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周炜、索文清主编:《吉祥宝藏》

发布时间:2021-10-23 16:00:00 | 来源: | 作者: | 责任编辑:

《吉祥宝藏》(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上册为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史料文物、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下册为西藏珍藏的中原及皇家瑰宝。

前言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两大宗教领袖,是最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历史上,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名号和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是经过历代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批准而确立的。同时,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把请求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批准继位,看作是遵循历史定制、巩固自己政教地位和行使合法权力的重要依据,把拥护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执行中央政令,看作是自己的职责。由此世代相传,形成了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脉相承的爱国传统。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是在西藏历史和宗教发展的特殊形势下诞生的。公元7世纪中叶,佛教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西藏后,经过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扶植,开始建庙供佛。公元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即赞普位,开始大力兴佛,迎请印度高僧入藏传法,修建寺院,制定兴佛法规,使佛教在西藏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弘扬。公元9世纪,朗达玛毁寺禁佛,佛教遭遇了近百年的沉寂磨难,直至公元10世纪末叶,才在西藏再度复兴,后人把这个时期复兴起来的、具有鲜明西藏地域特点的佛教,称做藏传佛教,或称后弘期佛教。

藏传佛教是在西藏社会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对以后西藏社会的历史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诸多元素,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产生时间不同,控制地域各异,但是背后都各有新兴封建主们的支持,代表着不同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较为著名的教派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以及相继问世的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等等。

公元13世纪中叶,蒙古王室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元朝皇帝在治理西藏时看到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势力的作用,特别倚重萨迦派势力统治全藏。明朝承袭元朝的做法,但不只倚重萨迦一个教派,而是采取“多封众建”办法,对各教派上层领袖人物普遍加以封赐,给予权力实惠,以便于对西藏地区各教派势力的监督和控制,求得平稳与安定。

明神宗敕封索南嘉措“朵儿只唱图记”(1578年)

各派宗教上层僧侣受封于皇室,掌握了所占地区的政治经济大权后开始蜕变,他们不守戒规,不习经典,利用手中特权聚敛财富,追逐世俗名利,致使当时的佛教呈现出一种“颓废萎靡之相”,逐渐失去民心。社会迫切需要一位有作为的人物出来扭转危局,宗喀巴正是这时顺应历史潮流,适时大胆地进行宗教改革,促使了新教派的诞生。

宗喀巴(公元 1357~ 1419年),原名罗桑扎巴,出生于宗喀地方(今青海省湟中县),7岁时出家为僧,16岁到西藏求学,投师于各派高僧门下,修持显密佛典,著书立说,吸纳诸教派之所长,针对藏传佛教当时出现的种种弊端,鲜明地提出:僧人要斩断与世俗各种物欲的联系,严持戒律,过严格的出家人生活,在修习制度上,主张显密兼修,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学经组织要与经济组织严格分开,摆脱世俗封建主对寺院经济的操纵和控制,等等。他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噶举派帕竹政权掌权人扎巴坚赞的支持。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宗喀巴在拉萨举办了首次祈愿大法会,吸引万余僧人云集拉萨,听他讲经说法。同年,他在拉萨东北达孜修起了甘丹寺,作为自己常年修持的道场。这表明他及其追随者已独立于其他教派之外,有了宣传自己学说和主张的固定基地,标志着新教派的诞生。此后,在他门下聚拢的弟子信徒越来越多,他的弟子们在西藏各地,又相继建起了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强巴林等著名寺院,使新教派的实力和声望在西藏地区迅速增强扩大。广大僧俗群众支持宗喀巴及其弟子们的宗教改革,把宗喀巴创立的教派称为格鲁派(藏语意为“善律”),因为该派僧人在法会上戴黄色桃型僧帽,以示重振戒律,故世人又将该派称为黄帽派或黄教。

格鲁派创立于公元15世纪初,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教派,可是却后来居上,发展迅速,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有影响、实力最强的教派。它的发展壮大,初期离不开和硕特部蒙古首领的辅佑帮助,更离不开后来清王朝的大力扶植支持。在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中,格鲁派实力不断膨胀扩大,开始拥有了数量可观的寺院,聚集了雄厚的寺院财富。为了维护所据有的宗教特权和寺院经济社会地位,格鲁派采纳噶举派之噶玛噶举支派最先创建的活佛转世制度,用这种特殊的传承方法确保在教派内部始终能有统一固定的首领人物主持寺院集团的内部事务,对内巩固扩大既得的权势和地位,对外则顶住其他教派的压力,利于同他们角逐和抗衡。这是格鲁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寻求自身发展而确立的特殊制度,由此后来产生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活佛转世制度经过格鲁派的长期实施和完善,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被沿袭下来,造就了以后在西藏各教派中出现的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转世活佛。

这里先说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它创建于公元16世纪。公元1546年这一年,承担着格鲁派寺院领导权的哲蚌寺上层僧侣们,在寺主根敦嘉措圆寂后,从堆龙德庆县寻访到一名年仅4岁的幼童,起法名索南嘉措,称他是根敦嘉措的转世,将他迎入寺内供养,做了格鲁派寺院势力的领袖。这便是格鲁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开始。

索南嘉措是格鲁派达赖活佛转世系统中的三世达赖喇嘛。公元1571年,入踞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明朝封赐为顺义王的俺答汗为巩固在青海的统治,迎请学识渊博、声名远著的索南嘉措去青海弘扬佛法。俺答汗于明万历六年(公元 1578年)赠索南嘉措一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尊号是汉语、藏语、蒙古语和梵语的混合体,含意是“具有最高成就、超凡入圣、智慧博如大海的上师”。自此,在西藏历史上正式有了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来,格鲁派寺院集团又追认索南嘉措的前世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宗喀巴的嫡传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圆寂后,俺答汗的一个曾孙被认定为前世的转世灵童,起法名云丹嘉措,成为四世达赖喇嘛。从索南嘉措开始,历世达赖喇嘛都把哲蚌寺作为母寺。

“达赖喇嘛”是蒙古地方首领首先赠予格鲁派宗教领袖的尊号,尚不具备政治权威和法律效力。到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公元1617 ~1682年)做了哲蚌寺的住持而执掌教权以后,正值满族贵族势力在东北崛起,满族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领袖们的作用和在蒙古、藏等民族地区的影响,曾多次遣使进藏通好,力邀“至尊无上大喇嘛”到满、蒙地区传教。顺治皇帝在北京即位后,当年就邀请五世达赖喇嘛晋京入觐。经过几年准备,五世达赖喇嘛终于在顺治九年(公元 1652年)率众晋京。他在北京受到朝廷的隆重接待,翌年返藏途中,顺治皇帝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予金册、金印。从这时起,具有政治意义和法律效力的达赖喇嘛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得到了中央政权的确认。此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继位,都必须经中央政府的册封批准,遂成为一项定制。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就此正式确立。

清世祖敕封五世达赖喇嘛册文(1652年)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的出现,比达赖活佛转世系统要晚。最早被称为“班禅”的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罗桑却吉坚赞 (公元 1570 ~ 1662年),他是一位博学多才、谦逊大度,在蒙藏僧俗大众中深受尊崇的宗教首领。五世达赖喇嘛未成年时,他实际执掌着格鲁派政教事务的决定权。他曾与五世达赖喇嘛策划,密招驻牧天山的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率兵入藏,推翻了藏巴汗政权,剪除了格鲁派敌对势力的威胁,为五世达赖喇嘛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和格鲁派的发展壮大立下了卓著功勋。公元1645年,固始汗赠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尊号。班禅是藏语“班智达钦波”的简称,意为大学者,“博克多”系蒙古语,意为智勇兼备之人。从固始汗将此尊号赠给罗桑却吉坚赞以后,它才成了历世班禅专有的尊号。罗桑却吉坚赞以前三世班神是追认的,一世班禅为宗喀巴的嫡传弟子克珠杰,二世班禅为索南确朗,三世班禅为罗桑顿珠。自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年),康熙皇帝下旨赐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谕旨称:“班禅呼图克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系满语,意为“瑰宝”。从此,班禅额尔德尼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也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继位,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和批准,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就此正式确立。

清圣祖颁给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金印(1713年)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诞生,是西藏政治、宗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自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受封后,两个系统的活佛转世,都在中央政府的监护之下进行,历世转世灵童都要报请中央批准认定。清朝中叶以后,乾隆皇帝还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以杜绝活佛转世中的弊端。中央政府册封历世达赖、班禅,按例都赐给册文、印信、敕诰、名号、礼品等等,使他们在西藏地方颁发命令文告、行使政教职权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增强和提高他们的政教地位,稳定西藏地方局势,中央政府还曾划定了两大活佛在前后藏的治理区域,同时扩大寺院庄园和差役数量,经济上给予种种特殊优惠和支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格鲁派逐步巩固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成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政权中最受重视的政教领袖。

金本巴瓶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深知,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是经中央册封赐予的。作为地方领袖,为了表示对中央大皇帝的恭顺臣服,每年都按例向皇帝上书请安谢恩,禀报自己的从政从教及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并沿袭元、明两朝的做法,派遣使团向皇帝进贡方物。初期,这种进贡的时间次数并无定制,直到清雍正初年方规定达赖、班禅分两班隔年轮流遣使进贡,后又改为各隔两年派使进贡一次或合并来朝进贡。遇有朝廷庆典,皇帝、太后万寿等节日,还要特别派遣堪布进京呈进丹书克及贺礼。西藏宗教领袖们的朝贡活动已成常态化。所进贡品、礼品都经过精心挑选,大多为藏传佛教佛像器物,间有土特产品和生活用具,如五色哈达、各种曼扎、各类佛像、唐卡、八宝七珍、经卷、银塔、银轮、法鼓、铃杵、念珠、海螺、舍利,以及藏香、藏药、氆氇、饰品、果品等等。清廷对西藏来的朝贡使团,不管是达赖所遣,还是班禅所遣,一律热诚相待,厚加赏赉,给予大量丰厚的回赐,以此彰显中央政府和大皇帝对西藏宗教领袖们的重视和关怀,体现中央政权的权威和对西藏地区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

五世达赖喇嘛银像

(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朝觐时进献的礼品)

观音菩萨像(白檀香木,1745年贡品)

达赖、班禅通过对皇帝定期呈献贡品、礼品,表达他们对大皇帝的拥戴和臣服,密切与中央的感情联系,在政治上、宗教上增强号召力,同时也借此在经济上得到厚赏实惠,以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名望和统治地位。因此,达赖、班禅及其他僧俗首领,历来都十分重视这项朝贡活动,并以得到中央的封赏、赞许为荣。从清初至清末的二百六十多年历史中,历世达赖、班禅同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这种联系仍在继续。

中华民国政府就授予九世班禅

额尔德尼名号事颁发的命令(1931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刚刚亲政不久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新中国的诞生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欢欣鼓舞。他们多次表示信赖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两位宗教领袖在20世纪 50年代初期,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大量礼品,以表达他们热爱新中国、热爱人民领袖的感情和共建新西藏的决心。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同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违背了藏传佛教的爱国传统,在背离祖国和西藏人民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金盾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敬献给毛泽东主席的礼品(1951年)

1995年,中央人民政府册立了经金瓶掣签产生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作为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向中央敬献了珍贵的礼品,是为历世班禅爱国爱教传统之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给

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之金印(1995年)

药师佛像唐卡

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的礼品(1995年)

从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形成至今,已历经了三百多年的沧桑岁月。随着岁月流转和战乱流失,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历世达赖、班禅呈进的贡品、礼品,已存世不多。它们是来自距天空最近的雪域高原上的珍品,是价值连城、真实可信的物证。它们从一个侧面证明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是由历届中央册封批准认定的,他们始终保持着同中央政府绵延持久的紧密联系,这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对西藏地方行之有效的主权管理,从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真实。

(本文图片均翻拍自《吉祥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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