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路上·在西藏】班玛更珠：山之南，江之北（二）

三、佛法僧三宝俱齐在超乎想象的桑耶

从山之南到江之北，中间隔着一条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被誉为西藏的母亲河，她从山南这片土地横穿而过，所以从山之南到了江之北，我们发现自己仍然在山南。

在山之南重返猴子洞，找到最初的戏耍坝子，再领略第一个王的神奇，第一座宫殿的雄伟，第一部佛经和佛塔的故事，第一片农田的丰收后，我们在江之北，又会遇见西藏历史上的另一个“第一”。

在雅鲁藏布江北岸，神秘的哈布日山下，坐落着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佛寺——桑耶寺。

有人会说，要说寺庙，公元 7世纪拉萨的大昭寺远比 8世纪山南的桑耶寺古老，为什么说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呢？

其实，大昭寺作为文成公主入藏后建立起来的 108座佛殿之一，其实质是供佛像的佛殿，而非严格意义上具备佛、法、僧三宝的寺院。

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由唐朝和尼泊尔两路传入吐蕃以来，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多停留在迎僧译典、诵经祈福的阶段，既没能发展出本土的僧团，也未能建立教法的传承。到了赤松德赞时期，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建立一座佛法僧三宝俱齐的寺院，全面推动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成为统治阶级的优先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桑耶寺建立了。

关于桑耶寺的始建年代，藏文史书留下一个“兔年”的记载，所以后人根据赞普赤松德赞在位年代，形成了 763年和 775年两种说法，当前主流说法倾向于 775年。关于桑耶寺的竣工年代，《巴协》《贤者喜宴》等记载“于兔年奠基，至兔年竣工”，即历时十二年。这个同样受到后人质疑和批评，包括桂译师和五世达赖喇嘛在内的史学家认为竣工于羊年，即历时 5年，此说也为当前学界所认同。尽管对建成年代有不同说法，但桑耶寺作为西藏第一座佛寺的地位，由此已经形成。

桑耶寺的建立，据说一波三折，多次因受到妖魔鬼怪的侵扰而半途倒塌，充分反映了佛教立足西藏过程的艰难。

此前有两次机会到桑耶寺调研，这次来也是重点看看多种文化在此寺的交融。

▲图为俯瞰桑耶寺全景

说到桑耶寺本身的特点，最显著者莫过于二：一是其依据佛教宇宙观理念设计的整体格局，二是其主殿乌孜大殿所融合的三种建筑样式。

佛教经典《俱舍论》建构的以须弥山为中心，四方分布四大洲、八小洲，外围有铁围山环绕的宇宙观，很多人应该熟悉，但把这种宇宙观直接浓缩在现实的立体建筑布局中，桑耶寺可谓树立了典范。我们今天走进桑耶寺，中间的乌孜大殿就是须弥山的象征，在其四方，东西南北分别建有四座佛殿，象征东胜神洲、南瞻部洲、西牛货州和北俱芦洲四大部洲；四方各殿的附近，又各建有两座小殿，代表日、月，象征八小洲；围墙呈椭圆形，其上塑有 108座小塔，象征铁围山。此外，乌孜大殿四角还建有红、绿、黑、白四塔，形制各异，起到镇魔辟邪的作用。

再说乌孜大殿，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层楼三种样式：底层采用西藏建筑形式，中层采用中原建筑形式，上层采用印度建筑形式。各层的壁画和塑像也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法式进行绘制和雕塑，主打一个文化融合。据说桑耶寺建成之日，当赞普赤松德赞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乌孜大殿，口中直呼“桑耶，桑耶”，意为超乎想象的、出乎意料的、令人惊叹的，桑耶寺之名即由此而来。另有说法称桑耶之名来源于汉语，因其一寺集西藏、中原和印度三种建筑艺术，遂称为“三样寺”，云云。

▲图为集三种建筑样式的“三样”乌孜大殿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藏文史籍《韦协》记载：

如是，先建阿雅巴罗林。赞普叹道：“营造佛像无工匠也。”寂护答曰：“请圣赞普备齐工具，工匠将至。”说完，从集市招来一人，呼名为“嘉采普坚”。此人常自语曰赞普：如要修筑寺院，我便是那精于塑像的工匠。寂护问赞普：“造像，依天竺人还是蕃人的体貌？”“按蕃人的体貌去塑造吧，以利诸黑道门徒从此皈依佛法之愿。”于是寂护遵赞普之命，从众尚论和蕃民中挑选了英俊健美的库·达采、塔桑达罗、玛·赛贡三人为模式［塑造了佛像］。妇女中美貌者莫过于属卢氏·拉普门，以其貌取样，塑造了天女像。待塑像、壁画等所有工序完成后，二十九日举行了开光仪式。

我们说佛教从传入西藏就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以上塑像以吐蕃人相貌取样，可谓不可辩驳的历史证据之一。

除此之外，佛教传入吐蕃伊始的中国化表现，眼前的桑耶寺也见证了很多。譬如西藏本土最早的僧团就在桑耶建立，7个年轻、聪慧的贵族子弟就是在桑耶寺削发为僧，史称“七试人”或“七觉士”。

光有了僧团还不够，据说当时在桑耶寺内还建立了专门的佛经译场，曾有 108名译师参加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其中包括多位来自中原、李域（西域）、天竺和尼泊尔等地的译师。比如据《莲花生传》记载，从中原迎请而来的僧人就有 6位，分别为帕桑、和尚玛哈热咱、和尚德哇、和尚摩诃衍、学者哈热纳波、和尚玛哈苏扎。《丹噶目录》收录的 730余条佛典题录中，译自汉文的就有 32种，译自于阗的 1种，说明吐蕃译经者群体也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

桑耶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除了中原和尚大量参与吐蕃译经，更重要的是汉传佛教思想对吐蕃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吐蕃于赤松德赞时曾遣使入唐“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此后，汉僧持续入蕃传法，影响也日益巨大，其中大乘和尚摩诃衍在吐蕃弘传禅宗学说，统治阶层也以皈依禅宗为荣，“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卢氏，一自虎（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朗戒珠于情田，洞禅宗于定水。虽莲花不染，犹未足为喻也！善能为方便，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南氏及诸大臣夫人卅余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摩诃衍在他呈给赞普的第三道表疏中说：“亦曾于京中以上三处，闻法信受弟子约有五千人”，可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虽然摩诃衍为首的禅宗顿悟派在桑耶寺“顿渐之争”中失败，但从相关史料来看，禅宗世系不仅在藏族僧人中得以传承，其教义体系还有明显的发展趋势。民间传说摩诃衍离开吐蕃时曾经留下一只鞋，意为其人虽离蕃，但其法仍在。而据有关研究，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似乎一直持续到吐蕃王朝灭亡以后，其教义法理对后来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大成就圆满思想产生了相当明确的影响。

还有一个有趣的历史信息。史载桑耶寺建成之后，莲花生大士为了寻找一位神灵作桑耶寺的护法神，经过反复考虑认准了北方霍尔的白哈尔，于是“达热路恭等人率领军队，摧毁霍尔之修道院，遂将该处神像等物携之而归。乃建大乌仗那金刚年（像）”。显然，藏传佛教著名护法神“白哈尔”最初来源于北方西域即今新疆地区，桑耶寺建成后吐蕃人迎请也好，抢夺也好，总之将这个神灵迎到桑耶。还有记载说白哈尔到吐蕃是为了获取一尊绿松石雕像。由此护法神的来源看，除了中原地区，北方西域地区的佛教文化也影响到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就这样徜徉在桑耶的“三样”大殿和五彩壁画、各式佛塔之间，仿佛梦回那个属于桑耶的时代——那个好像处处金戈铁马，但在山之南、江之北，却有一群心怀梦想的人在古佛前、青灯下苦读、勤书、译经、辩理的时代，那个寂护、莲花生、摩诃衍，以及著名的吐蕃九译师等合力助推吐蕃文化繁荣的时代。

▲图为桑耶寺壁画

在乌孜大殿正面墙下，立有一通方柱形石碑，即为著名的“桑耶兴佛证盟碑”，其上记道：

逻些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不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今迩后，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之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来做盟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

▲图为桑耶兴佛证盟碑

从此，在赞普王室的推崇下，佛教在吐蕃迎来了它的黄金岁月，尽管这个黄金岁月从整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维持得并不是太久。

其后经历了 4代赞普，到了赤松德赞的孙子达玛赞时期，他亲手把其祖、其父、其弟接续弘扬的佛教事业砸了个稀巴烂。吐蕃王朝迎来了黄昏。

桑耶也由此消沉。

直到有一天，还是在桑耶，一位赞普的后裔在这里与几个即将远行的年轻人道别。这十个人怀着神圣的使命和眼前这位大人的嘱托，迈着坚毅的步伐一路向东，志在接续佛教在西藏的传承。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四、从山之南到江之北

从山之南到江之北，我们又一次这样匆匆走过。

从第一群人到第一片农田，从第一位王到第一座宫殿，从第一部经书到第一座寺庙，滔滔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就在这山之南、江之北，描绘出高原文明最初的模样。

2022年 5月 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这个中国几代学人接续努力近 20年的重大工程，瞬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一直以来，国际上普遍将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该三要素本身无法解释一些古老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了上述“文明三要素”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视角再度审视西藏早期文明形态，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思考，都给予我们启示。这种启示，伴着我们一路走来，从山之南，再到江之北。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西藏西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已经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的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将人类在海拔 4500米以上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历史提前至十万年前。《西藏通史》告诉我们，距今 5000年前后的卡若文化，已经种植粟、饲养家猪、制造陶器、建筑房屋。距今约 3500—3700年的曲贡文化，不仅出土了史前游牧业起源的重要证据，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青铜器。我们在山之南、江之北也重返邦嘎遗址、昌果沟遗址现场，用手触摸撒落在脚下的石块和陶片，我们不确定这是先民们曾经亲手制作的石器和陶器，但能够确定的是，先民们在这里沐浴过同样的阳光，吹过同样的风。

▲图为课题组成员在山南昌果沟遗址

根据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在山南的雅隆部落崛起之前，西藏经历了 12代“王泽”（意为“酋长”）的统治和漫长的小邦时期。公元前 2世纪，聂赤赞普被推举为西藏山南雅隆部落联盟首领，成为吐蕃王室的第一代赞普，兴建王宫雍布拉康，实行首领世袭制。公元初，雅隆部落开始饲养牦牛、犏牛、黄牛，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伐木烧炭，冶炼铜铁金属，锻造兵器、犁铧，造船，兴建秦瓦达孜城堡。公元 1世纪，雅隆部落开垦河谷为农田，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为了重返这些历史现场，我们从山之南走到江之北，从猴子洞到昌果沟，再到索当农田和雍布拉康，实地感受文明兴起时的蓬勃之力。

尽管猕猴爸爸和岩魔妈妈的故事还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但扎扎实实的考古发现却将高原人类的历史上溯到 10万年前。尽管索当田里的五谷丰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卡若遗址发现的粟确有明确的考古断代。尽管聂赤赞普自天神而为人主的传说只能归为历史传说，但赞普系统的延续历史仍然可以将西藏王权的产生年代上溯到公元前 2世纪。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通过加强考古和研究工作进一步探索西藏文明史的开端，已经成为可能。

从传说到考古，从文献到实证，我们终于将一个个点连成了线，又将一条条线铺成了面。就在脚下的这片高原，远古的先民繁衍生息在雪山之下、江河之畔，发展出了适应高原气候和环境的原始种植、畜牧、狩猎业，学会了伐木烧炭，冶炼金属。与此同时，氏族部落逐渐有了区分，社会分工逐渐有了区分，上下等级逐渐有了区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级出现和王权产生，我们不止一次在文献中读到过，也像这次山南之行一样不止一次在实地看到过。我们相信，此刻我们脚下属于中华大地的高原，就是西藏文明形成的摇篮！

一直以来，或许受到传统记史习惯的影响，或许出于对前人定论的简单遵循，一些人在西藏文明起源等相关问题上略有困惑。特别是公元 11世纪之后，在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大幕完全拉开，藏传佛教文化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手握纸笔的基本都是佛教僧人，他们的史观受佛教思想影响自是必然，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史传统：比如记录天地形成和人类起源，多依权威佛教经典；西藏人类的形成和王统的产生，多与印度和释迦王族有密切联系；对佛教传入之前西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多做“删繁就简”的处理；将佛教传入吐蕃及其后的发展，多归功于一个个传承佛法正统的“印度”高僧，等等。对于这种佛教史观指导下的“记史正统”，后人在研究过程中继承、发展者有之，予以坚决批评者亦有不少。可以说，基于雄辩的文献和考古证据，那些宣扬“西藏文明外来说”的观点应该可以休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的路径：距今 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文明之间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各区域文明在其后的千年中经各自发展、交流共进后，最后才逐步转变为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夏王朝建立后，经过约 200年的发展形成了王朝气象，产生了方位广大的中华文化影响圈。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是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历史的。

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同样经历了从内部各文明各自发展，交流共进，到由统一的吐蕃王朝集中推进，最终融入历代中央王朝引领的一体化新进程。

上文其实已经提及，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西藏已经经历了 12代“王泽”和漫长的小邦时期，聂赤赞普的雅隆部落也只是其中的小邦之一。在雅隆部落逐渐崛起的同时，象雄、苏毗、森波等部也开始发展壮大，各自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公元 6世纪末 7世纪初，雅隆部落首先兼并了大致控制今拉萨河谷地区的北邻森波，将领地扩大到拉萨河谷。此后，占据今后藏地区的藏蕃大臣斩其王来投，西藏腹心地带尽入雅隆部落之麾下。年幼的松赞干布继位后，先以怀柔手段招降苏毗，后誓师西征阿里高原征服当时最强大的对手象雄，擒获象雄王李迷夏，完成统一高原大业。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通过一系列举措完成建章立制，完善了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组织创制藏文，从东方大唐和南方尼泊尔引进佛教，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迎娶文成公主，助王玄策击败中天竺，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联系。之后，历代吐蕃赞普进一步开疆拓土，加强与唐朝、回鹘、南诏等中华民族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佛教立足吐蕃，为共同开拓唐代中国的疆域，创造灿烂的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元代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次在山之南、江之北的重返历史现场之旅，让我们逐渐找寻到西藏文明最初的模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示我们，观察西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既要从微观角度分析早期西藏高原内部不同群体和小邦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更要从宏观上研究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既要展现西藏文明本身从叮咚泉水汇成涓涓溪流的过程，更要看到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伟大进程。

因此，一切从这个起点讲起，确实刚刚好。

【作者简介】班玛更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现场——当代藏学研究者的高原行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