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书荐】梁俊艳：评兰姆著《克什米尔：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

印度、巴基斯坦两国长期以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争议不断。本文在深入研究英国学者兰姆的著作《克什米尔：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一书后，认为该书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客观、深入、全面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

全文刊载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1期，本文节选了其中的第三部分“该书的主要观点、价值与不足。”

作者梁俊艳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兰姆先生在《克什米尔：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一书中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1

坚持认为克什米尔理应归属巴基斯坦

根据印巴分治过程中土邦归属的基本原则，克什米尔理应归属巴基斯坦。兰姆认为，实际上，在1947年，绝大多数印度土邦都自然而然地归属于这两个新成立的主权国家中的一个或是另一个；而且几乎所有在印度范围内的土邦都在1947年8月15日之前加入了印度，也就是英国将权力移交到新的自治领印度的那一天。只有3个土邦坚决抵抗，直至8月15日才加入印度，主要包括：（1）印度西部卡提瓦（Kathiawar)的朱纳加德（Junagadh，一个小土邦，大概80%的人口为印度教徒，但其穆斯林统治者希望能加入巴基斯坦）；（2）印度南部德干高原（Deccan)的海德拉巴（Hyderabad in the Deccan,这是一个穆斯林统治者统治下的、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人的土邦，他们既不希望加入印度，也不想加入巴基斯坦，只想保持自身独立）；（3）印度西北部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最后，由于印度政府强行在朱纳加德进行公民投票（巴基斯坦从未承认此次投票的有效性），朱纳加德被迫加入印度，海德拉巴被印度以武力方式占领，查谟和克什米尔因其人民大多为穆斯林，而大君是印度教徒（其加入巴基斯坦的理论可能性是颇为真实的），便沦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的牺牲品，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因此，兰姆认为，从真正理性的观点来看，基于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文化和经济研究，毫无疑问1947年设计出的印度次大陆的分治计划，本应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绝大部分领土划归巴基斯坦。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划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该土邦的本质所引发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英国对这些事件的态度造成的。

2

认为英国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罪魁祸首

兰姆在书中深刻揭露了英国一手操弄印巴分治的真相，其目的就是妄图继续维系英帝国在两个继承自治领的地位。同时，由于英国仓促草率的分割，向印巴两国移交“印度帝国”，为印巴两国埋下了冲突的祸根。英国在撤离次大陆之前提出的印巴分治方案中，对印度各土邦归属原则的设立不够具体、不够确定，印度对朱纳加德和克什米尔归属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导致克什米尔问题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兰姆在书中指出，“印巴分治是英国内阁在'5分钟都不到就做出的决定＇”，从而一手导致的矛盾。印度末任总督蒙巴顿对此负主要责任，而尼赫鲁也无法脱责。蒙巴顿只听信尼赫鲁一面之词，认为穆斯林人口占77%的查谟和克米尔应当归属印度，由此做出了错误决定。兰姆还认为，如果当时英国在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方面做出了不同的决定，那么，克什米尔问题可能从来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以如此充满极端恶意的方式出现。

兰姆还指出，作为证明印度虚伪的证据之一，便是印度接受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相比之下，却对于朱纳加德邦加入巴基斯坦采取了单边主义的驳回和撤销。可以指出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统治者的宗教信仰都不同于其臣民，在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教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穆斯林臣民，而朱纳加德邦的情况恰恰相反。显然，此处观点认为，相比法律约束范围内加入印度的纯技术性细节，印度更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否“加入”，印度想要的只是领土。这才是真正的大规模“侵略”（aggression)。在这种心理认知的影响下，印度无法接受印巴分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失去古老英属印度统治下的西北边疆地区这一现实。因此，巴基斯坦方面指责印度使用贿赂、压迫，甚至种族灭绝的手段，试图阻止和干扰破坏印巴分治的发生：1947年发生在克什米尔的事件，只不过是这场更大规模戏剧中的场景之一。

3

强调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享有主权

兰姆在书中多次强调阿克赛钦原本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印度声称在该地区拥有主权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例如，作者提到英属印度官员麦克马洪爵士使用的手段是在西姆拉会议的地图中把正在讨论的所谓的中国一西藏边界作为一个工具，用来延伸西藏边界（通常被指为红线）至西北端，让这条线沿着昆仑山脉抵达阿克塞钦以南；如果中国人接受了这幅地图，那就会发现他们也同意了西藏阿克塞钦（a Tibetan Aksai Chin）的存在（自1907年以来，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门一直努力探索这种想法）。与此同时，一个属于西藏的阿克塞钦将会用来抵抗俄国人干涉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最终，西姆拉会议在1914年流产。由此，地图上的这条边界线也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兰姆认为，截至19世纪90年代，热斯喀木河谷被印度彻底废弃了。如果把阿孜尕尔、科克塔什、巴什安集延都囊括在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之内，那么边界大概距离喀喇昆仑山脉主峰山脊相当遥远，根据印度所选的西边和东边的终点，这条边界线很可能将这块地区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都囊括在内了。但根据分水岭原则，这些地方都应该在中国境内。麦克马洪爵士的分析企图否定罕萨米尔与中国之间固有关系的重要性，并将罕萨米尔对喀喇昆仑山脉新疆一侧的领土主权声索增加到最大限度。兰姆认为，对于麦克马洪爵士在这里所说的大部分话，读者都应持怀疑态度。

4

否认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揭露《艾奇逊条约集》被伪造的真相

兰姆认为，在西姆拉会议的这幅地图上绘制了各种边界，地图比例尺是1:3800000。这幅地图切不可与另一幅（共有两张）比例尺为1:500000的地图混淆，后者是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偷偷协商划定的麦克马洪线（The McMahon Line)所使用的地图。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的第一个版本中，出现昆仑山这一特征是在1913年11月。1914年2月，西藏人同意将达旺转移给英国，这场交易是通过1914年3月24日和3月25日双方秘密交换的照会正式完成的。截至当时，达旺毫无疑问是西藏领土，包括一个主寺。根据目前所能调查到的结果可知，这幅地图上的红线被英国人充分利用，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接受印度与中国西藏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边界就是麦克马洪线，但这实际并不在会议的日程上。

西姆拉条约的核心观点遭遇失败和流产，在国际法上也不拥有任何法律效力。照会的重要意义仍然有待商榷。因此，这些文件被1929年英属印度政府官方新出版的、收录英属印度外交文献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Aitchison's Collection of Engagements, Treaties and Sanads, in Volume XIV of the new edition of 1929）所省略。1938年，在英属印度外交秘书奥拉夫·卡罗的策划下，一个包含了之前被删节文本的新版本《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问世了，向世人说明他们的分量远比事实真相所包含的价值重得多。然而，1938年重新出版的全新《艾奇逊条约集》第14册上的日期仍然写着1929年，英印政府还作出安排，将英国各大图书馆（包括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图书馆）的1929年原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册全部偷偷替换成1938年出版的版本。这一偷梁换柱的把戏直到1963年才被发现，这就为中印边界争端谈判中双方对西姆拉条约和1914年英国与中国西藏地方的照会（包含了麦克马洪线）的解读增加了极大的复杂性，而中印边界争端在后来演变成1962年喜马拉雅战争（内维尔·马克斯维尔恰当地将其称之为“印度对华战争”）。

兰姆辛辣地讽刺了印度政府的这种造假传统：印度外交部门的文献证据充分证明了印方故意错误地引用1899年照会（如果真的存在），而在卡罗控制多年的英属印度外交部门中，早已创造过类似的（造假）先例。1945年，卡罗所倡导的类似于北部边疆的观点，就体现在1954年印度公开出版的地图中，这也很可能是对1899年照会的第一次错误引用，也正是卡罗精心策划的结果之一。在独立之后的印度政府中，卡罗的继任者中最有名的是梅农（K.P.S.Menon），他是卡罗的忠诚追随者之一，掌管边疆事务，对于1899年边界线的起始点再清楚不过。这样一个先例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印度一巴基斯坦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的文献证据的某些特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至少表明，这些英国绅士所准备的文献，并不总是像他们第一眼看上去的那样真实。

5

坚信中国从来不会主动侵略他国领土

从巴基斯坦方面来看，兰姆认为：在1962—1963年年初的中印大危机期间，也正是阿尤布·汗总统（President Ayub Khan)坚持致力于发展印巴军事友善之际。危机爆发前，印度拒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和解，更令阿尤布·汗总统相信，对于在中国边界的主权宣誓值得重新审视。在阿尤布·汗总统看来，如果中国对西巴基斯坦的领土并未怀有野心，那么或许可以同中国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对巴基斯坦而言可以获得真正的外交优势。巴基斯坦第一次主动联系中国政府是在1959年。不久，情况变得无比清晰：中国并没有真正打算占领任何巴基斯坦从英国那里继承并管辖的领土，中国所寻求的是同巴基斯坦解决边界问题，正如中国一直在与尼泊尔、缅甸、蒙古人民共和国等其他邻国所做的。中国正在寻求恰当的方案承认基于实际的行政管辖地位的正确性，与此同时避免任何一去不复返的帝国主义时代说辞带来的回响。

从印度方面来看，兰姆认为中国人并不打算从阿克赛钦出发侵略次大陆，正如历史上突厥人和阿富汗人越过西北边疆所做的：实际上在这个方向并没有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6

该书的价值与不足

该书有许多优点，如大量第一手档案、资料集、通信集、日记、照会、备忘录等资料的充分运用；全书大量的注释和书后所附丰富的参考资料，足以证明作者用心吸收了前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此外，作者在充分利用印度事务部、英国外交部档案，以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档案和相关翻译资料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细致、全面周到的分析研究，提出了诸多令人信服的客观而科学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初，作者还亲自前往巴基斯坦担任阿里·布托政府的顾问，对相关核心人物作了访谈，接触到大量旁人无法接触到的一手资料，具有一般研究者难以具备的优势，令他在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

但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1）作者在述及中国、中国西藏以及中国新疆历史时，难免带有西方学者固有的一些立场和错误措辞；（2）作者在分析英国与克什米尔争端关系的过程中，认为英国在印巴分治前后持基本中立的态度，此看法不够客观；（3）作者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之间的特殊顾问关系，令其写作立场难免不受影响。

总之，兰姆教授这部大部头著作《克什米尔：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围绕着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1846-1947）和印巴克什米尔战争（1947-1990）展开，但由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民族成分（克什米尔河谷与我国新疆同样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而拉达克在历史上更是我国清朝领土一部分，历史上拉达克与我国西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该书在叙述克什米尔争端起源和战争爆发过程中，时时提及中印边界争端西段、东段以及我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归属、中巴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相关研究领域，对认识当前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质，乃至推进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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