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亮:生态移民背景下多民族互嵌格局与互动机制研究——基于三江源生态移民村的考察

【提要】多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单向、静态和分隔的，而是各族群众社会实践交互的生活历程与社会要素相互嵌入的社区发展历程互构的自然结果，功能层面的嵌入和结构层面的嵌入共同构成了整合有序的全方位嵌入体系。文章以三江源地区藏族牧区生态移民社区的民族志调查为基础，对易地安置移民的空间、物联、经济、人际、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嵌入过程与形态进行了描述，提炼出各民族在“临近”背景下的交融，在“互惠”中不断发展的嵌入机制。文章认为，应加强对民族流动与在地互嵌相关机制和政策的研究。机制与政策的有效践行，将维系多民族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生态移民；交融发展互嵌机制；多民族社区

【作者简介】董亮，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教授，专门史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移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6期。为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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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重要思想财富，是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精神引领。2021年8月，中央召开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明确了“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原则，提出要“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2022年，民族互嵌式发展被纳入《“十四五”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重点任务，强调通过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互嵌，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当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和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族互嵌”的重要论述无疑也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学界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和民族互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三江源生态移民是具有区域性特征的民族互嵌典型案例，对三江源移民嵌入性的研究有助于深化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更有利于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

“社会嵌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44年。匈牙利学者Polanyi于当年首次提出了“嵌入”的概念，认为人类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经济行为的根源或动机受制于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自利的完全理性因素。1985年Granovetter发表《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存在“社会化不足”，个人的经济行为始终处于与环境的不断联系中，进而认为经济研究不应该脱离经济活动所处的社会大环境，社会嵌入理论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并被广泛地应用于招聘、定价、生产率和创新等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自“社会嵌入”理论提出以来，“嵌入”的内涵不断扩展。

在社会嵌入的理论框架方面，学者Zukin和Dimaggio（1990）从经济行为受到认知、文化、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等社会情境因素影响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嵌入分为认知、文化、政治和结构四个层面，认为这四种嵌入机制在社会组织分析传统和政治经济传统关注的交接处产生作用，Zukin的研究还发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能否把握住各种机会受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其所维系的社会关系决定，而这一点如果放在个体身上同样适用。Jessop通过解构社会关系，将社会嵌入分为三个层面，即经济社会学中的人际经济关系嵌入（人际嵌入）、组织间关系的制度嵌入和不同功能、制度秩序的社会嵌入，其中人际嵌入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嵌入各种社会网络后，这些网络的动态化和差异化反过来对个体身份、技能、实践等方面的影响，而制度嵌入则更多地关注人际关系和信任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机制。中国学者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嵌入”理论进行了拓展。吴义爽和汪玲（2010）对Granovetter的相关论断进行了批判性继承，他们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命题仅揭示了单向决定关系，忽视了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反向建构作用，进而提出“互嵌性”理论，强调嵌入行为与被嵌入结构之间是双向、动态的互构过程。郝亚明（2015）则将社会嵌入的理论视野从经济行为拓展至民族关系领域，以族际结构关联程度与族际关系平等程度为两个维度，将“嵌入”定位为一种超越“分隔”与“融合”二元对立的新型社会结构建构模式，并借助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指出：同化形成机械团结，互嵌形成有机团结，后者才是多民族社会团结的最优模式。传统社会嵌入理论的嵌入主体是各种经济行为，社会嵌入的客体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包括认知网络、社区网络、政策网络以及物质网络。本研究借助这种模式，将生态移民代入为社会嵌入的主体，将移民空间、物质网络以及其他社会关系认知作为社会嵌入的客体，分析在物质网络的影响下移民对迁入地社会适应状况呈现出何种变化。

本研究的调研地曲麻莱县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县域总面积5.24万平方公里，辖1镇5乡，即约改镇、曲麻河乡、叶格乡、巴干乡、秋智乡、麻多乡，总人口为47159人（2025年），牧业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70%。曲麻莱县是一个纯牧业县，原为国家重点贫困县，民族构成以藏族为主，约占总人口的90%。从2005年开始，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倡议，曲麻莱县逐步实施零散型和整体型生态移民，主要分为易地搬迁和就近搬迁两种方式。曲麻莱县曲麻河乡和叶格乡一共七个村整体搬迁至300公里以外的经济较为发达的格尔木市郊区，而其他区域牧民则就近搬迁至县城驻地约改镇。由于曲麻莱县不同乡镇生态移民安置方式的不同，各安置点在扶持政策上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细微的区别。总体而言，曲麻莱县贯彻执行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意见，牧民迁入安置地后，实现了生活改善与生态恢复双重目标。 

2011至2020年间，笔者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累计进行了13个月的田野调查。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迁入地和迁出地展开了深入的走访，并对包括易地搬迁和就地安置在内的5个安置点进行了实地考察。本研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采用谱系法、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得了丰富的调研素材和一手资料。历时九年的跟踪调查笔者访谈生态移民家庭103户，除了关注游牧定居带来的生态环境变迁以外，还重点考察了搬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与生产关系重构，以及定居后移民的社会文化变迁，尤其从私人空间、家空间和公共空间三个尺度，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状况进行了观察和记录。除特别注明外，文中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三江源生态移民过程中空间嵌入的形成与发展

搬迁之前，牧民在草原上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以牛毛帐房为主要居住空间。“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放牧方式要求牧民家庭在一年当中搬迁若干次，每年迁徙的路线和驻扎位置也不尽相同。帐篷是牧区特殊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下最合理的选择。牧民帐篷从质地材料上可以分两大类：毛质黑顶帐篷和棉质白帐篷。毛质黑顶帐篷的使用频率相对更高，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牧民住在这种帐篷中。帐篷内部空间较为狭小，但大部分家庭仍按照空间功能进行了相应的区隔。一般来说，帐篷内部功能区主要分为烹饪区、储存区、睡眠区、会客区和宗教功能区等（见图1）。由于空间面积上的限制，不同功能区之间既有交叉，也有重叠。除了帐篷内部空间以外，草原牧民“家”的空间还包括帐篷外围的一些区域，按照功能划分包括：牲畜圈栏区、存储区、生产区、水源区等（见图2）。牲畜围栏区是夜晚牲畜归圈后的休息区域，由木杆围合而成，为防止幼畜频繁吮乳影响牛奶产量，它们一般和成年牲畜分开圈栏。户外存储区主要存放燃料、牧草、饲料等物品，作为牧区主要燃料的干牛粪一般也堆放于此。户外生产区主要是牧民对牲畜进行挤奶或剪毛作业的区域，这一区域距离圈栏区较近。外围区域同时也是牧民家庭生活物资补给的重要区域，牧民从外围扩展区获得生活必需的水、燃料和食物（如菌类、野菜、虫草等）。

总的看来，草场牧民的居住空间呈现出功能区边界相对模糊、聚落格局较为分散的特征。与农耕聚落和城镇社区的居住空间相比，草原牧民家庭的居住空间相对独立，不与所属社区（村、合作社）发生密切交往。牧区社会中,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网络虽然存在，但并不发达，牧民家庭的社会嵌入度总体不高。牧民日常生计对自然系统的依赖性较大，与自然生态的嵌入度较高。牧民家庭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大多直接取自其居住空间外围的生态系统。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推广，许多原本在城镇普及的家用电器也相继进入牧民家庭，不同之处在于，驱动这些电器的电力并非来自公共电网，而是直接取自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如风能、太阳能）。草原牧民的居住空间与牲畜的圈养区域毗邻，人与牲畜的生存空间也是彼此渗透的，这一空间格局一方面是出于生产流程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牧民们普遍认为牲畜也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共享生活空间和物质资源是彼此亲密关系的体现。

搬迁之后，政府为生态移民家庭提供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包括安置房和各类现金补助。移民的“家”空间由此从草原的自然系统中剥离出来，并以“移民村”这种聚落形式嵌入到城市这一更大体量的空间单元，成为城市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被纳入城市的各种物联系统之中。原来以家庭为主的生产单元在迁入城市之后逐步瓦解，移民在生计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学习新的生存技能，更需要不断地扩充自身在新环境中的地缘与业缘关系，这在客观上使得移民的“家”空间与社区、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

位于格尔木市郊的移民安置点——昆仑民族文化村按照统一规划标准修建配套安置房，第一期的安置房均为平房，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建筑面积80平方米，每户房前配建约200平方米的院落（见图3）。安置房外墙及房顶饰有藏式传统纹样，民族特色鲜明。每户配套建设了水电气设施。搬迁后，经济条件较好的牧户参照城市居民的装修风格进行了室内布置，购置了各类时髦的家用电器、组合家具。经济条件一般的移民家里也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配有电话、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这类基本电器。由于室内居住面积较之于牧区有了较大的扩展，功能分区更加细致，每个功能区都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牧区“家空间”中多个功能区共用一个空间的情况减少。

生态移民搬迁之后渐进式发展的物联嵌入

生态移民过程中，基于政策导向的空间嵌入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搬迁之后各项物联网络系统的嵌入却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过程。Zukin和Dimaggio(1990)在Granovetter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嵌入观，认为经济行为受到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四种不同嵌入的影响，而其中的结构嵌入往往率先发生，是其他类型嵌入的基础[10]。经济行为与其嵌入的社会结构是互为因果、互相依赖、彼此强化的，这些社会结构既包括了无形的人际关系网络，又包括了有形的物联网络。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并没有交集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因为一系列具体的、彼此相关的经济业务而相互认识、了解和熟悉，并慢慢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移民群众最初的结构嵌入正是以类似的物联嵌入为起点的。具体而言，这些嵌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物质网络的嵌入。生态移民从曲麻莱牧区搬迁至格尔木市区以后，实现了城市社会的空间嵌入。与在牧区时“家”空间深度嵌入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不同，迁入城市后的移民家庭更多地依赖各类物联网络来补给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物资和能源。电、天然气、自来水、供暖、光纤和网络宽带，每一项特定的物联网络都将移民家庭接入到一个对应的社会服务系统之中，客观上让移民与当地社会产生了联结与互动。虽然这类互动被动且低频，但对当时的生态移民而言，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本土化社交。从人口结构来看，格尔木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城市。格尔木市常住人口221863人，城镇人口197153人，占88.86%，汉族人口为140391人，占63.28%；各少数民族人口为81472人，占36.72%，其中主要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回族和藏族。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曲麻莱移民村本来是格尔木的一块语言和文化飞地，但由于接入了物联网络，生态移民也由此开始慢慢摆脱了那种脱离现代社会运转体系的生活方式。他们尝试着模仿城市居民那样使用这些便捷的能源和物质供给系统，并接受了为此付费（之前在牧区时的能源大多来自自然生态系统，基本是免费的），这一看似简单的经济行为背后其实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雏形的建立和城市生存逻辑的形成，对移民们由牧民向市民的蜕变具有重要的意义。交通与物流上的变化也是物质网络嵌入的重要呈现。从移民村坐公交车前往格尔木市区大约耗时20分钟，车费2元。相较于牧区，搬迁之后的移民社区距离城市市区更近，社区内外的人口分布更密集，互动更频繁。交通通道的作用更像是空间嵌入的补充和延伸，为移民参与迁入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由于交通趋于便利，城市中的物流成本更低，物流业更为活跃，相较于牧区，很多非农商品的价格更低，网络消费也更加便捷。这些都导致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发生频次更高。

其次是金融网络的嵌入。搬迁前后，牧民们对金融网络的依赖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别。搬迁之前，牧民大多排斥现金储蓄，财产积累很少依赖金融手段，普遍缺乏理财观念。在牧区，牧民家庭财富一般是以这家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来衡量的，他们认为牲口随时都在眼前，随时都能盘点，其自然繁衍又是实现财富增值最直观的方式。一旦一个牧区家庭有了盈余的财产，他们也更倾向于将这些财产用来增补牲畜，从而实现资产的积累。搬迁之后，很多移民卖掉了牲畜，怀揣现金迁入城市。资产形式的转变让很多移民一开始并不适应，在他们一直所秉持的物质财产比纸币更“实在”和更“保值”理念指引下，他们大肆购买昂贵的家具、家电等商品，很快有限的现金财产就被挥霍一空。几年后，随着社会融入程度的不断深入，移民们逐步发现金融资本对其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融资方式上，移民群众最初倾向于向亲戚、熟人进行借贷，这些民间借贷方式要么金额不大，要么利息较高，并不能切实地解决移民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问题，甚至还会给原本经济状况就不佳的移民带来更大的负担。为缓解移民在融资方面的困境，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金融政策。2016年国家《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的通知》中要求金融机构要为移民提供好“长期低息”的贷款，并明确“省级投融资主体”来推进大型项目建设资金。“扶贫小额信贷”，“扶贫贴息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政策为移民扶贫的精准性提供了保障。这项工作一方面让移民群众逐步具备了金融意识，愿意将现金放进银行户头进行财务管理，无形之中将他们纳入了城市的金融系统，与当地金融体系有了纽带和联系；另一方面，随着贷款活动的普及，移民的相关信息也被纳入了征信系统，实现了金融系统的嵌入。

最后，还有通讯与互联网络的嵌入。搬迁之前，手机在草场上并不普及，玉树曲麻莱的大部分草场并没有覆盖手机网络信号，牧民们只有偶尔去县城的时候才会通过手机与亲友联络。在草场时，个人之间，家庭之间一般更习惯通过对讲机，以“单线双向，一问一答”的方式聊天对话。搬迁之后，手机网络覆盖了移民新村，智能手机也开始普及起来，移民使用手机的频率开始变高。最初，智能手机仅仅作为对讲机的替代品，用于移民和熟人间的沟通和联络，但随着他们慢慢学会了使用“微信”“抖音”等软件之后，手机慢慢转变为了一个“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工具。搬迁之初，囿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移民群众在迁入地社会的社交活动较为有限，他们并不善于与当地居民在现实场景中交流。移动互联网的各类社交软件为移民提供了全新的社交场景——虚拟空间中的交流规避了方言理解上的壁垒，容错尺度较大，问答之间也不完全是即时的，这给移民在交流过程中留有了更充足的酝酿和斟酌时间，减少了移民在社交过程中的心理障碍。虚拟空间中的社交活动为移民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社交预演”的机会，他们开始逐步了解城市逻辑下的话语与价值观，为日后现实场景中的社会交往做好了准备。由线上延伸到线下的社交关系还指向就业、经营投资与子女教育等方面，这些关系也为后来移民的其他社会嵌入作好了准备。

生态移民其他结构性嵌入的生成与发展

（一）经济嵌入：从对立互斥到共生互补

移民搬迁之后，牧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受传统观念和技能匮乏等因素限制，外出务工的移民比例有限。政府对移民就业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但收效甚微。2006年，政府在玉树县城结古镇移民村和格尔木移民村各修建了一家藏毯厂，按照专业要求打造了藏毯制作车间，同时也派技术人员对移民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甚至还通过发放奖金的形式鼓励移民参与培训课程，但两家藏毯厂都在经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迫停产，厂房和设备后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2008年，格尔木的移民村又启动了大棚蔬菜种植项目，但由于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项目都无法实现盈利，只能满足移民自用的需求。2011年，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几个移民村开展了摩托车维修培训项目，由于培训内容对文化基础有一定的要求，难度也较大，项目收效甚微，部分坚持完成了培训的移民也并未凭借所学技术获得相应的工作。类似的扶持计划还有藏服制作坊，该项目于搬迁安置后的第三年启动，但最终也由于市场规模小，城市居民需求不大，而长期处于间歇性的订单式生产状态，不久之后被一户移民承包经营，变成了一家私营企业。在进行了多次本土化就业方案的探索之后，移民村管委会多次与广东、山东、江苏的企业联系，输出移民务工人员，尝试用劳务输出的方式帮助移民解决就业问题。2010年，40多名移民第一次走出青海远赴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鞋厂务工，这家企业也为移民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和生活保障，但最后因为气候和工作强度不适应等原因，移民们还是在坚持了4个多月后就返回了移民村。此次异地工作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对转变移民群众就业、择业的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移民村中很大比例的移民都在格尔木及其周边城市谋得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因这些工作拓展了人际关系网络，开拓了事业，站稳了脚跟，嵌入了迁入地社会。例如，在2011年至2018年间，在国内民间组织“绿色江河”的帮助下，格尔木民族文化村重点打造了“玛尼石手工艺旅游纪念品手工坊”项目，市场反响很好，经营最好的一家家庭作坊当年收益达到了6万元。

笔者在跟踪调查中发现，搬迁后的几年中，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按照生态补偿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调动了各方社会资源来帮助移民们顺利实现生计转型，完成“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的既定目标。但彼时的移民既缺乏发展资金又没有一技之长，在他们转产转业的道路上荆棘满布。近年来，移民村的主体劳动力逐步完成了代际交替，搬迁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移民们陆续接过了父辈们手中的接力棒，挑起了生活的担子。相较于上一代移民，新生代移民们更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活节奏，更习惯按照城市中的生存逻辑行事，也更容易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参与社会分工。在两代人的努力下，移民群体和当地居民在就业上的族际差异不再明显，经济领域的整合程度也得到了加强。

（二）人际嵌入：先“收缩”再“扩充”的“朋友圈”

在游牧社会，家庭单位之上的“牧团”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在青海南部，“牧团”的游牧人群被称为“日科”或“措哇”，川西北一带还被称为“帐房圈”。牧团的成员亦是牧民日常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牧团一般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构成其主体部分，规模不一，且随水草资源状况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在开阔的河谷，牧团的帐房聚集，牧团的规模较大；在困难的环境，牧团则较为分散，规模较小。在牧民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交往范围较窄、频次较低，这一方面是因为牧业生产较为粗放，涉及的分工环节并不多，牧场生产经营活动相对独立，一个家庭单位基本就能够完成其自有牧场的几乎全部生产工作；另一方面日常牛奶、牛肉、奶制品等鲜货都有专门的渠道定向销售，牧民家庭经济运转过程对社会关系纽带的依赖不像传统农耕区或城市那么强。搬迁以后，曲麻莱地区的牧民大多属集中安置，这种居住格局并没有打破原有的亲属交往模式，反而由于距离的拉近，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搬迁之初，陌生的环境限制了移民的对外交往，血缘宗亲之间的互动是他们主要的社会活动形式，但随着移民村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原有的社会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移民村中亲属间的关系慢慢变得疏远了，社交关系开始向宗亲系统之外扩展。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移民生活的经济压力变大了，各家各户的经济收入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相当有限的草场补助，这些补助用来维持他们的基本开支都有些捉襟见肘，没有多少剩余可以再用来接济亲戚，这和原来居住在牧区时基本生活资料都可自给自足，风险性较小有着较大差别；其次，搬迁来城市以后，移民的价值观、财富观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市场逻辑下的精打细算和风险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仗义疏财的传统做法，人的行动逐渐被工具理性所支配。

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交往方面，搬迁之后，牧民原有的地缘交往模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区的居住格局削弱了原来在草场上的空间阻隔，来自不同乡、不同村的移民彼此慢慢熟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经历让他们成为了在“他乡”最适合抱团取暖的人，移民村内部邻里之间的交往开始变得频繁，有的村民为了平时聊天方便，甚至在两家的院墙之间用木板搭起了“天桥”，每天往返彼此，乐此不疲。社区之外，移民们也在不断向外拓展社交边界。例如，由于与相邻的另一个移民村——唐古拉乡长江村共用一所小学，曲麻莱移民有了很多与对方接触的机会。两个村虽然迁出地不同，但同样都面临着生计转型、社会融入和文化适应等类似的问题，彼此也就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入驻移民村的时间越长，两个村村民间互动的面也就越广，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壁垒较少，彼此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一些适婚青年男女最后甚至结为连理，组建了家庭。老年人留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到有限空间距离的社会交往中，两个移民村的老年人也经常串门，结伴出游。

基于业缘关系的社会交往方面，搬迁之后，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逐步瓦解，家庭的生产属性也被剥离，移民们不得不走出原有的人际圈子谋求发展，延伸了原来在牧区除血亲和地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这些基于业缘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也为移民们带来了非常多实际的便利和好处，那些因为工作结识的当地人常常在不经意间给他们灌输城市生存法则和职场规则，夹塞给他们符合城市逻辑的价值观和处世之道，从而帮助移民更快、更全面地嵌入迁入地社会。基于业缘关系的社会交往减少了移民受社会排斥程度，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新的环境。

（三）心理嵌入：从“他乡”到“故乡”

生态移民不仅是空间上的转移，也伴随着观念和行为上的变迁。牧区世世代代形成的传统文化对牧民的行事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性，面对新的环境、新的文化空间，移民能否调适与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关涉着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一方面，搬迁之后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被打破，即从原来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向精细化的社会分工，高度依赖社会资本的生产方式转变，移民日常的生活半径也相应地由最初的收缩再逐步走向后来的扩展。另一方面，作为情感皈依基本单元的“家”也深深地影响着生态移民的心理嵌入：搬迁之前，牧民在草场上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来营建“家”的空间，彼时，“家”空间与生产空间紧密联系，成为了“生产—生活”互嵌的地域系统，“家”在这个系统中与地方产生的功能性依赖也因此引发了情感依恋，由此而引发了“家”内向于地方的标注。搬迁之后的若干年间，随着移民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留在迁入地社会打工的家庭越来越多，此时似乎又回归到了牧区“生产—生活”的空间模式，不同的是这一空间状态被扩大了。当移民村的家庭慢慢嵌入迁入地社会之后，社区的凝聚力、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系才会慢慢增强，这也为移民的心理嵌入打下了基础。移民日常活动空间的扩展也对迁入地社会产生了影响：搬迁之初，迁入地居民缺乏对牧区移民的了解，双方也少有沟通与交流的机会，对移民的偏见和误解比较普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社会排斥反过来又让移民更加抵触与外界的接触，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随着移民日常活动空间的扩展，迁入地社会慢慢加深了对移民群体的了解，原有的误解逐步消除，歧视和排斥减少了，这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更加适宜的外部环境。伴随着生活空间由收缩到扩展，生态移民的心理嵌入不断深入，这一过程实质上也是移民群众寻求自我发展、消除社会排斥和融入迁入地社会的过程。

（四）文化嵌入：从“批判”接纳到“自主”互融

生态移民在搬出草场之前，文化形态基本属于单一且同质的文化。搬迁之后，他们从相对闭塞的草场迁至开放多元的现代化城市，移民的文化环境从均质与单一骤然转变为异质与多元。不同文化背景、信仰和价值观引发的隔阂与心理不适等问题不断显现。从文化心理层面来看，要真正实现移民的社会融入，需要增强其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移民群众逐渐认识到，对迁入地文化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均非实现文化适应的有效路径。唯有批判性地继承和选择两种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是重构移民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必由之路。事实也证明，作为极具生命力的集体记忆，牧区的传统习俗、宗教活动和仪式庆典对移民建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建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整合作用。文化融入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并且彼此理解的利益共同体和“类熟人社会”。虽然移民们来自曲麻莱不同的乡镇，但是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搬迁经历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以恰当的方式整合来自不同村落移民的文化风俗和集体记忆，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公共文化空间，对打造具有较强心理归属感的移民社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有利于移民树立自信，顺利地融入迁入地社会。

移民村内部的文化氛围和大部分移民对传统文化的共有态度是重建移民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基础。激发移民的文化自主性，有利于保护移民社区文化的多元性，也有利于维护不同文化接触时的平衡关系。为保持移民村的文化多样性，发挥社区各种文化之间的互补作用，移民村的基层管理者设计出了各种能充分激发社区移民文化自主性的方案。他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动员村民参与迁入地城市的各项文化活动，展示牧区民族的精神风貌，树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管委会还邀请了大学教授、当地文化干部，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工作者走进移民村，为移民开班授课，讲解公共礼仪和文化习俗，让移民们在走出移民村之前就有机会了解迁入地的社会礼俗，减少文化冲击对他们社会适应的不良影响，从而以更从容的态度面对新的挑战。在移民村重构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中，村委会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合作意识，引导移民适应环境，形成自主的公民意识和市民意识，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听取移民的意见和建议，采取多种方式为移民的文化心理适应提供物质资助，开展技术指导和心理疏导等。此外，村委会还充分发掘移民中的杰出代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鼓舞其他移民，发挥了其在社区中的引领和表率作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中的嵌入机制分析

（一）以空间嵌入为本底的渐续交往

与牧区相比，搬迁之后移民“家”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部分家庭的生产空间已经从居住空间中剥离出来。在牧区，牧业产品的初加工工作（如挤牛奶、剪羊毛、制酥油、制曲拉等）主要是在牧民的居住空间内完成的。移民搬迁之后，居住空间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物理空间的扩充使得居住空间的功能分区更加细化，但生产性功能基本从居住空间中剥离出来，除了部分家庭作坊（如制作藏服、制作玛尼石等）和零售业经营户外，大部分移民家庭居住空间已无专门的生产空间。由此，这些生产空间已经从家庭转移到了国家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之中。其次，自然生态环境的嵌入性减弱，城市社会的嵌入性增强。移民聚落是一个受到行列式住宅与车行道路双重支配格局下的现代住宅区，这显然有别于草原牧民在空间上对地形的服从。移民村的选址和空间布局拉近了家庭与社区、家庭与迁入地社会的距离，牧民迁入城市后，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基本瓦解，地缘与业缘关系的扩充使得家庭与社区、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政府也开展了很多积极有效且求真务实的工作：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社会组织和公益志愿者策划各种联谊活动，为生态移民与当地居民创造了大量交流机会，借此增进彼此的了解。移民群众逐渐意识到，拓展迁入地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会交往圈子，尤其是高密度、强联结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为自身发展提供多维的社会支持，同时也能为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与迁入地社会交往频次的不断增加，不少移民积累起了更多的有效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在日后他们参与的社会竞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业缘关系也逐步取代了地缘关系，成为移民获取社会资本最有效的途径，外出打工被移民们视为是增长见识、结交朋友的重要手段。

（二）以物联嵌入为依托的互动交流

游牧方式下的牧民生活空间是开阔的，一方面，牧民更多地是与“自然”建立起特殊的联结，与生态系统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空间上的季节性游动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结群，牧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疏离。搬迁之后，基础设施在塑造移民社区地理空间骨架的同时，也构建了移民社区内部自然村（组、队）的分布格局。与牧区时帐篷依水而建、依草而建不同，多数移民社区的建设是规整而有序的，硬化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将整个社区切割成边界清晰、大小不一的板块，各个自然村（组、队）便以板块边界为参照形成了天然的边界。共同的居住地域和相互嵌入的居住格局为各族移民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移民们在生计、文化、情感等方面都实现了频繁的互动与深度的融通。在牧区时，生产方式相对独立，培育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并非草原生活的必选项，社会关系的建构带有较强的随机性。从牧歌式的草原来到现代化的城镇，环境变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重大变迁，搬迁之初，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交往便开始零星展开，但彼时的交往多为日常生活中的浅层次互动。在此基础上，移民逐步建立起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混合式的人际关系，同时也形成了雇佣关系、买卖关系等工具性的人际关系。工具性人际关系是以实用目的为导向，将他人视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而建立的社会联结，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双方角色和权责划分明确，较少涉及私人情感领域，不太关注交往对象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在物联嵌入的加持下，“家”作为人类日常活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经历了由“流动”到“固着”的转变：牧区的流动是游牧生产方式的客观需求；来到城市之后，随着谋生技能的增长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许多移民都得以在搬迁地市区找到固定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的居住空间和经济空间由此得到了有效的统一，情感空间也被锚定在了居所之中。固着性的“家空间”是生态移民适应了迁入地社会文化环境之后的策略性选择，留居的选择折射出他们已经扎根于这个曾经陌生的城市，深度嵌入了迁入地社会。

（三）以综合结构化嵌入为目标的深切交融

“嵌入性”的本质是相互依赖关系，如同有机体中各个组织之间的彼此联结，相互需要。个体与他人或群体建立关系是因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各项社会要素都嵌入到了相应的互动体系之中。前文提及的依赖于空间、物联、经济纽带的互动关系更倾向于硬性依赖关系，但要形成结构相连、情感相通的深度互动，就需要不断构筑与赓续更加趋于“软性”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相互依存。深切交融的互嵌式社会结构要求社会组建成员之间形成一个默契的、由共同价值观编织的“常识世界”，通过文化交融内化于日常行为。交融的核心是礼俗规训和共同话语的形成，各族居民在共处的空间中平等地共享公共资源，获取发展机遇，进而生发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有关民族生活实践的交互性规则。共融的最终目标是共赢，各族群众在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机遇，通过相互协作、互通有无，在实践中实现共赢。基于互惠的民族互嵌式社会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和谐交往社会，它具有完整的交互性，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多样性，不同背景的社会成员都可以选择符合自身惯习的生活方式而又不违背共同的生活秩序。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跨民族交往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嵌入失衡和“互嵌假象”，真正实现经济、人际、心理、文化等领域的频繁交往与深度互动，推动民族社会结构与国家社会结构的内在统一。

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实现了从工业文明环境保护理念到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性转换，创造性提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原创概念，形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标志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既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和谐共生文明观，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三江源生态移民作为“中华水塔”保护的核心举措之一，通过“人退草进”的方式，在涵养水源、减轻生态压力、恢复植被覆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三江源的生态移民工程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在整个实施的过程中，搬迁与安置始终相互嵌套、紧密关联，两者构成同一问题的两个共生维度。在生态移民聚落重构的过程中，社会与家庭、土地与财产、安置地社区与迁入地社区、个人与群体等各种关系相互交织，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博弈，相互渗透，在搬迁的二十年间逐步建构起新的聚落空间。生态移民过程中，搬迁牧民通过空间重构、经济协作、文化融合和社会治理，与迁入地社会形成了深度交融的社区格局，实现了各民族在空间、物联、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全方位嵌入。在这一过程中，空间上的“临近”与交往中的“互惠”是制约区域性嵌入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临近”有利于缩小移民与迁入地社区的距离感，为双方交往创造了客观条件；“互惠”则是指有利于增进交往双方彼此利益的一切因素，为提升聚落内外交往提供了主观动力。生态移民安置过程中各民族全方位的嵌入加强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期间“差异性并没有被消解，而是始终在保持张力的同时被共同性超越。”2025年，民族互嵌式发展被纳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路径，强调通过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维度互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对“互嵌式社区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明确将民族互嵌作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性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也在不断提升，前瞻性的制度和政策在民族人口流动和在地嵌入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将有效地构筑和维护多民族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些研究应该作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的重要抓手，也应当成为当前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