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试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宗教，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更好的与我国社会主义相适应，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2017年，“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坚持和引导我国宗教中国化成为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2020年6月，汪洋主席在西藏调研时强调指出：“要以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为重点做好宗教工作。”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这些都说明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是做好新时期藏传佛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命题，从古贤所谓的“华化佛教”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由此它成了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课题，标志着“宗教的中国化”实现了从学术名词到政治概念的转向，从学术内涵到政治蕴含的转向，可谓是老命题的新使命、大担当。当前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已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论域，我们认为佛教的中国化不仅要有史料的铺垫支撑，还要有史识的论证总结。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西诠释学结合的角度，梳理与整合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应从以下三方面切入。

学理依据

一、从哲学诠释学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

（一）经典文本与诠释文本的关系

首先，经典文本具有普遍性、开放性、传承性、表现性的特征。

其次，这就决定了经典文本与诠释文本是等值的，它们具有双本体论特征。也就是说，经典文本是本体，与此相对应的诠释文本亦是本体，双方互为本体，由此形成了共殊本体诠释学。因为诠释文本是经典文本的内在本质。经典文本只有通过诠释文本才能达到表现，因此，经典文本是在表现中才能达到自我表现。表现对于经典文本来说不是附属的事情，而是属于经典文本自身的存在，经典文本正是通过诠释文本的表现和表达才经历了一种“在的扩充”与流射。在此，我们看到了哲学诠释学颠倒了以往形而上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属性、经典文本和诠释文本的主从关系，以往被认为是附属的东西，现在起到了主导作用。由此哲学诠释学得出的结论是：经典文本只有当被表现、被理解、被诠释、被应用的时候，才有意义和价值，其意义和价值才会得以实现。

再次，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不同时空条件下诠释者的诠释之意，三者互动融合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此经典文本的时代化与本土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合理合法、且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过程。此所谓“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也。

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说：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理解者比原作者理解他本人“是一种更好的理解。”这也就是说，读者要像作者一样好的理解文本，然后甚至要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诠释学的优越性在于，它并非只是批判的消除或无批判的还原陌生的东西，而是用理解者和解释者固有的前见解、前意识，把陌生的因素置于自己的传统视域中，让它和自身的因素在一种新的形态中互动交流、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熟悉的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持续地发生效应，发挥作用。

从哲学诠释学的这样一种学理来看，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是势在必行，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通过语言文字与翻译看藏传佛教中国化

哲学诠释学认为，语言文字是理解和诠释得以实现的形式，语言文字不仅是对象世界的符号系统，即表义的符号，它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因此，它是一种世界观。

伽达默尔说，语言并非只是标志对象世界的符号系统。语词并不只是符号，在某种较难理解的意义上说，语词几乎就是一种类似于摹本的东西。所以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符号和其所指称或代表的事物的关系，而是摹本与原型的关系。正如摹本具有使原型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作用一样，语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现和继续存在的功能。就是说人类是通过语言文字来理解世界，换言之，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

因此，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就此而言，“语言观就是世界观”。尤其是中国的方块汉字以及由此形成的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它反映和体现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翻译不仅是一种理解、诠释，更是一种再创造。

从佛教经论翻译的角度看，历史上我们的先贤智者将印度佛教的经、论、律经典文本从印度梵文翻译转化为中国的汉语言文字、藏语言文字，这种话语转换，意义转换从更深层次、更广意义上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二、从中国经典诠释学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学理依据

中国传统诠释学主张，一方面提倡我注六经，即疏不驳注，注不驳经，另一方面又强调六经注我，即六经责我开生面。这样，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形成了锯木往复式的拉锯效应，使拉锯效应所造成的阐释学循环是守正创新，继承发展的内在动力。

宋明理学提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古典文献《晏子春秋》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藏族民间有所谓“解释者比原作者更善巧”“智者以前的好，论书以后的好”。

例如宗喀巴大师对印度佛教般若中观的理解和诠释比某些印度人更善巧。比如佛教格鲁派的必修经典“五部大论”，原作者和原著是印度佛教学者，但对它的解释基本上都采用了藏传佛教学者的注释、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更适合于藏族人，藏族人更容易理解。

佛经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是佛教的觉解本体论，它所呈现出来的便是经典文本、经典作者的原创性、普遍性、开放性与理解者的差别性、前见性、处境化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此所谓“一多相容不同门”也。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的阐释是：“俱生和合大印盒、五俱一味四种字、能息能断大圆满、中观正见引导等。各个安立多名言，通达了义教言者，及有证验瑜伽士，考察之后即明见，究竟旨趣落一处。”这是说，佛教的根本义理是一，其表达方式是多。禅宗说：“契理契机，当机立断，断在当下，落到实处。”冯友兰先生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也是佛教实现本土化、时代化、中国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此即可看出诠释学的两大重要特性：本土化和时代化，我们可以说，当代哲学诠释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强调了任何传统观念要持续存在，就必须进行本土化、时代化。时代化，是从时间方面说的，本土化则是从空间方面说的。时代化与本土化可以说是包括外来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活着的时空存在方式。任何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必须进行这种时代化和本土化的转向，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际就是这种时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

本土特色

佛教在中国的汉地传播，发展了2000多年，在中国的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传播发展了1300年，伽达默尔说：“一切解释都必须受制于它所从属的诠释学境况。”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依照史书记载，经历了前弘期、分治期或曰冬眠期、后弘期三大历史阶段。我们从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制度四要素来看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和中国化问题。

（一）从佛教的思想观念看，在藏传佛教前弘期，当时的吐蕃人理解不了佛教的经、论、律三藏文本与戒、定、慧三学思想。藏王松赞干布就用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巫师、谜语、故事三大思想支柱来比照，解释佛教的经、论、律经典与戒、定、慧思想。松赞干布用此吐蕃人的与生俱来、积习已久的先入之见，即本土思想范畴来比较、解释，当时的吐蕃人听了就豁然贯通。

如管·法成用汉文写成的《大乘稻芉经随听疏》中，既融入了智军所撰《见地差别论》中般若中观的思想内容，又吸纳了汉传佛教中宗密五教与窥基八宗中的诸多名词概念，这是汉藏佛教般若中观沟通的标志性文本，是藏传佛教思想领域实现中国化的典型案例，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又如宁玛派学者仁增·久美林巴说，在藏传佛教的译经过程中，藏族译师用传统苯教的“雍仲”词汇翻译佛教的“金刚杵”；用“雍仲勇识”翻译佛教的“金刚勇识”。格鲁派学者土观也用较为详细的史料说明了这一事实：“如佛法说正觉，它（苯教）则名为耶辛代瓦，法身名为苯古，般若佛母名为萨智耶桑，报身名为衮杜桑布，化身名为斯巴桑布，阿罗汉名为辛赛，菩提萨陲名为壅中萨陲，上师名为温色，空性名为阿麦尼，十地名为无垢晶地及放光持明云蕴地、转成手印地等等，安立各种名称来作表诠，它（苯教）的名词术语很多都是随意杜撰的。”这从思想领域体现了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这种方法在汉传佛教中被称为“格义的佛学”。

例如在汉传佛教中，魏晋南北时期，当时的汉族高僧用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思想来比较、解释佛教大乘般若中观的“空有”之义，从而形成了魏晋玄学视域与佛教般若中观视域相融合的汉传播佛教的般若中观论，即所谓的“六家七宗”学说，它是汉传佛教，而在思想上又是带着魏晋玄学的特色。从而在思想义理上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再比如唐代的佛教学者李通玄、澄观、宗密佛教学者用周易的思想——元、亨、利、贞“四德”来配对佛教的常、乐、我、净“涅槃四德”。还用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配对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二）从佛教的组织制度看，如藏传佛教中形成的活佛转世制度，它是印度佛教的三身理论与西藏特定背景下的师徒传承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社会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批准和封授。

（三）从藏传佛教的神灵和仪轨方面讲，藏传佛教各教派吸收了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仪轨形式：朵玛、插箭、煨桑、风玛；藏传佛教也吸收了藏族传统宗教苯教的诸多神灵：十二丹玛，十地菩萨阿尼玛卿、八地菩萨阿米达龙、五地菩萨阿米夏群、藏人大师菩萨、佛，各派的创始人、活佛、堪布等；制度：寺院的各种制度。例如学经制度，传承人制度即法统传承——活佛；血统传承——萨迦叔侄、伯侄传承。

时代特征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既具有理论品格又具有现实品格，他认为哲学诠释学研究的不仅是文本原义，而要思考这个文本在当下的实践效用，这就是“效果历史事件”，亦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落脚点，这与黑格尔所说的“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具有殊途同归的意味，用中国哲学的语言讲，就是以古鉴今，学以致用也。佛教讲“随顺世间，随转众生”；藏传佛教讲“觉悟等齐于佛，行为随顺于人”。佛教无国界，但每个佛教徒都有国籍、都属特定的国家，国土在则佛法在，国土安则佛法兴。历史上汉传佛教的法师道安提出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就是从佛教高僧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因此，佛教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念。以下佛经中的话语清楚阐述了此思想：

“大王！以王因缘，国土安乐，人民炽盛，是故一切出家之人慕乐此国，持戒精勤，修习正道。大王！我经中说，若出家人随所住国，持戒精进，勤修正道，其王亦有修善之分。”

上述经典话语说明，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如理如法、契理契机是佛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基本义理所在，也是自古至今中国佛教传承、弘扬和践行的基本理念和行为准则。这就决定了，作为一个宗教信徒必须要立足中国本土，植根中国文化，融入中华民族，适应中国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宗教教义教规要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坚持五个认同，即不断增进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综上所讲，要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要保持佛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义，基本修持，又坚守中国立场，坚持中国本位，在佛教设施、礼仪、神灵、体制、教义等方面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努力寻求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方式。既谨守师法，强调师徒传授，又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积极认同主体文化，运用会通创新、嫁接求异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促使佛教教义同中国文化相融合。既注重佛教教义的传承渊源与义理原旨，又在某些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植入中国思想元素，体现中国思想特质，展现中华文化气象，不重复不相类印度佛教的面相，这是佛教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作者：班班多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西藏文化发展与保护协会理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特聘专家，中央统战部涉藏问题咨询专家，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特邀研究员，国际儒联理事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