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廖云路:《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

发布时间:2021-08-08 08:00:00 |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 作者: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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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村日常——民族共同体社会的传播学研究》,廖云路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作者廖云路系四川大学新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长期在藏从事新闻传播、宗教、民族、乡村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本文节选自该书第二章。

“突然”就走到了藏村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进行研究”似乎是田野调查之初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否则就难免引起对研究是否成立及其可阐释性的怀疑。很多学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都颇费精神,以至于“我一般不太相信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强调的对于地点选择的先在的科学考量,我更相信在很多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偶然碰到的一个恰好可以说明自己研究主题的、对研究者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罢了。”究其原因,我认为田野调查不可能像目前学界流行的量化研究那样,在研究展开之前就对信度和效度有个清楚的评判,因为田野调查很大程度上是对“他者文化”的考察,研究初期难以预计在那个田野中到底会遇到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这往往也是民族志研究的魅力所在。但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又不能与学术应该有的规范相背离,因而我姑且认为,“把田野放在哪里”与这一地点如何具有对我想研究问题的科学性之间的关系,是伴随着整个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相互映射而形成的。

当我坐在电脑前写作当初为何选择藏村作为田野调查地点时,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一本关于西藏的畅销书《突然就走到了西藏》,便在键盘上敲下了这样的小标题。用“突然”二字来解释一个学术问题似乎不够严谨,又对“突然”加上了引号。接下来,再解释我与这个村庄的结缘经历:

拉萨盛夏的最高气温不过30℃,阳光处处明媚。如果不介意高海拔,这里绝对是度假避暑的圣地。我通过报社记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拉萨市曲河县,表达了想在曲河县做研究的愿望。曲河县的一位领导接待了我,他向我介绍了曲河县各个村庄的基本情况,询问我研究的目的,吃住问题怎么解决,等等。我说,“研究是为了了解西藏新农村建设和普通群众的生活,但是村庄的环境能否为研究提供支撑,以及为我这个“外乡人”提供生活保障等,还需要到具体的村庄'踩点'。”他向我推荐了江村、藏村、德吉村三个村庄,原因是这几个村庄的经济发展较好、村风民风也不错,还为我联系了村里的主要干部,以便我到村子后可以了解更多情况。

谢别他后,我驾车从曲河县城沿着国道318向这几个村子进发。最先到达的是南木乡江村。江村位于拉萨河下游北岸,“江”在藏语里是“植物绿油油”的意思,依靠拉萨河水灌溉,夏天村里的农作物长势喜人。驻村工作队告诉我,这个季节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在曲河县城或宁休乡;村里现在有种植大棚蔬菜、发展生猪养殖,还有一个民俗文化创意苑;村里没有寺院,村民每次朝佛都要步行到几公里外;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全村都尚未联通网络。江村给了我不错的印象,但研究条件有些美中不足,我决定赶往下一个村藏村。

国道318曲河县段的村庄都有几分“马铃薯式”分布的特点,一些村庄间相隔几十公里,且只有几户人家的房屋从山沟腹地延伸到了国道边。我之前对曲河县还不熟悉,即便仔细查看地图和留意路边的指示牌,也险些错过了江村。在前往藏村的途中,当我驶到一处岔路口时,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车,有村民摆的地摊,出售小吃、水果、日化用品等,光顾和凑热闹的老人小孩熙熙攘攘。我意识到这里要么是个固定的集市,要么是正在庆祝望果节。虽然有“任务”在身,但我还是决定感受一下农村的热闹景象,顺便打听藏村的方向。当村民告诉我这里就是藏村时,我再三确认,因为这与我刚才在江村了解的“空心村”情景完全不同,直到看到路边“藏村”的路牌,我才意识到自己“突然就走到了藏村”,便赶紧给村里的联系人打电话。

村委会大院里正在进行一场文艺表演,地上坐满了看节目的村民。藏村村党支部书记扎东和驻村工作队员德庆卓玛向我介绍藏村的情况:村里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望果节,请了外面的文艺团体前来表演。全村共1300多人,分6个村民小组,其中4个农业组、1个半农半牧组和1个牧业组。现在村里有1个村集体砂场,1个村集体砖厂,1个蔬菜合作社,部分年轻人白天在附近打工,晚上回家。村境内有一个庙,一个拉康,全区第一所佛学院也建在村里。听完这些介绍后,我对藏村产生了极大兴趣,经济与文化上的多样性都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得知村委会可以提供住宿后,我几乎当场就确定了把田野地点选在藏村,以至于对最后一个德吉村的踩点都匆匆而过。德吉村和藏村是曲河县宁休乡仅有的两个村,它们相隔不远,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

在我对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环境进行整体权衡时,也许是藏村给我的第一印象过于深刻,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村民观看节目和跟我打招呼的情景。不久之后,我就正式进入藏村调查。

这就是我与藏村“邂逅”的大致过程。也许正如学者吴飞所说的:“一开始我并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研究中心,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因为提不出问题,尤其是提不出具有悖论意义的问题,将可能让我前功尽弃,但我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直觉。”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对研究目的的把握、村庄基本情况的占有以及学术的直觉,最终让我把藏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如果站在学术角度,要将这些经验认识上升为理性分析,我想可以归纳为研究的目的性与便利性两个方面。

半个多世纪来的“新旧对比”

近年来,西藏各地广泛开展了“新旧西藏对比”感恩教育活动,通过旧时代、旧制度、旧生活与新时代、新变化、新成就的对比,让农牧民群众明白惠在何处、惠从何来,引导农牧民群众知党恩、感党恩。藏村在驻村工作队的协助下进行了“新旧对比”,从中可以窥见藏村半个多世纪来的变化。

(一)关于人权对比

民主改革前,藏村90%的农牧民为农奴,他们没有房子住,只能住帐篷或窝棚甚至有些农奴露天而宿。那时的农奴除承担繁重的劳役赋税外,还必须向主人交纳人头税,以表明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藏语中把这种依附关系叫做“米杂”,意为“人根”;人头税则叫“米保”。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农奴成了其私有财产,丧失人身自由被随意支配。在旧西藏的藏村,农奴主和农奴之间的法律关系则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根本没有平等性可言。

民主改革后,中央不仅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给予农牧民群众人身自由,还保障农牧民群众的选举权,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藏村老百姓能行使选举权,选举有能力、有威望的本村村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发家致富。

在民政事业方面,上级部门每年为藏村的“低保户”“五保户”发放低保金和生活补贴金;“十二五”期间藏村确定定点扶贫对象20户,现已全部实现脱贫。村“两委”班子每年利用重大节日慰问“三老人员”、离退休老干部和退伍军人,发放慰问金和大米、砖茶、酥油等生活物资。藏村村委会每年为村民解决化肥、农药等。藏村的广大农牧民群众住上了干净明亮的新房,享受了各种优惠政策。

(二)关于教育对比

民主改革前的藏村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占人口90%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1%。

民主改革后,国家对西藏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免收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对农牧区学生实行以“包吃、包住、包学费”为主要内容的“三包”政策,每年支出的“三包”经费额达到了3.3亿元人民币。

藏村无疑也是受益村之一。目前,藏村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毕业率达到100%,无人辍学。全村共有大学生近100名,小学及初中毕业生1100多名,农牧民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达到98%。针对村中小学生上学交通不便的困难,村委会自筹资金购买校车1辆。上级部门投资40万元为藏村建成了一所集学习、食宿、娱乐为一体的村级幼儿园,占地面积400平方米,全村适龄儿童全部入学;为提高藏村青年农牧民整体素质,全村6个村民小组于2010年、2011年建设了村文化活动室,村委会挂牌成立了农家书屋,共藏图书2200册,干部群众可免费借阅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国家政策法规、科技使用技术等方面的书籍。

(三)关于医疗卫生对比

民主改革前,医生只为农奴主服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无权享受医疗救治。农奴们生病后不仅得不到休息,还要遭受农牧主打骂。

民主改革后,国家在西藏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藏村为例,2012年在各级财政和村民自筹的支持下建设了1所村级卫生所。卫生所共有6个床位,药品齐全,环境干净整洁,并配备专科以上学历医务从业人员1人。卫生所的建立极大地改善了藏村的医疗环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牧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负担。全村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要求,积极进行科普、妇幼保健及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的计生知识素养。藏村积极鼓励农牧民群众参加合作医疗,全村共有395户、1303名群众参加了合作医疗筹资。目前,藏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890人,学生由国家统一参保,参保率达91%.

(四)关于基础设施对比

民主改革前,藏村90%的道路是沙土路,每逢刮风、下雨到处尘土飞扬,坑坑洼洼。大部分村民居住的是低矮的帐篷和土坯房,不通水、电,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匮乏,基本靠天吃饭,没有娱乐、休闲场所,生产、生活十分不便。

民主改革后,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级道路建设。2010年,国家投资35万元为藏村新建了面积510平方米的村委会办公楼,并硬化了村委员院内及周边道路;同年,自治区又投资60万元修建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健身广场,并配齐了各种健身器械;投资修建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加固进水河口,修建防洪堤;投资100余万元进行了藏村2期电网工程改造。截至2014年底,全村90%以上的家庭实现通水、通电;藏村至西藏某佛学院的道路硬化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农村有线电视和数字电视入户率达到85%,移动通讯信号覆盖全村各个组,全村通往外界的信息桥梁基本搭建起来。

(五)关于基层组织建设

民主改革前,藏村90%的农牧民为农奴,每天除了为农奴主劳作之外,没有什么精神文化生活,更谈不上组织建设。

民主改革后,基层农牧民群众组织逐步建立。以藏村为例,不仅成立了基层党组织,还完善了群团组织建设。截至2014年底,藏村有农村党支部1个,党小组6个,党员74名,其中包含12名预备党员。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村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反腐倡廉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在村委会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增强了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村“两委”班子及部分党员、致富带头人赴区内先进乡镇学习参观,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参观西藏博物馆和雪城监狱,提高党员的素质。

截至2014年底,藏村共有团员32人,妇女群众635人。为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藏村村委会联合驻村工作队成立了团支部和妇女委员会,每年组织开展庆祝“3·8”国际妇女节活动,组织青年团员开展庆祝“5·4”文艺演出。团组织常年组织团员、妇女开展“学雷锋”环境卫生整治进家庭活动,发挥女科技明白人、致富带头人的模范带头作用。这些活动的开展转变了农村青年、妇女的观念,丰富了农村青年、妇女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加强了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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