式。归义军时期的名僧还有任都僧统的洪辩。敦煌文献中留存有3篇对洪辩的赞文，从中可知他擅长持戒和禅修，操行和辩才都很好，是当时广受尊敬的一代名僧。归义军中后期，河西走廊的佛教界鲜有有影响力的高僧，僧团戒律废弛，宗教活动以求福禳灾为主。

四、西夏时期，河西走廊藏传佛教兴盛，汉藏佛教并荣

党项建立西夏后，河西走廊归入西夏（1138年—1227年）治下，与中原的交通再次受阻。虽然西夏并未切断这条道路，但对过境的官员和商人非常严苛，对僧侣则非常宽容，不仅免征关税，而且礼遇有加。大多数来宋的贡使和商贾改走青海道，河西走廊上的商贸活动减少，但佛教活动不仅不减，反而因为西夏皇族的推崇而兴盛。由于党项与吐蕃的关系密切，他们的商贸往来主要通过党项故道进行，这条路“从兴庆（银川）往南，或从长安西行，经过凤翔、凤州（凤县）、成州（成县）等地至武州（武都，茶叶集散地），从武州沿羌氐东路西出叠部，由叠部向西南行，至阿坝，再往西北，经久治、班玛等地，翻巴颜喀拉山，至中坝（产马之地）与吐蕃交贸”。通过这条道路，藏传佛教僧人和西夏之间交往不断。

西夏历经十帝，治国近两百年，始终兼容汉传和藏传佛教，以之为治国和外交手段，并发展出了完备的佛教管理制度，河西走廊的佛教此时达到了又一个高峰。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尊重儒、道和民间原始宗教，呈现出以佛教为主的多元并存的信仰格局。党项早有信奉佛教的传统，这是西夏皇室崇信、重用佛教的重要的心理原因之一。西夏境内多民族融合聚居，占主体的汉、吐蕃、党项、回鹘和鲜卑都有佛教信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记记载了罗太后誓要“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的愿文，体现出西夏皇室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及对吐蕃、党项和汉族包容尊重的态度。西夏周围的辽、宋、吐蕃、西昌回鹘等，佛教都占据重要地位。这样的情况决定了佛教在西夏的重要性。

河西走廊是以汉、藏、回鹘为主要民族的地区，再加上凉州被设为陪都，使得佛教在此发展繁荣，敦煌和凉州再次成为佛教中心。西夏上层在敦煌的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等处开凿、重修洞窟，绘制壁画，供养佛像，清理积沙，供养僧众诵经修行。甘州、凉州形成的佛教中心以建造或重修寺庙、供养僧众、译经刻经为特色。西夏名寺在凉州地区有护国寺、洪元寺、圣容寺、崇圣寺、海藏寺、杂木寺、贺家寺等等。据说护国寺始建于阿育王时代，乾顺帝于1093年大规模修缮，有《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留存至今。甘州建有卧佛寺、崇圣寺、诱生寺、大觉圆寂寺、禅定寺等。

西夏佛教的一大特色是汉藏佛教交融鼎盛。唐朝时，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已经成功与本土文化融合，禅宗的兴盛表明佛教在教义、修证、教制等方面完全实现了本土化。到了宋代，佛典集结从官方深入民间，当时流行的大藏经版本共有5种，除开宝藏为官方刻印外，万寿藏、思溪藏、毗卢藏、碛砂藏等都是民间版本。西夏先后6次从宋朝求取、获赠大藏经，依其为底本刻印汉文大藏经，并译为西夏文，在境内广泛流通。西夏与吐蕃渊源甚深，可以称“水乳交融”，党项人很早就有藏传佛教信仰。研究证明，西夏从建立初期就有一些译自藏文的经咒和仪轨，天梯山石窟、莫高窟、亥母洞遗址等都发现了由藏文翻译为西夏文的经本和刻板。黑水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有西藏特点的唐卡和绘画、译自藏文的佛教文本133种，还有以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从西夏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到西藏特色的烧施结坛法事仪轨。莫高窟第465窟，有西夏时期建造的藏传密教坛城。西夏时期的富有藏密色彩的绘画、建筑、擦擦等在榆林窟和东西千佛洞都有大量发现。至11世纪，藏传佛教已经从“灭佛”中恢复过来，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发展为诸多宗派，以噶举派和萨迦派最有影响力。西夏在与青塘唃厮啰政权修好之后，重用藏传佛教，与这两派往来密切。夏仁宗曾派使迎请噶举派都松钦巴，并供养他所在的粗朴寺；都松钦巴派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传法，被夏仁宗封为国师，后升任西夏第一任帝师。其后，噶举派的喜饶僧格、藏巴·东库瓦旺秋扎西也曾做过西夏皇帝的帝师。刘立千称“西夏人多甸木雅贡仁去拉萨东北墨竹工卡建止贡寺，弘扬大手印及那若六法等教授”。按照《萨迦世系史》的记载，西夏王室在萨迦派三祖时期与萨迦派有了往来，西夏皇族后裔有一支住持昂仁寺，并且“西夏灭亡后其皇室子孙继续活跃在西藏和元代的政治和宗教的舞台上，为萨迦派的发展作出贡献”。

西夏繁荣的佛教文化和重用僧侣的施政深深影响了蒙古。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后将西夏作为第一个进攻对象，在对西夏的战争中，河西走廊是最早的战场。1205年，蒙古出兵从河西走廊西端的力吉里寨进入走廊，纵兵侵掠瓜州、沙洲。1226年，蒙古先后进攻沙州、肃州、甘州、西凉府，占领河西走廊。此时，西夏藏传佛教的上层僧人已经和蒙古上层领袖有往来，成吉思汗攻下西夏后曾问法于西夏帝师旺秋扎西，并召请萨迦派喇嘛察克罗乍斡阿难达噶尔贝前来宣讲佛法。窝阔台汗时，阔端镇守河西。阔端信仰萨满教，并对佛教有所了解，“身边已有几位藏族僧人”，但教理水平都不高。为征服吐蕃，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于1247年在凉州会晤，萨班代表藏传佛教诸派同意吐蕃全境归顺蒙古，阔端接受金刚灌顶，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信徒。此后，萨班在凉州讲经传法，直到身故。他的侄子八思巴10岁时就跟随他从吐蕃来到凉州，17岁继位成为萨迦派教主，在凉州继续弘法，1253年应忽必烈召请离开凉州前往六盘山。萨班和八思巴在凉州停留了10年，藏传佛教成为凉州佛教的主流，金塔寺、莲花寺、海藏寺、白塔寺等成为主要寺庙。

五、结语

首先，在元朝之前，河西走廊上佛教文化有两个兴盛的高峰。第一个高峰在五凉时期，汉传佛教在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过程中，由于河西走廊在交通上的不可替代性，以及河西本地文化的兴盛而使佛教在此初步中国化，形成了敦煌和凉州两个佛教义理和修证中心，高僧辈出、经论传译是其重要特点，汉传诸宗所依的主要经论都与河西走廊有一定的联系。第二个高峰在西夏中后期，由于吐蕃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发展和传播，以及西夏皇室百年如一的崇佛政策，正在发展中的藏传佛教与完成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在此融合发展，敦煌和凉州再次成为佛教中心。这个高峰体现出了佛教世俗化的特点，僧团社会地位极高，但戒律颓废。

其次，河西走廊上佛教文化的发展连绵不断，除了与本地政治文化因素有关，其地理交通上的独特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汉至西夏的一千多年里，除了“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段，河西走廊的南北交通基本保持畅通。交通通畅确保了河西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以及佛教文化的不断输入。五凉时期，河西走廊负担着由西域向中央王朝的佛教文化输送。唐朝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佛教中心东移，而且唐中期，汉传佛教的格局已经形成，佛教输入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进入了与本土文化深入融合发展的阶段，这使河西走廊上佛教输入减弱。西夏中后期，吐蕃佛教的强势发展和党项的政治需求突出了河西走廊连接南北的作用，通过河西将佛教文化输入蒙古，为元朝之后藏传佛教的兴盛提供了基础。

第三，交流交融是河西走廊佛教文化的显著特色。河西佛教在形成之初，就受到了多民族的共同信奉。河西走廊多民族聚居的历史传统，造就了其佛教文化的包容性和交融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藏佛教不仅彼此融合，而且与道教、儒教、景教、伊斯兰教和多种民间信仰融合，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形态。这些融合的形态，在河西走廊丰富的石窟、壁画、寺庙建筑和多种多样的民间艺术中都有体现。而且以慈悲圆融为主调的佛教文化也为河西走廊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社会和谐、家国平安成为走廊地带信众共同追求，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时至今日，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河西走廊作为中华民族和谐繁荣的记载者、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见证者，是中华民族和合一家的典型代表，对我国的文化发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