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法唐,汉族,山东省肥城人,1922年7月生。1938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连政治指导员,营总支书记,旅组织干事、后勤部总支书记,县大队副政委、政委、县委委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团长兼政委等职。1950年2月起历任师副政委、中共昌都工委委员、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后改地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西藏工委委员。1962年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政委。196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71年起历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80年起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等职。1985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授中将军衔。1998年10月离休。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从泰山到珠峰——阴法唐回忆录》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引言
人生在世,其走向与所处时代和环境有关,与所受影响有关(包括家庭影响和所受教育及与人交往等),当然,还看个人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选择是主要的,客观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但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在党的指引、领导下发挥自身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问题了。
——阴法唐
自序
夕阳红似火,回首未蹉跎。
《从泰山到珠峰》这一小作,实际上是我一生的大事记录,即回忆文章。
首先说明的是,我为什么还要写我个人的回忆文章,为什么到92岁时才写?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问,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写我的个人回忆文章,总认为写些政论文章就行了,即便写论文,也很少挂“我”字。1999年,全国政协办的《纵横》杂志约我写稿,题目商定“解放西藏: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内容照例未挂“我”字。主编提醒我说,“不挂‘我’字权威性不够”,从那时起,才开始注意这一点。就在那时前后,有几位同志向我提出写回忆录的事,甚至还提出代我写,我只要谈谈就行了,可以录下来整理。当时我想,我已写了那么多文章,还和其他同志合写过些。西藏过去一段党史军史的编写,我几乎都参与过,有的段落还是我起草的,还需要自己再写吗?进入21世纪后,又与大部分第一批进藏而又有代表性的老同志合写了《解放西藏史》(获得过中共党史研究和国家有关部门及国家的三种奖),还出版了《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更感到自己的回忆文章没写的必要了。
相反地,文笔很好的一些同志,包括一些老同志和家人,建议或催促我写回忆录的呼声愈来愈高。他们认为,有了西藏的党史军史,还有不少的回忆文章,固然对西藏的当代史基本上说清楚了,但如再有我的回忆录,不仅对西藏党史军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且易对西藏那一段历史情况的一些问题串起来,包括我所起到的作用。
我之所以过去没写回忆录,除上述认识和考虑外,还有另外几个原因。一是我主要写政论文章,写中央领导的治藏思想和方略以及实践,我们党在西藏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和业绩及代表人物。二是我还有个等待思想。中共西藏工委、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18军、西藏军区第一批或西藏军区成立前,主要领导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之后,范明、王其梅、陈明义、李觉、刘振国、天宝(桑吉悦西)、平措汪杰等第一代领导都有了“传”或回忆录后,我再写。三是我一直在忙,离休了还在忙,难以腾出手。
原18军154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管学思、宋次中、阴法唐;后排左起:史洛、吴忠、郄晋武
现在情况已经变化,第一点我要写的政论文章,从我的责任和愿望来说,可以说基本完成;第二点从老领导的自传和其他同志为他们写的传记来看,都已有了;至于第三点,我虽仍常有些事,但时间已较好支配。
晚写的不利条件是,失去了很多时间,许多了解情况的同志已先后离去,有的也和我一样,记忆力、笔力等大大減退。另懊悔我未能像阿乐、夏川、郄晋武、魏克、杨一真、倪扶汉等一样坚持写日记,掌握的材料不足,有些也不便查考,困难还是很大的。
我要写的,是从参加革命至现在的事,正好80年。从题材来看,既不是编年史,也不是叙事史,而是类似革命、工作和生活经历的记录。当然,离不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作为解放战争一部分的向西藏进军和以后建设西藏的一些问题。至于离休以后的事,比较重要的,只能有选择地写一点。这几部分又以主要篇幅写涉藏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书名定为《从泰山到珠峰》的原因。
1950年11月,昌都战役后在铁宝鑫先生的楼上瞭望昌都全景
我随部队从泰西地区(山东泰山以西)至鲁西,从晋冀鲁豫到中原地区,再到华东地区,然后到大西南,一直抵达西藏,步行大半个中国,最后回到祖国心脏北京,如果加上原来的西康省,整整在 15个省区市落过脚、工作、战斗过。在解放军大军区中的四个大军区和第二炮兵(现在的火箭军)任过职,还在一个大军区劳动过,加起来就是6个大单位了。等于组织上给了我许多难得而又少有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这在全解放军是少有的。
我这多半生也很有意思,以1950年起,进藏是两进两出。第一次是1950年进藏,1971年出藏;第二次是1980年进藏,1985年出藏。两次共约27个年头。我常说二十六七年。离休后又以地方为主做了一些工作。从解放西藏到建设西藏,是先军队后地方,从地方回军队,军队到地方,出西藏又是军队。以西藏工作时问说,地方工作时间稍多于军队(其中还劳动两年),而既以地方为主,却都又挂了军职,还授了街。很多与众不同。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后,部队撤离德让宗时当地群众欢送
我从1938年起参加了抗日战争,参加的战斗也不少,但由于我的职务等原因,真正独立作战,单独指挥的战斗基本没有。只有从115师343旅(后改为教导3旅,再后大部分改为冀鲁豫8分区)下到濮县大队后才有变化。那时接触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的时间也稍多了些。
解放战争(包括进军西藏)虽只4年多,参加和参与指挥的战斗反而较多(都是指大战役中的战斗)。
1950年以后,全国除抗美援朝和几个反击战外,就没有有规模的战争了。西藏不同,从1950年1月2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起,至1962年,12年中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这三大战役,我都参加和参与指挥过。一是为和平解放西藏而进行的以战促和的昌都战役。二是平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反对改革进行分裂而发动的叛乱,铲除叛乱根源、解放百万农奴而进行的民主改革,时间约3年。不过我所参加的平息叛乱,只是在局部地区,时间也不长。三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进指挥部政委,后实际上指挥两个师作战)。之后还参加了反击叛逃武装回窜斗争。在这十几年中,虽然参加战斗不少,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做地方工作。
1980年第二次进藏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在区党委大院内的住房旁留影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这一生,对比起来,在西藏工作时间最长,相对而言,了解西藏情况也多些。
西藏是祖国的西南边陲,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占祖国面积八分之一,是青藏高原的一半。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好多外流江河都发源于这里;有仅次于大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全国少有的矿产资源;地热和温泉在全国首屈一指;药材特别多;有大片的牧场和众多的牛羊;还有更可贵的勤劳、智慧、朴实、勇敢的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又因它战略地位重要,早就为帝国主义所觊觎。1903年,英帝国主义第二次侵略西藏战争,使一个僧侣贵族统治的反动、黑暗、残酷而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又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即使我们进军拉萨、江孜、亚东一带后,最初几年还是和继承英帝国主义特权的印度商务代表处和印度兵营等机构和平共处过。清朝末年和国民党时期实行大民族主义政策,造成汉藏民族隔阂严重,英帝国主义又培植了一批亲帝国主义分子,加上西藏地方政府的非爱国主义态度,在共产党、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国国防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斗争极为尖说。党必须有符合西藏实际的治藏方略及远大的战略思想,必须极为慎重,必须正确地制定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外交政策等涉及西藏的各种政策,必须有坚决、忠实、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紧密联系西藏人民,必须坚忍不拔地长期苦干,十分耐心和必要的等待。
1998年8月13日,成立阴法唐江孜小学基金会,初始基金26万元。图为捐赠现场。
综上所述,从我的工作时间、投入的力量和铸造的感情来说,我要写的回忆文章,必须以西藏为主,这也是我写回忆文章的初衷。我的一生中,在西藏工作的时间最长,走的路最多,吃的苦最多,做的工作最多,与群众接触最多,扶持培养的人、团结教育的人、争取改造的人也最多,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特别是与达赖集困的斗争用的功夫也最大。各方面都有经验教训。从这方面看,西藏的问题复杂,难写而又最需要写,从我所经历的事情来看,也值得写。当然主要还是围绕党的治藏方略、方针政策和实践活动来写。本着坚持真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服从大局、注意团结、照顾影响、有利工作的原则。成绩说的适当(有的还要低调),涉及别人问题适当点点。在文字上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朴素的笔势。至于能否达到目的,起到些作用,还要靠各方同志和朋友指点帮助批评纠正。
后记
滔滔黄河向东流,汹涌白浪入海中。
我的这本《从泰山到珠峰》小作正相反,是向西行的。
参加革命在泰西,
西行走遍几省区,
步步升高珠峰到,
祖国大地尽逍遥,
回首落居京西里。
回顾我这一生,从参加革命时起,战争年代,沿着山东一河北一河南一江苏一湖北一湖南一贵州—四川一西藏这条线,转战大江南北、祖国各地,共9个省区,大半个中国,约占全国面积的45%。那时,没有飞机和汽车,仅靠两条腿或四条腿(马)。之后,又到过辽宁、福建,回到山东,再二度进藏,最后落脚于北京。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军队,又从军队到地方,再从地方到军队,几经转换,虽然遇到的问题不少,但受益匪浅。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和要求在几个方面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最后一个方面是建党问题,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也正是我这本《从泰山到珠峰》小作的核心主旨。
事情就是这么巧,《从泰山到珠峰》基本完稿时,适逢2020年新年到来。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回忆这100年中,我是跟党走的。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而且想办法干好。
老骥伏枥,我心永恒。我虽然已近百岁,但仍将继续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有生之年,我仍将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我这本《从泰山到珠峰》回忆小作,历经2013年至2020年整整8个年头才完成。其间,得助于秘书王业本、老伴李国柱以及有的子女的查考、修改、整理,其他工作人员任张宝、何鹏、吴乃栋、袁植桂、黄义凯、刘怀忠、周仲峰等帮助;得助于郑相豪(20世纪80年代秘书)简化了书名,提出了注意事项;得助于郄晋武、魏克、李传恩、路晨、王达选、吴晨、王贵、黄可、张小平、范向东、翟向东、徐剑、车明怀、顾保孜、冀文正、汪德军、李天明等专家学者赐言(有直接的、有间接的)。特别得助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安七一、毕华、廉湘民、洪涛,中共中央党校王小彬,以及其他同志、战友、朋友的支持、帮助出版。
小作尽量使人看得清楚,并便于专家、学者和其他有兴趣的各方人士修改、补充和润色。但因我水平有限,加之记忆力减退,有些问题无法查考,是否如愿,请各方战友、朋友和同志批评指正。
阴法唐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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