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争，是乾隆帝“十全武功”之一，以其丰富的内涵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关注，已经积累了众多成果[1]。在相关研究中，清军为何难以攻克两金川又是一大热点[2]。但是，已有研究多从清廷、清军的角度出发，从两金川土司的角度开展的比较少。这是因为，清廷是战争的胜利者，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留下了丰富的档案、官书及私人记载。而两金川土司作为失败者，在历史书写中长期失语，直到近来邹立波博士的《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出版，这种局面才稍有改变。邹立波博士利用了大量藏文文献，深入探讨了嘉绒（རྒྱལ་རོང）土司内部的世系、宗教关系、政治关系等问题，揭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两金川土司内部情况[3]。惟其专著，主要侧重对两金川土司宗教方面的研究，对其军事力量涉及则稍显不足。故本文拟从军事史的视角，利用满汉文档案等史料来探讨两金川土司军事力量，以更好地解释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
一、两金川土司的军事领导能力
两金川土司具有相当强的军事领导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土司本人具有高度权威，领导层内部分工明确，较为团结，运用战术得当。
土司是最高权威，在“番众”心中具有崇高威望。军事层面，土司自己并不具体负责，而是交由最为信任的大头人指挥，较少干涉；宗教层面，土司十分敬信苯教喇嘛，尤其对从西藏学经回来的喇嘛非常倚重，苯教这条纽带又大大增强了“番众”的内部凝聚力。
小金川（又名儧拉，藏文བཙན་ལྷ）土舍为僧格桑（སེང་གེ་སངས），他心狠手辣，为了攫取权力，竟不惜把父亲老土司泽旺（ཚེ་དབང）囚禁于底木达寨，自己住进美诺官寨[4]，获得了事实上的土司地位。
大金川（又名促浸，藏文ཆུ་ཆེན）土司索诺木（བསོད་ནམས）继承土司之位时，年仅19岁，他虽然年轻，却很注重对权威的维护。他日常装束为头戴帽子，帽檐用黄毛织就，上面镶嵌着珊瑚，身上佩戴数珠和珊瑚。出行时，番人须在道旁蹲下，以示回避[5]。
索诺木一共有兄弟五人。和许多土司“兄弟阋于墙”相比，索诺木兄弟非常团结。索诺木排行第四，大哥名叫楚勒赤木旺丹，又名“莎罗奔”（བློ་དཔོན），主要从事苯教活动，管理僧众。他威望较高，负责在索诺木与头人之间承应传话。二哥名叫索诺木盆错（བསོད་ནམ་ཕུན་ཚོགས），三哥名叫甲勒瓦沃色尔，五弟名叫鄂阿斯杂斯丹巴什，他们都辅佐大哥莎罗奔。索诺木还有一位姑姑，名叫阿青。阿青系索诺木父亲郎卡（རྣམ་མཁའ་རྒྱལ་པོ）之妹，约五十多岁，原嫁到巴底（བྲག་སྟེང）土司，曾当过女喇嘛。后因郎卡去世，索诺木年幼，金川将其重新请回辅佐管事，金川大小头目对她非常尊重，悉听派遣。战争后期，阿青常住勒乌围（ལེ་ཝེར）官寨，诸事是阿青同头人们商量停当，再赴噶喇依（ཀ་ལ་ཡེ）官寨通知索诺木办理[6]。土司家族以索诺木为核心，各兄弟协助其管理苯教事务，姑姑充当顾问角色，这保障了最高决策的稳定。
军事层面，土司主要倚重大头人。僧格桑最为倚重的是两位大头人七图安堵尔和蒙固阿什咱。这两位头人，尤其是七图安堵尔，几乎参与了战争期间小金川方的全部重要决策，令清军恨之入骨，乾隆帝多次指示，“小金川头人蒙固阿什咱及七图安都尔二人尤为可恶，亦当一并拿获同磔。”[7]七图安堵尔，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8]，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战争爆发时，他已经52岁，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乾隆三十七年末，清军攻克小金川后，七图安堵尔逃往金川，其侄七图甲噶尔思甲布却投降清军，入温福大营效力。在侦知温福军队后路空虚后，七图安堵尔果断策反其侄，二人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导致清军大败，温福阵亡。
同小金川僧格桑依赖七图安堵尔类似，索诺木最为仰仗大头人丹巴沃襍尔。丹巴沃襍尔是金川第一号大头人，曾长期辅佐郎卡，索诺木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丹巴沃襍尔计谋多端，性格坚毅，一直同清军周旋到战争结束。在乾隆四十年、四十一年时，金川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这时候，索诺木等已经动摇，是丹巴沃襍尔屡次劝说，才令索诺木放弃了投降的打算，重新坚定抵御的决心。
宗教层面，两金川十分崇信苯教，土司长期派遣喇嘛赴藏学经，待他们学成归来后委以重任，使得这些喇嘛甘愿为其效力[9]。乾隆二十五年金川老土司莎罗奔去世后，郎卡曾把莎罗奔骨殖带至西藏，制作灵塔，安放于后藏杰隆地方之奔布尔喇嘛（即苯教喇嘛，藏文为བོན་པོ་བླ་མ，满文为bumbur lama）庙，并派遣十二名喇嘛赴藏学经[10]。乾隆三十五年郎卡去世后，索诺木又请求将郎卡骨殖送往西藏制作灵塔，并同时提出派遣十二名喇嘛赴藏熬茶[11]。两金川与西藏有密切的宗教联系，乾隆四十年时驻藏大臣伍弥泰等人共查获在藏的两金川苯教喇嘛三十一人，他们多在曼日寺（藏文སྨན་རིའི་དགོན，满文manrijuktehen）、达尔顶寺（藏文དར་སྡིང་དགོན，满文darding/darting juktehen）学习，其中多有在藏十数年、二十余年者。从西藏学成归来的喇嘛，索诺木等都委以重任，令其管理苯教寺庙。例如都甲喇嘛雍中泽旺（གཡུང་དྲུང་ཚེ་དབང），10岁就在舍齐寺出家，在西藏学习过十三四年，后在金川思都甲沟（སྟེགས་ཅོག/སྟེགས་སྐྱོག）庙里当喇嘛。索诺木待他非常好，常令他跟随左右[12]。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灿原是革布什咱（དགེ་ཤི་ཚ或དགེ་ཤིས་ཚ）人，曾赴金川念经，因郎卡对其不错，便留了下来。莎罗奔、索诺木等兄弟三人都曾拜他为师，学习教法，十分礼敬他。色纳木甲木灿担任雍中喇嘛寺的堪布，管理着200余位喇嘛[13]。这些喇嘛在战争期间频繁施以“扎答”法术，向上天祈雨雪，诅咒清军，令清军人心惶惶。战争后期，由于兵源不足，喇嘛还经常冲锋陷阵，许多人战死沙场。
两金川“番众”十分崇信苯教，这些喇嘛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团结“番众”，给他们精神寄托，可以在条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作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土司本人的宗教及政治权威，是两金川土司领导能力的一个稳定剂。
两金川土司为同清军作战，除了要最大限度挖掘内部潜力外，还需要充分利用清军降兵、逃兵等为自己服务。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张坤忠。张坤忠，四川省维州协兵丁，其父张恒也曾是维州协兵丁。父子两代长期在维州当兵，熟知番情，且张坤忠“从小会说番子话”，同两金川番人交流没有障碍。乾隆三十六年时，张坤忠跟随提督董天弼、李煦、哈国兴，副都统阿尔素纳和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在鄂克什（འོག་ཞི或འོག་གཞི）作战。乾隆三十七年，清军长期与小金川在美美卡、木兰坝一带僵持，哈国兴、海兰察等便派张坤忠赴小金川，令其退兵。他们对张坤忠许诺：“若办成这事，在将军前保荐给官做。”[14]张坤忠完成了任务，小金川主动退出木兰坝、鄂克什旧寨等地。像张坤忠这样熟悉番情，精通番语，且立下如此奇功的士兵，清军本应予以重用，但温福等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张坤忠日后投靠金川，走向了清军的对立面。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张坤忠暗中偷窃火药，与金川沟通往来。事泄后，逃往金川。索诺木对张坤忠十分尊敬，每日供给他酒一瓶，面三斛，牛肉一块。在长期受清军封锁的战争时期，这样的招待规格无疑非常之高。索诺木还许给他一名女性，以解决其生理需求[15]。他仍许可张坤忠穿内地衣服，不必留发，待他非常宽厚。索诺木“狠听他的话，都称他为张掌堡。”[16]。这一信任获得了巨大回报，重创清军的木果木之役，最初就得益于张坤忠的情报。索诺木曾询问张坤忠“将军营盘及各路兵数多少并领兵大人姓名”，张坤忠回答“将军营盘里连头旁上大约有十来万兵，后路赤力角沟、登春、占固登达等处后路上兵数不多。”[17]在获知清军后路防守空虚后，索诺木便同僧格桑定计，勾结后路降番，里应外合，先在占固登达杀害董天弼，再赴木果木劫温福大营。
由此看出，两土司本人都有相当政治手腕，他们善于处理与家族、头人、喇嘛的关系，使他们甘愿为其效力。军事层面，两土司并不专断，而是主要依靠作战经验丰富的大头人；宗教层面，两土司通过倚重从西藏学经返回的苯教喇嘛，获得“番众”支持，增强了内部凝聚力。金川土司领导核心团结、稳定，决策一旦做出，便迅速交给各头人、寨首执行，可贯彻至每家每户，非常高效。
早在乾隆十七年，四川松潘镇总兵马良柱就曾指出：“伏查金川地虽不及杂谷（རྒྱལ་ཁ）之大，番民亦无杂谷之众，但系上下同心，番众用命，防范严密，是以攻克甚难。”[18]二十年过后，金川“上下同心、番众用命”的特点未因土司的更替发生改变，反而愈加发扬光大。应该说，这种高效、迅速的领导能力，是两金川得以屡屡重创清军的一大关键因素。
如果说两金川土司的领导有什么失误，那就是对乾隆帝要彻底平定他们的决心估计不足，对求和总是抱有幻想，因此丧失了很多扩大战果的机会。温福在西路征小金川时，对美美卡、木兰坝等地久攻不下。尽管如此，小金川非常畏惧，主动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拆除木兰坝一带碉楼，将木兰坝山梁以下连同鄂克什官寨一并交还，并在海兰察、李煦、哈国兴三位高官处磕了头，“求替我转求温将军在万岁爷求恩”，希望获得宽恕[19]。但哈国兴等继续进军，失信于人。小金川因主动让出木兰坝等战略要地，天险尽失，温福势如破竹，得以迅速攻克小金川。木果木战役中，小金川与金川联军大败清军，击毙将军温福等一批高级将领，歼灭清军三千余人，夺获战略物资无数。木果木战役后，各路清军犹如惊弓之鸟，士气大泻，金川还趁机包围了南路的阿桂军。如果能乘势继续进军，毫无疑问会获得更大的战果。不过，索诺木在获得如此大胜之后，希望同清军媾和，因此放慢了脚步，屡次差人投禀文书，并派大头人丹巴沃襍尔赴阿桂的南路军营，表达了欲将阿桂处官兵让出的意愿。阿桂得以将计就计，全师而退[20]。甚至是战争后期，金川也经常遣人请降。如果两金川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很可能会给清军带来更大的打击，战争进程还会因此延长。
清军则完全不同。乾隆帝既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又是实际指挥者。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定鼎以来，综理政务，乾纲独揽，从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专主者”[21]，这就使得前线将领的自主权大打折扣。大量前线情况，温福、阿桂等都需要向乾隆帝奏报。从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具奏与朱批时间可以看出，一般六百里加急的奏折从前线发出到乾隆帝朱批，需要11天时间，而朱批返回前线，同样需要11天，这一往返就22天时间。而战机是稍纵即逝的，乾隆帝的指示到前线时，战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正如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所说：“一场战争中，一方的统帅可以完全自由地行动，而另一方的统帅却要受制于二百古法里以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其天才和行动都受到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交战，前者相较后者一定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22]
在战争目标方面，乾隆帝和多位前线将领也有分歧。乾隆帝虽然多次指示要彻底平定两金川，但他对前线情况无具体了解，对进军难度无切身体会，君臣之间也就不免产生分歧。四川总督阿尔泰、继任四川总督德福和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均倾向招抚议和[23]。温福、桂林身为统帅和副统帅，也认为平定小金川后即可撤兵，对继续进兵金川心存畏难[24]。只是这些主张议和的官员要么被罢免，要么阵亡，继任将军阿桂等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把乾隆帝的主张执行下去。
清军前线高级将领之间，也并非精诚团结，歧视与斗争非常常见，比较突出的就有温福与五岱、桂林与宋元俊等的矛盾，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清军战斗力[25]。只是在阿桂继任将军以后，将领内部矛盾才有所缓和。
双方军事领导能力存在如此差异，是导致战争旷日持久的根本原因。
二、两金川的军队作战能力
两金川的军队有着非常强悍的作战能力。本文主要从军队数量、机动能力及精神力量等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军队数量
第二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记载：“（两金川）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26]。这说明，两金川的总人口在三万人左右。他们没有职业士兵，所有的士兵均来自所属寨落之番人，为典型的“兵民合一”制度。贾霄锋通过研究藏区土司制度，认为“在危急时土司可以调集所有的成年男子参战，作战人员可以占到部落人口的约五分之一。”[27]如根据这一标准统计，则两金川应约有六千士兵参战。事实上，仅就金川土司而言，调动的参战人员近一万人[28]，远远超过部落人口的五分之一，可达到三分之一的水平。除此之外，两金川还发动了大量妇女，她们从事增修碉卡、准备军械、耕种田地、看守俘虏等各项繁重工作。这说明，两金川土司对“番众”有着极强的动员、组织能力。
两金川“番众”民风彪悍，具有尚武精神，加之平日与周边土司“搆釁”较多，注重军事演练，因此普遍具有较高的个体军事素质。根据《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的记载，战争中清军共有14.5万余人参战，双方军队比例约为1：14，但由于两金川士兵的作战能力高于清军，甚至出现了清军绿营兵需要至少四十名战士才能擒获一名番兵的情况[29]，这就有效弥补了两金川军队绝对数量的不足。
另外，两金川进行的是防御战，且占据有利地形，这两个优势同样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清军的人数优势。两金川主要依靠碉卡进行防御，一般会在碉楼外围严密防守：“碉座外挖有深沟三道，将树枝乱草平铺沟上，盖以薄土。沟沿挖有抢眼，沟外又树木栅以为抵御。”[30]碉楼内则排扎木植，贴护石墙，使火炮不能穿透。当清军发炮时，番兵躲在碉楼内防御。一旦炮击停止，他们就会迅速出碉对残损部分进行修补。当清军接近，进入番兵鸟枪射程范围内后，番兵会在碉楼枪眼内密集射击。碉卡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往往只需要数名番兵就可以对清军进行有效阻击，大大解放了番兵的人力。且清军攻碉时需要翻山越岭，体力消耗巨大，而番兵则在碉楼中以逸待劳、居高临下，所以交战时番兵往往会占据优势。
（二）机动能力
军队的机动能力对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茅海建教授在分析鸦片战争时指出，英军通过强大的机动能力，使得有限的兵力可以重复使用，并在局部战场形成多打少的优势局面，即“一名士兵参战两次等于两名”[31]。第二次金川战争中，两金川同样表现出很强的机动能力，使得清军处处被动。
布防时，由于兵力有限，两金川一般采取对官寨屯驻重兵，战略要地重点布防，一般碉卡灵活布防的策略。小金川的美诺官寨和金川的勒乌围、噶喇依官寨，是两土司的核心所在，也是清军意图直取的最重要战略目标，故而他们在此屯驻重兵。金川的勒乌围官寨统辖23寨，共有士兵700余名驻防；噶喇依官寨统辖17寨，共约600-700名驻防。木果木这样的重镇，是清军统帅温福长期进攻的要塞，金川共派遣500余名士兵布防。达咱、宜喜等重要碉卡，金川分别派兵300、500余人不等[32]。一般的碉卡只有数十人，甚至数人防守，其余则为机动兵力。
金川的情报工作非常出色，能够根据清军兵锋所向，及时调兵增援防守。据曾被小金川俘获又放回的维州协千总韩世贵称，“闻说打仗的时，那一路围的紧，别处的就拥将过来相帮。”[33]两金川兵力虽然不多，但进行的是防御战，地形、情报工作的巨大优势使得两金川方面得以较早了解清军的攻击目标，并利用内线优势快速地将精锐抽调到紧要地段。两金川就是通过快速轮转弥补总兵力的不足；另一方面，清军兵力虽多，但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兵力难以展开，无法进行主力决战，人数上的优势就难以发挥。同时，为了保护后路安全，维持后勤物资的正常运转，清军也不得不在此投入大量兵力。简而言之，两金川土司可以将有限的人力资源重复利用，清军四面出击，具体到某一战场人数反而有限。如进攻木果木时，温福的西路主力部队达到2万人，但有1.5万人驻防于后路各碉卡，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仅5000人左右，真正能够对某个要塞发动攻击的部队人数就更少了。
进攻时，两金川番兵最常用的战术就是“夹坝”。“夹坝”为藏语“ཇག་པ”，意为“抢劫”。他们少则几十人，多则五六百人，趁清军不备进行偷袭，令清军疲于奔命，防不胜防。番兵通常趁夜色和大雾作为掩护，偷袭清军。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阿桂、明亮部攻取当噶尔拉第四大碉卡。因这一碉卡位置险要，阿桂等料到番兵必会前往偷劫。二十三日夜，云雾雾浓厚，番兵二百余人从山沟林箐内潜爬，直扑巴旺、布拉克底土兵所守的营卡，与土兵发生激战。因清军早有准备，番兵才未能得逞[34]。不过，更多时候清军则没有这样的幸运。有一次，清军玩忽职守，甚至发生两金川兵身穿喇嘛衣服混入清军军营之事[35]。如果两金川抓住了清军的破绽，则会迅速调集上千人的力量对清军进行围歼。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小金川兵在墨垄沟将薛琮部三千名士兵几乎全歼；乾隆三十八年六月，金川土司利用清军西路木果木军营的破绽，偷袭得手，击毙将军温福等高官，清军一溃千里，毫无反击能力，经过几个月休整之后才重新进军。
（三）精神力量
两金川番兵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不容忽视。这种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对困兽之斗局面的绝望。
必须要指出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的性质不是镇压叛乱，两金川土司没有超出“蛮触之争”的范畴，斗争矛头也没有指向过清廷[36]。当乾隆帝小题大做执意进军后，两金川之所以抵抗，主要出自一种谈判策略。他们认为只有获得了一定胜利后，对清军才更有谈判筹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金川多次出现刚刚获得重大胜利后立即撤退并请求投降的状况。例如，乾隆三十七年，小金川曾在西路长期阻击清军，但却于八月主动拆除木兰坝一带碉楼，献出木兰坝、鄂克什旧寨等要隘[37]，向清军求降；乾隆三十八年，木果木之役结束后，金川本可以轻易取得更大战果，但却坐视南路的阿桂全师而退，并具禀西路的海兰察：“屡在温将军上求饶了两年，不准，一定要剿灭我金川。若留我金川土司，以后尽力量好，替万岁爷出力。大人们但有吩咐的话，我不敢不遵。”[38]
然而，乾隆帝的目标是彻底平定两金川，多次指示“扫穴擒渠”，不但要求一概拒绝其投降请求，而且一旦有前线将领主张纳降，就会立即遭到申饬[39]。两金川投降无门，全无退路，只能选择对抗到底。古希腊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曾言：“俗话说困兽犹斗，在毫无生存希望的情况下，恐惧心会驱使人们拿起武器。当一个人知道他将面临死亡时，他是宁肯与别人同归于尽的。”[40]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说：“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的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于是他就把无比的大胆看做是最高的智慧，在必要时，还会求助于冒险的讹诈。”[41]
这种精神力量使得两金川番兵的战斗力更加强悍。占清军总数20%的屯土兵，生活环境、身体素质等皆与两金川相仿，二者战斗力差距本不大，但在战争中表现却相差很大，屯土兵惧怕两金川番兵：“金川犷猂性成，附近各土司久已为其挟制，畏之如虎。即如去夏之派调三杂谷土兵，去秋之派调绰斯甲布（ཁྲོ་སྐྱབས）土兵皆属首鼠两端。”[42]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就是二者的精神力量不同所致。到战争后期，金川土司明知已无取胜可能，但投降同样意味着死亡，那种绝望心态使得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然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屯土兵只是“雇佣军”而已，交战时自以保命为先。事实上，自阿桂接任将军后，经历的罗博瓦山之战、喇穆喇穆之战、逊克尔宗之战等战斗，无一不是经过反复争夺碉卡后才取胜，共有常禄保、科玛、佛伦泰、曹顺、敦柱、达兰泰、萨尔吉岱、扎尔桑、玛尔占、穆哈纳、库尔德、巴西萨、国兴等13位清军高级将领阵亡，和战争前期清军高级将领阵亡数也不遑多让。如此艰难的战争过程和密集的清军高级将领阵亡，正是由金川番兵的精神力量导致的。
三、两金川的物资储备
乾隆帝长期困惑的一点是，两金川的物资储备，特别是粮草与火器，究竟从何而来，以致支撑五年之久。火器，主要包括火炮和弹药，弹药主要包括原料硝和磺。乾隆帝原本以为两金川地狭人稀，物产不丰，热兵器和硝磺资源数量不足，武备和清军相差很远，绝不可能和清军长期抗衡。两金川以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劳动力都调到了战场上，必然会耽误农业收获。他曾在战争之初说：
“看来贼番惟恃耕作为事，其守碉之贼即系种地之人，必不能废业而专务守拒，亦必不能设碉以护其田功。若金川一时难于猝破，或稍待时日，俟贼农忙之际乘其不备，合力进击，贼番必不能舍业兼顾，或为制胜一策。”[43]
然而，残酷的事实击碎了乾隆帝的美梦。两金川的后勤物资，远比乾隆帝想象得要丰富。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清军重新攻克小金川后，李世杰奉命查看小金川各寨军火储存情况，统计出独碉喇嘛寺至僧格宗（སེང་དགེ་རྫོང）等处共有“铅块三千六百四十五斛，枪子二十八万二千二百四十颗，计重五千七百二十五斛。劈山砲子四百五十颗，计重一百五十斛。”[44]乾隆四十年七月，阿桂攻克隆斯得寨，缴获火药一百余篓，枪子在屋内堆积自数寸至二尺余深[45]。八月，据俘获的丹巴沃襍尔之外甥透露，噶喇依尚有四个仓的粮食储备[46]。这说明，在战争后期，两金川依然有一定的物资储备。两金川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两金川以农牧业为主，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境内有一些矿产资源可以利用。加之长期与周边土司不睦，常发生冲突，平素就注意多储存物资。
两金川的农作物以大麦、小麦、荞麦、青稞、蚕豆、豌豆为主[47]。小金川一年一熟，而金川则一年两熟，因此金川的粮食储备比小金川更加丰富。对小金川而言，每年的收成基本与消耗相抵，存储不多；对金川而言，则有一些剩余，“每年有两熟，就是一遭不好，还有一遭收成。所以这几年来年成都是好的。”[48]金川的勒乌围和噶喇依两官寨，用石块砌成大规模仓房储粮。勒乌围有60多个仓房，噶喇依则有80多个，其余各处寨子内也有数量不等的存储[49]。
两金川的畜牧业也有一定规模，主要牲畜品种为牛羊。乾隆三十八年，金川取得木果木战役的胜利后，曾派人在那里放牧。据脱出兵丁王福供称：“牛只系噶喇依土司、头人官牛，派各寨蛮子放牧。小的寨子里也有牛二头，一个蛮子押了小的去放牧，约共有牛一千余头。因木果木水草不好，将牛倒毙，剩下不足一百头。”[50]由此推断，金川的牛只数量应该不少，不过由于水草情况、养殖技术等原因，导致畜群数量不稳定。随着战争进入后期，牛羊等资源被巨大消耗，数量锐减。投降清军的番人普勒供称，“（噶喇依牛厂）只有乳牛二十多条，其余杀的杀，瘟的瘟，都已完了。”[51]板登朋也曾供称：“这羊场里从前有一百多个羊，被百姓们偷抢去了大半。”[52]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储备。乾隆四十年八月，总兵熬成派遣降番桑木洛等前往巴扎木探听虚实，在南山沟下仍然发现金川黑帐房七顶，放牧牛羊各千余头[53]。
除了牛羊外，金川尚有一些马匹供土司和头人使用。马匹在冷兵器时代是重要战略资源，乾隆帝对两金川的马匹情况非常关注。乾隆三十九年，五福见到一名金川头目身骑白马率领50名番兵进攻清军，该头目被土兵放枪击毙。这一事情奏报后，虽然只有一匹白马，但乾隆帝仍非常紧张：“是贼中竟有马匹，若官兵进捣贼人巢穴，即可擒缚凶渠，恐逆酋窘迫骑马奔窜，官兵不可无马尾追。”[54]乾隆四十年时，参赞大臣富德通过审问来投番人得知，萨尔里地方为索诺木马厂，共存骡马150余匹。噶喇依以东三四十里有德思东、苏思第两处马厂，各有马100余匹。大约金川大头目各有马10匹至20匹不等，小头目各有马4-5匹不等[55]。由此估计金川的马匹数量当不会太少。
两金川地区硝资源比较丰富，“各处都有”，易于获得，但硫磺资源都不足。小金川素不产硫磺，所用资源多来自木坪、三杂谷土司等处。噶喇依官寨对过的甲儿擦克角地方有硫磺资源[56]，但数量有限。金川在侵占革布什咱时，革布什咱境内默资沟处出产硫磺，金川“遣人刨挖甚多，制配火药，则其存积自未用完。”[57]小金川颇注重铁器的积累，战前多次派人到内地购买铁锅等项，后因清政府厉行查禁而作罢[58]。
除了“开源”，两金川保持储备的另一秘诀是“节流”，对弹药的珍惜是集中体现。任乃强先生《西康图经》曾言：“番人用枪，不轻发，发必杀人。度敌人距离尚远，中不必死，不发也。……惟其得适当子弹，更难于枪。故番人对枪弹并甚珍惜，非能命中不妄发也。”[59]任乃强先生记载的是西康地区的风俗，两金川地理上虽不属于西康，然珍惜枪弹的风俗却无二致。两金川番兵“不肯轻放一枪，必度官兵临近，然后施放”[60]，尽最大限度地节约弹药。
两金川固有的资源储备，保障了在战争前期的物资供应。当然，这还不足以支撑五年时间，他们还有其它来源渠道。
其次，两金川经常通过战斗，特别是偷袭方式获得补给，这是他们得以坚持数年的关键所在。
他们常组织少则数十人，多则两三百人的“夹坝”（ཇག་པ）袭扰清军，趁机夺取补给物资。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清军奏报从小金川处夺获九节大炮一位，劈山炮一位，向乾隆帝邀功。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九节炮、劈山炮等不可能为小金川所拥有，必系提督董天弼前次失败为小金川抢去者[61]。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清军站夫行至日古落沟一带遇见“夹坝”，所带的三十三斛米全部被劫[62]。乾隆三十九年九月，金川派三十余人在马尔当放“夹坝”，抢去毛牛两条，灰面三背，酥饼两背[63]。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为两金川偷袭温福木果木军营，在木果木大败清军，不仅击毙了温福等人，还夺获了大量粮食、武器。根据档案记载，清军此役共损失米一万六七千石，银五万余两，火药七万余觔，炮子、铅丸无算[64]。这批物资除一部分在战役中焚毁、遗失，一小部分金川未运走留存木果木外，大部分都收入金川囊中，成为其继续支撑近三年的物质保证。乾隆帝痛心地说：“贼在木果木所得之粮，几足供其数年之食，思之实深愤恨。”[65]，“军营银米火药遗失如许之多，转供贼人之用，真所谓藉寇兵而齎盗粮，思之实为可恨。”[66]
最后，清军后勤物资管理混乱，两金川趁机偷窃或者贿赂、买通土兵，暗中做交易，获得物资。
为剿灭两金川，乾隆帝不惜代价，从各地调运了大量粮草、火药、马匹等。但是，清军管理粮草、火药等玩忽职守，导致多次失火、被窃，损失惨重。如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六日，木池站存贮火药的碉房失火，导致51050觔的火药全部焚毁[6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温福大军已经移营至木果木，但火药局尚在后路牛厂粮台没有移动，守备空虚。金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派兵去牛厂偷火药，共偷了49背，每背有50斤，总共2400余斤[68]。驿马的管理也相当混乱，经常有被盗事件发生。如乾隆三十九年三月，据王进泰奏称：“由美诺至僧格宗即风闻台站有被失驿马之事，当即问。据汪腾龙禀称，正月二十一日夜间被窃去台马七匹，该站员并未呈报，私行赔补。”[69]
土兵是清军中兵力仅次于绿营的一支力量，他们熟悉地形，战斗力较强，故而清军不得不对他们大加倚重。然而，土兵和两金川番兵语言、文化、风俗一致，容易生息相通，所以清军虽然利用他们，但并不信任，而是处处提防。乾隆帝认为“蕞尔金川所产有限，何以能远远接济，必系随营土练等私自卖给贼众。”[70]他多次下令提防周边土司，对硝磺产地严防死守，杜绝民间一切私售，包括“恭顺如明正（ལྕགས་ལ）[71]、绰斯甲布、三杂谷、布拉克底[72]、巴旺（པ་ཝང）等番人，亦不可使其私自售买，致有偷越。”[73]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刘秉恬奏称盘获梭磨（སོ་མང）、卓克采（ལྕོག་རྩེ或ཅོག་ཙེ）回巢番民三名，搜获大小铅丸四百颗，铅饼两块[74]，怀疑准备倒卖给金川，引起乾隆帝震怒。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两金川千方百计进行物资储备，尽可能长时间地支撑战争，毕竟面临清军强大压力和重重封锁，随着战争的进行，获得补给的难度愈发增加，在战争后期终于达到了匮乏的程度。因此，在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这两年中，有不少番人逃出，投降清军。通过其口供可以得知，金川土司因物资储备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了内部团结。
克思甲供：“我们促浸人家里送到卡子上来的，只有苦荞圆根，再找不出什么粮食了，老人娃娃饿死的也有。”[75]申札尔吉供：“现在吃的是草根，不久就要饿死，还有什么力气给土司当差守卡！小的想吃的没有，事情办不上来，因此逃出来的。”[76]像克思甲、申札尔吉这样因缺粮而投降清军的番人，比比皆是。缺粮的情况不仅影响到下层，还影响到了头人，不少头人也没有多少余粮。沙纳供：“我们头人阿让因患了病，现在勒乌围寨子上养病，连他们的口粮也都是不发的”[77]。阿太供：“从前头人们到官寨里来，土司都给他饽饽、酒肉，如今土司粮食短少，头人们来也没有饽饽给他了。”[78]头人生存的艰难，瓦解了决策层的团结，使内部纷争激烈，甚至出现多个头人率领全寨番人集体叛逃的情况：“俄洛木寨头人革什甲木参带领所属番人二十户，又喇嘛科尔头人雍中带领所属番人二十户，又日尔底寨头人丹比西拉布带领所属番人二十一户，共男妇二百二四十名口前来。”[79]面对这种窘境，索诺木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但逃走的人越来越多，索诺木束手无策，只能对手下人说：“如今你们实在没得吃，有要投出去的也罢了。但出去切不可说这里头慌乱的话。万一天朝饶了你们，少不得也还要回来，我自然还给你们恩典。若是把慌乱情形说了，这是要天诛地灭的。”[80]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军事史的视角，来探讨清军对立面两金川土司的军事力量。通过对满汉文相关档案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双方领导决策机制的不同，对各自战斗力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
土司仅凭借其身份，就天然拥有足够权威，更何况僧格桑、索诺木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拥有高超的手腕。他们通过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处理好了与家族、头人、喇嘛的关系，使得上下同心用命。在战争决策时，土司并不专断，而是委任大头人处理，然后迅速通过小头人、寨首执行，层级相当简化、高效。
清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却不拥有最终决策权，他们只能执行远在京师的乾隆帝的旨意。而乾隆帝毕竟没有身临前线，许多指示并不切合战场实际。在命令下达后，清军还有副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许多层级及数万军队，人员臃肿，指挥不灵，其决策的效率自然无法和两金川土司相提并论。
（二）军队素质、机动性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战斗力，发挥的作用比军队数量更重要。
两金川没有职业士兵，番人是在平日与周边土司争斗的过程中，形成了犷悍的性格和高超的单兵作战能力。由于他们是防御作战，地形及情报均占优势，通过迅速的移动，在局部战场弥补了总人数的不足，多次给予清军重创。
反观清军，战争期间参战人数十数倍于两金川。但清军有大量后勤物资、台站、碉卡需要分兵防御，不得不分散进攻兵力，在防守一些碉卡和台站时，兵力很可能对两金川番兵并无绝对优势。且战斗以山地地形为主，极大限制了马匹的使用，只能利用步兵徒步作战，转移速度自然比不上番兵。除健锐营、火器营等少数特种部队外，清军其他兵种均不擅长攻碉，视攻碉为畏途，战斗力和精神力远逊于番兵。屯土兵虽熟悉地形、善于攻碉，但因只是周边土司派来的雇佣军，其精神力量自然无法同保卫家园的两金川番兵相提并论。
（三）物资储备与后勤补给是理解这场战争的关键因素。
第二次金川战争，不同于平定准噶尔部、回部等战争，双方没有进行过主力决战，也没有明显的战略转折点，清军的胜利，不是凭借高超的战略战术，而是在巨大的财力、兵力基础上，逐步挤压两金川的生存空间而获得的。换而言之，物资储备与后勤补给是双方的胜负手。
在战争前期，两金川凭借先前储备的粮食与火药及在木果木战役中获得的巨大物资，同清军周旋三年时间。这些物资储备不仅是两金川番人生存的根本条件，也是土司权威得以树立的物质基础。在战争后期，随着生存空间的逐渐缩小，土司获得补给愈发困难，引发了内部生存危机。番人为能够活命，大量逃出。而曾经听命于土司的各位头人，也纷纷离心离德投降清军。因此，物资的匮乏使土司的权威日渐失落，逐渐瓦解了原有的领导体制。而乾隆帝为剿灭两金川，不惜一切代价，各类后勤物资源源不断供给，清军后勤无虞，自可全力进攻[81]。可以说，第二次金川战争从根本上是一场比拼物资补给的战争，补给源源不断的清军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目前，有关乾隆帝“十全武功”的研究成果虽已经比较丰硕，然而，从军事史视角出发的研究仍显不足，对战争本身的各要素分析尚不深入。事实上，无论战争内涵多丰富，牵涉面多广泛，它的性质首先仍然是战争，军事史研究视角不应缺席。如果对战争本身各要素研究不足，其它相关研究很可能就会是空中楼阁。只有建立在对战争各要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方能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本文或可视为对此的一种努力。
注释：
[1]研究现状主要可参考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评述》，《清史研究》，2011（4）：133-142。另外，曾现江：《嘉绒研究综述》，《西藏研究》，2004（2）：115-120；叶小琴：《近六十年来嘉戎十八土司研究综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78-84；邹立波：《国外嘉绒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思想战线》，2014（4）：32-39等文章也有一部分内容涉及金川战争。
[2]目前有两篇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分别为旦正加：《金川战役中清军受挫原因探析》，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1-49、王惠敏：《清军难以攻克大小金川之原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1-157。
[3]邹立波：《明清时期嘉绒藏族土司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324。
[4]美诺为小金川官寨所在地，位于今小金县美兴镇。
[5]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532。
[6] 《金川档》，第6册，阿木鲁绰沃斯甲供词：4437。勒乌围、噶喇依为金川土司两大官寨。勒乌围在汉文史籍中亦作“勒歪”，在今金川县勒乌乡；噶喇依在汉文史籍中亦作“刮尔崖”，在今金川县安宁镇。两官寨是金川土司根本，周围碉卡林立，层层设防，它们是清军最后攻克的两个据点。
[7]冯明珠、庄吉发编：《金川档》，台北：沉香亭企业社，2007：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142-1143。
[8] 《金川档》，第3册，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七日：1982。
[9]两金川土司与西藏的宗教关系，是目前金川战争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往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金川土司信奉苯教，与藏传佛教有着尖锐对立。如Dan Martin指出，清军对苯教寺院的摧毁及对苯教传统的禁止，是证明苯教与佛教教义不同的绝佳材料（Dan Martin,“Bonpo Canons and Jesuit Cannons: On Sectarian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Ch'ien-lung Emperor's Second Goldstream Expedition of 1771-1776 Based Primarily on Some Tibetan Sources”, The Tibet Journal, Vol. XV, no.2, 1990: 3-28）。然近年来徐法言博士撰文指出，佛教、苯教的对立远没有想象中严重，既有研究忽略了二者交流、影响和交融的一面（徐法言：《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2（3）：171-175），然其论证仍略显单薄。笔者认为，欲深入探究此问题，除汉藏文献外，还需求助于相关满文档案。本文限于篇幅，只能对相关满文档案简要述及，详细内容将另行撰文。
[10]集福等：《驻藏大臣集福等奏金川派十二名喇嘛赴藏学经折》，乾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179-1922-016。
[11]莽古赉等：《驻藏大臣莽古赉奏派兵护送金川赴藏熬茶头人返回打箭炉折》，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184-2432-032。
[12] 《金川档》，第6册，都甲喇嘛供词：4427。
[13] 《金川档》，第6册，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灿供词：4413、4421。
[14] 《金川档》，第6册，张坤忠供词：4388。
[15] 《金川档》，第6册，张坤忠供词：4395。
[16]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四日：1543。
[17] 《金川档》，第6册，张坤忠供词：4399。
[18]马良柱：《奏报金川杂谷郭罗克实在情形折》，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科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第4辑：601。
[19]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569。
[20]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初一日：1393。
[21]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二，乾隆十三年八月丁未。
[22] （瑞士）若米尼著、盛峰峻译：《战争的艺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7。
[23]戴逸、华立：《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论乾隆朝金川之役》，《历史研究》，1993年（3）：38-39。
[24]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五，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丁亥。
[25]参见徐法言：《乾隆朝金川战役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163-174。
[26]曾现江：《乾隆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的文本差异及其成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34-38。该文详细考证了《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文本差异及其成因，并指出“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的记载才是准确的。
[27]贾霄锋：《藏区土司制度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180。
[28]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1645。
[29] 《金川档》，第3册，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2555。
[30] 《金川档》，第5册，乾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3309。
[3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7。
[32]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1911。
[33] 《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七日：903。
[34]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五十六，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庚午。
[35]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廿三日：1171。
[36]先行研究多认为，两金川土司是叛乱。如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55-556）“1747年，莎罗奔发动叛乱出兵攻掠革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十多年后，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叛乱”。李鸿彬、白杰《评乾隆朝金川之役》（《清史研究》，1998（2）：68），“既不同于民族压迫和歧视激起的少数民族起义，亦不同于阶级压迫、官逼民反而掀起的农民战争，而是反清的地方叛乱。”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将另行撰文论述。
[37]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569。
[38]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1201。
[39]色布腾巴尔珠尔：《奏为因接贼索诺木求降之文而奉旨训敕事折》，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三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186-2569-024。
[40] （古罗马）韦格蒂乌斯著、袁坚译：《兵法简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2。
[41] （德）克劳塞维茨著、杨南芳等译校：《战争论》上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289。
[42]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乙卯。
[43]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六年十二年初一日：311。
[44]彰宝：《附报小金川各寨等处刨获枪子等事之折片》，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4辑：124。
[45] 《金川档》，第5册，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三日：3336。
[46] 《金川档》，第5册，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二日：3418。
[47]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81-1882。
[48]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525。
[49]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525。
[50]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讯问西路逃出兵周奇王福等人情形折•脱出兵丁供单》，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194。
[51]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进逼荣噶尔博第八峰连日攻打巴占碉寨及讯问投出者情形折•投出番人供单》，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329。
[52]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进逼荣噶尔博第八峰连日攻打巴占碉寨及讯问投出者情形折•投出番人供单》，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330。
[53] 《金川档》，第5册，乾隆四十年八月三十日：3468。
[54] 《金川档》，第3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八日：2365。
[55]富德：《奏报向来投番子审明索诺木在萨尔里等处放牧情形折》，乾隆四十年七月初八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3-0187-2667-039。
[56]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初十日：522。
[57]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丙子。
[58]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941。
[59]任乃强：《西康图经》，收入《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274-275。
[60] 《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五，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壬申。
[61] 《金川档》，第1册，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453。
[62]富勒浑：《奏报日古落一带贼人抢劫军粮事》，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5辑：365。
[63] 《金川档》，第4册，乾隆四十年三月十三日：3181。
[64]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491。
[65]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1190。
[66] 《金川档》，第2册，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491。
[67] 《金川档》，第3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初二日：2327。
[68] 《金川档》，第6册，张坤忠供词：4393。
[69]富勒浑：《奏覆僧格宗台站驿马被窃并查办情形事》，乾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5辑：83-84。
[70] 《金川档》，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号：00060。
[71]又作或“ཅག་ལ”或“ཅང་ལ”。
[72]又作“巴底”。
[73] 《金川档》，第4册，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七日：3241。
[74]《金川档》，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号：00097。
[75]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连攻空萨尔勒吉尔博一带碉寨并讯问投出人员等情折•投出促浸等番人供单》，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一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282。
[76]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现筹合力进兵及讯问投出者情形折•投出番人供单》，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292。
[77]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筹办乘机进攻桑噶斯玛特碉寨并讯问投出人员等情折•投出儹拉番人番妇等供单》，乾隆四十年正月初四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235。
[78]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现筹合力进兵及讯问投出者情形折•投出番人供单》，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292-293。
[79] 《金川档》，第5册，乾隆四十年七月二十二日：3313。
[80]海兰察等：《参赞大臣海兰察等奏报接拿木栅直趋河沿截断噶朗噶等处及讯问投出者情形折•投出番人等供单》，乾隆四十年五月初四日，《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298。
[81]有关清军物资的供给，史料主要可参考郑栖山：《平定两金川军需例案》，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4-186；研究著作主要可参考Ulrich Theobald, War Finance and Logis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the Second Jinchuan Campaign (1771-1776), Leiden&Boston: Brill: 2013:151-226.
作者：张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满文文献及清代边疆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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