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当派（ བཀའ་གདམས་པ ）是依据阿底峡（ཨ་ཏི་ཤ）从１０４２年到１０５４年在阿里和卫藏地区所传播的教理教法，经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འབྲོམ་སྟོན་པ） １０５５年和１０５６年创建卓玛拉康（ སྒྲོལ་མ་ལྷ་ཁང）和热振寺（རྭ་སྒྲེང་དགོན），再吸收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的一些高僧和寺院，最终所形成的一个教派。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按照创立的时间算，噶当派其实是最早创立的一个教派，在它之后的萨迦派和噶举派，都受到过噶当派的影响，而自称为“新噶当派”的格鲁派更是与噶当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探讨噶当派的历史是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仲敦巴在建立热振寺以后，直到１０６４年他去世为止的八、九年当中，一直以讲经授徒为业，常住在热振寺向他学经的僧人有五、六十人［１］。仲敦巴死后，由阿底峡的另一个弟子南交钦波（ རྣལ་འབྱོར་ཆེན་པོ）任热振寺的堪布，南交钦波在任期间对热振寺进行了扩建。再后由阿底峡的另一个弟子衮巴哇（དགོན་པ་བ ）继任堪布。衮巴哇死后，有几年热振寺没有堪布，以后才由仲敦巴的弟子博多哇（པོ་ཏོ་བ）继任堪布。
在仲敦巴的弟子当中最著名的有三人：一个是博多哇·仁青赛（པོ་ཏོ་བ་རིན་ཆེན་གསལ་１０３１—１１０５年），一个是京俄巴·楚臣拔（སྤྱན་སྔ་བ་ཚུལ་ཁྲིམས་འབར１０３８—１１０３年），一个是普穷哇·宣奴坚赞（ ཕུ་ཆུང་བ་གཞོན་ནུ་རྒྱལ་མཚན１０３１—１１０６年）。其中博多哇和京俄巴两人分别收徒传教，发展成为噶当派的两个支派，即教典派和教授派。
到１３世纪中叶蒙古军进入西藏之前，噶当派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内部的一些派系和寺院系统，不过总的来说，噶当派仍然是一个依靠师承关系和学理经论联系在一起的教派，阿底峡和仲敦巴都没有形成一个明晰的有权威的领袖继承的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全派的中心寺院和能够统领全派的领袖人物，所以噶当派各个寺院系统之间关系不那么确定。在和世俗地方势力的关系方面，噶当派虽然有怯喀寺和基布寺由雅隆觉卧家族的人相继担任法座的事例①，不过寺院系统和家族势力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从地域分布看，噶当派的寺院和僧人分布从阿里到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地域很广，不过噶当派形成寺院系统的部分，主要是在拉萨附近的林周县和墨竹工卡县。总的来看，噶当派虽然寺院众多，但是由于交通困难，师承关系分散，一直难以形成一个领导核心。
一、多达那波入藏时噶当派所受打击及其后的恢复
１２３９年蒙古窝阔台汗的儿子阔端派遣多达那波率军进藏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以武力击溃所遇到的武装抵抗，二是与藏传佛教的首领正式建立联系，找到一个可以代表西藏的人物，并把他请到凉州去商讨西藏地区如何归附蒙古的大事。多达那波的进军，显然得到曾经在西夏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人和甘青一些藏族首领的帮助，所以能够克服道路不熟、气候不适应、后勤供给没有保障、沿途可能会遇到藏族部落阻击等困难，顺利抵达距离凉州两千多公里的拉萨河流域。由于噶当派的热振寺、杰拉康（རྒྱལ་ལྷ་ཁང）、博多寺（པོ་ཏོ་དགོན）、朗塘（གླང་ཐང་དགོན）都位于林周县，是多达那波从藏北草原进入拉萨地区必经的路口，而噶当派本来在甘青地区就没有基础，加上当时噶当派又没有领袖人物出面和蒙古军联系，因此噶当派的寺院杰拉康和热振寺就成为多达首选的给予打击的目标。《贤者喜宴》记载说：“成吉思汗（应为窝阔台）五十九岁的铁鼠年（庚子，１２４０年）从凉州阔端那里派出的以多达为将军的蒙古军队首次到达吐蕃。……蒙古军在朵思麻、朵甘思、索曲、热振寺等地方见人便杀，给热振寺造成了重大损失。达隆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出家僧人被杀。止贡寺的京俄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止贡寺未遭损害。”［２］从战斗中有５００僧人被杀来看，参加作战的噶当派僧人至少应该在千人以上，可能有附近的噶当派寺院朗塘寺、博多寺等噶当派寺院的僧人参加。因此杰拉康之战对噶当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规模和破坏程度远超出以前西藏地区的僧团和地方势力之间的互斗，这使得西藏各个教派的僧俗切实体会到蒙古军的战斗力量，因而对西藏各教派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不过，蒙古军的目标并不是要彻底打垮噶当派，杰拉康之战后，多达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出资修复战斗中毁损的殿堂。“后来霍尔多垛（ ཧོར་དོར་ཏོག即多达）心生懊悔，供施了许多升的金银，安排修复杰拉康。中间的神殿（ལྷ་ཁང་བར་པ）由尚拉（ཞང་ལྷ）组织修复了，‘达尔佛殿’（དེར་གྱི་ལྷ་ཁང）未能修复，‘恰扎佛殿’（བྱ་གྲགས་ལྷ་ཁང）修复其主要佛像释迦牟尼像，而且很好地作了开光法事。”［３］１２０
不久，杰拉康又恢复了寺院的管理秩序，由历任住持管理。《青史》记载杰拉康在元代的历任住持是：
格西乃丹（དགེ་བཤེས་གནས་བརྟན），１２５３—１２５６年。朗敦·僧格本（གླང་སྟོན་སེང་གེ་འབུམ），１２５７—１２７９年。堪布坝巴（མཁན་པོ་བར་པ），１２８０—１２８８年。绛曲善巴（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１２８９—１３０６年。衮邦拉日瓦（ཀུན་སྤངས་ལྷ་རི་བ），１３０７—１３２４年。堪钦·扎聂那察聂（མཁན་ཆེན་ཛྙ་ན་པྲཛྙ），１３２５—１３５１年。堪钦·坚白益西宁波（མཁན་ཆེན་འཇམ་དཔལ་ཡེ་ཤེས་སྙིང་པོ），１３５２年在任１年。堪布益西索南嘉措 （མཁན་པོ་ཡེ་ཤེ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མཚོ）１３５４—１３７９年［３］１２０—１２１ 。
与此相同，离杰拉康和热振寺不远的在墨竹工卡的怯喀寺（འཆད་ཁ་ད་གོན）、基布寺（སྤྱིལ་བུ་དགོན）系统在元代也延续了寺院的住持的职务，而且有了一定的发展。继承拉·隆格旺秋（ལྷ་ལུང་གི་དབང་ཕྱུག）的住持职务的是他的侄子拉 ·卓微衮波（ལྷ་འགྲོ་བའི་མགོན་པོ，１１８６—１２５９年，本名绛曲沃བྱང་ཆུབ་འོད，卓微衮波是尊称，字意是“众生依怙”）是觉卧南交长子雅隆觉卧小王觉拔（ཇོ་འབག）之子。他１６岁时去怯喀寺从拉·隆格旺秋受近事戒，并学习噶当派教法。１２３３年他继任为怯喀寺和基布寺堪布，在任共２７年（ １２３３—１２５９年）。这时博多寺的上座们和噶当派的其他有地位的僧人们，集议将博多寺及其若干支寺献给拉卓微衮波，并将工波地方以达巴（རྟ་བར）、补曲（སྤུ་ཆུ）、绛垄（བྱང་ལུང）三寺为首的３０个左右的寺庙委托他管理；塔波地方（ དྭགས་པོ）以喇打（བླ་མདའ）、甘门雪（ཀན་མོན་ཤོད）二寺为首的若干寺庙和寺属农奴也委托他管理。后来，在一段长时期里，由他指派这些寺庙的管家（དགོན་གཉེར）和属民的长官（མི་དཔོན）。这说明他除了管理从墨竹工卡到工布的这些寺院的事务以外，还有了管理寺院属民的权力。一次，涅地方（གཉལ）的桑波且寺（ཟངས་པོ་ཆེ）请他去主持一个大塔的开光仪式，此时，桑波且寺主又把桑波且寺及其支寺奉献给他，由他掌管这些寺庙的锁钥。又有一次受请去绒孜噶（རོང་རྩེ་དཀར）主持该寺的大灵堂（གདུང་ཁང་ཆེན་མོ）的落成典礼，他又接受了绒孜噶寺的支寺的管理权。他的影响又扩大到山南和后藏的一些地方［４］６１。
拉·卓微衮波之后，元代怯喀寺、基布寺的历任住持还是由雅隆觉卧家族的人担任，他们是：
拉·扎喀哇·洛追益西（ལྷ་བྲག་ཁ་བ་བློ་གྲོས་ཡེ་ཤེས，１２５０—１２８６年），１２６０—１２８６年。他是在１０岁时就担任住持，３７岁时去世。拉·素尔康巴（ལྷ་ཟུར་ཁང་པ），１２８７—１３１１年。拉 ·洛追沃 （ལྷ་བློ་གྲོས་འོད），１３１１—１３５０年。拉·仁钦僧格（ལྷ་རིན་ཆེན་སེང་གེ），在任年代不详。拉·释迦索南坚赞贝桑波（ལྷ་ཤཀྱ་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དཔལ་བཟང་པོ），在任年代不详，他在任时可能已经进入明代［３］３３９—３４４ 。
后藏的纳塘寺１１５３年由董敦·洛追扎（གཏུམ་སྟོན་བློ་གྲོས་གྲགས）创建后，经过董敦（１４年，１１５３—１１６６年？）、朵敦·喜饶扎（ ２０年，１１６７—１１８６年）、尚尊·多吉沃（ཞང་བཙུན་རྡོ་རྗེ་འོད８年，１１８７—１１９４年）、卓敦·都孜扎（གྲོ་སྟོན་བདུད་རྩི་གྲགས་ ３９年，１１９５—１２３３年）、尚敦·却吉喇嘛（ཞང་སྟོན་ཆོས་ཀྱི་བླ་མ１０年，１２３４年—１２４３年）、桑吉官巴僧格加布（སངས་རྒྱས་སྒོམ་པ་སེང་གེ་རྒྱལ་པོ１０年，１２４４—１２５３年）等历任住持，在元代也延续了寺院的住持的传承，他们是：
琛·南喀扎（མཆིམས་ནམ་མཁའ་གྲགས་），住持法座３６年（１２５４—１２８９年），他是八思巴的上师之一，时代比八思巴稍早。觉敦·门兰楚臣（སྐྱོ་སྟོན་སྨོན་ལམ་ཚུལ་ཁྲིམས），住持法座１５年（ １２９０—１３０４年）。尼玛坚赞（ཉི་མ་རྒྱལ་མཚན），住持法座７年（１３０５—１３１１年）。色邬哇·尊追扎巴 （བརྩོན་འགྲུས་གྲགས་པ།），住持法座１２年（ １３１２—１３２３年）。色邬哇·尊追扎巴之弟扎巴喜饶（གྲགས་པ་ཤེས་རབ），住持法座１２年（１３２４—１３３５年）。堪钦·洛桑扎巴（མཁན་ཆེན་བློ་བཟང་གྲགས་པ），住持法座４０年（ １３３６—１３８５年）。他的时代是在元末明初②。
从这些资料看，在蒙古军入藏的初期虽然噶当派受过打击，但是不久就得到了恢复，在元代噶当派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由于噶当派强调显宗教理的修学，主张由显入密，不太参与政治事务，加上各个支系联系松散，因此在元代西藏建立十三万户的行政体制时，没有形成噶当派掌控的万户、千户府，分散在各个万户府中的噶当派的寺院，在各万户府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二、元代噶当派和萨迦派的关系
元代萨迦派在西藏取得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领导地位，噶当派的僧人对于萨迦派的掌权的态度有着不同的表现。由于八思巴对各派僧人采取允许他们信奉各自教派的教法的政策，一些噶当派的僧人对萨迦派采取了支持和拥护的立场。《萨迦世系史》记载说，１２５５年八思巴在河州受比丘戒时，从西藏专门邀请来的传戒上师中，涅塘巴·扎巴僧格（སྙེ་ཐང་པ་གྲགས་པ་སེང་གེ）、恰巴·却吉僧格（ཕྱ་པ་ཆོས་ཀྱི་སེང་གེ）从名号看应是噶当派的高僧。该书还说八思巴的主要的上师中就有纳塘寺的堪布琛·南喀扎、哲浦寺住持贡噶贝（ཀུན་དགའ་དཔལ）、哲浦巴格西·本巴沃色（བྲག་ཕུག་པ་དགེ་བཤེས་འབུམ་པ་འོད་ཟེར）、恰译师的上师尼玛贝（ཉི་མ་དཔལ）等噶当派的高僧［５］（ 藏文） １７３—１７４，（ 汉文） １３６。《青史》中记载说，当八思巴从西藏前往大都时，西藏的高僧大德们前往当雄送行，八思巴让其他人都返回，对拉·扎喀哇·洛追益西说不忍与他分别，要他再同行一段，因此拉·扎喀哇·洛追益西陪同八思巴一直到了夏颇章哇地方③。对这一件事，《雅隆觉卧教法史》记载说：“当喇嘛八思巴前去朝廷时，前藏的所有高僧大德都到当雄地方去会见。他与（吉浦寺）拉仁波且多次交谈，心中非常欢喜，说：‘前藏的其他仁波且请从当雄返回，请拉仁波且再送我一程。’于是一同前往夏颇ཤ་ཕོ”［６］。因此《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说：“在拉卓微衮波死后，《青史》上还记载着怯喀和基布两寺的４任堪布（到１３７７年为止）也都是雅隆觉卧小王的子弟辈，看起来，这两个寺还有和它有关的若干支寺，以及有关寺庙的首领，是一直把持在雅隆觉卧一系的手中的。雅隆觉卧家族内，有人和萨迦派有密切关系，在１３世纪晚期，萨迦和止贡两派长期的纷争中，这一派势力也可能曾和萨迦站在一起。”［４］６１—６２
不仅是噶当派的一些高僧、寺院住持和萨迦派的关系密切，噶当派的一些普通的僧人也对八思巴和萨迦派具有亲近感。《萨迦世系史》中全文收录了一位噶当派的老年僧人南喀本（ནམ་མཁའ་འབུམ）所写的《记法王八思巴的—些奇异事迹之传记》，比较详细生动地反映了八思巴在进京途中的生活情况。据南喀本的叙述，八思巴１１月１５日到达当雄，２６日离开，停留１１天。八思巴那里白天人很多，不得空闲，所以南喀本与八思巴的接触大多是在夜间。八思巴虽是萨迦派的教主，但他每天晚上和噶当、达隆噶举等派的僧人一起作静虑、随诵等法事，并为许多人传授灌顶。八思巴还利用与噶当派僧人接触的机会，反复细问噶当派的阿底峡师徒、朗日塘巴、夏热哇、乃邬素巴、甲域哇等高僧的法行、事迹、功德、享寿多少、名号以及家族、有多少弟子等情况。噶当派是西藏佛教后弘期中形成较早的一个大教派，内部名僧辈出，支系繁多，情况复杂。噶当派虽然没有形成大的政治势力，但它的教义源于１１世纪中到西藏弘法的印度（今孟加拉）高僧阿底峡大师，主张以显宗修习为主，但也不排斥密宗，噶当派的典籍《噶当六论》对藏传佛教各派都有重要影响。八思巴不抱门户之见，通过噶当派的人士详细了解噶当派各支系的情况，无异于是实地调查研究。他还不计地位高低悬殊，与南喀本讨论佛教教义的许多问题，这种虚心好学、诲人不倦的态度给南喀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南喀本和八思巴分别半个月后，为了保持对与八思巴会见的情形的清楚记忆，写成了这篇长文，前半部分详细记述了八思巴和他交往的经过，后半部分记录了八思巴和他讨论佛教教理的内容。这篇记述在各派僧人中流传很广，对提高八思巴在各派僧人中的威望起了良好的作用。从南喀本的记述看，八思巴待人接物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细心诚恳，使对方感到毫无拘束。他要给南喀本传授灌顶，先派侍从征求南喀本是单独进行还是与别的僧人一起进行，在为南喀本传授教法后，八思巴脱下自己的法衣送给他，并说：“把它送给你，这是你修上师瑜伽法将获得成就的标志。”第二天南喀本上路时，八思巴又送给他一件新法衣，让他在路上穿，并送给他带全套鞍具的乘马。对南喀本的吃住，八思巴也亲自安排，晚上谈论佛法后，八思巴让南喀本睡在自己的铺上。南喀本提到他师父写给八思巴的信还没有得到回信，八思巴就立即写好回复，并答应从汉地给他们带来全套经典。这些都使南喀本十分感动，在分别时不愿离开，甚至禁不住流下了眼泪［５］（ 藏文） １７５—１８４、（ 汉文） １３７—１６２。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当时已经贵为国师的八思巴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有一些噶当派的僧人对萨迦派和其他一些教派的领袖出任朝廷和地方的官员，特别是象八思巴这样担任国师、帝师，设置衙署，颁给藏传佛教上层人士各种官衔、出行有大批前导随从的宗教领袖，在藏传佛教史上还是首次，因此他也遇到一些主张僧人应当摈绝尘世潜心修习的僧人的讥讽。当他走到今日喀则西面的纳塘寺时，该寺一个名叫觉丹热智（བཅོམ་ལྡན་རལ་གྲི）的噶当派高僧献诗嘲讽说：“佛陀教法为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条就不是圣者。”这里的“圣者”是八思巴，因为“八思巴”的意思即是圣者。八思巴对此作诗回答说：“教法有兴衰是佛陀所言，众生的幸福是业缘所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指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贤者。”［５］（ 藏文） １７４、（ 汉文） １３６—１３７不过，关于觉丹热智的年代和事迹有不同的说法，宿白教授根据纳塘寺的抄本《那塘寺堪布传承史》中的记载：“第四世寺主迥丹日见惹迟生于曲郭绕，任堪布三十九年，八十岁圆寂”（王忠译），将觉丹热智比对为《青史》所记纳塘寺的第四任堪布卓敦·都孜扎（གྲོ་སྟོན་བདུད་རྩི་གྲགས་ 任堪布３９年），再据纳塘寺建寺后前三任堪布任职的年代，推算迥丹日见惹迟任堪布的年代系自宋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迄宋绍定五年（１２３３年）［７］１２０。这样，觉丹热智任堪布的最后一年（ １２３３年）八思巴还未出生，而八思巴任国师后首次返回西藏的１２６５年时，觉丹热智应该已经不在人世，则觉丹热智不可能写诗讽刺八思巴。
实际上《青史》中有一段讲述觉丹热智事迹的话，表明觉丹热智并没有担任过纳塘寺的堪布，因郭和卿汉译本《青史》漏译了这一段，故宿白教授未能采用。《青史》的这段记述是：“觉丹日贝热智，是普塘地方的人。在桑耶寺白塔的一个出家人。他在噶哇栋地方向甲尔·尼玛尊追学习《般若》时，怀疑自己得了重病，他到纳塘寺觉敦（即觉敦·门兰楚臣）那里来调养身体。觉敦当时念修金刚手教法，已经有十一年（不出房门）不用眼睛看太阳，当觉丹热智脚踏上纳塘寺的台阶时，头上升起了太阳，同时纳塘寺吹集会长号的人们一起到来，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好的缘起，觉敦对他说：‘对你的病不必看得严重，你带《定量论》到那边的蚂蚁窝去修习吧！’他到纳塘寺外的一个蚁穴修念《定量论》一千遍，因此摆脱了（对）麻风病（的恐惧）。此后他加入了纳塘寺的经院修学，十三亿遍发心依止不动佛，生起智慧，并完成承事四面护法修行。因为他讲闻佛法，有了很多贤哲的弟子，因此人们传称三分之二的三藏论师都汇聚在纳塘寺。”［３］４０９—４１０从这段记述看，觉丹热智是在八思巴的上师琛·南喀扎之后任纳塘寺住持的觉敦·门兰楚臣时期进入纳塘寺的，当时觉敦·门兰楚臣还没有担任住持，应该还是琛·南喀扎担任住持的时期。因此觉丹热智应该是和八思巴同时代的人，他写诗讽刺八思巴和八思巴写诗回应是可能的。觉丹热智是一个严格修行学佛的高僧，而且他对世间的不幸和苦难的疑虑心比较重，因此他对佛教僧人担任官职管理地方行政的新事物感到不满和恐惧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关于纳塘藏文大藏经
《青史》中紧接着上述觉丹热智事迹的一段记载，表明即使是对萨迦派掌政和僧人担任官职持不满和嘲讽态度的觉丹热智和他的弟子也逐步顺应历史的潮流和萨迦派及元朝朝廷发生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藏文大藏经的巨大工程。《青史》记载说：“大贤哲加贝杨（འཇམ་པའི་དབྱངས）也是他（觉丹热智）的弟子，有一次他在晚课说法结束后，假装恶鬼恐吓上师（觉丹热智），受到严厉斥责，因此无法在上师身边安住，去了萨迦。后来受蒙古迎请，成了普彦笃皇帝（元成宗）的福田，编写了《释量论》的注疏。他多次请使者到觉丹热智那里献送礼品，但是觉丹热智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最后他让使者捎来了一小箱墨，上师特别喜欢。觉丹热智写了论著十六函。另有大贤哲卫巴·罗色（དབུས་པ་བློ་གསལ）是觉丹热智和加贝杨二人的弟子。觉丹热智确定了善逝佛陀的教言（佛说经典）的一函的量和（藏地）译跋等，对论藏进行了分类，分别汇编，做了教法广传的事业。后来，高僧加贝杨捎来了大量的物品，鼓动卫巴·罗色等人将佛经、论藏的全部藏文译本汇集，保存到纳塘寺里。按照他的要求，卫巴·罗色绛曲益西（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བྱང་ཆུབ་ཡེ་ཤེས）、译师索南俄色（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江若·绛曲本（རྒྱང་རོ་བྱང་ཆུབ་འབུམ）三人做了很多努力，搜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原本，圆满编成（大藏经），保存在叫做加（木样，即文殊）的佛殿中。依据这部大藏经，又在其他地方广为流通传布，例如在上部地区传布到仲巴萨迦、王宫贡塘（今吉隆县）等地。在下部地区，在蔡公堂制作了三套，在达隆及其附近也制作了三套。布顿大师从纳塘寺请到（一套），将丹珠尔中重复的剔除，又因纳塘寺是最早搜集的，是把得到的原本汇集到一起的，因此（布顿大师）将没有次序的编排次序，又添加了新的词语一千个，存放在夏鲁寺。以布顿大师的的本子为原本，上师南喀坚赞（ནམ་མཁའ་རྒྱལ་མཚན）在谿卡仁蚌（今仁布县）造了一套，存放在泽当法苑中。又以此为原本，在贡噶和丹萨梯寺也造了大藏经。”［３］４１０—４１１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元代从纳塘寺开始的收集汇总所有翻译成藏文的佛说经典、律典、印度佛学大师所造的论以及对经律论三藏的注疏等，并且经过布顿大师编订顺序和目录，形成了翻译成藏文的佛典的全集，即藏文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བཀའ་འགྱུར）和“丹珠尔”（བསྟན་འགྱུར）两大部分。
《甘珠尔》称为佛说部，亦称正藏，包括经（佛陀一生的言教）、律（佛陀所制定的僧团戒律）和四续部的藏译本，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言教。其中，显乘收佛陀“三转法轮”时所说的全部经典，密乘收释迦牟尼所说密宗续部等，共收１１０８种。《丹珠尔》称为祖师部，亦称续藏或副藏。主要收集印度的佛教大师、学者、译师对《甘珠尔》的注释以及他们所造的讲说佛理的论著、赞颂，还包括印度的语言、哲学、文学、艺术、逻辑、天文、历算、医学、工艺、建筑等多学科的古代典籍的藏译本。其中包括：１、解释释迦牟尼初转法轮时所说的观、行二门内容的论书。解释观门的有： 《法蕴足论》《集异门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界身足论》《发智论》，通常称为“毗昙七论”。解释行门内容的有： 《律经》与《律颂》等。２、解释释迦牟尼中转法轮时所说观、行二门的论书。释观门的有：龙树的《七十空性论》《中论》《六十正理论》《回诤论》等；慈氏的《现观庄严论》；牙军的《十万颂二万五千颂一万八千颂般若广释》和陈那《八千般若论》，通称“大乘四仪”。释行门的是寂天的《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和莲花戒的《修行次第论》等。３、解释释迦牟尼末转法轮时所说的观、行二门的论书。解释观门的有：慈氏的《大乘庄严经论》《辨中边论》《辨法法性论》《宝性论》等；无著的《本地分》《摄抉择分》《摄事分》《摄异门分》《摄释分》，即通常所说的“瑜伽师地论五分”，与《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和《摄大乘论》；世亲的《唯识三十论颂》《唯识二十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释》《辨中边论释》《缘起经释》等论；解释行门的有《菩萨律仪二十颂》等［８］。
元代纳塘藏文大藏经还有一个长期困惑学界的问题，即在纳塘寺所造的藏文大藏经是刻本还是写本的问题。宿白教授说：“那塘寺自第四任堪布迥丹日贝惹迟起，即蒐求整理流传于各地的藏文经论。第六任堪布俄桑格恰时（ １２４４—１２５３年在任），编辑出完整的甘珠尔与丹珠尔。第十一任堪布扎巴喜饶时（１３１６—１３２７年在任），完成雕印第一部藏文藏经，是为那塘古版大藏。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总理全藏政务的颇罗鼐开始雕印那塘新版甘珠尔。此次雕版见重于雍正，故赐御书寺额。大约同时即重修印经院，扩大经堂，将原经堂之前的回廊和大天井与经堂联建一起，即今天所见之阔九间、深十一间、八十八柱的大经堂。那塘新版丹珠尔告竣于清乾隆七年（ １７４２年）。之后，即于大经堂建置经板高架，贮全部经板于此。１９５９年调查时，大经堂内、佛堂扇面墙后的通道间、左右两小佛堂的左、右、前三壁之前，皆遍树高架，架上经板整齐划一，皆长６９厘米、宽１６厘米、厚１． ５厘米，排列有序。‘文革’期间，印经院撤毁，殿内全部文物包括珍贵的全部经板均已散佚。”［７］１２０—１２１认为在扎巴喜饶任堪布时纳塘寺完成了雕印藏文大藏经即是纳塘古版大藏。但是纳塘古版的藏文大藏经至今未见到有留存的实物，而根据纳塘新版大藏经的经板数量和保存的情况看，若有纳塘古版大藏，其数量也应该非常庞大，而且据《青史》所载元代藏文大藏经流布情况，则在萨迦、贡塘、蔡公堂、达隆、夏鲁、仁布等地也应有雕印大藏经，但是这些雕版印刷的大藏经的实物留存，迄今也没有发现。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那塘古版大藏经应该是写本而非木刻本，元代蔡巴万户长蔡巴·贡噶多吉建造的蔡巴大藏经甘珠尔是用金银混合墨汁书写的［９］。
随着藏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西藏大学的学者在西藏哲蚌寺、夏鲁寺、民族文化宫等地发现一批元代刻版印刷的藏文典籍。其中《量里宝藏》《时轮摄略经》《中观根本经》《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磨藏》《庄严经论》《量抉择量》《量里宝藏》《三律详释》《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 》《金光明经》《本续密要释》《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等，根据这些印本的题跋记载的年代记载，学者考证出这些均在１２８４—１３５１年间刊印。这一发现为元代藏文典籍刻版印刷找到了实物根据［１０］。还有学者对这些元代藏文典籍的刻本中由皇室成员施刊的佛经的施主、刊印地点、插图和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和研究。认为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的主要刊刻中心之一 ［１１］。另外，最近在民间还发现了元代在甘肃临洮刻印的从汉文译成藏文的小部头的佛教经典《星曜经》，题跋中说此藏文经书在临洮刷印１０００本④。可见元代在临洮有一刻印藏文典籍的印经院，木刻印刷术在藏族地区已经有了传播。考虑这些因素，那塘古版的藏文大藏经的刻版印刷现在还不能说是绝无可能，是否有部分的经典元代时在西藏刻印过，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
［参考文献］
［１］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辞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５９３—１５９４；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８．
［２］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下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４１６．
［３］桂译师·宣奴贝．青史（上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M］．（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汉文）陈庆英，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６］释迦仁钦岱．雅隆觉卧教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１０ －１１１．
［７］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９７．
［９］东噶·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文献目录学［M］．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９１－９２；克珠群佩．西藏佛教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９７．
［１０］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J］．中国藏学，２００９（１） ．
［１１］熊文彬．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J］．中国藏学，２００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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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博多哇的再传弟子甲·益西多吉（བྱ་ཡེ་ཤེས་རྡོ་རྗེ）在１０４２年以后在墨竹工卡县的赤拉镇附近兴了建怯喀寺（འཆད་ཁ་དགོན，又译作切嘎寺），故通常称他为甲·怯喀巴。甲·怯喀巴的弟子赛浦巴１１６４年前后建新怯喀寺和基布寺，其后两寺由一人兼任堪布。甲·怯喀巴和赛浦巴之后，由赞普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族的拉·隆格旺秋担任堪布，形成一个家族势力和寺院相结合的地方势力。
［②］参见桂译师·宣奴贝：《青史》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４—３４５页。此处所列的纳塘寺历任堪布的任职年代是我们根据《青史》所记的任职年数、按照纳塘寺堪布没有空位年代而推算出来的。
［③］参见桂译师·宣奴贝：《青史》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１页。《青史》将此事记为拉·卓微衮波和八思巴的故事，但是拉·卓微衮波去世于１２５９年，而八思巴１２４４年随伯父萨迦班智达去凉州后，１２６５年才首次返回西藏，１２６８年应诏去大都。因此此事应是八思巴和拉·扎喀哇·洛追益西的故事。另外，夏颇为元代西藏前藏的七个驿站之一，地在今那曲县香茂乡，因此应是八思巴离开西藏去大都的途中。
④兰州大学阿旺嘉措私人收藏的一件元代刻印本。
（作者：陈庆英摘自：《西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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