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红丽：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历程、意义与实践策略

【作者简介】辛红丽，中共山南市委党校讲师、西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边疆治理；毛奇，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6年第四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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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边疆长治久安与民族团结进步的深层支撑。西藏作为祖国西南边疆战略要地，边境线绵长、地缘环境复杂，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前沿阵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将“强边”纳入西藏工作核心任务，推动戍边文化建设成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凝聚民族共识、厚植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实践。区别于将文化视为治理工具的“文化戍边”方略，“戍边文化”更强调守边实践本身对边民精神世界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力量。作为抽象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应如何通过实践这一中介，转化为边民可感知、可参与、可持续的社会存在？本文基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视域，从载体创新、制度保障与协同治理三个维度，探讨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精神—制度—协同”三位一体的构建实践，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稳固的边疆支撑。

一、戍边文化的科学内涵

戍边文化是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核心文化基石，是马克思主义边疆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产物。其内涵界定既是开展边疆文化研究、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戍边文化的内涵

从词源维度看，“戍”在甲骨文中呈“人持戈”的象形会意结构，《说文解字》释其为“守边也，从人持戈”，本源语义直指持戈卫土、守御疆界的核心行为。“边”并非单指地理空间边缘，而是兼具主权边疆、文化边疆、心理边疆。三重属性的叠加意味着边疆治理不能仅靠军事力量的投射，更需要文化认同的深度浸润。如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长期运行，正是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在场，持续强化西藏民众对中央政权的心理认同，使心理边疆与主权边疆趋于重合。“文化”一词，《周易·贲卦·彖传》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强调以人文精神化育天下。马克思虽未就文化给出专门定义，但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一论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揭示出：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化，文化必然会突破单一民族的狭隘界限，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综合以上词源辨析，“戍”规定了行为主体（人）与行为方式（持戈守卫），“边”界定了实践空间（主权、文化与心理三重边疆的交叠地带），“文化”指明了精神内核（在长期实践中内化而成的价值共识与认同体系）。三者的结合，为下文界定“戍边文化”提供了坚实的语义基础。

从学理建构看，马大正在《中国边疆经略史》中提出，戍边文化是历代治边实践的文化结晶，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边疆文化核心，兼具军事防御与民族交融双重属性；方铁在《边疆民族史探究》中强调，戍边文化是边疆治理的软实力支撑，核心是国家认同与边疆稳定的价值统一；夏文贵在《新时代边疆戍边文化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中指出，新时代戍边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是党政军警民协同守边的实践型文化；徐黎丽在《边疆学导论》中将其界定为边疆多民族共创的、兼具国家性与地域性的复合型文化形态。综合而言，戍边文化具有主体多元性、内涵复合性、价值双重性三大特质。

综合上述，本文尝试对“戍边文化”做如下界定：戍边文化是边疆地区党政军警民等多元戍边主体，在长期军事防御、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的历史实践中共同缔造，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为价值内核、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指向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它发挥着双重转化功能：一方面将国家宏观安全战略转化为边民可感知、可践行的日常伦理，使“为国守边”从抽象的政治号召内化为自觉的生活方式与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将边民零散守边经验与朴素家国情感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传统，使个体的边防实践获得历史性的意义定位。正是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化”与“自下而上的提升”的双向运动，戍边文化成为维系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深层文化机制。

（二）西藏戍边文化的特质

西藏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深厚的社会历史积淀与独特的军地协同治理模式，共同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戍边文化。

1.地理人文的双重属性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从国家安全屏障看，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4000多平方公里，历来是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与多国接壤，西邻中亚、南邻南亚次大陆，按照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派克曼“边缘地带论”的地缘战略思想，西藏是中国走向全球中心的一块战略基石，关乎“一带一路”南向通道安全与区域稳定大局；从生态安全屏障看，西藏作为“亚洲水塔”和全球气候调节的重要枢纽，生态功能不可替代。这种特殊的区位禀赋，使西藏戍边文化天然兼具国防守卫、生态守护与战略布局三重使命。另西藏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形成独特的人文生态。据统计，截至2023年，西藏自治区共有41个民族，藏族人口占比86%以上，形成以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聚居的典型区域。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团结互助、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意识。戍边文化在西藏不仅体现为军民共同守护国土的宏阔实践，更融入各民族日常的信仰、节庆、技艺与口述传统之中，展现出西藏戍边文化鲜明的多元包容特质。

2.社会历史的深厚积淀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此设治经略，尤以元明清三代为盛。元代设宣政院统辖西藏，明代承袭并完善土司制度，清代通过驻藏大臣制度将西藏纳入更为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些制度实践奠定了西藏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近现代以来，西藏更是经历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艰苦斗争，从清末川军入藏维护主权，到西藏和平解放，再到平叛改革，一代代爱国军民在西藏大地书写下捍卫国家主权的壮烈史诗，留下了大量浸润着家国情怀的戍边遗产，使西藏戍边文化兼具鲜明政治认同与悠久历史连续性。

3.军民共建的当代特质

当代西藏戍边文化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党政军警民协同共建的新型实践模式。以“老西藏精神”与“两路”精神为内核，西藏军地在21个边境县（市）创新开展“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即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全方位推动军地在守边巡边、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多个关键领域深度融合，使戍边文化从传统的军事驻防跃升为军地融合、全民参与的治理形态，破解了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长期存在的二元张力。

二、西藏戍边文化的建设历程

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演进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逐步深化、具象化的历史过程，始终与边疆治理进程同频共振。

（一）在近现代边疆危机中的文化觉醒（1888年—1951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藏作为祖国西南边疆门户，成为英国殖民势力侵略、渗透的核心目标，而各族军民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催生了现代主权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1888年隆吐山之战，英军1300余名武装人员从锡金越界进攻，驻守藏军以火绳枪、弓箭等简陋武器奋起抵抗，毙伤英军约百余人。但清廷在得知战事后，非但不予支援，反而饬令不许抵抗、即刻撤兵，最终于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丧失大片领土。1904年第二次抗英战争中，英军统帅荣赫鹏在曲米辛古以谈判为名诱骗藏军熄灭火绳，随即展开屠杀，他在信中写道：“和屠宰牲畜没有什么两样”。江孜保卫战中，藏军的英勇连荣赫鹏也不得不承认“不能想象还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他们的个人的勇敢”。十三世达赖喇嘛见英军逼近拉萨，星夜出走，不愿与敌酋订立城下之盟。江孜保卫战被传颂为“守土卫疆”的精神象征。抗战时期九世班禅宣传“藏汉一家，共御外侮”，将西藏的戍边实践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深度绑定，首次把西藏守边固边的历史使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联结起来，为西藏戍边文化注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内核。尽管这一时期戍边文化的主权意识觉醒呈现自发性、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体系化的文化形态，但这一阶段的抗英斗争与爱国实践，为后续西藏戍边文化的建设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根基与精神底色。

（二）和平解放后西藏戍边文化的体系化建设（1951年—2012年）

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势力被彻底逐出雪域高原。这一历史事件为西藏戍边文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主权重新归于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是西藏戍边文化体系的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戍边文化建设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戍边主体实现了根本性转变，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作主，从旧时代封建体系下的被动服役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戍边守土的主动守护者，实现戍边主体革命性变革；其二，戍边内核实现了红色基因的深度注入，以“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为核心的红色精神，成为西藏戍边文化的精神内核，将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守土尽责深度融合，实现了革命文化与西藏戍边实践的完美结合；其三，戍边实践实现了体系化重构，民主改革中，原噶厦政权的“卓木基巧”（边境税卡）被改制为现代边防检查站，国家主权框架下的现代边防体系正式建立，推动西藏戍边文化从单纯的精神理念，向制度规范、实践体系全面延伸。

改革开放后，西藏戍边文化建设进入多元化重构与制度完善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戍边文化建设的核心发展在于突破了“重防御、轻发展”的局限，构建了“稳定与发展并重、守边与兴边协同”的体系。1980年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将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统筹谋划，为西藏戍边文化的多元发展指明了方向；1990年“兴边富民”战略的实施，使戍边文化与边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深度融合；1994年对口援藏政策正式实施，拓展了戍边文化的创造主体，让全国力量参与到西藏戍边文化的建设中，进一步强化了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主线。这一时期西藏戍边文化的制度形态与物质载体实现了系统性完善：2000年《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正式出台，为戍边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既推动了中华戍边文化核心内涵在雪域高原的深度传播，也为西藏戍边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与此同时，西藏持续加强戍边历史遗存保护、藏学研究机构建设、边境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完善，系统梳理西藏军民抗英斗争、和平解放以来的戍边历史记忆，丰富了戍边文化的物质载体与历史叙事，推动其从精英化的精神理念，向大众化、生活化的形态转型。

（三）新时代以来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全面跃升（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戍边文化建设迈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为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西藏工作“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将强边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一阶段戍边文化建设的核心跃升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主线更加清晰，明确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核心主线，实现了地域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母体的深度贯通，构建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递进式认同体系，让戍边文化成为强化“五个认同”、抵御分裂渗透的核心文化支撑。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以“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守边是职责”的高度概括，将边民与国家认同深刻联结，既肯定了农牧民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奉献精神，也为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明确了精神坐标，更是以国家最高权威形塑戍边文化的价值内核。

其二，内涵更加丰富，将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与守边固边深度统筹，进一步强化了主权边疆与生态边疆双维同构。“五共五固”军地结对共建全覆盖21个边境县（市），构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的协同戍边格局，实现戍边实践与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协同推进；实施边境生态护林员制度，让边民在守护高原生态的同时承担巡边守边职责，将“守护家园”与“守护国家”统一为同一实践过程，将国家意志系统性地嵌入边民的日常生活。从而使西藏戍边文化升华为统筹安全与发展、统筹国防与生态的复合型国家战略文化。

其三，体系更加成熟，西藏戍边文化建设已形成“国家战略—地方实施—基层落地”的三级联动体系。国家层面将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纳入“边疆文化长廊”建设规划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实践体系；地方层面通过“国门党建”“红色碉楼”等品牌工程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戍边文化建设紧密融合；基层层面将戍边文化要求融入村规民约。法治保障同步跟进，《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实施意见》明确戍边文化在强边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将爱国守边、民族团结纳入法治规范范畴；边境红色教育基地体系逐步完善，如察隅“英雄坡”、隆子“将军崖”、岗巴营军史馆、进藏先遣连纪念馆等大批边境红色教育基地投入使用；红色文化长廊建设纵深推进，如阿里地区启动“边境党建千里红色长廊”工程，林芝市打造“红色波密—英雄察隅—强边墨脱”红色研学精品路线等；影视作品创作不断完善，如《我的喜马拉雅》《门巴将军》等影视作品，以艺术形式将戍边文化从边民的内部经验走向全国公众的文化视野。这一多层级架构使戍边文化不再是零散、随意的自发实践，而成为具有明确价值导向、刚性制度支撑和可持续运行机制的系统工程。

三、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立足国家战略全局与边疆发展实际，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维度彰显深刻时代价值，是践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实践，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边疆治理的科学效能。

（一）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国家主权的完整与安全是边疆治理的首要目标。西藏戍边文化建设通过构建边防文化，实现了主权维护从“硬实力投射”到“软实力浸润”的深度拓展，为国家主权安全提供了更具韧性的保障体系。从主权意识的具象化建构来看，西藏戍边文化通过物质符号与实践仪式的双重作用，将抽象的国家主权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日常实践，破解了传统主权理论中领土空置化的治理困境。在边境村寨设立国旗广场、修建戍边纪念碑、开展巡边护边与红色教育等活动，使国家存在以具象化方式嵌入边民生活时空，形成“人人是哨兵、户户是哨所”的全民戍边格局，将主权认同内化为情感自觉与行为习惯，使国家主权不再是遥远的法理概念，而是“放牧即巡逻、居家即守边”的生活常态，有效抵御了境外势力对边疆地区的文化渗透与认知解构；从国家安全屏障的立体化构建来看，西藏的安全不仅涉及领土完整，更关联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既是边疆军民团结奋斗的思想纽带，也是抵御风险挑战的精神盾牌；“五共五固”军地共建实践将边民从安全受众转变为安全主体；边境生态护林员制度使边民在守护高原生态的同时承担起巡边守边等职责，形成了“军事防御+文化凝聚+生态保护”的复合型安全体系。既强化了对传统安全威胁的抵御能力，又提升了对生态破坏、文化渗透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水平，为国家西南边疆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障；从地缘政治博弈的主动应对来看，西藏戍边文化建设通过挖掘多民族共同戍边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实践，构建了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主权叙事体系，有效回应了外部势力对中国边疆治理的误解与抹黑。西藏戍边文化系统阐释了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法性，同时借助国际论坛等相关传播载体，将中国边疆治理的故事转化为可传播的国际话语，打破了西方媒体的叙事垄断，为国家在国际地缘博弈中赢得了舆论主动。这种“以文化塑主权、以叙事破误解”的实践，使西藏戍边文化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精神长城”，为应对复杂地缘挑战提供了文化软实力支撑。

（二）为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安全维度，还深刻影响着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逻辑。首先，戍边文化建设通过强化边民的“守边者+建设者”双重身份认同，重塑边疆发展的主体性。戍边文化所凝练的“守土有责、扎根边疆、共建家园”精神内核，将守护国家领土与建设美好家园深度联结，使边民从传统发展模式下的被动受助者，转变为边疆发展的主动参与者、建设者与受益者。这种主体性的觉醒，从根本上破解了边境地区长期面临的人口流失、发展动力不足、人才匮乏等结构性难题，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最坚实的人力基础与群众根基。其次，戍边文化作为边疆地区独有的稀缺文化资源，通过资源活化与产业融合，培育形成特色鲜明的边疆产业体系。戍边文化的物质载体（戍边遗址、红色场馆、边境村寨）与精神内涵（“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爱国守边精神），共同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源禀赋。依托这些资源，西藏边境地区大力发展戍边文化旅游、红色研学、民族手工艺等特色产业，推动戍边文化资源向经济优势转化，带动餐饮、住宿、物流、电商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使边境经济结构从单一农牧业，向多元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化引领、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最后，戍边文化建设为边疆地区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拓展边境贸易空间提供了安全保障与文化纽带。一方面，戍边文化所凝聚的国家认同与守边共识，筑牢了边疆安全稳定的社会基础，为对外开放与边境贸易创造了必要前提。据统计，2024年西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26.72亿元，同比增长15.4%，其中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35.3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2.3%，增速显著高于整体外贸水平。另一方面，戍边文化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为边境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要素流动、市场对接提供了认同基础。2025年全年，全区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226家，民营企业占比高达85.7%，成为外贸增长的绝对主力。吉隆、普兰等边境口岸功能持续完善，拉萨综合保税区、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开放平台协同发力，“南亚班列”铁公联运通道高效运行，高原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及全国各地优质商品通过西藏源源不断输往南亚，使西藏从传统的边疆封闭地区，转变为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前沿枢纽，实现了区位优势向发展优势与开放优势的根本性转化。

（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撑

西藏戍边文化建设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在边疆场域的具象化实践，通过历史记忆的系统性建构、戍边实践的日常浸润与制度机制的长效化保障，将“五个认同”的思想基础与“四个与共”的精神内核有机统一，构建起从认知到情感联结再到行为自觉的完整培育链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是夯实历史根基与历史逻辑。西藏戍边文化所承载的是从近代江孜保卫战中汉藏军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再到和平解放后十八军进藏与西藏各族群众共同建设新西藏的完整历史脉络。这一历史叙事不仅系统印证了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更清晰地展现了西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西藏的边疆是各民族共同守护的边疆，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奋斗、共同牺牲、共同建设的实践本身，正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理念最生动的历史诠释，使“四个与共”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表述，而是植根于边疆各族群众集体记忆深处的历史自觉。二是强化具象感知与情感联结。国旗广场、戍边纪念碑等国家符号的日常化嵌入，以及升国旗、巡边护边、重走戍边路等仪式化实践的持续推进，将抽象的国家主权与共同体理念转化为边疆各族群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体验，使“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的朴素认知深入人心，同时也让“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神标识，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系统性强化了对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戍边文化建设、共同传承戍边精神的过程中，打破了民族隔阂与地域界限，形成了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紧密联结，使“四个与共”理念内化为各族群众的情感自觉与价值共识。三是巩固现实基础与利益纽带。以“五共五固”军地结对共建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机制，将戍边文化建设与基层党建、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守边固边深度绑定，通过边境小康村建设、对口援藏、特色产业扶持等实践，使边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这些实实在在的发展成就，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使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过程中，从根本上保障了“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的落地生根。

四、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实践策略

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建设的深层命题在于：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政治认同，从理念层面的价值倡导转化为边疆治理中可感知、可操作、可持续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揭示了意识与存在的辩证关系：意识的内容由物质实践决定，而改造意识的前提是改造塑造意识的社会存在。这意味着政治认同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完成对主观世界的重塑。西藏戍边文化建设必须依赖“实践”这一中介机制，通过载体创新—制度保障—协同治理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路径，逐步实现政治认同从“悬浮的理念”向“可视的物质”的根本性转化。

（一）创新文化载体，以具象化传播激活戍边文化的精神价值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其生成与巩固必须依赖物质载体的支撑。

一是建设嵌入日常生活的物质空间载体。空间是认同的容器。西藏边境地区应系统规划建设以戍边为主题的多层次实体空间网络，使国家符号与边民生活空间深度融合。在边境村寨全面推行“一村一广场一馆一课”标准配置：国旗广场作为升国旗仪式和节庆集会的固定场所，使国家象征嵌入村落空间的核心位置；戍边记忆馆收藏本村守边老物件、口述史影像、英模事迹，成为边民“自己的博物馆”；流动国门课堂依托边境小康村活动室和放牧点，将认同教育阵地延伸至生产生活一线。在空间形态上，应注重让载体本身成为“会说话”的叙事者。以山南错那市勒布沟为例，可沿巡边古道系统设置警示标识、戍边故事展板、休息驿站，形成一条集巡边实践、历史体验、生态教育于一体的“戍边文化走廊”，使巡边活动本身成为沉浸式的认同强化过程。

二是培育可参与可传承的精神实践载体。精神载体不仅包括物理空间，更包括以人物、仪式、活动为媒介的情感连接机制。人格化叙事是戍边文化最有效的传播载体——概念需要人物来活化，信念需要故事来传递。西藏应系统实施“戍边人物志”工程，在已涌现的卓嘎央宗姐妹、格桑旦增等典型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身份的守边者故事，建立口述史档案和影像资料库，确保精神传承有鲜活的人物可追、可感、可学。常态化的仪式实践则将情感体验沉淀为集体记忆。可设计“四个一”仪式教育体系：在边境中小学推行“开学第一课在国门前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设到警示牌旁，入伍新兵出操首日踏上巡边路，边境村寨每月一次集体升旗。仪式本身即是对共同体意识的反复确认与强化。可参照新疆红其拉甫边检站推出的“5100米升旗宣誓”“风雪哨位政治生日”“换勤党旗接力”等实践教育模式，将不同节点、不同群体的仪式活动有机串联，形成覆盖全年、覆盖全员的精神实践链条。

三是构建融入数字生活的传播载体。当代边民尤其是青年群体信息获取方式已深度数字化，戍边文化的传承必须主动嵌入这一传播生态。西藏应加快建设“数字戍边”云平台，集成VR巡边体验、戍边故事数据库、在线学习考核等功能模块。在传播策略上，应培育和扶持由守边亲历者、边境记录者主理的优质自媒体账号，以短视频、直播、互动话题等方式，让“边境日记”成为常态化的内容IP，使戍边故事从官方发布走向社交网络的裂变式传播。可借鉴内蒙古推出“共享守边戍边故事”系列主题党日活动、线上联动边防官兵与护边员代表的有效实践，将数字平台建设成跨区域凝聚戍边共识的线上纽带。

（二）强化制度保障，以刚性规范形塑认同秩序与行为预期

制度是戍边文化建设有序推进的核心支撑，也是认同行为的刚性框架。西藏戍边文化建设通过“政策引领—法治保障—机制创新”的多层级架构，为共同体意识落地提供刚性约束与长效支撑。

一是将政策体系向精细化、差异化、长效化方向优化：一方面构建“国家—自治区—地市—边境县—村寨”五级联动的精细化政策体系，针对不同边境地区的地理特征、民族构成、文化禀赋制定差异化专项政策，避免“一刀切”的政策适配性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将戍边文化建设纳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乡村振兴专项规划、强边固防中长期规划，建立政策实施的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确保政策始终引领戍边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通过政策的层级传导与持续优化，形塑全社会对戍边文化核心价值的普遍共识，实现政策引领与认同构建的有机统一。

二是推动戍边文化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通过《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明确文化戍边在强边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与实施路径；完善《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将爱国守边、民族团结、文化传承等内容纳入法治规范范畴，为戍边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这种法治保障既强化了戍边文化建设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又明确了各方主体的责任义务，避免了实践中的随意性与碎片化。如云南“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三年行动方案，为西藏戍边文化建设制定中长期的专项规划，提供借鉴参考。

三是建立精准对接“人”的差异化激励制度。制度的着力点必须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当前西藏边境地区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青年一代就业选择更加多元，跨境流动日益频繁，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守边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制度设计需对此给予精准回应：在激励层面，可探索将守边年限、巡边贡献与养老保障、医疗优待、子女入学等民生权益更紧密挂钩，让守边光荣从精神表彰延伸为可感知的制度红利；在准入层面，为有意愿到边境创业就业的外来人员打开通道，拓宽守边主体来源，壮大守边队伍规模；在培育层面，建立戍边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将认同教育从边境学校向全区覆盖。例如内蒙古构建“自治区+盟市+边境旗市区”三级联动机制，将管边控边资源延伸至“护边驿站”最末端单元的经验，增强制度供给在基层的精准度和渗透力。

（三）推进协同治理，实现精神塑造与制度保障的深度互构

协同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分散于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进统一有序的实践网络，使精神塑造与制度保障在治理行动中实现双向赋能、循环互构。

一是以“五共五固”为枢纽深化军地协同。这一平台将军事防御的硬力量与文化凝聚的软力量在同一组织体系中实现制度性整合。下一步应推动“五共五固”从党建共建向文化共育、产业共兴延伸，常态化开展军地联合主题党日、联合巡边、联合文化活动，将驻地官兵兼任村党建指导员、退役军人进入村“两委”班子等做法从制度框架推向实质运行。例如新疆红其拉甫边检站与50余家驻地单位签署党员党性教育合作协议、联合高校搭建大思政课堂的做法。建议引入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等专业力量参与西藏戍边文化产品的策划、创作与传播，形成“边关+N”的开放协同格局。

二是以数智化手段赋能跨域协同。西藏边境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传统工作方式难以实现全覆盖。应加快戍边文化数字化平台建设，开发集教育宣传、信息采集、便民服务、应急协同于一体的“智慧戍边”综合应用系统，使边民通过手机即可参与巡边打卡、浏览戍边故事、获取政策资讯、反馈边情信息。依托数字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与援藏省市、区内腹地的常态化文化交流机制，将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创意资源与西藏的文化资源有效对接。如内蒙古二连浩特整合护边驿站、草原110、抵边警务室等资源，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签署党建联建协议，打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长廊”。建议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协议为纽带，构建跨区域、跨部门的西藏协同治理网络。

三是以共同体叙事强化心理协同。协同治理最深层的支撑在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叙事认同。应系统构建新时代西藏戍边文化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框架，在内容上统筹各族官兵援藏戍边与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各族群众守护家园的故事，在形式上从官方单向输出转向多主体共创，鼓励各族边民成为戍边叙事的讲述者、记录者、传播者。当守边故事由边民自己讲述、守边意义由边民自己阐释时，共同体意识便获得了最鲜活、最持久的生命力，精神认同与制度实践也在这一共创过程中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