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中共党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县”制度研究
张燚明、李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对侵华日军封锁“扫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重构县域治理模式,创设“联合县”这一新型区划安排与党政组织形式。严酷的敌后战争环境,造就“联合县”人员与机构精简、高度机动的组织特征。“联合县”灵活整合破碎地块,统筹调配资源,穿插开辟外线,推动敌后抗日根据地联结成片、不断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基层制度支撑。其“组织先行、区划后定”的制度遗产,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地方治理的重要经验并得以延续。
·殖民主义史反思·
近代英国对西藏地理的殖民话语建构
李稳稳(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要:19世纪下半叶,英国派遣探险家等赴中国西藏及周边地区搜集情报,其参考清政府官方地图及汉藏文献,但主要借用藏族传统人文地理概念认识“Tibet”的地理范围和内部划分,刻意忽视清政府对西藏及周边地区的行政划界和有效管辖。20世纪初,英人以所谓民族地理维度界定“Tibet”,使此概念所指远超作为中国边疆政区西藏的实际范围,而包括部分青海、四川等地区。英国政府由此进一步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俄国争夺相关势力范围。西姆拉会议上,英国殖民官员虚构“内藏”和“外藏”等毫无依据的地理概念,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近代英国对西藏地理的殖民话语建构,反映出其更隐蔽、深层的知识与文化霸权。
英帝国殖民扩张中的流放刑(1598—1787)
李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暨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16世纪末至18世纪的英国流放刑立法史表明,该刑罚远非被动应对国内治理的副产品,而是帝国主动选择的殖民扩张工具。英国1598年立法确立流放刑,将本土惩戒与海外殖民勾连。北美独立后,统治者强化流放刑的殖民价值,于1784年授权君主在领地外指定流放地,为殖民澳大利亚提供法律支撑,使新南威尔士成为向印太扩张的战略支点。流放刑的演变,暴露英帝国以刑事司法抢占土地、以法律话语掩盖掠夺的逻辑,揭示“非计划性帝国”叙事对长期主动的系统性扩张行为的淡化。
·专题研究·
从民间葬礼再论秦汉时期“单”组织
田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摘要:秦汉时期,出于丧葬互助和类似公共事务需要,里中成立“单”一类结社。葬礼应视为基层社会中需要组织与调配劳动力、协作完成的重要日常事务。结合秦汉时期考古材料和算数书计算,可知至少有1/3小型墓葬建造影响里中绝大多数家庭。由此可以重构“单”运转的基本形式:“单祭尊”向里中成员收取金钱,用于协调包括葬礼在内的劳动力支出。里中之“单”既维系基层社会内部运行秩序,又与国家基层治理相协作。重建“单”的运作方式,揭示秦汉基层组织的公共性,并重新探讨古代中国的公共行为。
“天可汗”与隋唐时期农牧政权相互认同
陈俊达(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摘要:隋唐时期,突厥以“大可汗”身份册封中原割据者为“天子”与“可汗”,将草原政治传统延伸至中原。中原王朝则以“天可汗”体系进行回应,以皇帝身份兼领草原共主,借羁縻府州等弹性制度将可汗体系纳入皇权框架。双方逐步构建起以“天可汗”为共享最高权威、以羁縻府州为制度框架、以“华夷共祖”为历史叙事的政治秩序。突厥与隋唐的互动,上承五胡十六国至北朝“自在的一体”之历史积淀,下启辽金元清“多元一体”的制度实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元代国史纂修的多元一体叙事
封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摘要:元代国史纂修系统整体呈内外两层嵌套结构。外层的元代实录,主要依托朝廷内外诸司编送的实录“事迹”编类而成,此制直接影响明代国史修撰。权臣铁木迭儿盗观国史,牵涉武、仁实录的改修,并与元代国史修纂中“事迹”的意义直接相关。内层的脱卜赤颜,实为囊括数种独立文献的统称,涵盖《圣武亲征录》所本的脱卜赤颜、历朝大扎撒、“国书”《皇朝祖宗圣训》、皇室谱牒等,特指以蒙古文撰写或译写的本朝国史。元代国史纂修,以汉制、汉字为主体,统合中原与塞外语言文字,是古代中华各民族在历史记忆与文化层面交融互动的写照,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与发展。
清代民间契约对土地产权的界定
黄一彪、龙登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摘要:清代主要的土地产权凭证是契约,其为社会共同遵循的产权制度奠定基石。交易契约由民间自行签订,与分家书、上手契等文书相互配合,常可跨越朝代作为权属依据,适用于不同形态的财产权利;官府则推行税契制度,以官印与契尾增强契约信用,并通过颁行法律规范契约字样与契式,由此共同塑造产权凭证体系。同时,国家借助赋税征收与土地登记,形成官方层面的产权凭证,但受治理能力、制度约束和施政理念等因素影响,难以随产权变化而及时调整。民间凭证体系以其灵活性与国家凭证体系形成互补,推动产权的分割、发育与流转,构成清代土地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制度基础。
·探讨与争鸣·
走出大航海叙事:15世纪马穆鲁克王朝红海商路经略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摘要:长期以来,在世界历史书写中大航海被视为重要分水岭,形成欧洲引领近代变革、中东缓慢衰落的固有框架。此套叙事既无视同时期印度洋商贸繁荣场景,也将掌控红海要道的马穆鲁克王朝简单归为过渡性衰败政权,遮蔽其历史发展的自主能动性。实际上,15世纪的马穆鲁克王朝调整国家战略,大力经营红海商路,依靠整合港口资源和垄断香料贸易实现阶段性复兴,牢牢占据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枢纽位置,并推动多种文明交流互通。马穆鲁克王朝对红海通道的开发,不仅奠定该海域长久重要战略地位,亦表明近代早期世界的交流与变革并非欧洲文明单向驱动,而是亚非欧多文明互动的产物。
版权所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保留所有权利。 京ICP备06045333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580号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编号:京(2022)0000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