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藏学经纬 笃行四十华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采访纪事

站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车水马龙中抬眼望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的建筑群宛如一座从雪域高原迁徙而来的文化坐标，于现代都市中安然伫立。建筑赭红色的装饰带勾勒出藏式建筑特有的庄重轮廓，汉藏文字书写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标识古朴而厚重。

2026年，藏研中心迎来成立40周年。藏研中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藏学研究机构，是我国藏学研究的核心主体与涉藏工作高端智库。藏研中心恪守“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发展和稳定服务”的宗旨，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着力构建中国特色藏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夯实涉藏意识形态阵地，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国际藏学领域话语权，全方位助力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

在宗教研究领域，藏研中心系统开展藏传佛教基础理论、历史沿革、教义典籍等基础性研究，聚焦宗教治理、教风建设、风险防范等现实课题开展应用性对策研究。同时深度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依托宗教文化研究开展多层次对外交流，丰富文明交流互鉴，维护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安定。

值此藏研中心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宗教杂志社采访组走进藏研中心，了解和梳理其在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宗教现实问题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研究、梵文研究与国际交流成果、学术出版等领域的深耕实践，力求展现新时代藏学研究服务国家大局、传承民族文脉的使命担当。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本文图片均由藏研中心提供)

固本培元，攻坚教义阐释

雪域梵音悠远绵长，寺庙里的讲经声代代相传，古老的藏传佛教文化始终在坚守本源中静待新生。

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离不开教义思想的本土化、时代化阐释。藏传佛教教义阐释，是在坚守藏传佛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与礼仪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深度挖掘教义教规中的优质内涵，结合时代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与时俱进、通俗易懂的全新解读。

一项项教义阐释研究工作在藏研中心宗教研究所扎实落地。宗教研究所研究团队严格立足佛典原意，坚守教义本源内核，融合爱国爱教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时代精神内涵，让传统教义拥有贴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表达。

为让教义阐释更成体系，研究团队聚焦藏传佛教最核心的修行体系“见、修、行、证”四大维度，对每一维度进行精细化拆解、深层次解读、时代性转化，循序渐进搭建起一套结构完整、逻辑清晰、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现代教义思想体系。

“做好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抵御境外分裂势力渗透、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现实需要。”宗教研究所所长拉先加如是说。

藏研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教义阐释工作始终在“守本源”与“应时代”之间寻找一条既稳且新的路。这条路通向的，是藏传佛教健康传承的未来，也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走深走实的美好前景。

聚焦时代，献策长治久安

十数年古佛青灯，一场辩经论道的思维训练，是每一位藏传佛教僧人心中的“心灵朝圣”。当他们进入现代院校体系，这场朝圣便有了清晰的路标。今天的“拓然巴”高级学衔，便是融合各教派传统、借鉴现代教育理念为这条朝圣之路设立的“里程碑”，它也是藏传佛教现代院校教育体系的最高荣誉。

藏传佛教“拓然巴”格西现代学衔的创立与规范化推行，是新时代藏传佛教中国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举措。而在这套科学完善的学衔认定体系背后，凝聚着藏研中心宗教研究所的匠心与担当。

制度筑基，久久为功。宗教研究所聚焦藏传佛教人才规范化培养的核心要点，为研究制定《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提出意见建议。针对“拓然巴”格西现代学衔，研究所厘清资格审核标准、科学划定等级认定体系、细化官方颁授流程，为这一现代学衔的落地推行搭建起清晰规范的政策参考与可落地、可执行的实施方案，为藏传佛教人才体系规范化建设筑牢根基。

立足学衔制度创新的初步探索，宗教研究所持续深耕藏传佛教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向治理难点、痛点发力，深度参与“建立健全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研究”工作。为让研究成果贴合基层实际、契合治理需求，课题组深入广袤的基层一线，通过多维度问卷调查、面对面深度访谈等形式，收集最鲜活、最翔实的一手资料，精准摸清寺庙治理的真实现状与主要问题。

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成果，课题组精研细琢、复盘梳理，最终形成两份专项研究报告与一份综合性总报告，搭建起一套科学完备、贴合实际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方案。这项凝聚着实地调研心血与专业学术思考的成果，被中央部门采纳，不仅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寺庙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实操指引，更为全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建设提供参考。

守正创新，宣传活佛转世规制

展柜里，一尊錾刻着如意云纹，镶嵌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的金瓶静静安放，五支象牙签摆于瓶侧。这是藏研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里，参观者驻足最久的地方。

“这就是‘金瓶掣签’。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必须经过这套仪轨，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才能继位。”藏研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介绍道，“活佛转世不是哪个人任意定的，而是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对于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国内寻访、金瓶掣签、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这些原则必须坚持”。

藏研中心始终将活佛转世制度研究置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高度来推进，从历史渊源、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到法治规范，构建起一套科学系统、权威严谨的研究体系。这种体系化的学术积淀，首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活佛转世从何而来，因何而立。研究者们从制度诞生的源头出发，一步步厘清它演变、成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把金瓶掣签的程序、中央册封的仪轨、寻访认定的环节逐一复原。同时，研究的视角也被拉回当下——活佛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承担怎样的社会功能，其转世制度在现代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这些追问贯穿始终。

学术如果只在书斋里打转，便失去了一半的生命力。藏研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推出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历经多年巡展，始终坚持让文物、文献和历史影像站到前台，把宗教仪轨与历史定制直观地推到每一位参观者眼前。配合展览发布的专题图录和纪录片，以可视化方式拆解制度内涵——那些复杂的仪轨程序、册封礼仪，由此变得通俗可感。

研究的落地，还体现在法治实践层面。藏研中心宗教研究所深度参与并协助起草了我国首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专项行政法规，直接推动了活佛转世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从纸面到大地，学术成果真正彰显了制度的力量。

在国际舆论场上，藏研中心的学者同样是积极发声的主角。他们出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云上边会、中国记协新闻茶座等交流活动中，始终传递着一条清晰的信息：活佛转世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国家和西藏各级政府充分尊重活佛转世传统，并依法规范管理。他们向世界反复阐明，我国活佛转世管理制度的法理依据扎实、历史渊源深厚，活佛转世事务是中国内部事务，任何境外势力无权干涉我国活佛转世事务。

从泛黄的原始档案到金瓶掣签的庄重程序，从案头学术到国际会议上的清晰阐述，藏研中心正用一套完整的研究、传播与治理脉络，让活佛转世制度褪去神秘外衣，以一种透明、规范、有据可查的面貌，呈现在大众面前。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专题展

绝学传薪，深耕梵文贝叶经研究

“你们这套丛书，比多少个代表团来，都更有宣传效果。”国际著名梵学家斯坦因凯勒这样评价《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这套黄色封面的丛书，是藏研中心多年梵文贝叶经研究的心血成果，在国际上影响巨大，被称为“黄金系列”。

或许很少有人知晓，中国是梵文贝叶经存世保护最丰富的国家，如今我国在国际梵学领域成果丰硕，拥有十足话语权，而数十年前国内行业现状却截然相反。彼时国内梵文研究人才断层、优质贝叶经古籍保存不善，相关研究长期被海外学界垄断，我国在梵学研究领域处于被动跟随的弱势地位。为打破这一僵局，藏研中心自诞生之初便将梵学研究列为核心工作之一。

李学竹研究员亲历了这场学术长跑的多个关键节点。他回忆道，藏研中心成立之初，在季羡林、王森等国内顶尖梵学专家指导下组建研究团队，明确资料复制、人才培养、专题研究三大核心任务。一支小队远赴拉萨，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一待就是三个多月，完成贝叶经专项拍摄，将七百余部珍贵经典完整复制。这批来之不易的资料，成为此后几十年国内贝叶经研究的根基。与此同时，藏研中心搭建多元育人平台，将年轻学者分批送往北大、社科院乃至奥地利科学院深造，一点点破解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局。

一场跨越山海的学术协作，让中国梵学研究加速走向世界。

在拉巴平措等学术带头人的推动下，藏研中心与奥地利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开启跨国联合研创模式。以此为起点，《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陆续问世，多部失传已久的珍稀典籍——《集量论注》《五蕴论》等赫然在列。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0年之后。藏研中心团队主动跳出协作者的定位，开启自主研究的新征程。未刊梵文原典校勘成为主攻方向，高质量论文高频产出，一支专业化梯队已然成型。中国梵文贝叶经研究完成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跨越式升级。

这场绵延数十年的学术接力，收获的远不止案头著述。系列研究成果接连填补印度哲学、佛教哲学及梵文语言学的研究空白，引来国际学界的高度赞誉。而比赞誉更重要的，是藏研中心所构建起的本土化资料体系与问题研究范式——这套体系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梵文研究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让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真正掌握了专属学术话语权。

《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

以文载道，赓续汉藏典籍风华

《中华大藏经》（藏文）藏研版

一摞书稿，几支不同颜色的笔，几案上摊着待核的校样和资料——在藏研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的一天常常这样开始。编辑日复一日精细的案头功夫，把藏学研究的厚重成果打磨成可读可信的出版物，也让世界透过这个窗口，看见一个鲜活立体的西藏。

采访期间，中国藏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永红和南加才让介绍了社内两大标杆性典籍——《中华大藏经》（藏文）藏研版与《中华大典·藏文卷》。在西藏和平解放、自治区成立周年纪念等重大庆典中，这两部典籍曾六次入选中央代表团赠礼清单，以民族文化特殊信物的身份，见证着西藏的沧桑巨变。能成为国礼，意味着它们远不只是出版物，而是承载着国家意志与文化尊严的文明载体。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电子版塔型U盘和木制底座

纸质出版并不是终点。能不能让这些浩如烟海的经卷，装进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方寸之物？答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产品形态面世——特制的塔型U盘。这个U盘内置了《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电子版，以纸质版为母版，完整收录经典4570部。一部曾经需要占用整面书架的巨帙，被浓缩进一枚象征佛塔的储存器中，并配有精致的木制底座，走向寺院、高校和普通读者，极大便利了检索、查阅和携带。这种“纸质典藏+数字传播”的双轨模式，让古老的佛经搭上信息时代的列车。

类似的数字化触角，还在不断延伸。《东噶藏学大辞典》被装进了手机App，让这部藏学界权威工具书从学者的书架走进了移动端用户的日常。从纸质到数字，从书斋到云端，中国藏学出版社正在用技术手段，为藏学研究的传播与共享开辟一条条新的通道。

两部巨典连续入选国家级赠礼清单，折射出的是一套从国家层面持续投入的制度逻辑。从倾注专业力量完成系统性校勘整理，到以国礼规格郑重呈送，再到将成果数字化、让更多人便捷地触摸到这些文明遗产，每一个环节都在无声而有力地陈述同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常态化保护藏族文化遗产，也用无可辩驳的古籍史料，正面回击了国际上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西藏文化毁灭论”等荒谬论调。

中国藏学出版社也一直致力于推进藏传佛教典籍汉藏互译工作，将藏文经典译成汉文，让汉语读者得以接触藏传佛教的思想精粹；也将汉文佛教典籍译成藏文，为藏传佛教注入多元经典养分。当一部部汉文、藏文典籍经过规范整理和现代出版，走进学校、走进图书馆、走进手机屏幕时，它们所承载的早已不限于宗教或学术意义。它们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座座桥梁。文化自信悄然生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坚实。

四十载风雨兼程，四十载笃行致远。从理论深耕到实践推进，从制度溯源到国际发声，从学术研究到文脉传承，四十年来，藏研中心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实干担当使命，在藏学研究领域深耕细作、久久为功，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无愧于文脉的优异答卷。

站在成立40周年的全新起点，藏研中心将继续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持续深耕研究主业，守正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藏学研究体系，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持续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以扎实的学术成果守护藏地文脉、服务国家大局，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藏学智慧与力量。

（来源：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6期，作者赵明秀所在单位为中国宗教杂志社）