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路上·在甘肃】阿音娜：禅定大寺、土司、僧纲——卓尼版《大藏经》调查记

一、历史的三个镜头

1926年，甘南卓尼禅定寺

正在禅定寺考察的美籍奥地利旅行者约瑟夫·洛克（JosephF.Rock）受美国国会图书馆施永高（WalterTennysonSwingle）博士委托，从禅定寺购买了一整套《大藏经》。这些藏经被装在92个箱子里，由驮队用时7天运到兰州，再从那里用包裹寄往上海。不幸的是，他们恰恰在西安被围以前到达，无奈就在那里停留。一年后，到达上海。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禅定寺汉、藏、蒙古文匾额

1927年，上海

近现代大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11月发出一封信，信中说，藏文佛经有经论西藏，美人洛克博士游历甘肃时，见诸卓尼土司某寺中，以报彼国。京都议院图书馆馆员施永高君与弟相识，以汇款转运等托敝公司为之代办。洛克在卓尼几经艰难，始获运至兰州（据言制木箱盛书需铁钉，须求之于数百里外），由兰而西安适遇战事，存于邮局者半载有余，直至今春始运至沪。凡百数十箱，箱之破损者亦十之一。卷帙凌乱且稍有丧失，欲觅一能识藏文者为之校理，竟不可得。此时正与施永高君函商办法，故尚存敝馆。此事本末如此。尊意属由敝馆购留，似有难行，且闻洛克言板存寺中，寺僧颇知郑重，僻处深山或不至遽被蹂躏。

▲洛克旧照片，阿音娜翻拍于禅定寺藏经阁（照片上说明有误，应为运往美国）

1928年，甘南

爆发河州马仲英等兵乱。卓尼寺所藏《大藏经》经卷及经版在战乱中毁于一旦。而于此同时，前述洛克所购卓尼版《大藏经》完整的印刷本已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

历史的三个珍贵镜头，就这样遗憾的留下了珍贵古籍——卓尼版《大藏经》离开故土前的经纬。而它的经版不幸在随后的变乱战争中消失。

这套卓尼版《大藏经》的发现者就是前述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洛克1922—1949年常住云南丽江，是一位博物学家和探险家。1925年12月至次年4月间，洛克在甘肃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的帮助下考察，在禅定寺知晓有此藏经。在洛克看来，“卓尼版《大藏经》，雕刻精确，文字秀丽，这是众所周知、没有差错的最好版”。他将此消息报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施永高。施永高委托洛克代购这一整套《大藏经》，并托请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施以援手。因为施永高与张元济早有交往，曾委托张购买大量中国古籍。根据张元济信，卓尼版《大藏经》直到1927年春天才运抵上海。该套卓尼版《大藏经》运到上海之后，引起了更多中国学者的关注。由于长途运输造成的损耗，《大藏经》需要聘请专家整理。张元济为此联系了胡适，胡适再出面请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梵文专家、爱沙尼亚学者钢和泰(BaronAlexanderWilhelmvonStaёl-Holstein)到上海去查看整理，可惜钢和泰等亦未能赴沪，整理核查未果。1927年夏，傅斯年从中山大学致函胡适：“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这说明陈寅恪建议要将此“孤本”藏经想办法留在中国，傅斯年也同意此观点，并希望得到胡适等学界同仁的支持。但遗憾的是，虽然诸多民国学人已意识到要想方设法把这套《大藏经》留在中国，无奈时势不济，资金短缺，最终漂洋过海而去。

二、安多名刹——禅定寺与卓尼版《大藏经》的刊刻

卓尼禅定寺，藏语“ཅོ་ནེ་དགོན་ཆེན་བཤད་སྒྲུབ་ཏིང་འཛིན་དར་རྒྱས་གླིང་།”,也称卓尼大寺，坐落在洮河北岸县城西北约半公里的台地上。洛克说，它以神秘宁静著称。唐时该地有一座苯教寺院，吐蕃军队占领洮州后，改苯教寺院为宁玛派寺院。1295年扩建后，历经十九代杨氏土司鼎力支持，不断经营，规模宏大，成为甘南涉藏地区三大寺院之一。卓尼大寺历史悠久，开创了与土司一系密切结合的政教合一先河和“兄为土司，弟为僧纲”“如遇独子，则身兼二职”的历史；名僧辈出，尤其是曾担任西藏摄政的策墨林活佛一系前四世都出身卓尼；印经业兴盛，闻名于世的卓尼版《大藏经》就是卓尼土司和禅定寺的僧侣属民甚至北京、内蒙古等地共同完成的民族瑰宝，声名远播。

卓尼禅定大寺与历辈策墨林活佛

《安多政教史》中有记载：

卓尼大寺噶丹谢珠林(དགའ་ལྡན་བཤད་སྒྲུབ་གླིང་།兜率讲修洲），亦名定增达吉林(ཏིང་འཛིན་དར་རྒྱས་གླིང་།禅定兴盛洲）。当卓尼土司贡玛江梯(སྤྱང་ཐི།)的时候，众生怙主八思巴法王被蒙古彻辰汗敦请前去。尔时，八思巴说：“这个地址风水很好，若修建一座寺院，对于正教将有裨益。”

圣者遂派他的一位亲门弟子萨迦格西前来勘定地址，并颁布修建神殿等措施和颁发需用的什物。据说曾看见这个地方有一棵稀奇的马尾松，乃将寺院之名命为卓尼云。

据《卓尼版丹珠尔大藏经序目》记载，该寺院创建于1295年。这一年，大寺改宁玛派为萨迦寺，并进行扩建，广收僧徒。据记载，萨迦法王以稀有蛇心檀木雕刻的释迦站像一尊赠献该寺，作为奠基纪念。这尊像留存至今。

明永乐年间，卓尼番族头领些地内附，与寺主加强联系，将土司府邸由雷马沟移到卓尼，由他的弟弟出任寺主，后蒙朝廷封赐“正千户，并授为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总领地方政教大权，恩准世袭，如前所述开创了此地政教合一的先河和“兄为土司，弟为僧纲”“如遇独子，则身兼二职”的历史。1455—1664年，第二代土司赞普必力的四弟卓尼寺堪布任钦龙布喇嘛赴西藏学得宗喀巴创建之格鲁派教义回来后，将该寺院改奉格鲁派，3800多名萨迦喇嘛被迫改宗，任钦龙布自任法台，取名噶丹谢珠林(དགའ་ལྡན་བཤད་སྒྲུབ་གླིང་།兜率讲修洲）。1508年，第五代土司旺秀赴京觐见皇帝，被赐姓杨，更名洪，卓尼土司杨姓自此开始。1710年，清康熙帝召见卓尼大寺住持堪布阿旺臣勒加措，授僧纲爵之职，是洮州五僧纲三土司之一。僧纲如土司政权一样，一直掌握在杨氏家族手中，统领108座寺院，17个教区，包括今卓尼、迭部、临潭、舟曲等地，康熙帝还御赐“禅定寺”匾额，镌刻于寺门，寺名沿用至今。禅定寺早于拉卜楞寺400多年，是甘肃最早的藏传佛教寺院。历史上与拉卜楞寺政教关系密切。禅定寺的僧纲虽被封为“呼图克图”，但只能由卓尼土司家族世袭，而不是转世活佛。

据记载，卓尼大寺设有显宗哲学院、密宗续部学院、天文历算学院和法舞学院等四大学院，最盛时期喇嘛人数达到过5200名，改宗格鲁派时有僧侣3800多人。占地面积近百亩，大小建筑170多幢。

禅定寺还是名僧辈出圣地。西藏一至四世策墨林活佛都出生在卓尼，幼年时都在禅定寺学习经文。其中一、二、三世策墨林活佛都担任过西藏摄政，同时担任过甘丹赤巴，在历史上声名显赫，参与了众多的西藏历史事件。还有许多卓尼僧人在西藏其他寺院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哲蚌寺嘉哇喇嘛丹增却藏、桑浦寺堪布却吉喜年等。

历辈策墨林活佛简况

第一世策墨林活佛阿旺楚臣1721年（康熙六十年）出生在卓尼洮砚。7岁入擦多寺（阎家寺）、15岁入禅定寺，20岁左右进西藏色拉寺攻读，38岁在拉萨三大寺的传召大法会立宗考试答辩中取得第一名拉然巴学位。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奉诏进京，任雍和宫堪布，札萨克大喇嘛，加封堪布诺门汗号。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西藏摄政丹吉林活佛圆寂，乾隆皇帝加封阿旺楚臣噶勒丹锡哷图诺门汗，派他去西藏担任摄政，还被授雍和宫额尔德尼诺门汗号。7月5日到西藏受到僧俗欢迎，并受八世达赖喇嘛接见，8月正式接任摄政，历时10年，第二年又兼任八世达赖喇嘛经师、甘丹寺赛赤，历时7年。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八世达赖喇嘛亲政，一世策墨林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教事务，继续摄政。在此期间，妥善与驻藏大臣等办理六世班禅进京等重大事宜。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阿旺楚尔提木）在色拉寺旁边捐资建一小寺，恭祝万寿，乾隆帝降旨赐名寿宁寺。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雍和宫三世章嘉活佛圆寂，策墨林又奉诏进京，在雍和宫履职三年多，因西藏政局不稳，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再次派他进藏摄政，加封“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加衔衍宗禅师”，给予金册金印。进藏后不足一年，71岁时圆寂。乾隆帝下旨准其转世。藏族人一般称他为“藏王”。故此，他的出生地卓尼就有“藏王故里”之称谓。

第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姜贝慈臣嘉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出生于卓尼。1795年（乾隆六十年）被认定为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的呼毕勒罕。乾隆帝亦认可并发圣谕，准其承袭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阿旺初尔提木（即阿旺楚臣）衔，并赐敕书、印章、黄轿等。1797年（嘉庆二年）5岁的阿旺姜贝慈臣嘉措在卓尼禅定寺坐床。1807年（嘉庆十二年）进藏并不久取得拉然巴学位。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圆寂，嘉庆皇帝即令二世策墨林阿旺姜贝慈臣嘉措继任摄政，在藏担任摄政26年，摄政期间（1818—1844）“办事妥当”，协助驻藏大臣通过金瓶掣签认定十世达赖喇嘛、十一世达赖喇嘛，并担任达赖喇嘛经师，深得清廷赏识，曾被授“萨玛第巴克什诺门汗达尔罕”之名号。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因与驻藏大臣琦善不和被参奏，被道光皇帝贬黜，革去名号，追夺敕印，发配黑龙江安置，途中又接道光谕旨发配原籍，永远不准其再出呼毕勒罕。据《清史稿》《安多政教史》等汉藏文献记载，二世策墨林之后返回原籍，在卓尼潜心传教，并去蒙古土尔扈特部传法，于同治年间，74岁时圆寂在蒙古土尔扈特地方。第二世策墨林在汉文史料中译写不一，容易造成混乱。比如《清实录》写作阿旺扎木巴勒齐或阿旺扎木巴勒粗木齐、阿旺楚勒提穆；《清史稿》则译写为阿旺扎木巴勒粗勒齐木巴什；《清代藏事辑要》写为阿旺扎木巴勒错勒齐木等等，在藏文史料中，除简称与全称之差异外，基本一致。阿旺姜贝慈臣嘉措之乳名丹贝尼玛，受比丘戒后得阿旺姜贝慈臣嘉措之名。

第三世策墨林活佛阿旺罗桑丹白坚参1858年（咸丰八年）出生在卓尼。因转世问题一直未得解决，故此期间，经卓尼大寺协商，并征得土司同意，确定先寻找策墨林转世灵童，再找机会启奏清中央政府认可。1863年（同治二年）认定卓尼近郊5岁幼童龙布嘉措为二世策墨林转世灵童，迎请至卓尼寺坐床，取法名阿旺罗桑丹白坚参。三世策墨林坐床后，卓尼大寺和僧众四处奔波，通过向西藏部分高僧、土尔扈特部汗等捐献马匹等方式，通过驻藏大臣松桂代奏光绪帝恳求恩准策墨林进藏学经，获得批准，但敕封名号、认定转世之事仍悬而未决。1879年（光绪五年）21岁的三世策墨林进藏取得拉然巴学位，曾任甘丹寺第86任甘丹赤巴。罗桑丹白坚参学业优异、处事干练，一时闻名遐迩。各界上层人士确认其为转世之呼毕勒罕无疑，于是纷纷禀奏驻藏大臣恩赐名号。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终于下敕书“赏代理达赖喇嘛罗桑丹白坚参诺门汗名号”，由此实际承认了三世策墨林的地位。20世纪初，三世策墨林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库伦和印度期间两次担任摄政，面对这一时期英军侵略、战事频繁、达赖喇嘛出走、清政府软弱无能、驻藏大臣媚外等严峻局面，他为维护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了贡献，为加强汉藏文化交流，他还积极协助驻藏大臣在拉萨开设白话报馆。鉴于两次摄政这8年中处理西藏政教事务得力，三世策墨林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封为呼图克图，他于1919年在色拉寺圆寂。终年61岁。

第四世策墨林活佛阿旺土登凯珠嘉措，1921年出生在卓尼。4岁时，被卓尼大寺通过藏传佛教法定程序选定为伊犁仓活佛的转世灵童，还未及坐床，又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确定为三世策墨林的转世灵童，成为四世策墨林活佛，取法名阿旺土登凯珠嘉措，迎请至卓尼大寺坐床。1932年进藏，1944年获得拉然巴学位。1947年受热振事件影响，被噶厦政府下令去藏南雅隆行宫反省。1948年突然圆寂，年仅27岁。据卓尼大寺卸任法台罗桑仁钦口述资料，第四世策墨林性格鲜明、血气方刚，多次为遭到迫害的热振活佛呼吁，可惜英年早逝，其死因也一度认为被亲英分子所害。

第五世策墨林活佛丹增赤列出生于西藏。

卓尼杨土司家族与禅定寺僧纲传承系统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卓尼，土司制度沿用五百年之久，其形式及内容在历史上都有代表性。卓尼禅定寺是杨土司家族管理下的政教合一寺院，其实质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即家族式的政教合一，家族政治权力大于宗教权力，宗教依赖于世俗家族统治，其形式为“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主持宗教，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所以禅定寺寺主虽不是活佛，但位居禅定寺之首，有绝对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禅定寺在700多年的沿袭历史中，自第一代土司些地到杨丹珠共18任僧纲，其中专职僧纲只有6任，12位土司兼任寺院的僧纲。禅定寺世袭僧纲杨丹珠堪布，于2000年9月在此圆寂。

明代，通过第一代土司些地被授官职和第五代土司旺秀被赐杨为姓等两件大事，地位不断提升。此后通过武力扩张，辖区不断扩大。到清代，卓尼土司多次受封，势力极盛，成为甘青各土司中势力最强者。明、清王朝对甘青川藏族地区各部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藏族各部落长期相互对立，卓尼土司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卓尼土司最盛时辖区包括今甘肃卓尼县、迭部县全境和舟曲县及临潭县部分地区，面积达35000平方千米。辖领16掌尕，48旗，520族，15000余户，近10万人。

卓尼的最后一代土司是杨积庆的次子杨复兴。1949年，杨复兴率部起义，终结了土司制度，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

卓尼版《大藏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

卓尼大寺的印经院称《甘珠尔》印经院，也称贝康贡玛，即上印经院，是在原法舞学院的基础上扩建的规模宏大的印经机构。历史上，卓尼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印制出版了驰名中外的卓尼版《大藏经》，同时还刻印了大量关于佛学、佛教逻辑哲学、医药学、工艺学、天文历算及文学艺术方面的藏文经典著作，仅刻制和收集的印刷经版就多达200多万版片。

自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命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族就开始了梵、汉、于阗等文的佛经翻译。到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热巴巾执政时，吐蕃的佛经翻译、整理、编目达到了高潮。桑吉扎西《藏文版大藏经》概述称，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以手抄本为主，有的写在桦树皮上，有的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但大多数是书写在特制的藏纸上。这一时期还没有编纂出相对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大约在13世纪中期夏鲁派高僧布顿大师在前人佛经翻译和编目的基础上编纂出第一部《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目录。其后，著名学者蔡巴·贡噶多吉聘请布顿大师共同编纂、审校完成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遂成为定本，这就是后世著名的“蔡巴甘珠尔”大藏经。

藏文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甘珠尔》意为佛语的翻译，即佛说经典的译文，也称正藏，包括显密经律。《丹珠尔》意为论著的翻译，也称祖部，又叫续藏，是对佛经注疏和论著的译文，包括经律的阐释、密宗仪轨以及五明杂著等。藏文《大藏经》的抄写本历史悠久，而木刻雕版《大藏经》到了明代才正式刊印。随着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业空前兴盛，西藏、四川、青海、甘肃等地较大的寺院中均设有印经院，大量印刷藏文《大藏经》等典籍。因此藏文《大藏经》的版本甚多，形式各异，各具风格。据扎呷《大藏经概论》统计：藏文《甘珠尔》现存8种刻本和3种写本，共11种，即德格版、永乐版、理塘版、北京版、纳塘版、卓尼版、库伦版、拉萨雪版8个刻本，以及16世纪明正土司印制的金写本《甘珠尔》、阿里普扎寺于1700年印制的普扎写本《甘珠尔》、16世纪巴塘印制的金写本《甘珠尔》3种，但写本不全。藏文《丹珠尔》刻本有4种：北京版、德格版、纳塘版、卓尼版。写本十余种：纳塘《丹珠尔》、夏鲁《丹珠尔》、昂仁《丹珠尔》、乃东《丹珠尔》、第司《丹珠尔》、颇罗鼐《丹珠尔》，另外还有布达拉宫存八世达赖喇嘛以金银等七宝写造的《丹珠尔》、夏玛曲扎写造的《丹珠尔》和司徒却吉穷乃写造的《丹珠尔》等。在一些蒙古文活佛传记中，还记有江孜天蚌版《甘珠尔》等。

▲洛克所摄20世纪20年代的卓尼版《大藏经》

卓尼版《大藏经》因其印制质量闻名于世，卓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刊刻于清雍正和乾隆年间，是在卓尼土司的大力支持下实施的。

《甘珠尔》部分由卓尼第十一世土司莫索贡保（又名杨汝松）主持刊刻。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杨汝松土司被皇帝召见，返回后便大兴佛事，并发愿刻印《甘珠尔》，以弘佛法。他组织了学识渊博的经师、书法师、画师以及雕版、木匠、造墨、造纸等工人500余人，以北京、纳塘、德格的木刻版《甘珠尔》和拉萨手抄本《甘珠尔》为蓝本，从清康熙六十年（1721）阴历六月四日至雍正九年（1731）阴历四月十一日，用整整10年时间全部刻完卓尼版《甘珠尔》，刻版费用计白银17525两。《甘珠尔》共108卷，工程浩繁，曾汇集精通文法的30人进行版本缮写，名画家若干人从事版头佛像绘制，当地民间的刻字巧匠300多人雕刻经版，还有众多的印刷匠、杂务、伐木工、版片加工人员等参与了刻版工作。

《丹珠尔》部分由卓尼第十四世土司丹尚才让（又名杨声）主持雕刻，因杨声年幼，从1754—1760年由其祖母李氏掌权，所以这期间刻印《丹珠尔》实际是由李氏主持完成的（其身世后文有述）。从清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近20年刻完，刻版费用计白银13930两。此版文字秀丽，字迹清晰，内容完整。

《丹珠尔》共209卷，以德格版为蓝本，竣工后，按照密宗续部的仪轨，隆重举行了开光典礼，并由嘉木样为《丹珠尔》撰写了序言和目录。刊刻《丹珠尔》同样动用大量人力财力。除了供应和组织管理人员，还有负责校勘之经师10人、缮写经版之精通藏文的学者50人、卷头佛像绘制的画家、刻字匠人300余人、制版工、制墨工、造纸工200余人等夜以继日的工作。大寺给缮写人员、雕刻工匠以达汗头衔和高薪。土司对所有参加刊刻工作的工匠、属民免除赋税和差役。用银方面，除了土司库银13930两外，还向北京、蒙古及其他涉藏地区募银2277两，其中包括北京雍和宫堪布、蒙古阿拉善喇嘛、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等都奉献了银两，甘丹寺大法台尖赞桑盖捐马21匹，还有蒙古苏尼特左旗等地众多的普通信众也捐献了财物，可以说，卓尼版《大藏经》也是多民族支持文化发展的成果，西藏、甘肃、蒙古地区的僧俗人士都做出了贡献。当时一份珍贵的藏汉蒙古文合璧档案显示，七世达赖喇嘛专门为此发布法旨，为刻印卓尼版《大藏经》向西藏、蒙古地区所有人等进行募捐。另外，据相关资料记载，卓尼杨土司家族与周边汉族、蒙古族广泛通婚，前述主持《丹珠尔》刻印的李氏是卓尼第十三代土司杨冲霄的夫人，就是洮州卫指挥使李达家族的后裔。李达是永乐初年从安徽凤阳移居洮州的汉族，并与杨土司家族联姻。其后裔针对汉藏联姻说，“先祖李达镇守洮州，主要采用和亲政策，跟周边少数民族关系非常融洽。我们家跟洮岷州的后土司、杨土司、昝土司、包土司，会川赵土司家都有姻亲关系，尤其是卓尼杨土司家，跟我们有七辈亲戚关系。据我所知，我的一位姑奶奶嫁给了侯家寺的僧官家，一个姑姑嫁了卓尼小杨土司家。我看这种做法很像历史上皇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边疆少数民族首领”。

卓尼《大藏经》是汉、藏、蒙古等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制作印版、制版是十分艰辛的工作，用料考究，必须坚硬细腻，经久耐用。图文必须精雕细刻，不能有丝毫差错。据《卓尼丹珠尔目录》记载，雕版木料在卓尼大寺四五十里的大峪沟云江村加工。据说当时动用了云江全村藏族参加了选料、砍伐和加工版片工作。把加工好的版片又驮到寺院进行雕刻。印制一套《甘珠尔》四五十名技术熟练的印刷工匠用3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实现从编纂、制版到印刷如此宏大的大藏经出版工程，不仅是安多地区历史上的伟大文化工程，也是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三、第四个镜头：卓尼版《大藏经》回归

卓尼大寺自元代建寺以来，便以刊刻、收藏。其中尤以卓尼版《大藏经》品质优良、珍贵的藏传佛教经卷和印版而闻名。然而，在历史长河中，该寺曾屡遭地方战乱，多次受到破坏。前述1928年河州马仲英焚毁卓尼大寺，《大藏经》经版毁于战火，驰名中外的印经院同时遭到毁坏。

所幸当时印制的《大藏经》印本目前在国内外一些机构还有部分珍存，2011年，兰州石佛沟灵岩禅寺佛教典籍整理室遍访国内外多处保存机构，终于获得1928年漂洋过海到美国的卓尼版《大藏经》电子版，《大藏经》回归故土，并在卓尼土司后裔香曲南杰（杨正）的大力支持下，于2011年印制完毕，香曲南杰撰写重刊之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调研组赴卓尼大寺考察调研，在藏经阁有幸亲睹回归印制的卓尼版《大藏经》，洛克等人利用当时时局之乱，将我国文化典籍劫掠境外，致使瑰宝《大藏经》流失海外二百余年，今日重归卓尼大寺。历史的第四个镜头映射了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和国家力量。

▲禅定寺重印之甘珠尔

▲禅定寺重印之丹珠尔

▲禅定寺重印书影

【作者简介】阿音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现场——当代藏学研究者的高原行纪》。为阅读便利，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