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路上·在西藏】白丽娜：驻藏大臣衙门——清代中央政府在藏主权行使的历史见证

在拉萨大昭寺以北的八廓街北街矗立着一座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是在清代驻藏大臣衙门旧址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陈列馆。2013年7月1日，该陈列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是对外宣传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这一重要观点的窗口和基地。

2023年11月，我们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及周边县乡围绕相关课题开展调研时曾前往旧址陈列馆参观。馆中藏有大量关于驻藏大臣的藏汉文档案以及图片和实物资料，真实还原了驻藏大臣在藏工作和生活的场景，值得关注。

西藏地方自元代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行政管辖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均采取了有效措施行使主权，而清朝中央政府则主要是通过驻藏大臣及其制度实现对藏治理的。清朝中央政府总结元、明两朝治藏经验，结合西藏地方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实情创立了驻藏大臣制度，并在雍正五年（1727）至宣统三年（1911）的185年间派出130余位官员赴藏驻扎代行主权，主持西藏地方的行政、军事和外事工作。驻藏大臣衙门则是驻藏大臣在藏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历史上先后出现过4座正式的驻藏大臣衙门，即冲赛康衙门、甘丹康萨衙门、扎什城衙门和梅吉衙门。它们均位于拉萨城内，但只有冲赛康衙门的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因此，“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才选建在“冲赛康衙门”旧址之上。

▲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

一、冲赛康（宠斯岗、通司岗）衙门

冲赛康衙门是驻藏大臣的第一座衙门，始建于雍正五年（1727），弃用于乾隆十五年（1750）。藏语中，“冲”取市场之意，“赛”取观赏之意，“康”取店、铺、馆、舍等之意，合起来即为“观市房”或“直朝市集的房子”之意。它本是西藏地方甘丹颇章政权在八廓街上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的一座供休憩和游玩的场所，因其地处集市之中而得此名。后来，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和拉藏汗亦曾居住于此。雍正五年，驻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这里便被改建为驻藏大臣衙门。乾隆十五年，衙门在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事件中被焚毁，并改建为“双忠祠”。18世纪末，傅清之侄大将军福康安在率领清军成功驱逐廓尔喀入侵势力后，前往拜祭“双忠祠”，并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修缮，还亲自撰写《重修双忠祠碑记》并以满汉藏三体文字勒石嵌于祠内过道两壁。终清一代，“双忠祠”都受到西藏地方汉藏僧俗官员民众的祭祀供奉。辛亥革命后，这里先后被用作“邮局”、“警察局”等机构。西藏和平解放后，这里被分配给当地百姓居住，并得名“八廓街北院”。1997年，拉萨市对这里进行了拆旧建新，但完整保存了前面的墙体。1998年，这里被列入拉萨市老城区第一批挂牌保护院。2010年，再次维修并成为八廓街上最具特色的古建筑风景之一。2012年，作为西藏拉萨老城区56座古建大院重点修缮项目之一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改建工程启动，居住在这里的144家居民被整体搬迁至贡布塘的现代化公寓。2013年7月1日，“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开放。

▲双忠祠碑

“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根据历史流传下来的唐卡上的图案，仿古复原了当时房屋内外的构造格局，对部分沿街建筑也进行了修复。陈列馆以“唐、宋、元、明四朝中央政府治藏介绍”为开篇，以“清政府驻藏大臣治藏事迹专题展”“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复原陈列展”“清政府驻藏大臣诗词书画生活展”“民国中央政府治藏事迹专题展”以及“中国共产党治藏新纪元展”5个专题展为主体，通过展厅陈列、复原陈列、场景展示、图版展示等表现形式，展出各类文字、图片、实物资料数百件，充分表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充分展现出历代中央政府对藏实施的有效管理和主权行使。

在该建筑使用于驻藏大臣衙门的23年时间中，共计19人次的驻藏大臣在此办公和居住。较为著名的驻藏大臣有僧格、马喇、纪山、傅清、拉布敦等。

▲冲赛康(即通司岗)衙门旧貌俯视图

这一时期，驻藏大臣制度初建，驻藏大臣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噶伦内讧事件”,防备准噶尔部侵袭以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并保证新生制度站稳脚跟。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还有大臣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藏事献出宝贵生命的驻藏大臣是傅清和拉布敦。傅清，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于乾隆九年(1744)至十三年(1748)和乾隆十四年(1749)至十五年(1750)两次驻藏办事。拉布敦，董鄂氏，满洲正黄旗人，曾于乾隆十三年四月至十四年二月和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五年四月两次驻藏办事。这两位驻藏大臣在乾隆十五年发生的“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事件”中英勇殉职。

乾隆十二年(1747),西藏郡王颇罗鼐病故，清朝中央政府授命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承袭郡王之职。然而，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行事与其父大相径庭，在其执政期间，总揽西藏地方的军政大权，排斥异己、任用亲信，干涉宗教事务，疑忌达赖喇嘛，动兵讨伐兄长，欲将全藏置于其高压之下，更欲孤立困扼驻藏大臣，跋扈犯上，谋叛的面目日益暴露。清朝中央政府对此亦有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先是恢复了大臣二员驻藏办事的旧制，命傅清赴藏与纪山一同治理藏政；后又将庸碌糊涂的纪山替换为精明干练的拉布敦。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超出朝廷的预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已开始暗中调集军队、阻断西藏与内地的通信往来，甚至还与准噶尔有所勾结。身在西藏的傅清、拉布敦在获取这些情报后，为了给后续的平叛工作争取战机，怀揣赴死报国之心决定先斩后奏、先发制人。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傅清、拉布顿以有事相商为名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邀至驻藏大臣衙门内。当其独自上至二楼之后，使人撤去梯子，并趁其不备用刀将其斩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随从罗布藏扎什逃出后聚集藏兵千人围攻驻藏大臣衙门，最终，傅清重伤自刎而死，拉布敦力竭战死。正是这两位大臣用血肉之躯换来了迅速平叛及藏事改革，清朝中央政府在藏主权行使得以稳固和提升。

二、甘丹康萨衙门

甘丹康萨衙门位于拉萨大昭寺以北，小昭寺以南。它是驻藏大臣的第二座衙门，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弃用于五十四年（1789）。它本为总管拉萨之地方官员第巴吉雪顿珠杰布所建并当作府邸，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其落成时还被邀请前来主持开光仪式。后来，甘丹颇章政权建立，这里又成为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府邸。再后来，这里又成为甘丹才旺的府邸。甘丹才旺是固始汗之孙达赖汗的兄弟，其原在扎什伦布寺为僧，康熙三十年（1691）受西藏地方政府之命还俗并率领蒙古骑兵前往阿里成功驱逐入侵的克什米尔森巴人并因此声名显赫，其返回拉萨后便居住于此，而此处亦开始被称作甘丹康萨。至18世纪前半叶，这里又成为郡王颇罗鼐的府邸。颇罗鼐死后，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仍居住于此。乾隆十五年（1750），发生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谋叛事件，事件平定后，这里被没入官，暂理西藏事务的多仁班智达搬至此处居住，而驻藏大臣则临时借住在七世达赖喇嘛家眷的住所桑珠颇章之中。十六年（1751），多仁班智达从此处搬离，这里便成为新的驻藏大臣衙门。至五十四年（1789），该衙门内的部分房间被改建为粮仓，余者则被拆毁改建为教演场。19世纪初，甘丹康萨的主要建筑被合并到新建成的措美林寺院之中，措美林寺院的西大堂即为甘丹康萨，而现在被称作甘丹康萨遗址者实为其马厩。再后来，甘丹康萨的附属建筑被租给当地百姓居住。民主改革后，这里仍是居民的租住地。至2006年，这里的老房子被拆除，新建了4层高的居民小区，隶属城关区吉崩岗街道办事处策门林社区居委会。

在其使用的38年中，共计29人次的驻藏大臣在这座衙门内办公和居住。较为著名的驻藏大臣有班第、索琳、留保住、博清额等。

这一时期，驻藏大臣制度日渐成熟，驻藏大臣的主要任务是处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善后，防备准噶尔部侵袭以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处理西藏地方的日常事务。此外，还承办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赴京觐见及圆寂后返藏安葬相关事宜，并第一次遭受了外敌入侵，即第一次廓尔喀侵藏战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驻藏大臣，虽然有些地方做得并不尽如人意，但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西藏地方局势持续平稳，西藏地方与内地之间的联通得以加强。其中，乾隆五十四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入觐是清代自顺治时五世达赖喇嘛入京以后的又一盛事。此举加强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书写了各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篇章，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而留保住、恒瑞、博清额等驻藏大臣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留保住，乌齐忒氏，蒙古正白旗人，于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四年（1779）间和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五十一年（1786）间两次驻藏办事，并在第一次任职时承办“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巴丹益西通过章嘉呼图克图请旨，表示自己愿意前往北京朝觐祝贺乾隆帝七十寿诞。时为驻藏大臣的留保住受命与摄政阿旺楚臣活佛，一同赍旨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告知六世班禅朝廷允准其赴京朝觐之请一事，同时协商沿途一切事宜，并于六世班禅起程时随行照料。随后，留保住与阿旺楚臣活佛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在经过4个月的精心准备之后，六世班禅一行2000余人从扎什仑布寺起程，时已卸任驻藏大臣一职的留保住则陪同左右沿途照料。当行至青海在塔尔寺过冬时，六世班禅在二世嘉木样活佛的建议下向留保住等清朝官员提出要为随从种痘以减小在内地感染天花的可能，请求为其提供马驮、锅灶、帐房等种痘装备和物资，并声称不必向乾隆帝奏报此事。然而，根据皇帝内府的规定，接种疫苗只限于10岁以下者，并需在树木吐绿之时，当下无论是从接种人员来看，还是从时辰来看，均不符合要求，风险极大。因此，留保住等人起初是拒绝的，但后来考虑到种痘之事乃六世班禅主动提出，且此举或可避免大量僧众往返于京城与西藏之间可能引发的大规模瘟疫，最终还是同意了六世班禅的请求，命六世班禅的大强佐和司膳带领200余名侍从前往阿拉善种痘，在上报朝廷时则采取了“缓奏”的办法。最终，种痘之事顺利完成。四十五年（1780）五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获悉此事并特谕六世班禅“此诚系大善，朕甚欣慰”。后来，六世班禅圆寂后，由于护送班禅灵柩的队伍在甘肃境内时遭遇撒拉尔族穆斯林内乱，其又受命率兵自甘肃营盘水护送至木鲁乌苏河。其间，他与负责护送的官员博清额协同配合，首先，奏请灵柩只在西宁城停驻，不再前往塔尔寺；其次，压缩内地脚力，仅留抬行恭载六世班禅灵柩轿乘的若干轿夫，而将笨重行李拆卸后由牛驼负载，于适当地方再行组合后运抵扎什伦布寺，这两个举动极大减少了开支，提高了速度。可以说，留保住在“六世班禅朝觐事件”的前期准备、护送进京以及灵柩返藏等阶段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恒瑞，宗室，满洲正白旗人，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五年（1780）驻藏办事。六世班禅起程赴京后，时为驻藏大臣的恒瑞受命与摄政阿旺楚臣活佛一同照管扎什伦布寺的僧俗事务。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六世班禅圆寂后，恒瑞又受命将六世班禅圆寂的消息告知摄政和达赖喇嘛并妥善办理善后事宜。七月十一日，当六世班禅的灵柩进入西藏辖界，恒瑞等前来迎接并护送其至扎什伦布寺中。因此，恒瑞对于六世班禅在京期间以及圆寂后西藏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博清额，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于乾隆四十五年至四十九年驻藏办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唪经百日期满后，六世班禅灵柩起程回藏。时为理藩院尚书的博清额受命率队由京起程护送六世班禅灵柩至后藏扎什伦布寺。途中遭遇撒拉尔族穆斯林内乱，后在前任驻藏大臣留保住的密切配合下脱险，还妥善处理了青海亲王祭祀灵塔事件，最终顺利将六世班禅灵柩送抵扎什伦布寺，并接替恒瑞担任驻藏大臣处理善后，办理藏务。

三、扎什城衙门

扎什城衙门位于拉萨北郊色拉寺东南侧，大概在今扎基寺前。它是驻藏大臣的第三座衙门，具体修建年代不详，使用时段大致在甘丹康萨衙门被废止后至咸丰七年（1857）之间。藏语中，“扎什”意为“四僧人”。18世纪，西藏地方政府为祝祷乾隆皇帝长命百岁便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小寺，固定由4位僧人常年吟诵长寿经，因此，该寺被称作“扎什寺”，该地被称作“扎什地方”。雍正十一年（1733），清朝中央政府将清军驻藏形成定制，并下令在此地建造城垣作为军营，即为“扎什城”，将一直在拉萨城内租房驻扎的清军全部移驻于此。由于这座驻藏大臣衙门被建在扎什兵营之前，故得名“扎什城衙门”。咸丰七年，为了“防范奸细”，驻藏大臣将衙门迁至商上官房，该衙门遂被弃用。这座衙门的主体建筑已无留存，只留下了些许文物和遗迹。一是原在衙署门前的一对石狮，现在完好地蹲坐在罗布林卡大门之前，它们大概是在1912年被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近侍土登贡培移置于此的。此外，就是1960年从扎什兵营西面地下挖出的墙基、柱垫，以及陶片、石臼等物品。据老人们回忆，当时这一带有很多清军家属经营的商店和饭馆，主要为那些前往色拉寺朝圣的拉萨市民提供服务。现在，这里建有汽车修理厂等机构，隶属城关区扎细居委会管辖。

在其使用的约68年时间中，共计73人次的驻藏大臣在这座衙门内办公和居住。较为著名的驻藏大臣有奎林、和琳、和宁、松筠、孟保、海朴、钟方、琦善、穆腾额等。

这一时期，成功驱逐了第二次廓尔喀侵藏势力，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驻藏大臣制度最终得以完善，驻藏大臣的权力与地位达至顶峰。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动，西藏地方的外患渐重，其已开始受到英国人的觊觎。这一时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为后人所熟知的驻藏大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清朝中央在藏主权行使愈发稳固，而驻藏大臣松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西藏地方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恶劣，税务杂役沉重，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五十七年（1792）间，这里还接连两次遭遇廓尔喀入侵，特别是廓尔喀在第二次侵藏时还曾攻入日喀则进行大肆劫掠，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重创，人民大量逃亡，田野大量荒芜，百姓生活异常困苦。因此，清朝中央政府在驱逐入侵的廓尔喀人后便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期全面、系统、彻底地整顿藏务，并欲拣选可靠之人前往办理，而松筠便是清朝中央政府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松筠（1754—1835），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历仕乾嘉道三朝，其人“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亦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服膺宋儒，亦喜谈禅，尤施惠贫民，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出自《清史稿》）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四年（1798），松筠出任驻藏办事大臣。松筠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西藏，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抚恤政策和办法。松筠等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抚恤章程”，此后便按照计划逐一落实。首先，清查西藏地方被损房屋情况，拨款修缮，招回百姓居住，并按人头分给返乡者籽种、土地耕种，以不致贻误农时。其次，查禁世家大户霸占水渠等阻碍农业生产的行为，以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再次，请旨免去乾隆五十六（1791）至五十九年间西藏地方百姓的一切欠税，并取消世家大户免征差役之特权，还规定世家大户雇人差发时要按价给钱，以减轻百姓负担。第四，劝导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严束官员、安养百姓、恤灾散赈，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因此奏请朝廷将其等所属地方应交粮石及旧欠钱粮宽免，并赈济贫人、修理倒坏房屋等，后朝廷为嘉奖二人行为分别赐给藏银三万两和一万两以抚恤贫民。第五，向四川藩库借银，并亲往喀达等边地抚恤藏民等。最后，松筠的抚恤政策和措施在西藏地方高层的大力支持下获得巨大成功，西藏地方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清朝中央政府在藏统治愈加稳固。

四、梅吉（朵森格）衙门

梅吉衙门位于现拉萨市鲁固社区居委会西侧的朵森格路上。它是驻藏大臣的最后一座衙门，始建于咸丰七年（1887），废用于宣统三年。鸦片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紧迫局面，统治地位岌岌可危，西藏地方亦受波及，驻藏大臣惶恐不安。咸丰七年，驻藏帮办大臣满庆升任办事大臣后，为“防范奸细”而将驻藏大臣衙门和兵营从拉萨北郊的扎什城迁至城里。起初，驻藏大臣及驻军都是租用正街民房，因产生诸多不便，故在同治帝的多次催斥下，在大昭寺以西约里许的鲁布地方修建了新的衙门和兵营。这座衙门被称作“梅吉衙门”则是因为在修建时，曾将位于八廓街西南面的驻藏大臣警卫队营区与多仁家族的“梅朵吉采”之地进行了交换，而新衙门最后则被修建在了“梅朵吉采”之上。“梅朵吉采”地方最早似乎为工布贵族阿沛家所有，后来才成为大贵族多仁家族的地盘。藏语中，“梅吉”是“梅朵吉采”的简称，是花园之意，因为这里遍布树林和花园，环境十分优美。宣统三年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联豫离开拉萨后，藏兵第二代本入住于此。1959年，叛乱被平息后，西藏军区警卫营驻防于此。1968年，警卫营调防察隅，这里改建为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史载，至少在1939年时，这里的建筑便已彻底损坏，只留下两只一米多高的汉式花岗岩狮子。据说，西藏军区警卫营驻防时，石狮尚保存完好，警卫营调防察隅时方将其搬走，而现在的朵森格路也是因为这两只石狮而得名，因为在藏语中，“朵森格”意为石狮。虽然，该衙署建筑早已不见踪迹，但所幸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拉萨画卷》中留存有它的原貌。

在其使用的约54年中，共计43人次的驻藏大臣在这座衙门内办公和居住。较为著名的驻藏大臣有色楞额、文硕、升泰、长庚、凤全、联豫、张荫棠、赵尔丰、温宗尧等。

这一时期，伴随着清朝中央政府统治的摇摇欲坠，西藏地方也面临内忧外患。英国两次发动侵藏战争，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日渐紧张，驻藏大臣治理藏务举步维艰，但即便如此，依然有驻藏大臣如文硕、联豫、张荫棠、赵尔丰等都曾试图力挽狂澜、拯救危局。

在西藏有一种名为“张大人花”的花卉，其学名为“波斯菊”，在内地被称作“扫帚梅”，而在西藏被称作“张大人花”则因驻藏大臣张荫棠而起。张荫棠，汉族，广东人，清末驻藏帮办大臣。1905—1906年，他曾受命与唐绍仪一起前往加尔各答议修《拉萨条约》，最终迫使英国政府在事实上承认清朝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重新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张荫棠受命赴藏查办事件。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但为了能够更加专心、更加方便地查办案件、整顿藏务，张荫棠当即便辞去了驻藏帮办大臣一职。在藏期间，他整顿吏治、清除积弊，添练新兵、推行改革，得到西藏民众的拥护并享有较高威信。然而，张荫棠在藏的一系列举措触动了西藏地方上层的利益，引起驻藏同僚的猜忌，受到英印政府的抵制。清中央政府害怕操之过急，激成事变，便于1907年命其前往西姆拉与英国议修《西藏通商章程》，将其调离西藏。张荫棠带着遗憾离开了西藏，但他的改革不仅改善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巩固和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威信和地位，更是为之后推行的新政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张荫棠是个爱花之人，进藏时随身带去一包“扫帚梅”的种子，藏族百姓不知道这花的原名，只知道是由敬爱的张大人带来，故将此花称作“张大人花”。

就这样，在驻藏大臣的努力下，无论形势多么危急，直至清朝灭亡，西藏地方始终未脱离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五、门冲衙门

此外，还有一座被称为“门冲”的衙门。它位于拉萨大昭寺的东北面、木如新寺后面。藏语中，“门”有向往、羡慕、祝愿的含义，“冲”有村落、城镇的含义，“门冲”合起来即为“令人向往的村镇”。这是因为，“门冲”曾是一个绿草如茵、溪流如带的美丽、舒适之地。在驻藏大臣制度正式设立之前，这里是清朝赴藏官员最早的居所，如雍正元年（1723），侍郎鄂赖受命赴藏办事时便寓住于此。后来，驻藏大臣制度正式建立后，这里便成为驻藏大臣的别墅。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把其赏给从英国学习采矿技术归来的僧官钦绕衮桑。原来的门冲衙门现已被拆除，在其旧址上修建起四层高的居民大院，隶属城关区木如社区居委会。

六、结语

驻藏大臣衙门是清代中央政府在藏行使主权的古老见证。驻藏大臣衙门在功能设置、建造取址、建筑规制等方面的设计都充分体现出清朝中央政府在管理驻藏大臣时的审慎负责，进而体现出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治理的殚精竭虑。

清朝中央政府规定，驻藏大臣衙门是驻藏大臣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的场所，其中，外衙用于办公，内衙用于居住，这符合清朝官衙的统一设置，体现出驻藏大臣一职的正统性。

清朝中央政府规定，同时在藏之驻藏大臣，无论数量多少，均在同一个衙署内居住办公。历史上，驻藏大臣的员额曾经历“多员者”“一员制”，并最终确立“二员制”的变化过程。清朝中央政府也曾在雍正初年、乾隆五十七年以及光绪末年三次试图令同时在藏之驻藏大臣（主要是正副大臣）分驻两地，但最终考虑到大臣同驻一处，力量能更加集中，遇事能更好应对，还能增进大臣之间的感情，而终未实施。此外，为保证驻藏大臣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转，四座驻藏大臣衙门均被建在拉萨地区并与驻藏清军军营毗邻。

驻藏大臣衙门的建筑规制级别较高，这从驻藏大臣衙门的建筑规模可以看出。冲赛康衙门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楼房；甘丹康萨衙门原为郡王府邸，规模宏伟，其主体建筑据说有九层楼之高；扎什城衙门以军营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院落；梅吉衙门的主体建筑虽只是座二层楼房，但却拥有辕门、外院、内院、后院这种复杂的四重院落结构。这体现出驻藏大臣的尊崇地位。

同时在藏之驻藏大臣虽被规定必须同驻一个衙门之内，但却各自拥有相对宽松的私密空间。冲赛康衙门被置于正中的台阶一分为二，左右各有一个院落，供诸驻藏大臣分别居住；甘丹康萨衙门面积宽阔，两位大臣同驻其中从未互相干扰；扎什城衙门由东西两处院落组成，供给正副大臣分别居住；梅吉衙门的内院分东、西两院，并各自拥有完整的外衙和内衙。此外，驻藏大臣衙门周边环境优美，建筑风格藏汉混合，内部装修布置则多为汉式。如梅吉衙门地处汉人居住区，环境干净，衙门附近有汉式戏院、众多饭馆，衙门内的花园里种有翠菊、万寿菊、紫罗兰、蜀葵、金莲花等多种花卉植物，内院还带有菜园子，后院则建有三个与外面藏河相通的池子。不仅如此，清朝中央政府还允许驻藏大臣对衙门进行适当整修。甘丹康萨衙门和梅吉衙门都被修葺过，但过度的装饰以及占用公、私设施的行为却被严令禁止。乾隆五十四年，清朝中央政府便曾下令将之前驻藏大臣衙门所占河渠地方砌墙隔出仍交商上归还原业主经营。这反映出清朝中央政府为体恤驻藏大臣在高原工作生活的不易而在原则范围内尽量为其提供舒适熟悉的生活环境以保证其履职尽责。

在拉萨的4座驻藏大臣衙门内，130余位驻藏大臣在近200年的时间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治理政务，行使主权，联通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血肉关系。不同的驻藏大臣衙门，代表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每个阶段的驻藏大臣都在清朝中央政府严格的筛选和管理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成为捍卫主权完整、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助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白丽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现场——当代藏学研究者的高原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